总体形象和意象意境

我们需要通过祠堂建筑的物质文化解析，科学地比较、分析、研究以“合院”为单位的祠堂建筑群体系的组合规律，多层次内部庭院空间的创造，“万变不离其宗”的择中规律和轴线变化规律，建筑与自然的结合，选址的哲理和自然审美观念体现在建筑的和而不同、变化万千、创造自如，以及在高低俯仰中展示自然美与建筑美等。努力发掘祠堂建筑总体形象和意象意境中蕴含的传统建筑哲理、意匠和技艺的文脉。［5］

古人祭祀的主要目的：一是寄托对祖先养育恩情的感激与追念，报答自然神祇护佑的恩泽；二是为今人祈求福祉，确保平安；三是宣示血统、特权等宗法制度的合理性，潜移默化地传承“宗法”、“礼教”。中国古代祭祀文化带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是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的逐步进化。对于观念的诉求、宣示与表达的功能要求，需要在最简单的“场所”内进行，只能依靠单体建筑的组合来实现，而以单体建筑为基本单元的建筑群体的空间组合关系，才真正是中国传统建筑主要的文化内涵与魅力所在。从祭祀活动的文化属性来讲，祠堂建筑是一种介于宗教建筑与世俗建筑之间，有宣教功能的建筑。［6］

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建筑相比，中国的传统建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1. 单体建筑在材料、结构、构造、空间、外形等方面的演进都是非常缓慢的，比如，明清时期的建筑与唐宋时期甚至是两汉时期的建筑相比较，不论在哪方面都没有本质性的进步；2. 单体建筑无法满足复杂功能方面的要求，对于这些功能要求只能依靠单体建筑的组合来实现，而以单体建筑为基本单元的建筑群体的空间组合关系，才真正是中国传统建筑主要的文化内涵与魅力所在；3. 在不同功能的建筑群体之中的，相同等级的单体建筑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比如，某种形式的单体建筑既可以用在宫殿中，又可以用在寺庙中。

祭祀活动的本意在于观念性的诉求、宣示与表达，对此类单体建筑并没有过高的功能需求。有时对于观念的诉求、宣示与表达，反而需要在最简单的“场所”内进行。而对于其他相关“场所”的连带要求，也主要体现在广义的空间组合形式的概念表达方面，单体建筑的形式反而是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也与前述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一致的。

中国的祭祀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体系，功利性目的使很多近似于宗教性的内容与历史内容、神话内容混杂在一起，这就使得后人很难梳理清楚各种祭祀内容最初的本意和清晰的传承关系，这种“解读”性的困难和不同的功利目的又使得原本不清晰的祭祀内容更加容易歧义百出；由于祭祀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其发展趋势走向了简单的程序化模式，很多内容完全背离了它最初的本意；由于祭祀文化的产生早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它既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又反映在总体文化的各个方面上。

基于这些原因，祠堂建筑的魅力不仅在于孤立的建筑本身，更在于其背后所依附的文化内容。

潘谷西在其主编的《中国建筑史》中提到，作为中央、地方以至乡村的最重要的建筑活动，是创造与天及从属于天的若干神灵对话的场所，从远古的祭坛、明堂，直到明清两代的埕坛、庙宇、祠堂建筑，它们构成了中国建筑体系的神圣核心和最具象征意义的部分。按祭祀的对象来区分，祠堂坛庙包括祭祀自然神的埕、坛、庙；祭祀祖先的太庙、家庙和宗祠；祭祀先贤的祠堂和庙宇。而从建筑的类型看，祠堂庙宇主要分为宫殿式建筑、民居式建筑、园林式建筑三大类。［7］

在中国传统祠堂建筑中，宫殿式祠堂以肃穆庄严为主调；高耸突兀的楼阁、精雕细刻的装饰、平缓延绵的廊庑、曲折有序的室内外分隔、方正规整的庭院空间，共处在一组或一群建筑中，在对比中体现和谐。民居式祠堂以淡雅朴素为主调，展现儒家的意念所决定的规则、对称、方正、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形制。花园式祠堂在保持儒家中轴、等级、序列的同时，更多地融入由道家观念所决定的不规则、非对称、曲线曲折，表现了对自然本源神秘、深远和持续的感受。［8］

中国各地祠堂建筑的群体组合，在文化观念上是维护皇权和官本位等级制度的制度约束和形象阐释，是血亲家族团聚与向心生理、心理的需要与象征。按照传统习俗和礼制规范围合起来的祠堂建筑组群，是“礼之用，和为贵”的形象阐释，是先民有序和谐社会理想的物化形态表达。宗祠作为最普遍的一种祠堂形式，被视为宗族的象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民间工匠运用砖、瓦、木、石等没有生命和感情的建筑材料，建造出足以使人心旷神怡的有情建筑。他们在祠堂建筑的设计建造方面的建筑意匠、建造手法、精湛技艺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祠堂建筑其实是全族人心灵的寄托、全体成员精神凝聚力的象征。［9］

血缘家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聚族而居的家族要求建筑也以“群体组织”的形式存在。祠堂院落是家族凝聚、亲情沟通、天人相通、亲和自然、韵味深长、魅力独特的空间组织和建筑形式。家国同构的传统宗法制度和社会组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规范，以及具有偷意义的家族群体意识，都表现在建筑意匠和空间组织上。传统祠堂建筑群体的重要性高于个体，个体建筑通过群体而存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一正两厢”的格局则是群体布置的基本模式。“一正两厢”的基本布局及其嵌套组合，基本涵盖了所有的祠堂院落建筑空间组织。

中国的传统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体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传统祠堂建筑的总体形象，是由建筑组群围合而成的形形色色的院落。皇城根下门禁森然、端庄规整的四合院，晋陕大地高墙围合、气宇轩昂的窄长院，烟雨江南秀丽多姿、流光溢彩的天井院，客家民居墙垣高耸、聚族联防的土楼院，林林总总，标志着祠堂建筑文化丰富多彩。从建筑意匠看，北方多中庸气、江南多书卷气、西北多豪侠气，西南多飘逸气。

各地民居形制和分布图^［12］

中原地区的祠堂，总体形象取意礼乐教化、和合中庸。中原地区四合院祠堂建筑形象，以硬山式建筑为主的建筑外形，以砖石材料本色构成的青灰色调、简单素雅的油饰彩绘表达经事济用、循规蹈矩、现实理性的人生理想，内省平静、诗礼传家的博大情怀。四合院建筑组群，在严整中富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体现出一种实用理性精神。传统的四合院平面布局、空间处理、尺度形象地烘托先祖的无上权威和明堂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的精神威慑力量。从有序和谐这个角度解读北方四合院祠堂建筑形象，就是具有钟鸣鼎食、和合之美；家族和睦、宗族和谐的伦理美，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以自谦、退让、含蓄、包容等为内涵的内向自省，表达出中原大族内在生命意识、内在精神感悟、环境伦理观念。［10］

江南地区的祠堂，总体形象取意宁静温馨，飘逸飞腾。屈原的《离骚》、《天问》，黄老的飘逸豁达，南迁大族的儒雅庄重，都凝聚在传统建筑文化里，表现在多彩多姿的传统建筑上。江南传统天井院祠堂建筑形象，雅致而生动的牌坊、门罩和层层迭落的码头墙，精雕细刻的大木作结构和粉墙黛瓦相互衬托，优美灵动的轮廓线和细致入微的彩绘装饰，表达乐天知足的世俗理性精神，温馨和美、诗性浪漫的豁达境界。天井院建筑组合，中轴统领、高低错落、收放自如、步移景异的空间处理，雕梁画栋的故事情节和楹联题匾的文化意境，通透雅致的厅堂和庄严肃穆的寢殿，都影射着一个怀念先祖功德、留恋故土丰饶、祭奠创业艰辛的山水田园之梦。建筑结构、营造式样，形态多样而内涵丰富，顺应自然而巧夺天工，包含了积党政情韵的中土、浪漫情韵的水乡、神秘玄妙的山地等各种生态环境中不同的文化因子，保留了不同的文化起源及其演变的信息。［11］

祠堂是民居的精华，根据刘致平绘制的我国各地典型民居的制式和分布图，我们可以做祠堂建筑的地域比较研究。［12］

对于宇宙结构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天圆地方”说，以“圆”象征天上之万象变化不定，以“方”象征地上万物各有定形。“圆形崇拜”构成了中国式审美理想，以弧线、弧面的元素，象征智慧的圆觉、哲思的圆融、功德的圆满，表达对于天子皇权、宇宙苍天的敬畏。“方根拓扑”构成传统建筑的基本法则，建筑组群围合的院落，是规规矩矩的“方”，构成元素恪守礼制规范，各有定位。按方圆理念，祠堂院落建筑实体及其围合构造的建筑空间，表达了天地合德、天人感应、人和于天、天地人三才和谐的宇宙图景、人生理想追求和生态审美价值取向。

宗祠建筑营造活动中的观念形态，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物我一体的自然观、阴阳有序的环境观。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总体定位下，老子的《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易经》被儒家定为六经之首，浸润着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从远古直到明清，阴阳学说强调有序、变化的思想，决定了建筑的方位、朝向、主从关系。

对太阳的崇拜形成日出日落的方位观，确定以东向日出为其主要轴线方位，明代以前的祖庙中的牌位将始祖牌位立于坐西向东的位置。天文学的发展扩展了古人对方位的认识，以天上星宿方位与地上方位相呼应，从而有了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四象之说，强调东向。依据天学中“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在黄河流域北斗所指向的位于北向的天空上的北极星所在的星宿区域：紫微垣，成了帝室所在。面南称尊，是称帝的代名词，也是中国多数地区建筑坐北朝南的朝向选择最重要的依据。结合源于祖先崇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宗法制度，《周礼·春官·冢人》提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明确了在处理包括祭祀在内的方位问题，当主体面南时，以左为尊与以东为尊结合在一起。宋以后的祠堂宗庙建筑朝向和布局更多地遵从这一方位体系。这种序位的观念与礼制，逐渐与车舆、服装的尊卑安排等一样纳入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规范文化之中，并且随着统治者强化等级制、维护皇权至尊的需求日趋强烈而逐步明确。而那些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豪绅，天高皇帝远的土著首领又多有“僭越”。然而总体来说，规范文化使建筑群成为与社会关系同构又自身有序的群体，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筑化。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定位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机制下，自然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包含着人类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物质本体部分，中国文化的自然观是将自然看作包含人类自身的物我一体的概念，人与自然其他要素是处于同样层次与地位上的，为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讲求“虽由人作，宛若天成”的意境追求，表达类似“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人文追求。

由于认定了山属静为阴，水属动为阳，南为阳而北为阴，高为阳而低为阴。“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观念既为一般建筑群环境营造提出了背山面水、居高临下的要求，也为祠堂适应祭祀需求功能选择布局环境，提供了可以变通处理的方案。［7］

山村聚落、祠堂建筑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和环境营造，发挥建筑群体横向组合的灵活性而因势利导，既充分满足家族聚居、敬宗收族功能的需要，又协调自然美和人工美形成魅力十足的景观建筑。隋唐以后，官僚、文人、绅士合流形成了文人政治，作为皇权政治的补充和延伸。限于严格的封建礼制，文人建筑不同于皇家建筑，既要体现雅致清幽，又不得突破一正两厢的呆板格局，因此常把灵动的园林组合进祠堂，构思奇巧。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反映出人们企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憧憬返璞归真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