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之乐娱于目而会于心,让人感发兴起、流连忘返。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自称醉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山水风光给人带来无限的快乐,“得之心而寓于酒”,又经酒的发酵、提纯,酿成一篇千古不朽的名文,作者很得意,因而有“太守之乐人其不知”的自矜。千百年来,人们诵读、感慨,都说这是篇优秀的古文,不过要问太守所乐为何,山水之乐乐的什么,我猜想能给太守千年之问交一满意答案的人,大约仍然不多。
山水有江湖的自由,说太守的山水之乐中包含了超然物外的欣悦,我想也应是太守所乐为何的正解。太守设席山野,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喧哗,无尊无卑,一座俱欢。这是同立于庙堂、在朝为官,进退出处都须循规蹈矩,且须看人脸色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谁不知道伴君如伴虎,朝云暮雨、旦夕祸福,要是遇着像明太祖这样极能猜疑的君主,更是人人自危,缺失了起码的安全感。欧阳修谪守滁州,离开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对于一个极想有为的孔门儒生来说确属不幸,但远离是非,徜徉山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也会有别样的欣悦。太守心情一舒畅,就有了更多欣赏自然美的从容。面对自然景物的审美呈现及与众多宾客的逗乐嬉戏,欧阳修进一步拉大了与带给他困扰的现实的距离,拥有了更多超越的感受。写《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因赞同改革遭到朝中保守派的忌恨,最终被逐出京城,心情本来不佳,自然与人相亲,深秀的林壑、幽深的山景、澄澈的泉水带给游客的是一种深惬其心的慰抚。“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如果说欧阳修是以散文状写其对山水的感受的话,那么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好友苏舜卿则用优美的辞章来表达对秀美景色的感恩。削去官职后的苏舜卿在苏州起屋造园,将沧浪亭打造成割断尘俗牵连、专门疗治精神创痛的福地。欧阳修是宋代的才人,与古代的智者灵犀相通,遥想魏晋之间的嵇康,讨厌宦海沉浮、吏道缚人,决意隐逸,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游山泽,观鱼鸟,向往的是山林弋钓的野趣和率性随意的乡居,深知“一行作吏,此事便废”。王羲之与同好修禊兰亭,时逢春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作者的欢乐,不也是当事人被眼前的景色吸引、感受到了浴于春风的自由?生活在动辄得咎的专制时代,这样愉快的游历十分难得。苏东坡贬困黄州,才有了赤壁泛舟的浪漫之举,与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为伴,从天地之大、自然永恒与生命短暂、个人渺小的感悟中轻松地放下了心里的重负。浪迹山野、率性作乐,其中畅快岂是斤斤于得失、荣辱、毁誉的世俗中人所能理解的?正如唐代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所说:
意疏体放,性有由然……渊明对酒,非复礼义能拘。叔夜携琴,惟以烟霞自适。登山临水,邈矣忘归……帷天席地,友月交风……欲令复整理簪屦,修束精神,揖让邦君之门,低昂刺史之坐,远谈糟粕,近弃醇醪,必不能矣。
细想起来,山水之美,不仅有繁复的变化,而且还有格调的区别。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是秀美,风霜高洁、水落石出则是肃杀,肃杀之景引起太守的注意,又是什么原因?“摇落深知宋玉悲”,自然的凋零让人陡增人生短暂、好景不长的悲凉。事实上自然景物也不是一概的悦目。浊浪排空,山岳潜影,满目萧然,这是惊恐(范仲淹);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这是凄凉(柳宗元)。穷山恶水、寒烟衰草,让迁客骚人触景生情,忧谗畏讥、伤感不已。柳宗元自小便有澄清天下之志,却因政争被贬绝域,之前所谓的友好纷纷落井以下石,世态炎凉刻骨铭心。登临永州西山小石潭,过清之景刺痛了逐客的神经,柳宗元赶紧弃之而去。我想凄凉之景之能纳入欧阳修自然审美的视域,是因它提供了某种人生的启示,起伏、荣辱、毁誉,都是人生可能的经历,高潮之后有低潮,顺景之后有逆境,看开、想通、放下之后,不也会出现一片心灵的晴空?同样地,对于自然来说,繁盛与凋零都是暂时的,自然本身无始无终,是永恒的存在。与自然相比,生命短暂,人不过是世界的过客,别样的自然,却一样能给人超越性的感受。
山水感受也大大提升了酿造美文的概率。诗人墨客,“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感物连类,将山水之乐运于笔下,这便是刘勰所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文章须得江山之助的意思吧。谢灵运的山水诗,苏东坡的《赤壁赋》、袁宏道的山水小品,都是表达山水之乐的极品文章。写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苏东坡的一句名言:“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东坡志林·亭堂》),因愿世人多多亲近自然,不要轻易遗忘了居室外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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