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笔下的古代官场

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都曾推出过整肃吏治的各种举措，用严刑峻法来对付那些心术不正的贪官污吏，明太祖朱玩璋最严厉，用剥皮塞草的酷刑来惩处贪官，然而收效往往不大，官场因此被人描得很黑。我生也晚，又身处江湖，所知官场的情形不过皮毛而已，只好依着人家，说黑就是黑，说白便是白。近日稍闲，读了不少古人的文章书信，看过宗臣《报刘一丈书》和郑日奎《与邓卫玉书》，觉得古时做官要看人脸色，也挺不容易的；以后又读唐人孙樵的《褒城驿记》，知道当公仆、为人民服务是现代意识，鞠躬尽瘁也并非一体遵行，古代做官并不都要焚膏继晷、宵衣旰食、三过家门而不入，偷偷懒，不作为、得过且过，也一样能糊弄过去；及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又进一步知道当官也并非先苦后乐，打秋风、刮地皮，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官不失为一条致富的捷径；将钱财看得轻的，往往不喜欢做官，他们眼里的官场，拘牵性灵，尽是恶趣，这些虽是另类的观点，却也让我们知道古人眼中的做官还有另一种面相。

一

宗臣是晚明人，是复古派“后七子”中的人物。读书时听老师讲文学史，告诉我们复古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古派属于反面人物，宗臣混迹其中自然也入不了先生的如炬法眼。现在看来，这样评价历史人物太过简单。复古虽然问题较多，但也自有人家企图复古的理由。再说，文学主张就是文学主张，与为人不是一回事，复古派笔下也常能写出很有思想深度的好文章。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直击官场黑暗，立场、态度都没有问题，被许多古文选集收入，对于我们了解晚明官场情形极有好处，举一反三，还可以对古代官场有一个一般性的了解。

限于篇幅，宗臣的信只是描述了当时下属求见高官时备受刁难的一幕，展现了古时权与钱交易的一个侧面。作者先讲门房如何倚势收受买路钱。你看，求见者分明是所谓“官身”，却要在地位低下的门子面前“甘言媚词作妇人状”，光说软话效力自然有限，只好“袖金以私之”，这才打动了门子，懒洋洋地拿着名片入内通报。但直到日头西下，也不见有召唤的动静，最后门子出来说，主人累了，明天来吧。古时的门子承担的是今日秘书的部分工作，读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发现高官的秘书早在明代就已经很牛了。

虽然备受冷眼，但因为有求于上官，明天还得来。这一回，门子脸色更难看，他没有忘记昨天曾经说过明天来的话，但那只为打发你走，怎么真的又来？无奈只好再塞一回钱，终于受到召见，“匍匐阶下”，一面磕头，一面呈上沉沉的挚礼，主人板起面孔严词相拒，阶下人坚执要送，态度诚恳。如此僵持好久，上面终于缓颊，“勉强”收下。又揖了好几揖，诺诺而退，求见一出算是闯关成功。一出门，昨日因受怠慢的萎琐之气一扫而空，逢人便说如何受到上宪的厚待；而得了金银的主人也适时放出话来，说某某颇贤，于是口口相传，此人前途因此一片光明。

有趣的是，这样的情形并非明代一朝独有，改朝换代之后，清康熙间人郑日奎的描述与宗臣所说竟然如出一辙。那时一入仕途便要参见上官，去时“必先贿阍者，为婉词求其通。阍者犹不遽达，直曰：属方有公事，君且去。约以他日。既不敢强求，复不敢违约。如期往，或不值；值矣，则下马拱立门外，阍者将剌入，良久，始出报曰：属方倦，小息也。或曰：甫进餐。或曰：方与某客谈未竟，君姑俟。乃引至别室中，几席略不备，苟然命坐。良久，口且燥，腹且饥，或疲欲就卧。当此之时，面目不可以告妻子，每愤起欲弃去不顾，度于理不可，勉俟之。良久，阍者趋前曰：请见矣。急从之入。”（郑日奎《与邓卫玉书》）在郑氏的信里，也一样有对门子——阍者的抨击，门子的恶状与宗臣所见也一般无二。看门人的傲慢不就是仗着主人的权势吗？如果说今日的秘书承担了古时门子的部分工作，那么我愿秘书们千万不要学这样的门子，而对宅中的主人则更有别样的期待。

二

《报刘一丈书》初看只是觉得当事人的人格有问题，但一往深处想，就有了低三下四、奔走豪门、为何当官的疑问。达则兼济，这是为人民服务，是大公，又何必如此折辱自己？反过来想，甘愿折辱自己而为大公，那又是一番什么样的境界呢？

读书不求甚解，想想就马虎过去了。后来读到孙樵的《书褒城驿壁》，也是讲做官的，一下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读过之后先前的疑惑不仅未得开释，反而增多了疑问。“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是“达”，是“用”，当然要在兼济方面多动脑筋，在其位谋其政，坐上了位子就得有所作为。但唐人孙樵一次偶然的出行所看到的官场实情却与此相去辽远。他写《书褒城驿壁》，充满了感慨。奔走宦途，孙樵碰巧住进了一座官方的驿站，看到偌大的驿站一副破败的模样，起初的感觉也还平常，驿站、驿站，歇脚的都是过客，今日住，明日行，驿站的好与坏，与自己的关系只是一宿。然而一转念，举一反三，悟到了一般官员的行事方式：不作为，敷衍塞责。孙樵真是个有心人。人家入住驿舍，生一点旅思，写写“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很普通、也常见；稍过于此，因见旧物而想古事，“徒见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发一点怀古的感慨，也在情理之中。比较起来，孙樵确是别出心裁，而这也正是这篇短文出奇与出彩的地方。孙樵的驿记想要告诉我们，刺史、县令因有任期的规定，“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当官本来就有混日子的打算，现在又“促数于更易”，想做事又做不成，便索性不作为，轻轻松松混日子，任期一到便拍拍屁股走人。州衙县衙就如驿站，州官、县令也成了驿站里的过客。

有了前车之辙，就得审察后车之鉴，我觉得孙樵的《题褒城驿壁》的描述与今日情形颇有出入，虽然也有将官守当驿站的，混一段日子换马走人，但古人是不作为，今天更多的是乱作为。如今的地方官上任时挂在嘴上的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口头禅。话说得好听，老百姓也充满了期待。官员们确实也不含糊，新官上任，再不济，三把火还是要烧的。虽然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不要搞面子工程，习近平也说只烧三把火不能证明官员的能力，但三把火真有愈烧愈旺的趋势。有意思的是，今天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大多烧在明处，在那些最迟钝的人也能看得见的地方用力，例如拓宽道路、圈地开发、灯光照明。前两项很花钱，但有人肯花，当官的也能得些好处（听说拆迁修路是贪墨案频发的所在），道路修成后气派非凡；后者花钱不多却能立竿见影。这样的事做多了，被人喻为“面子工程”。面子工程做完了，三年四年的任期也到了，换个地方再去继续自己的“面子工程”。苦的自然是生于斯、长于斯、走不了的老百姓。

有人会问：“面子工程”让前任做完了，后来者怎么办？不要紧，拆了前任修的路重新修过，照样有大把的银子出入；而灯光工程大约因为时过境迁，三四年也到了该“升级换代”的时候。这样地方官一任一任地换，地方上总是热热闹闹，忙得不可开交。只是那道路拆了建、建了拆，过往于此的现代居民很受罪，只好跟着古人学唱“信有人间行路难”。

三

当官不为老百姓做事，当官的一天到晚穷忙，都在忙些什么呢？这也是大家的疑问。中国人做官的热情一向很高，嘴里都讲兼济天下，立功立德。要兼济自然是官做得越大越好。手中有了权力，才能有所作为。不过封建时代，境界高的不多，对于多数士子来说，渴望当官主要是受权力的诱惑，十年寒窗，无非是冲着金榜题名，以后便是俗谚中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官位等于权力，权力提供了满足各种私欲的条件。做官之后，坐堂有人站班，出行有人开道，讲话有人喝彩，消费有人买单，死后有人树碑。至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这做官能不让人羡慕？读《儒林外史》，其中就有王惠去江西南昌府赴任情形的描述。王惠了解官场规矩，非常坦率，直截了当地向前任道台的儿子蘧景玉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吴敬梓笔下的蘧公子是清流人物，讨厌王道台的“鄙陋”，便打趣说他父亲在此做官时，官衙里唯闻三种声响：吟诗声、下棋声和唱曲声。如今王道台上任，今后衙门里一定会换成另外三种声音：戥子声、算盘声和板子声。做官发财，这是老例，王道台居然未能听出蘧公子话里所含的讥讪，点头称是。没过几天，王道台便付诸实行，“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头号板子……”王道台也极用心计，“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秤，较了一轻一重，都写了暗号在上面。出来坐堂之时，吩咐叫用大板，皂隶若取那轻的，就知他得了钱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隶”。新官治下，顿现新的气象，《儒林处史》写道：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不知道太爷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读清人陆继辂《与友人书》，感觉王道台接获吏部派遣，没有挑肥拣瘦，即赴任所，在官场中至少还算听话；等而下之，获任之后，先打听地方情形，才决定去与不去，或拉关系、走门子，一心要捞个肥缺，更觉其性行卑下。

古人中也有一些关于如何做官的不同声音，被贬岭南的柳宗元颇有一点现代的民主思想，认为当官就是服务于黎民，“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还打了比方，将官员看成百姓的雇工，受其直，谋其事。也因此对“受其直，怠其事”的官场风气予以严厉的谴责。至于“受若直，怠若直，又盗若货器”（意即贪污，引者注）者，更应为大众所不齿（《送薛存义之任序》）。朋友薛存义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早作而思，勤力而劳心”，在其治下“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受到柳宗元的激赏，听到薛某人要远行，忙忙地载肉于俎，崇酒于觞，追而送之江浒，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一份感佩的心意。

不过我想，如果真的像柳氏所说，当官只是一般的职业，或者更以公仆视之，肯定看不到各个朝代奔走官场、跑官买官这样的热闹情景了。倘是秉承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诲，兢兢业业、两袖清风，想当官的人还能有几个？公忠谋国，鞠躬尽瘁、奋不顾身，这样当官，累人得很呢！至于忠而遭谤、信而见疑，被黜落、被充军、甚至被杀头的做官，更会让人将仕途视为危途，避之犹恐不及的。

四

我觉得古人中吴县县令袁宏道的官做得最“性灵”，性灵派的袁宏道只能算作官场中的另类。袁氏对立功立德不很在意，对黄白之物也不十分贪婪，一开始很高兴分往吴县，因为那里的好山好水远近有名，只待他作“性灵”的徜徉。欣喜之余，袁宏道拿出纸笔，给亲朋好友报告这一喜讯：

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但恐五百里粮长，来唐突人耳，吏道缚人，未知向后景状如何，先此报知。

袁宏道毕竟不是来此旅游的过客，他刚到县衙上班，师爷、跟班、杂役参见既毕，就有人将一大堆公文放到了他的面前。做县官要设堂听讼，明朝末年，朝廷失政，民间纠纷便多。最让他不痛快的就是迎来送往。袁宏道自己不想做那些中饱私囊、刮地皮的勾当，但他又如何能禁得住盯上了吴县这块肥肉、欲壑难填的上官的卑微心思。今日府台、明日制台，频频光顾，由不得你袁令清高，逼得袁宏道不得不去催粮讨债做那些下三烂的事，然后用吴县出产的山珍水族、陈酿美酒来供奉和取悦坐在县衙大堂上板着脸子的顶头上司，在上司酒足饭饱起身欲走时还要奉上丰厚的盘缠。袁氏豪放洒脱，性情中人，却硬是要强抑着愤怒，在扭曲的脸上挤出笑纹。于是，一顶乌纱立即成了套在袁宏道身上的沉重枷锁。要保住这顶乌纱，在这片如画山水间立足，就必得要去做搜刮地方的事；不甘心去做那些违背本意的事，就只能摘下这顶乌纱，与他心爱的吴中山水作别。乘兴而来，终于到了兴尽而去的时候。袁令在给好友丘长孺的信中抱怨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官做到了这个份上，对他来说，除了一走了之，还能有别的什么出路？

因为不贪，品尝不到做官的好处却又受官身的拘牵，性喜自由的袁宏道品尝了“为五斗米折腰”的滋味后，终于弃官他去，走了陶渊明的老路。我觉得比较起来，魏晋时的嵇康更清醒，他觉悟得早，知道做官的诸般恶趣，拒绝山涛的举荐，列数了做官给他充满兴味的人生带来的伤害，那就是著名的“七不堪”、“二甚不可”，一行作吏，则长林丰草、抱琴行吟、弋钓山野，这些赏心乐事，全部泡汤。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才是嵇康的所爱。因受举荐，便要同山涛绝交，言语举止虽属过火，却也符合人物的性格。

读书时接触到的负面信息多，本文中官场的掠影也多半不大好看，只能请读者谅宥。不过近日读清人文牍，看了于成龙《与友人荆雪涛书》，则别是一番滋味，感觉古人中也有将做官作为一种担当、心气颇高的。于文龙因拔贡被派广西罗城，亲友大多不以为喜，觉得与其到这样荒凉偏僻的地方去做官，还不如在家过舒坦日子。而于成龙以“利不苟趋，害不苟避”自相激励，典鬻田屋，凑了百余两银子去赴任。四十五岁，算是壮年，比王阳明《瘗旅文》中所写龙场驿冤死的老者年轻一些。虽然路遇风寒，贫病交加，却终于挣扎到了任所。但到得罗城一看，蒿草满目，无人行径，一座县城，因为盗贼肆虐，全部居民仅只八户。更要命的是相随而来的家乡子弟，一个死了，其余皆病。于氏苦苦撑持，地方终于出现了致治的局面。书信中因有“益励前操，至死不变”的誓词，正气扑面。于成龙属于古代官场的特例，因为勤勉、廉洁，连康熙帝也称他为“天下第一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