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方苞说犯错与防错

王安石、方苞都写过《原过》，王安石写《原过》阐发迁善改过的道理，在这方面前人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很难有新的突破；倒是方苞的《原过》别具只眼，小文章说出大道理，读后让人增强避错、防错的意识，堪称功德无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乍一听，像是帮腔诿过：人谁无过，大家彼此彼此，不必深究。幸而话还有下半句，接下来：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将问题引向了正轨。不过听话听音，如此理直气壮地肯定犯错误的必然性，不将注意力投向探究犯错误的原因、尽力避免错误的发生，不也很有片面性吗？防错的关键是知道出错的原因，这是治本的办法。古人常讲“开卷有益”的道理，一查书，读到了方苞的《原过》，原来桐城派的这位文章大家早就以这样的视角思考过相关的问题。《原过》不过三四百字，却自有其过人之处，即将排查出错的原因作为讨论的重点，在防错、纠错方面有很多精深的见解，针对性很强。

方苞这篇文章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时，跳出了由认识局限设辞的窠臼，认为识力受限固然是犯错的重要原因，但比较起来，心志缺陷——“自知而不胜其欲”，才是将人推向不义的最大杀手。二是认真考察了各种犯错误的主体，作了细致的归类，分为君子犯错误、众人犯错误、圣人犯错误和小人犯错误四个大类，方便读者与之对照，从而找寻到适合自己的避错、防错方法。

对君子犯错误方苞似有较多的开脱，认为君子犯错误的原因，“值人事之变而无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观理而不审者，十之三”。观理不审属于认识局限，凡人都会有这样的局限，难以完全避免，但这只占十分之三，分量很小。人事之变的情形则比较复杂。譬如与方苞相熟的戴名世因《南山集》获罪，问题出在此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得了清朝的官职，却以明遗民的眼光接物说事，对错系于立场；立场一转，是非即刻易位。司马迁之遭腐刑亦复如此。汉武帝已经雷霆震怒，司马迁不识时务，以为据理，因而力争，在皇帝耳边“强聒不已”，逆人主圣意，分明是自取其祸。后人同情他的遭际，但认同他“冒死极谏”的意见却不常听到。此外受情势的逼迫，也是君子出错的常态，当事人犯错其实都有不得已的苦衷。阮籍为司马昭写《劝进表》是史学界的一桩公案，看相关的讨论文章，学者们较多分歧，有说写，有说没写，说没写的，我感觉多因惜才，为贤者讳。读《原过》，让我懂得了解读此事的关键。阮籍生活的年代正值魏晋易代的“人事之变”，大将军执政弄权，擅作威福，实行恐怖统治，阮籍就是写也是被逼无奈。由此可见，君子出错不仅概率小，即使出错，大多也有可以谅宥的原因，一部分是“无意蹈之”（观理不审），一部分是情势使然，方苞为君子脱罪的理由应该是充分的。

方苞认为众人（平常人）犯错误，看不清、弄不懂，认识局限也只占十分之三，但其余十分之七，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是所谓“自知而不胜其欲”。这便是心志的缺陷，犯错是因为不懂得自制，经不住欲望的诱惑，心存侥幸，知道不对又忍不住要干，一出手就铸成了大错。这与君子观理不审和情势使然不啻有天壤之别。虽然众人犯错误的概率很高，但方苞认为慑于礼法，心存恐惧，众人不敢为大恶，只是出点小错而已。或者是耍耍谎、占点小便宜，或者是把人视作对手，出于嫉妒，阴损一下。这方面的情形“五四”时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有较多涉及，可以参考。但古人早就说过，莫以恶小而为之。做多了习以为常，收不住手，天长日久，小错积多也会成为大恶。

生活中圣人罕有，其犯错误又多因人事之变，方苞未将其作为论析的重点。笔者阅历有限，不曾遭逢过超凡脱俗的圣人，只能仿效方苞置之不论。

接下来，方苞从心志缺陷很自然地说到人的修养，认为君子、大众、小人看事物的立场、眼光不同，处事接物也有自己的类属特征。君子自律甚严，“日三省乎己”，将众人眼里的小恶放大了许多，戒慎恐惧，犯错的概率就小得多，即使犯，程度轻，一点点小错，一反思，马上察觉，知过能改，亡羊补牢，不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出现无可挽回的全局性的大溃败。小人则不然，平常人认作十恶不恕的罪行，在他们眼里只是鸡毛蒜皮一点小事，没啥大惊小怪，“故悍然而不能顾”，铤而走险，终于滑向危险的深渊，直到恶贯满盈，被人清算。

生活中最多的是“众人”，据方苞的提示，要避免出错就得加强自律，时常作扪心自问的检讨，三思而后行，决不“苟以细过自恕而轻蹈之”，如此持之以恒，最后总能如愿以偿进入从心所欲的佳境。由此可见，经过对过错出现原因的分析，在提出了避错、防错的建议之后，方苞重又回到圣人深自检点、时时反思的修身轨道，但这时已是带着理性自觉的回归，归来的已是一个大写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