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与散文创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人,世称柳河东,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大家族。“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送澥序》)家势衰落,不能以门荫得官,只得以读书考试进入仕途。贞元九年(793),他20岁中进士,31岁官至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805)为礼部员外郎,积极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政治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革新。终因触犯了官宦和豪门地主的利益,遭到激烈攻击,革新事业进行了100多天就彻底失败。同年八月,柳宗元被视为“罪状最甚”者,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10年后,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在贬谪期中,柳宗元广学博览,潜心著述,施行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善政。元和十四年(819)死于柳州,年47岁,故世又称“柳柳州”。著有《河东先生集》。

柳宗元是唐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改革家,是韩愈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论和大量的古文创作,和韩愈一起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对当时文体文风的改革,建立新型的散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散文的成就上与韩愈并称“韩柳”。但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和一生的政治遭遇,和韩愈不大相同,而且柳宗元投身于古文运动,学习总结古文经验,进行创作实践的历程也与韩愈不一样。韩愈早年受叔父韩云卿、兄韩会的影响、熏陶,后又受前辈古文家独孤及、梁肃的师承传授,所以青年时即有志于古文。柳宗元自20岁中进士之后,原想踏入仕途,经过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被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参加科举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以官职作为行道的阶梯,以儒家学说兼济天下,安定百姓。他的这一政治理想,在参加王叔文革新政治集团之后,更做了明确的表示。为了从政,柳宗元早年虽也从事古文创作,但也习骈体时文。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遭到贬谪,成为永不得赦的罪人,政治地位有了改变,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决意把这一理想用在立言的文章上。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希望用文章来“辅时及物”,遗留后世。

(一)古文理论

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柳宗元,亲自参与了政治改革的实践,经历了政治上的巨大挫折,在文章已有成就之后,又投身于古文的研讨创作,因此他积极支持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古文理论,创作了大量的古文作品,大大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1.文以明道

在道和文的关系上,柳宗元提出了“明道”,“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对所谓的“道”,有更明确的阐述,“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衅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文章所传最大的道就是“以生人为己任”、“伯济天下”,关心人民,安定天下,有益于社会和百姓。可见柳宗元既不反对儒道,也不反对道家的“自然之道”,强调天道自然而对汉儒天人感应之说有所批判,更注重文章的现实内容。

2.言不文则泥

柳宗元对于“文”,强调文章要有文采,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流传久远。“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大理评事杨君文集后序》)从文章的社会功能来强调文辞、文采的作用。

3.作家的道德修养

柳宗元提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与杨京兆凭书》)即作家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修养和好的行为,才能写出思想内容好的作品。

4.主张严肃写作,文贵独创

柳宗元要求作文要严肃认真,自谓“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以怠心易之”、“以昏气出之”、“以矜气作之”(《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主张作文应独创,不能师法古人,要以表达自己的情意为目的。他在《复杜温夫书》中,批评杜温夫的文章为古人所束缚,“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他自己作文,就是“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他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认为模拟别人的文章,即便骗得一时称誉,最终也必将被抛弃,“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如果文章有高朗的思想内容,有深刻的见解,即便有写得不好的地方,也不过如日月之蚀、大圭之瑕,不会掩盖其光明,无伤大体。柳宗元强调文章的独创性,不仅有号召力,而且对古文运动有实际的指导示范作用。

(二)论说

柳宗元写了许多论说文,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议论、书序、问对、传记、杂文等。这些论说文,阐述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驳斥了当时流行的种种谬说,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现实,表现出对自然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批判精神。当时反对永贞革新的官僚大地主,逼迫顺宗退位,抬出“天命”相恐吓。柳宗元在贬谪中写出《天说》,认为天地是由元气阴阳构成的,“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元和八年(813),柳宗元针对韩愈不愿做史官的观点,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批评韩愈的错误观点和怯懦,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史官的遭祸是由社会和个人的品德决定的。做史官,“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就是要坚持正直的品德,伸张正道,褒贬成败,死不回头。柳宗元这种战斗精神,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也有表现。《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认为圣人与一般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自尧舜以下”,“则亦人耳”。他对杨诲之说“圣人与子同”。在《观八骏图说》中,他亦指出:“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反对把古代圣贤加以神化。在《桐叶封弟辩》中,他否认了天子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认为帝王有错也要改正,臣下不能迎合迁就:“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

柳宗元论说文中的一些名篇,如《封建论》、《捕蛇者说》等,更是直接针对中唐社会现实问题而发表议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增大,专横跋扈,对抗朝廷。有人提出分封制,以藩制藩,柳宗元为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作《封建论》,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论说了郡县制的优越性,是“公之大者也”,提出了彻底废除“继世而理”的世袭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才能把天下治理好,从理论上批判了藩镇世袭、以藩制藩不合社会发展的形势。《捕蛇者说》通过蒋氏三代冒险捕蛇,以抵偿租税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官吏的横征暴敛造成农村破产、十室九空、非死则徙的悲惨现实,说明赋敛之毒更甚于毒蛇猛虎,揭示出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具有较强的思想价值和进步意义。

(三)传记

柳宗元的传记继承了司马迁的史传散文而又有所发展、创新。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把郭橐驼种树之道“移之官理”,批评了当时官吏的“好烦其令”,劳烦百姓,使他们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这篇传记,人物事实,寓意所在,作者已明确指出带有虚构的性质。从养树的道理中,得出养息人民的道理,“传其事以为官戒”。把许多下层人物引入传记,描写了他们的形象,歌颂了他们的高尚品质,并由此出发,批判统治阶级,批判社会现实。《梓人传》记述了一个有非凡才能的土木建筑工匠,他善于度量木材,善于指挥众工,“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把房屋建筑的图样画在墙上,刚满一尺大小,他就能完全绘出房屋的结构,再依照图样尺寸大小的比例来建构大厦,没有一点差错。在建造的过程中,指挥有方,能者进,不能者退,人无怨言,而自己则又“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注重大事。作者借此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梓人之道类于相”。宰相治国应该“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应该“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同时,对那些“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官吏进行了揭露批判。《宋清传》写长安药市一个善于经营药材的商人,他的药方,见效神速,求者甚众,无论达官贫富,视之如一,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累的欠钱单据,堆积如山,从不上门讨取。年终,估计那些不能付钱的人,就烧掉他们的欠钱单据,“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最后,宋清得到欠账人的报偿而致富。作者赞扬宋清“居市而不为市之道”,身居闹市而不用市侩的手段谋取财利,悲叹那些朝廷、官府和以士大夫自命的人,却“炎而附,寒而弃”,为利弃义,见利忘义,争先而唯恐其后的卑劣行为。《童区寄传》记述了一个11岁的牧童区寄,被强盗劫持,将被贩卖的时候,机智勇敢地杀死强盗,脱离虎口的故事,揭露了当时贩卖人口的罪恶。

柳宗元的这些传记散文,描写了下层人物的形象,并将他们与上层社会相对比,阐述了作者的政治人生见解,批判了统治者的低下庸俗,揭露了社会的罪恶,使他的传记散文兼具议论文和寓言体散文的特点。

(四)寓言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性强,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形式多种多样,描写细微。它继承了先秦寓言的传统,又吸收外来佛经寓言故事的精华,以自己进步的思想观点和对当时社会的深刻了解,创造出独立成篇、具有战斗色彩的讽刺寓言,具有突出的成就。

(五)山水游记

柳宗元散文的杰出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山水游记方面,《永州八记》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他的山水游记与以往同类作品不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1.观察入微,体验深切,以精练的文笔、清新的语言和精确的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山水景物的真实面貌

2.融情入景,情景结合,使山水景物显示出作者的个性特征

3.游感结合,现实性强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精练的言辞描绘了山水的种种形态,在清新秀丽的诗情画意中,渗透着作者深沉的情怀。他继承了鲍照、谢灵运、吴均、郦道元,以及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文的艺术成就,而又融合了自己对自然社会的深切体验,把山水游记散文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唐宋八大家中山水游记最有成就的作家。

(六)辞赋

柳宗元的辞赋,在唐代辞赋的发展过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不仅创作多,有将近30篇,而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

柳宗元的辞赋比起六朝、唐初以来的许多辞赋,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内容上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一般的抒情状物、吟风弄月,表现个人政治失意、穷愁潦倒的情怀,还像他的其他散文一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和反映了唐代中期的政治黑暗和丑恶的人情世态,有比较强烈的战斗色彩。在形式上,有骚体赋、四言体和散文赋。

《骂尸虫文》是一篇寓言性的讽刺小赋,又可以看作赋体杂文。所谓尸虫,是寄生在人体的一种病虫。道教认为人体有三条尸虫,凡庚申日,即将人的过失告之于天帝。赋中以尸虫寓人,这些尸虫暗地里记录别人的过失,存心制造灾祸。它们“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作者骂这些“尸虫”,实是对那些阴险的政敌们的愤怒讨伐。《乞巧文》借七月七日妇女乞巧的故事,以自己的“愚”和别人的“巧”做对比,揭露了当时丑恶的人情世态。那些巧者,“周旋获笑,颠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变情徇势,射利抵巇,中心甚憎,为彼所奇。忍仇佯喜,悦誉迁随……”把那些谄事权门的丑恶嘴脸,用正言若反的讽刺手法刻画了出来。除此,还有《斩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辨伏神文》,都是这一类针砭时弊的作品。

另一方面,柳宗元有的赋又歌颂了人们的美好思想品德。《牛赋》用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把那些利满天下而无益于己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比作牛,“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他讽刺那些象征达官贵人的羸驴驽马,揭露他们“曲意随势”、不耕不驾、藿菽自与的丑行。《瓶赋》是针对扬雄《酒箴》而作的。扬雄认为汲水的瓶,赶不上盛酒的鸱夷。因为瓶居处井边“处高临深,动常近危”,一口酒也饮不上,满怀藏着的都是水。索绳下井汲水,一旦碰击障碍,“身提黄泉,骨肉为泥”,不如鸱夷,“尽日盛酒”,“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柳宗元反对扬雄的这种认识,认为鸱夷“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引诱人们喝酒,昏醉之后,是非不分,“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已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而扬雄所否定的瓶,则对人们大有好处,居住井边,从深井中取出洁净的清水,“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久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柳宗元赞美了“利满天下”的牛,赞美了“利泽广大”的瓶,批判讽刺了“曲意随势”的羸驴、驽马和常为国器的鸱夷,目的在于颂扬那些为国爱民、公而忘私的志士仁人,表现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理想。这两篇赋,题材新颖,思想高远,形象生动,明晰晓畅。

柳宗元的骚体赋较多,除了他深得骚学之妙,人们还认为他的性格、遭遇和创作活动都与屈原有相似之处。他的《吊屈原文》赞美屈原不离开楚国,以施展抱负的德操,“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他的《闵生赋》和《惩咎赋》是在永州贬谪时所作,其中饱含了对永贞革新失败的自怨自责,有人因此认为他情绪消沉,其实这不过是他精神痛苦压抑的愤慨之语,他并没有消沉,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惩咎赋》中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过,而最后却表示“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在《闵生赋》中,他对残酷的打击并不屈服,“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惧乎今之人”。他还要为坚持理想而奋斗,“孰眇躯之敢爱兮,窃有继乎古先”。

柳宗元的辞赋,一般比较短小,有骚体,有散体,有的是四言诗体,形式多样,文辞简洁挺拔,构思新颖,抒情言志,不同寻常。其揭露和反映现实的强烈和他的议论文、杂文一样,可说是用赋体所写的政论、杂文,特别是他的讽刺小赋,不仅影响了晚唐的陆龟蒙、孙樵,而且影响了宋明两代的梅尧臣、刘克庄和刘基等。

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犹如并峙的双峰。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长期过着贬谪的生活,并终身不得赦免,因而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了解民间疾苦,受到深刻的教育。他的散文创作也就比韩愈少一些正统色彩,而更富于民主精神和现实性,这是十分可贵的。

【注释】

[1]上官体:初唐诗人上官仪开创的诗体。《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敩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2]沈宋体: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并称。他们的诗多为应制和歌功颂德之作,形式上追求齐梁体的音律、对偶,辞藻华丽,流于浮薄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