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为本，还是以才为本

做人或者用人，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才为本？在历史的争论中，这两种声音此起彼伏，没有止歇。

那么按照古人的标准，什么是德？什么是才？

我国古老的典籍《尚书·商书》中曾记载伊尹的一段话：“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意思是说，人君选人任官，只能是贤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至于辅佐在君主左右的大臣，又必须在贤才之中择其优者。贤臣听察，以便使君臣相济，始终如一。

周初，姜尚提出选拔人才必须符合“六守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挑选将才，姜尚又提出“五才”标准，所谓五才，即“勇、智、仁、信、忠”。

德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无专门的系统的论述，如将古人的各种说法分类归纳，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忠君爱国。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德的标准。如孙武在《孙子·计篇》中提出的“五事”之首的“道”，实际就是德。其内容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古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意思是要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让他们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生，而不存二心。他在《孙子·地形篇》中还提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其意是进不居功图名，退不推诿责任，只知道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忠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吴子》兵法中也要求将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即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宁光荣地死，不苟辱地生。

孔子曾赞扬郑国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看来，子产所具有的四种道德正是“举直”的标准。这种正直的人，行为庄重、侍奉君主恭敬、给百姓恩惠、役使百姓合乎义理，所以最善于处理上下关系，既是君主的忠臣，又能够笼络百姓。选拔这样的人参与国政，从事管理，就能够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二，一心一意为民众谋福利，不谋私利，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见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提出，领导人物应当如舜、禹这些古圣王那样“能事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即对人民关心入微；要能“饭糗茹草”、“手足胼胝”地为人民艰苦操劳。

第三，忠于职守，公而忘私。春秋时，鲁国敬姜夫人曾用前代诸侯、卿大夫们每天辛勤从政的业绩来教育儿子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当好大夫：“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以后韩愈在《争臣论》中曾用禹、孔子、墨子公而忘私的事迹来说明忠于职守是从事工作的必备德行。他说：“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这是因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公而忘私、忠于职守中最难以做到的是敢于为国家的利益、为民众的利益向最高领导者直言进谏。这是贤才应有的品质。荀子在区分国贼和社稷之臣时，提出了这一标准。荀子说：“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能够规谏、争谏、辅佐、矫正的人，是社稷之臣，是国君之宝。

以上三方面，可说是“德”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素质，很难称为有德之士。此外，还有不少个人修身、养性、礼仪、操守方面的内容，也属于德的范畴。

才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古人特别强调“智”，并赋予“智”以丰富的内涵。《孙子》一书多次论述到“智”，把“智”作为将帅的首条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还提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将通于变九之利者，知用兵矣”。《吴子》认为，将是“总文武者”，即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孙膑兵法·八阵》要求将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

《三国演义》更对为将者的本领和才能做了泼墨浓笔的描绘。诸葛亮在出祁山劫寨破魏都督曹真后，给曹真的信中讲：“窃谓人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诸葛亮草船借箭后对鲁肃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对高层决策领导者的才，则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如在诸葛亮眼里，将才、帅才的能力，主要不是表现在军事知识和经验上，而是“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他对大将的要求是“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对高级谋士的要求是“词若悬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诸葛亮认为决策层领导应该是全才：能统筹全局，运筹帷幄；有广博的知识和宽阔胸怀；尊重人才，从谏如流；善于分析判断，决策果断。

选用人才到底应以德为重还是以才为重呢？

一种观点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帅。北宋一位著名学者认为，德和才比，德应占第一位。他说：“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他还说：“无德而才，犹资盗以兵。”司马光曾发表过值得深思的见解，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这段话明确提出了德才兼备又应以德为帅的思想。

康熙虽然不拘一格遴选人才，但对于人才的标准却要求得非常严格。他用人始终一贯的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才德兼优”的标准在实践中很不容易做到。在康熙看来，“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甚至还说：“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对于那种只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的庸吏，康熙最看不起。

以德为本是帝王用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因为帝王的用人标准不仅仅在于为某一个重要职位选用一个合适的人，更在于引导人才的道德走向，进而引导社会风气。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准确理解帝王用人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