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胜于才，始为可贵

德才兼备是所有用人者倾心追求的人才，但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能两者相权取其重，康熙是赞国“德重于才”论的代表。他强调“德胜于才，始为可贵”。

作为一代封建帝王，康熙始终把德才兼备作为选人的唯一标准，并坚持如一。康熙七年（1668年），他对吏部说：“国家政务必委任贤能……今在京各部院满汉官员俱论资俸升转，虽系见行之例，但才能出众者常以较量资俸超擢无期，此后遇有紧要员缺，着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意思就是说，国家政事必须委托给德才兼备的人。现在京城各部院满汉官员的升迁都是论资排辈，虽然这些都是多年的惯例，但才能出众的人常常却因为资历太浅而升迁无望，此后如果有重要的职位空缺，应该不论资历，选拔有才能的人来担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康熙帝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比部院中亦有一二才优之人，所以未即升擢者，因其有才又能循分，故久任之。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国家用人只要是有才能的就可以任用，但忠厚老实的人对治理国家也有帮助。每个部院中都有一两个有才能的人，他们之所以未能得到升迁，是因为他们有才能而又能安分守己，因此很长时间担任某个职务。有才能的人总是恃才自傲，一意孤行，想起来很可怕。我认为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才优于德，对于治事国家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在这里，康熙帝还是强调选拔人才要把德放在首要位置，才与德比较，德则更加重要。因此，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任人标准选用人才。

早在亲政的最初几年，康熙多次与担任讲官的大学士讨论用人之道。康熙十一年八月，十九岁的他曾让自己的侍讲官、大学士熊赐履谈论对用人方面的看法。熊赐履是这样说的：凡取人以品行为本，至于才气，各有不同，难以慨律。随人才器使，但用其长，不求其备。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

熊赐履的话大意也即是说，德行的标准是统一的，而才气则各有各的要求，难以一概而论。对人的使用要根据各自的特长，择其优势而用，不可求全。全人是没有的，天和地之间一切物体都能包容，圣贤看人也是各有各的用处。

康熙十分同意大学士熊赐履的这一观点。事过不久，他又对人谈起这个问题，又让熊赐履讲讲什么叫做“有治人无法治”。熊赐履说道：从来就没有无毛病的万能之法。得其人，变化其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典章官礼，但亦难尽善。皇上唯留意用人，人才得，则政事理，是不易之道。

大意是说，什么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找到了合适的人，让其按法而治，就可以达到目的；人找错了，规划订得再好，也难以完成。皇上只要留心，得到了合适的人，政治上的事是无须发愁的。事实就是如此。熊赐履又说：人之能否，俱未可以外貌品定。意即看人能力的大小不可仅从其外貌上去判断。

康熙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自己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先观人心术，其次再看其才学。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便有才学，又有何用？他认为虽然知人很难，用人也不易，但是致治之道，全在于此。如果不尽心，人才是不可得的。

熊赐履见皇上的观点与他基本一致，抓住了用人之道的关键，十分高兴地夸赞说：才有大小，学有深浅。朝廷因才器使，难拘一格。至立心制行，人之根本。圣贤衡品，帝王论才，必首严其辨。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