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天人合一型思想家

天人关系是先秦思想家探讨的中心课题，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天人关系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先秦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不同，在天人关系这一总的思维模式下，又分为天人合一和天人之分两种基本模式。自先秦以来的思想家，不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大都主张并宣扬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的精神文明有着极为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几乎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对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继承，是思想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却很少涉足这一领域。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如汤一介、张岱年两位先生的文章从整体上做了鸟瞰式研究。^[1]然而问题需要继续深入，对不同派别、不同思想家做具体研究和比较，方能认识他们的不同特点及对中国文化的不同影响，从而在了解过去的基础上预测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对儒、道、佛三家做过细的开掘工作，尤其对道家则更有待于进一步去研究。现在有的文章说，“在老子哲学中没有涉及天人合一问题”，还认为“庄子更将‘天’与‘人’对立起来”，他的“‘与天为一’不是天人相合，而是完全违背了人”。这就是说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天人合一，不属于天人合一型思想家。老子如何，暂且不论，本文主要就庄子是不是天人合一型思想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庄子是天人合一型思想家，天人合一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整部《庄子》，是构成庄子思想体系的“纲”。这从前人有关庄子的评论和《庄子》本身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从历代评论看庄子天人合一思想。

《庄子·天下篇》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篇哲学评论文献，向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高度评价。王夫之在《庄子解》中称其“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固非庄子莫能为也”。其作者是庄子、庄子后学还是接近道家学派的儒家学者，难于遽定，但作者一定是位对当时各家思想有深刻理解和研究的学者，尤其对道家学派最能知其底蕴且风格颇似庄子者，这是无疑的。梁启超的《〈庄子·天下篇〉释义》说它“批评最精到且最公平，对于各家皆能撷其要点……可为研究诸子学之向导”^[2]。张恒寿先生的《庄子新探》也认为是“考察庄子思想最可靠、最有用的材料”。因此，可以将《天下》作为研究庄子的支点。文章这样写道：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

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不责是非；第二，忘生死；第三，也是主要的，是说庄子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达到人与自然契合的最高境界，亦即天人合一的境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和“天地并与，神明往与”，都说的是人的精神与天一致，统一，合一，和谐。宋人吕惠卿说：“庄子之所体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言其通理当物也。”（转引自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意谓《庄子》所体现的根本思想是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并与之一致。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说庄子要人“以精神与天地往来，寄于至高之境”。顾实讲的更明白：“殆指庄子已诣天人之最高境而言。”（《庄子·天下篇》讲疏）“可谓稠适而上遂矣”，稠适即调适、合适。王夫之的解释是“调适于物，上达于天”。人的精神与自然切适和谐。“其应于化而解于物”，是说人随应事物变化而又不受物（外在环境与内心思想）的束缚，体现了庄子既遵循物又不受其束缚追求自由的思想。庄子理想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主体人格遵循规律的自由境界。人顺从规律获得自由，这就涉及必然与自由的问题。

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因”作为哲学范畴，是庄子首先提出的，后世天人合一观念在哲学范畴又演变为体用、因应的概念。“因”就是顺，是庄子天人合一观的基本特性，所以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称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阴阳之大顺……与时推移，应时变化”。意谓道家哲学的本质是人的精神顺应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自然包括庄子在内。被誉为“特会庄生之旨”的郭象称庄子之心“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庄子序》），“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人与大化生命流行一体，标志着晋人对庄子有了更深的理解，透露了庄子天人合一哲学与人生和审美密切相关的信息。朱熹称“道家之说，最要这因，万事且因来做。虚无是体，因应是用，因而应之之义云尔”（《朱子语类》百二十五说史赞）。明人焦站在《庄子翼》中更说：“因之一字，老庄之要旨。”清人林云铭把他注解庄子的书名之曰《庄子因》，是深谙庄子哲学本质的。顾实说：“道家最高之观念，以天为宗，因天而已矣。”蒋锡昌也看得分明，在《庄子哲学》里明确地说：“庄子以为圣人之精神，应与天道相亲、相游，或与天道为一。”《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的作者，在《大宗师》里已经看出了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并将庄子的“天人合一”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做了质的区分，这是很有见地的。陈鼓应先生在《大宗师》的题解中也对庄子天人合一说做了确切的介说，这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李泽厚等同志的《中国美学史》把“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作为中国美学的特征之一，并说中国哲学家“几乎都普遍地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主张天人一致或天人合一”，还说道家“所讲的天人合一，侧重在个体生命的发展符合于自然的规律，人应当处处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合为一体”。尽管他们在庄子一章里没有提到天人合一这一概念，但其精神与上面的引述是吻合的。杨慧杰先生的《天人关系论》是研究天人关系的专著，全面讨论了先秦天人关系思想的发展过程，并着重讨论了孔子以前和孔子之后的孟子、墨子、老子、庄子、《中庸》和《易经》的天人思想，并将他们都列入天人合一类型，并说孔、孟、老、庄“都是以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理想”^[3]。以上说明，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的学者，都认为庄子是天人合一型的思想家。不过他们都未能从思想体系上做具体阐述，而真正有说服力的还是《庄子》本身。

第二，从《庄子·内篇》看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一般学者均以“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杂篇”是庄子门人后学所做，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下面主要就“内篇”来研究庄子的天人思想，“外篇”“杂篇”做必要的补充。

一、知识、规律与自由

庄周乃一代大哲，他的使命是寻求“真知”“大知”，安顿人的心灵，建立理想的人格和人生境界，这就是《庄子》的主旨。庄子认为人类要得到自由和快乐，必须从获得“大知”“真知”入手。那么，什么是真实的、最高的智慧？人怎样才能自由？什么样的生活才美？庄子要解决的正是这些人类最关心的普遍问题。先请看《逍遥游》。

《养生主》讲的也是自由与规律问题。庖丁好道（规律），所以自由；良庖、族庖不懂得道，所以不自由。“养生主”的主要之点是培养精神——智慧。庄子的目的在于启迪人们怎样从劳动实践中掌握规律性知识，并运用这种知识于实践；对于芸芸总总的社会亦然。作为哲学家，庄子看到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矛盾，怎样解决人生短暂而知识无穷的矛盾呢？庄子认为要从人民的实践中汲取某种普遍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缘督以为经”这一命题。宣颖的《南华经解》说：“（《养生主》）开口便将知字说破病症，将缘督二字显示要方，解牛之喻，无过写此二字。”可见庄子是将“缘督”作为解决个体生命与知识矛盾的“要方”的。何谓“缘督”？《广雅·释诂》载：“督，循也。”缘即顺。郭象训督为中。《尔雅·释诂》载：“督，正也。”郝懿行《尔雅义疏》载：“《庄子·养生篇》‘缘督以为经’，司马彪及李颐并云‘督，中也’，中亦正也。”陈景元、吕惠卿、林云铭、释德清等分别以“正”“不得已”“当然之则……‘天理之自然”释督^[7]，所以督与正同义，当规律讲。庖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天理”“固然”就是“督”最正确的内诂。把顺乎自然规律作为持久的法则，就是庖丁得“道”的秘诀，也是获得规律性的知识与自由的普遍原则。所谓“神遇”“神欲行”是对客体在感性实践基础上的逻辑思维过程，是对客观事物内部结构和联系的本质概括，也是对规律领悟、掌握的过程。庖丁所得的“道”是人与天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规律与自由的统一。有的论者认为《庖丁解牛》的思想是消极的，叶国庆的《庄子研究》早就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应物而动’实在没有什么消极的意味，庖丁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倒见是顺物的好。”

《大宗师》首章讨论天人关系，主要讲“真知”。不过它没有正面讲什么样的知识才叫“真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把重点放在描述真人的精神状态上。真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最后归结为“天与人不相胜”，一句话，真人不将人与自然对立，“人与自然为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是为亲和的关系”^[8]。也如宣颖所说：“真人视天人为一，已将天人分歧之见说去，不足道矣。”又说：“特点天与人不相胜也。可见天人一致，这才是真知。”（《华南经解》）

天人合一是认识和行为的准则。懂得规律并依规律行事的人就是精神自由的人。庄子就以这样的思想对待社会和人生，塑造他理想的人格。

二、“因是”的是非态度

《齐物论》是以齐物之论齐一物论，即从万物统一的观点看各家学说都是平等的，目的在于“止争”。战国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互相水火。怎样对待这种现象？儒道两家态度截然不同，罗勉道在《南华真经循本》中说：“儒者则必息邪说，距波行，以闲先王之道；老庄之学，则但守吾天真，初不与较，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听其不齐而自齐矣。”孟子辟杨墨排异端，有不打倒对方不罢休的气势；庄子则反其道而行。他认为是非之争起于人人以自我为中心，各师其“成心”，全由主观偏见产生。“自彼则不见，自是^[9]则知之”。事物有多种属性，从那方面就看不到这方面，从这一面就只能知道这一面的情形，只能得“一察”而不能认识真理的全貌。这种认识自然片面，也必然造成心灵的闭锁和排他性。怎么办？庄子提出了“因是”的原则。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彼是莫得其偶”，不将是非视为对立。因为“彼是方生”，彼和此互相依存，有彼就有此，有此就有彼，是对立的统一。是非出自“成心”，有是非就有对立，彼此不对立，也就没有是非了。二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不走是非对立的老路，遵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三是“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郭象注：“莫之偏任。”各家学说平等对待，不偏袒一方，任其自然均衡，并行不悖，自由发展。“因是”就是顺其自然。所以《至乐》说：“无为可以定是非。”庄子不主张自我意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任其自然，关键在于做到“无己”“丧我”，也就是王夫之所说：“不立一我之量，以生相对之耦，而恶有不齐之物论乎？”（《庄子解》）“因是”“两行”的态度，显示了庄子开阔宽容的胸襟，所以有人说庄子颇有思想自由精神，这是由其宇宙观所决定的。庄子视宇宙为一大系统，是统一的、运动的，这是自然、社会共同的规律。从统一的观点看，“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一切是非、大小、美丑、成毁都有共同性，并非互不相容。因而各家用不着你取消我，我取消你，“忘是非，心之适也”（《达生》），达到一种审美境界。从运动的观点看，“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各家学说也适应生长消亡的自然法则，同样也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岂能一概抹倒？庄子取消对立固不可能亦不可取，但任是非自由发展，客观上却有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

三、顺世哲学

庄子及其后学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人间世》描绘了一幅尸横遍野的惨景和人民不知所措的恐惧心理。卫国、齐国不过是战国社会的缩影。面对严酷的现实，庄子没有像儒、墨那样“强以仁义绳墨之言”奔走呼号，认为这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也没有像龙逢、比干那样犯颜直谏，庄子采取了愤世、避世、顺世的态度。尽管庄子及其后学认为“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并“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唱着避世的咏叹调，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人世，避世是不能完全做到的，这就产生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顺世哲学。“若命”就是顺其自然。《人间世》教人顺世，主要针对统治者而言。我们且看庄子如何对待“其德天杀”的卫灵公太子：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粗粗看来似乎明哲保身，丧失原则，成为混世主义、滑头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者。其实不然。上述答话是在“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的两难境地下讲的，面对的是专横肆虐、嗜杀成性的暴君。颜阖的目的是要把太子教好，蘧伯玉是教颜阖掌握太子的习性，“到其有觉悟处就加点化，使之跃然醒悟，或可人于无疵之地”（《南华真经口义》）。表面迁就，内心伺机诱导，不失为一种教育手段。如果蘧伯玉真教颜阖无原则地为虎作伥，颜阖断断不肯接受。有的论者有意无意对“达之入于无疵”一句视而不见，未能就上下文做全面理解。我们再就全书看，不论庄子还是后学也绝非无原则的混世者。从历史看，这种处世哲学也绝不是不可行的。吕后欲立诸吕，陈平“从欲阿意”，终能“竟自脱，定宗庙”，所以司马迁称其有“知谋”，“好黄帝、老子之术”。陈平在这一点上汲取了庄子的处世智慧。

四、“常因自然”的理想人格

《德充符》树立的理想不是道德人格，而是智慧人格。有德的人不是指一般的道德，而是智慧充实、有完美的世界观，视宇宙、自然、社会为一整体，并能将这种统一世界观用于人生的人。有德无德，在智之高下，不在形体。形体健全而有权势的人，智慧不一定完美；形体残缺而地位卑下的人，智慧却可能充实。正如“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盗跖》）。庄子举了六个形体残亏状貌丑陋的恶人，表面看去没有什么成就，但本身就是一个伟大存在，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孔子称赞恶人哀骀它为“才全”的人，所谓“才全”的人，懂得一切事物都遵循一定规律的运动变化，人们是无法规定他们的，只有随物俱化而与物保持春和之气，心灵和外界产生和谐感应，这样的人就是庄子理想的人格。“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有绝顶聪慧的人才能“常因自然”，“德不充，奚有自然之符应邪？”（《庄子解》）“常因自然”的理想人格，也是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庄子始终关注人的智慧和心灵的自由、和谐，把探求真正的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认为智慧是安顿心灵、摆脱物的羁绊的基础。不过，虽然庄子的“命”与“天”并举，是规律、必然的意思，但他把穷达富贵视为必然，叫人“常因”，容易导致俯首听命，丧失奋进之心，含有宿命论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追求与自然合一的理想人格进程中，还体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兀者申徒嘉与执政大臣子产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正是充分意识到自我价值的表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所以睥睨公卿、笑傲王侯，与庄子不无关系。

五、顺应自然的生死观

庄子认识到生和死是气的聚散，物质的变化。《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又说：“生者，暗噫物也。”这不仅说明生命是物质性的，也“明确肯定世界是物质性的”（严北溟语）。庄子还认为，生死像白天黑夜一样交替变化，是一种自然规律，人是无法干预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他举例说，服从阴阳的规律变化，就像儿女服从父母一样是不可解脱的。认识到这种“物不胜天”的现象，就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从痛苦中解放出来，因而子桑户死，他的朋友孟子反一伙“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庄子妻死，鼓盆而歌，惠施责备他不近人情、太过分，庄子辩解说他是人，也有人之情，对于妻死“独何能无慨然”！然而庄子毕竟是“通乎命”的哲人，故能以理节情，体现了达观的性格和冷静明智的人生态度。《易传》“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这种思想的概括。

六、顺乎民性的政治观

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特点之一就是与社会紧密联系。儒家倡仁义，墨家倡兼爱，法家重法治，可道家则主无为，都是给社会开的治世药方。庄子反对统治者凭一己私意制定法律强迫人民就范，也反对用仁义桎梏人的个性，认为这些都是欺人的把戏，并警告统治者，说这样做的结果，人民就会像鸟鼠一样的高飞深藏，“逝将去女”。庄子治天下的主张是什么？“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顺物无私”就是庄子的治国纲领。“物”指客观规律，也涵盖人民的自然本性。人民的本性是什么？《马蹄》载：“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天下》载：“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肱箧》描绘的理想生活是“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至乐》幻想着“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社会。我们不要过多苛责庄子开历史倒车，而应看他“复古”的美好理想。战国时期，诸侯争城夺地，杀人盈野，完全是为了剥削者的私利，哪管人民死活。所以庄子强调“顺物无私”，强调“虚”。“为政在‘虚’则治者无私，而能收纳广大人民的意见，且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庄子今注今译》）。庄子是理解人民的，他的学说反映了战国人民的要求。“混沌”生活充满人情味和生机，而倏忽妄加穿凿扼杀了这种生机，应引以为戒。这就是庄子天人合一政治观的真谛。

七、“以天合天”的自然美学

天人合一观是庄子美学的哲学基础。只有充分懂得了庄子的哲学，才能正确理解他的美学。庄子的自然美学是先秦自然美学的一个流派。庄子认为审美主体颖悟自然蕴含的规律与活力而与之契合的境界就是美。美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美就是天人合一。“天地有大美”，庄子承认自然美。不过黑格尔说过：“自然美还在于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种特性。”^[10]庄子的天人合一美学，正是这种“感发”与“契合”的统一。《田子方》“游心于物之初”的寓言，讲宇宙起源和运动变化，认为宇宙万物由阴阳产生，它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永恒的。庄子把透彻理解宇宙自生、自动本质的心理境界叫作“至美至乐”。《天运》中北门成对《咸池》之乐是审美心理过程——怠、惧、惑——是体认宇宙生命节奏的过程，也是体认道而与之为一的过程。“道”是什么？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庄子“领悟宇宙的‘无声之乐’也就是宇宙最深微的结构形式，在庄子，这最深微的结构和规律也就是他所说的道，是动的，变化着的，像音乐那样，‘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道是宇宙生命生生不息的律动。这里的宇宙生命化、精神化了。庄子用音乐寓言表达了人与宇宙同节奏的美学思想。《史记》说：“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精见矣。”音乐可以表现宇宙之情。《咸池》之乐所表现的宇宙之情是神秘的，也是美的。《天道》的“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同样是壮丽的，在追求一种个体精神的永恒。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屈原“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在追求人和宇宙的和谐、主体人格的永恒和无限。就这点来说，先秦思想家追求的目标一致，其人格心灵美学，构筑了民族的心理结构形式。

总之，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内篇”中是一以贯之的，即王夫之说的“意皆连属”。从《逍遥游》的“乘天地之正”到《齐物论》的“因是”，《养生主》的“缘督以为经”，《人间世》的“顺命”，《德充符》的“常因自然”，《大宗师》的“天与人不相胜”，《应帝王》的“顺物无私”，乃至“外篇”的“以天合天”，名词虽异，意义则一，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尽管《庄子》文辞“参差诹诡”，恍惚迷离，但万变不离其宗，说来说去，就是要人们去掉私欲和偏见，照客观规律和人民本性办事，这就是庄子天人合一观的实质。至于庄子天人合一思想怎样形成，如何评价，将另文加以论述。

（本文曾发表在《思想战线》1986年第2期，后收入陈红映《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分别见《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7页。

[3]杨慧杰：《天人关系论》，台北大林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4]载《思想战线》1982年第4期。

[5]［德］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9页。

[6]［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3页。

[7]见《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庄子因》《庄子内篇注》。

[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页。

[9]通行本作“知”，此依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

[10]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