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起源新探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先秦诸子的起源，自战国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战国两汉论述这个问题的有三大家，庄子最早，首倡“六经说”；东汉班固同意庄子的观点，却又提出了“王官说”；再一个是西汉的刘安，则主张“政治说”。不过三家关于起源的概念都只限于学术思想方面。到了六朝，刘勰则从文学的角度提出诸子散文亦发轫于“六经”的观点，唐代韩愈、柳宗元宗之。至此，关于起源的概念就明确了。它不但指思想，也指文学。如果说庄子是首揭中国哲学史序幕的开山祖师，刘勰则是拉开中国文学史帷幕的第一人。

清代以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甚多。章学诚既申论“六经说”，又赞成“王官说”，属于庄子、班固一派。此后汪中、龚自珍、章炳麟、刘师培等亦主“王官说”或“史官说”，也是班固一流，而胡适非之，服膺于刘安的“政治说”。侯外庐等先生一反前人旧说，提出了“经济说”。此外尚有诸子出于道家、礼教、黄帝诸说，但绝少响应。

本文拟对上述学说加以评述并略抒己见，为了有助于深入探讨，有必要回顾一下上古的文化状况。

二、殷周文化状况

（一）学在官府

与学在官府并存的现象是没有私人著述。章学诚指出：“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掌……未有不用之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文史通义》）著作之成为私人专业，那是到了战国才有的。《史记》就记载了孟子与弟子专门著书的事。所以章学诚说：“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作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同上）近人罗根泽先生以无可置疑的证据，重申了这一看法。

（二）六经的集结

殷周学术文化的保存有两个途径：一是刻写在简策上，藏于秘阁（即国家图书馆）或太史家，如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正义》：“氏犹家也。”）。另一是靠百官畴人或儒者口耳相传。《荀子·荣辱篇》就透露了这个消息：“循法则度，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1]之所以取禄秩也。”后来政府的官师即太史、太祝、太卜、太师之属，把记录、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汇编，就成了《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也叫“六艺”。

（三）学术下移

学术原在官府，到了春秋末期，贵族垄断学术的局面被打破了，代表殷周文化的《诗三百》《易象》与《春秋》这样一些文化开始由贵族下移到平民，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孔子就是实现这个转折的代表人物。他第一个办私学，以“六经”为教科书。于是标志殷周文化的“六经”得以普及，诸子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路线，大致是由国家官吏掌握的学术思想，经过畴人、晋绅的传诵与集结而成六经，再传而为私人百家。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官府—晋绅—六经—诸子。

三、“六经”是源，诸子是流

在先秦典籍中最早讨论诸子起源的是《庄子·天下篇》。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哲学批评论文，也是第一篇哲学史论文。在评价诸子得失异同的同时，探讨了诸子思想的渊源。文章较长，节录如下：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晋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源流最古老、最珍贵的史料，向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它至少说明以下四点：

首先，科学地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发展的过程，断言“六经”是源，百家是流。“数度”“旧法”，是指春秋战国以前的礼乐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概言之，就是学术文化。它们是靠“世传之”，“史”载之而流传下来，其中主要记载于“六经”之中，通过“邹鲁之士，晋绅先生”的传诵而至“百家”。因此从庄子的论述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先秦的学术文化，除“六经”之外，尚有口传的和历史记载的资料，可惜大都失传，而现存的“六经”则为诸子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源泉。

其次，诸子是在继承“六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为一家之言的。百家对“六经”之“数”，由“称而道之”到“多得一察”以至于“各为其所欲”，表明是在广泛汲取的前提下批判继承，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的。

再次，邹鲁晋绅先生是“六经”与诸子之间的桥梁。春秋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为交替时代，学术上亦呈过渡状态。

最后，是在“天下大乱”的社会背景下，“六经”统一的“数”，分裂而为百家对立的状况。

这里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古代思想发展的轮廓。庄子身临其境，为个中人，他的话可以深信无疑。就我所知，两千多年来对诸子起源虽持有异说，但对庄子此论明确持否定态度的尚无一人。

不过庄子等所论诸子起源时指的是“方术”，即洞悉宇宙人生精义的学术思想。到了魏晋以后，文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为文学本身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于是刘勰开始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索诸子散文的起源。他把“五经”看作最古的文学作品，誉为“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而为“群言之祖”。六朝人在思考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文学作品。文学是表达“性情”的理解，较之萧统“沈思”“翰藻”之论似乎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请看他对“五经”的认识：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纪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若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搞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鹚，以详略成文……《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

他从哲学和文学的语言、感情以至表现方法论述了“五经”在哲学和文学上的价值。紧接着他断言“文体繁变，皆出于经”，“经”为后世诸子文体的表式，称其影响，“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最后总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此论似不为太过。

韩愈、柳宗元也认为诸子的散文是渊源“六经”的，因为他们深知其中三味，是过来人。正如韩愈自己说的：“行之乎仁义之涂，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答李翊书》）柳宗元则从文学史的角度进一步明确地说：“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广壮厚，词正而理顺，谓亦藏于简册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书》《易》《春秋》都是散文，影响所及，“高壮广厚，词正而理顺”，不仅在语言表达上，也在内容的深度、广度和文章的风格上，对诸子以及后代产生深远影响。所以他们号召向“六经”学习，改变当时的文风。正如严有翼在《柳文序》中所说：“大历，正元间，是时虽曰美才辈出，其能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者，不过韩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以“六经”为准的，在古文中掀起一场革命，成果显著深远。

章学诚毕生致力于学术源委的探讨，得出了“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后世文学，必溯源于六艺”的结论，大体不差。姜亮夫先生在《屈原赋校注》中也指出：“殷商遗墨，两周典册，质直为文，此诸子散文之所由兴。”殷周遗册，非“六经”而何？

现代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对《诗经》的价值和影响是颇为重视的，但对战国散文的渊源绝少谈及，对《尚书》之类的散文研究不多，重视不够。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已故文学史家胡念贻先生已有良好的开端。他说：“如果没有殷商西周时代散文所达到的水平，到了春秋末年就产生《左传》那样辉煌的著作，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有以《虞夏书》《商书》《周书》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代的散文为发展的基础，经过几百年发展到那样的水平就不奇怪了。”最后明确断定：“春秋战国时代的散文主要是直接继承和发展《尚书》的传统而来的。”^[2]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的，较之“六经”说，就更具体而微了。

由此可见，庄子关于“六经”是诸子源头的观点，经过后人的不断补充和完善，使我们明确了不仅在思想方面如此，在文学上也是这样。它的真理性将逐步为人们认识和接受。

四、关于其他学说的再认识

司马谈将春秋战国学术潮流分为六家，这种分类大致是科学的，为后世学者所宗。刘歆父子和班固又增为十家。班固在《艺文志·诸子略》中推源十家的渊源是：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

班氏对学派的划分虽本《七略》，但《七略》早佚，故《艺文志》仍不失为中国目录学之祖。但具体于某人隶属某家多有不缜密处，后人多所纠正。然后世有些学者所诟病的就是他的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王官论也就是史官论。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认为班固之论“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梁启超也说：“诸家学说，交光互影，必以某氏限隶某家，欲其名实相适应，盖戛戛乎难。”还说班固所论“尤属穿凿附会”，“强作解事”，不屑“复更词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曹耀湘也反对此说：“刘歆之叙诸子，必推本于古之官守，则迂疏而鲜通。”（《墨子笺后评议》）但是赞成班固看法的也大有人在。《隋书·经籍志》就是最早同意班固观点的一个。不过它说诸子出于周官就未免太狭隘了。史官起源甚早，不限于周官。倒是章学诚说得清楚：“古者政教不分，官私合一。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官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习，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又说：“后世文学，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校譬通义》）这跟他“六经皆史”的著名论断精神是一致的。龚自珍则进一步发挥章学诚的看法，明确提出了诸子出于史的论点。他说：“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今夫宗伯虽掌礼，礼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殁，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蜂出泉流，汉氏校录，最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定盒全集·古史钩沉论二》）经出于史，诸子也出于史。章炳麟仍主王官说。在《诸子略说》中谓“《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不过最终也只是说“大抵出于王官”，态度还是谨慎的。其实王官一词，兼指藏典籍的处所而言。如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里说：“诸子十家，咸出王官。《曲礼》曰：‘他官言官。’郑玄曰：‘官谓版图文书之处。’（《曲礼注》）古者书藏官府，是以诸子出于王官之史也（史掌文书）。”刘师培也赞成王官说：“古者政治学术宗教合于一途，其法咸备于明堂，有周一代之学说，即由此而生。”^[3]近人罗?在其《诸子学述》中专辟《诸子之渊源》一章，力主班固说，而且证明“清庙”即“天府”“明堂”。说“天府之藏，富于图籍，必为古来道术所存，其流而为墨家之学，固其宜也”。

“王官说”或“史官说”，虽不及“六经说”那样直接，但“六经”为官吏记藏之史，诸子自然从所记藏之史中获得资料，若谓出于王官或史官，毕竟符合当时的现实，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古代学术发展的资料，仍有参考价值。就是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古代学术皆在官府”，“承认春秋战国间思想家学术渊源多少总蒙官府学派的影响”这样的事实。侯外庐等先生虽然说“《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不合于历史”，然也不得不说“中国古代思想由宗教的王官开始，则有史实可证”^[4]。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反对“王官说”的同时，援引《淮南子·要略》，一则曰：“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再则曰：“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从《要略》看，诸子的产生不外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治需要和作者的动机。胡适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略》的价值在于把学术思想的产生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了。其实这类看法在刘安前已具端倪。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世横议”（《滕文公》），《天下篇》说“天下大乱”，及至班《志》称九流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方殊”，都是讲历史背景的。至于诸子动机，庄子更是热情地歌颂了墨翟、宋钳、尹文等“备世之急”“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的救世精神，也就是司马谈所说的“务为治”的创作意图。刘安、胡适强调政治生活对学术的制约性，无疑是真知灼见。试想如果没有诸侯卿相需要并尊重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诸侯和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当时执行的不成文的言者无罪的政策，战国诸子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吗？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当时较为民主的政治环境，是不会有思想和散文的繁荣局面的。但刘安未像胡适那样否定其他方面。诚如梁启超所说：“其所谓时势需求者，仅着眼于政治方面，似未足以尽之。政治诚足以影响学术，然不过动机之一而已。”我认为刘安也好，胡适也罢，最多只是说明了诸子思想之所以生，而没有说明诸子思想之所由生。光有需要，没有前人的思想资料做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诸子思想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吗？恩格斯下面一段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他说：

每一时代的哲学家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是由他的先驱者传给它而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5]

哪些是诸子由以出发的前驱者的思想资料呢？就是庄子所说的世代相传、史籍所载和他重点强调的“六经”。庄子的过人处，就在他有历史的眼光。他在论各家思想时，总好追根溯源，不厌其烦地一再指出“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意在说明诸子学说是有所师承的。哲学的大厦是不能脱离前人的思想砖瓦耸立起来的。

可是诸子思想为什么恰恰在春秋战国之际产生呢？侯外庐先生尖锐地提出了这个前所未及的问题，并回答道：

“土地国有”，一方面是学在官府的基础，同时也是使学术不能下于私人的桎梏。打破这一桎梏的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春秋发现了铁，则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因了阶级分化出现了私学思家，开始了严密的中国古代思想史。^[6]

《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的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社会经济的变革是诸子兴起的物质基础，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是开拓性的工作，在诸子起源的研究上迈出了一大步。以往的研究者都忽视了经济对意识形态的“最终支配作用”。然而恩格斯也告诉我们，经济“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我们不但要找出诸子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因素，还要找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政治、法律、道德因素，至于那些作为诸子思想前提的“萌芽因素”或思想资料更不能忽视，因为经济对哲学等的支配作用，“是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实现的”^[7]。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的研究就很重视前驱者的思想资料。他说，马克思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8]，我们也不妨说诸子的学说就是史官记录整理的“六经”的直接继续。

五、余　论

关于诸子思想和散文与“六经”的具体继承关系，这是一个大的课题，需要专文来谈，这里只说一点简略的看法。我想先从罗根泽先生关于诸子文章中引用“六经”的统计看看诸子与“六经”的关系。下面是《诸子考索》中精确统计的摘要：

《论语》引《诗》者四，论《诗》者，引《书》者二，引并论《易》者各一，论《礼》者二，论《乐》者三……

《墨子》引《诗》者十二，引《书》者三十二，引各国《春秋》者四……

《孟子》引《诗》者三十三，引《书》者二十一，论《书》者一，引《礼》论《礼》者二十三，说《春秋》者三……

《荀子》引《诗》者八十二，论《诗》者十一，引《书》者十五，论《书》者五，引《易》者三，论《春秋》者五，至礼乐为荀子所传，篇中论述极多，惟《礼经》《乐经》亡佚殆尽，不知何为引书，何为立论，故宁阙焉……

罗先生的结论说：“《论》、《孟》、《庄》、《荀》、《左》、《国》、《公》、《谷》、《墨子》，率战国初年以至中年人作，为书九种，为卷数百，为字无虑百万，所引书皆《诗》、《书》政典，皆史书……”还说“总观（指《左传》）所引之书，除《诗》、《书》、《易》、《礼》而外，曰《夏训》，曰《周志》，曰《前志》，曰《军志》，曰《志》，曰《郑书》；皆史也……曰谣谚，曰泛引古人先民，或史籍所载，或口碑所传，决非有私人著作”。在上引诸子引文中，我略去了史书，谣、谚之类。从罗先生的统计来看诸子（也包括历史散文）引书绝大部分来自“六经”，其余则是“史籍”或“口碑”，足证《天下篇》所说“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的，不仅有“六经”，还有“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的论断精确不误。

也许有人会说，诸子引文对其思想的形成未必有所影响，实则不然。今举孟子一例。孟子“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显然本诸所引《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按《万章》所引不见今本《尚书》，恐为佚书，但今本《皋陶谟》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君爽》有“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之语。民本思想肇端于《尚书》，经过春秋子产、史墨等人的发展而为孟子，这种发展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其实诸子之渊源于“六经”，从当时学习的教材也可得到证明。史官掌握的“六经”等典籍，世代相传，供贵族及子弟学习，这是无疑的。孔子的博学在于“好古，敏而求之”，“古”是什么呢？《庄子·天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此等事实恐非杜撰。孔子教授弟子的也是“六经”，这都记在《论语》中。北方如此，南方也不例外。《楚语》记楚庄王的太子箴也是学习《春秋》《世系》《诗》《礼》《乐》、故、志、训、典之类，说明当时就是以“六经”和其他史书为教材的。受教如此，则其思想受到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诸子是“得一察”而“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发展成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罢了。

在上引罗先生的统计中，我还略去了《庄子》。《庄子》具体引“六经”者确乎没有，但绝不能认为《庄子》与“六经”绝缘。对于“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子，其思想受赐于“六经”者蛛丝马迹，昭昭可寻。例如，庄子的宇宙自然生成说很明显受《易经》的影响，当然也有老子。《田子方》记叙了老子和孔子的一段对话：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事实上，诸子不仅从“六经”那里得到真理的养料，就是对待现实的态度也或多或少受《诗经》的影响。雅、颂中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就为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所继承，其中尤以孟子、庄子为甚。“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是孟子当着梁惠王的面讲的，简直是痛骂，深刻揭露了对立社会阶级剥削的实质。庄子用寓言的形式也同样把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这就是庄子揭露的“人间世”的惨景。其精神与“变风”“变雅”一脉相承。

最后还得补充一点，就是民间的创作和人民的劳动实践也是诸子的源头之一。诸子的寓言正是他们汲取神话、传说、寓言等加以改作或创作的结果。例如，《逍遥游》大鹏形象的来源很可能与《山海经》和民间传说有关，断非凭空臆想。《海内经》说：“北海之内……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翳又作鹭。王逸曰：“鹭，凤凰。”《释文》曰：“鹏即古凤字。”袁珂先生说：“《淮南·本经篇》载尧时害民之物有所谓大风者，实即大风，亦即《庄子·逍遥游》之大鹏，高诱注以为风伯，又以为鸷鸟。此风伯若鸷鸟者，自非《山海经》所记人面鸟身之禺强莫属。”并断言：“庄周诙诡之寓言”，“实有神话之背景存于其间”^[9]。这个推断是有根据的。我们再从下面一段故事也可看出。明人罗勉道说：“鹏不载经传。《岛夷杂志》云：‘昆仑层期国，常有大鹏，飞则遮日，能食骆驼。有人拾得鹏翅，截其管作水桶。’”（《南华真经循本》）可见民间创作给庄子恣纵诡谲的幻想插上了翅膀，创造出大鹏这样富有哲理的美学形象。另外，劳动人民在实践中获得的真知，也会使哲学家颖悟和升华。《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就有不少能工巧匠的故事。庖丁解牛的故事在当时是流传很广的。《管子·制分篇》《吕氏春秋·精通篇》贾谊《治安策》《淮南子·齐俗训》都有记载，但以《庄子》所记最为生动。庄周从庖丁的实践悟出了凡事必须顺应事物本性和规律的道理，与《吕氏春秋》“顺其理”的结论相同。

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和散文的起源，必须从经济、政治、哲学和文学各方面做综合性考察。前人已就上述各个不同侧面做了有价值的探索，他们的论断在各自探讨的领域中都有一定的真理性，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的全貌；但他们的缺点是片面性，正如庄周所说：“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将它们联系起来，就可得出如下结论：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大变动、大改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兴的诸侯为了一统天下，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造成了思想解放的局面，诸子们敢想、敢说、敢写、敢发表，无所顾忌，这是诸子勃兴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同时由于史官们记录、保存下来的以“六经”为代表的殷周文化，给他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再加上其他科学艺术的繁荣，产生了诸子辉耀百代的哲学和散文。诸子哲学和散文文学，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宝库，也是后代哲学和文学的土壤。两千年来封建社会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诸子的路子走的，散文也是顺着诸子的轨迹发展的。

（本文曾发表在《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后收入陈红映《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曰：“百吏亦百史也。”

[2]胡念贻：《〈尚书〉的散文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载《中国古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

[3]《国粹报学篇》第14期。

[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5－486页。

[6]《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5－486页。

[8]《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

[9]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