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教化行王道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

假如有人敢于任用我来执政，我会使周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重新复兴。

孔子对于治理国家有着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命感。他认为是上天赋予他崇高的德行，并把这个文化复兴的任务交给他，要他去恢复周礼，去推行仁义和王道，救苦救难救苍生!他对春秋时代的社会动荡深感不满，希望借助周礼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统治制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也反对残暴的政治，强调“仁者爱人”，要求各人以自我克制和礼让的态度调和社会矛盾。但他也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在当时礼崩乐坏、陪臣执国政的社会背景下，他也曾多次想以灵活的办法，通过各种途径，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上天不负有心人，孔子五十一岁时，终于等来了立足政坛并大显身手的时机。

鲁定公九年(前501)，在阳虎谋反事败，盗鲁大宝而奔晋后，季桓子真正掌握了大权，痛定思痛，他倍感孔子等级名份说的亲切，决心起用孔子整顿鲁国秩序。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县邑长官)。上任之后，他即着手恢复周礼，进行了一番改革。《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尤其是对丧葬之礼做了严格规定“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据说一年以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四方诸侯纷纷效仿，“四方皆则之”。不久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又升为大司寇。第二年，孔子被调回中央作小司空，协助大司空管理土木工程。不久由小司空一跃而为大司冠。大司冠是鲁国最高司法长官，“掌建邦之三典”。孔子此次由出仕到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前后四年。这四年是孔子小试牛刀，一展抱负的风云时期。四年时间虽短，但对孔子来说已经足以干一番事业。他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三年有成。”(《子路》)孔子并没凭空大言，事实正是这样。

定公十年，齐国邀请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以中都宰摄行相事，因善长礼仪作这次国际性会议的傧相。当对的鲁国，北邻晋国，南逼荆楚，东接强齐。三强逼临，而鲁国国小兵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则齐师侵鲁”。在外交关系中，鲁国就像踩跷跷板一样，左右为难。如何在这次会盟中避免齐国的威逼，为鲁国挽回列国声誉，便成了孔子此行的首要使命。

会盟这天，齐鲁两君来到夹谷。除地为坛，土阶三等，礼乐声中，鲁定公与齐景公揖让而登，一派友好和平景象。但是，两君刚刚坐定，齐国的使臣请献乐舞。但演奏的即是夷狄“四方之乐”。于是羽旄旌旗中，夹杂着剑戟盾矛，一涌而上，鲁定公有被挟持的危险，形势十分紧迫。事出突然，摔不及防。大智大勇的孔子一眼识破敌人阴谋，急趋而进，一步跃上盟坛，两眼怒视景公，挥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义正词严，景公为之理屈，只得挥退持械舞人。订立盟约时，孔子发现齐人擅自在盟书上加了一句:“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面对齐人的阴谋诡计，孔子针锋相对，也加上一句:“而不返我汶阳之田以共命者，亦如之!”挫败了齐人霸权野心，并收复了鲁国失地，为鲁国争得了列国间的平等地位。

孔子被任命为大司寇后，主要致力于实施恢复礼仪秩序的“正名”主张。外交胜利，使孔子名重一时，季桓子也对孔子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史称:“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季桓子还将执政大权委托孔子代掌。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于是他在鲁国具体实施了从前陈之于齐景公的“正名”方略。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最大的弊病在于君不君、臣不臣，鲁公虚位，大夫专权，名实颠倒，秩序混乱，亦即“名”不正。这首先表现在作为臣子的三桓势力过大，势逼公室。要重振鲁国秩序，必须首先削弱三桓势力。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为了加强君权，派仲由堕毁三都。孔子对定公说:“按照周礼，臣子不藏甲兵，大夫的城墙不过一百雉(三百平方丈)。现在三家的采邑都超过这一限度。”三都是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郕邑、叔孙氏的郈邑。号称三都。那里高墙深池，私兵把守，是三家威逼公室的实力所在。不过，由于三桓平时都住在曲阜城内，三都委托家臣代管，年长月久，家巨拥兵自固，频繁造反。孔子看准这点，适时提出“堕三都”的大胆方案，立即得到鲁定公和三桓的支持。孔子派弟子子路作季氏宰，控制鲁国最大的实力集团，以便“堕三都”计划的实施。开始顺利堕毁了叔孙氏的郈邑;将堕费，公山不狃伙同叔孙氏庶族叔孙辄，纠合费人先发制人，进攻曲阜。鲁定公与三桓惊荒失措，逃入季孙氏家，躲到“季武子之台”上。叛军来势凶猛，一度攻入季家，流矢射达定公身旁，情况危急。孔子却镇定自若，待叛军攻势稍竭，他命令两员大将，组织反击。费人一触即溃，追杀数十余里，公山不狃、叔孙辄逃亡国外，孔子指挥乘胜军毁了费邑。但由于三桓利益问题，堕三都、削弱三桓实力的计划没有全部完成。

除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有所作为外，孔子还力行教化，使鲁国社会风尚面目一新。人们有礼貌，不激诡;讲诚信，守信用;买卖东西，货真价实，不掺假，不抬价;男女关系严肃，行者别于途;盗贼敛迹，路不拾遗。有客自远方来，不求于官方，人们自动供给食宿，使有宾至如归之感。一派和乐雍雍，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儒家崇尚的国家太平、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

可惜好景不长，邻国一个拙劣的阴谋，中断了孔子得意的政治生涯。齐国见孔子为政，鲁国大有起色，害怕邻国强盛于己不利，遂使出美人计以破坏之。他们选美女80人、好马120匹，奉献给鲁定公。在季桓子怂恿下，定公接受馈赠，君臣沉湎声色，三日不理朝政。孔子为之感慨地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子罕》)紧接着鲁国举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祭肉给大夫，公然蔑视礼制。面对这群荒淫无耻不知礼义的君臣，孔子再度失望了;特别是季氏不把郊祭的祭肉分给他，竟然忽视他孔子的存在，这极大挫伤了孔子的自尊心。失望和伤心之下，他只得怨愤且无可奈何地低吟:“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他选择了离开。

公元前497年，在孔子受辱的郊祭之后不久，孔子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这时的孔子已五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