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唐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刘禹锡生长在江南，受江南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较深。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登进士第，又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授太子校书。此后历任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淮南节度使掌书记、京兆府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等职。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见“二王八司马”)。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召回长安，又因赋诗获谴，再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始被召回，先后任尚书省主客郎中、集贤学士、礼部郎中及苏、汝、同三州刺史。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后，担任秘书监。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加检校礼部尚书衔。晚年虽闲废多病而志意不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等诗句，表现了他积极的生活态度。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天论》三篇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文中还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命题，阐述了国治法行对于改造自然的重要作用。在《因论》七篇中，能注意到客观事物中广泛存在着的祸福、小大、利钝、声实等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变化情况，表现了一定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刘禹锡在政治上反对墨守成规，主张“稽弊而矫”“唯变所适”。在地方官任上，他能因时制宜，兴利除弊，故所在多有卓著的政绩。

刘禹锡工诗能文，兼擅书法。其在巴东民歌基础上创作的《竹枝词》，词意高妙，风韵天然，对后世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其七言律、绝，精警含蓄，多为传诵名篇。白居易曾尊其“诗豪”。散文则不拘一格，尤长于论说。宋姚铉把他同唐著名古文家李翰、梁肃等并称为“文之雄杰者”。

“永贞革新”的两个首领王叔文和王伾在失败后被流放至死，八个重要人物被贬为各州司马，所以也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八司马”当中有两个正是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

柳宗元胸襟坦荡，一心为民，被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后依然关心百姓的疾苦。他听说永州那里有很多毒蛇，老百姓常被咬死。出于对百姓的关心，柳宗元专门去寻访捕蛇人，由此写出了一篇传世名篇《捕蛇者说》，揭露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刘禹锡被贬到郎州（今湖南常德），郎州当时也是个边远的荒僻地区，他与柳宗元一样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

他们就这样在各自的任地驻守了十年。

十年中，朝廷也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想到他们是有用之才，就向唐宪宗建议调他们回京做官。这样，两人又回到了长安。

但两人在边荒地区呆久了，长久保持的清贫生活习惯与长安的官僚生活显得格格不入，刘禹锡常常为此闷闷不乐。有朋友劝他去游访京都的一座叫玄都观的道观，这座道观以桃树闻名，又时值春天桃花怒放季节，看到桃花，或许能散散心。刘禹锡就和朋友一起去游玄都观，他看到了桃花，感到人事皆非，又联想到自己被贬再度返回长安，不由心潮澎湃，感叹万千，于是挥笔即兴写了一首《游玄都观》的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别后栽。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讽刺了当时的权贵。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景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车马喧阗、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巧妙又简练地突出了桃花的繁荣美好。

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十年前，自己在长安的时候，玄都观里还没有如此众多而又吸引人的桃花。十年里，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自己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再就此诗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中，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自己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

刘禹锡的诗本来就很出名，这篇新诗一出来，就被人到处传诵。有些大臣本来就反对朝廷召回刘禹锡，他们仔细琢磨这首诗，发现这首诗名为写桃花，实质上讽刺了他们这批新贵，就向宪宗报告。唐宪宗就将刘禹锡贬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去当刺史了。

【刘禹锡墓】

柳宗元也因此遭贬，与刘禹锡同时被贬为柳州刺史。播州比柳州远，刘禹锡家有八十岁的老母，如果携母赴任，老母不堪远行之苦；如果将母亲留在长安，又增相思之戚。所以柳宗元上表，要求与刘禹锡对调。又经宰相裴度说情，唐宪宗将刘禹锡改派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后来又换了几个地方，十四年后，宰相裴度才把他调回京城。

刘禹锡回到长安正值暮春季节，他想起了当年玄都观里的桃花，就旧地重游。原先的桃树，由于无人照料，一片颓败。刘禹锡由此联想到十多年前那些有权势的“新贵”们都已倒台，而自己仍老来弥坚，坚持着当初革新的主张，于是他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的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和上一首一样，此诗仍用比体。从表面上看，它只是写玄都观中桃花之盛衰存亡。道观中非常宽阔的广场已经一半长满了青苔。经常有人迹的地方，青苔是长不起来的。百亩广场，半是青苔，说明其地已无人来游赏了。“如红霞”的满观桃花，被不足以供观赏的菜花取代。这两句写出一片荒凉的景色，并且是经过繁盛以后的荒凉。与前首之“玄都观里桃千树”“无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强烈的对比。

下两句由花事之变迁，关合到自己之进退。不仅桃花无存，游人绝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可是，上次看花题诗，因而被贬的刘禹锡现在反而又回到了长安，并且重游旧地。这一切，哪能预料得到呢？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以桃花比新贵，与前诗相同。种桃道士则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失去了原有的煊赫声势，而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而桃花之所以净尽，则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的结果，也就是俗话说的“树倒猢狲散”。而这时，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预料得到的吗？对于扼杀那次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不屈和乐观。成语“前度刘郎”也是从此诗中概括而来的。

一些大臣听到刘禹锡的诗，认为他又在发牢骚，又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不久，刘禹锡又被外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