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理惑

汤炳正

一、今本《屈原列传》存在的问题

《史记·屈原列传》，本来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最主要的资料，也是现存较早和较系统的资料。如果以《楚世家》《新序》《国策》等互相参证，则屈原生平事迹，不难秩然得其条贯。

但今本《史记·屈原列传》却存在不少问题，致使屈原事迹前后矛盾，首尾错乱。总括前人所举者，例如：屈子赋《骚》，既叙于怀王疏原之时，又叙于襄王既立之后，则《离骚》之作，究在怀王之世，抑在襄王之时？此其一；又上文既曰“（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屈平既疏，不复在位”，而下文又曰“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则怀王之世，屈原究竟是被“疏”，抑或已被“放流”？此其二；“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大段评论赋《骚》的文字之后，忽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则子兰之怒，究竟是怒屈子赋《骚》，抑是怒屈子之“既嫉”子兰？如果是怒屈子之“既嫉”子兰，则何以中间忽然插入一段评论赋《骚》之语，致文意扞格不通？此其三；又上文“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寻其内容与语气，实与下文“虽放流”以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一大段紧密相承，皆对屈子赋《骚》所作之评语，但中间何以又插入“屈平既绌”到“屈平既嫉之”历叙数十年来秦楚兴兵的一大段，致前后互不相蒙？此其四；全传行文，何以屈原、屈平交互错出，称谓混乱？此其五；……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则对屈原生平事迹就无法理出一条可靠的线索，从而对屈原平生的政治活动、文学创作、思想发展等，也就无从得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正因为今本《史记·屈原列传》存在很多问题，故历代研究《屈原列传》的人，曾不断进行探索，企图得一合理的结论。但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结论各有不同。其从文学角度而为之说者，对“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大段文字的插入，或谓此乃史迁的变体，或谓此乃史迁奇玮之妙笔，或谓此乃夹叙夹议的龙门笔法。但“变体”也好，“奇玮”也好，“夹叙夹议”也好，而从行文之规律言之，则首先要求其“通”，如果章节段落之间前无所承，后无所受，首尾横决，文理龃龉，则史迁之文必不至驽劣乃尔。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曾引于慎行《读史漫录》云：“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其迂乎？”近姜亮夫同志虽极力推崇史迁《屈原列传》中这两大段文字是“以苍茫郁勃之气，发为倜傥自恣之文，不能悉以文章规矩相绳”，但又谓“此盖古人文法未甚缜密之处”，“此固不容阿讳”（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总之，从文学角度来看，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从历史角度而加以探讨者，则亦有各种不同的结论。例如屈原之作《离骚》，本在怀王时代被疏之时，亦即壮年时期。自汉以来，除《史记·屈原列传》外，如刘向的《新序·节士》、班固的《离骚赞序》、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以下，都是如此，而近古以至现代的屈原研究者，则多根据今本《屈原列传》中“顷襄王立”以下“虽放流”一大段评《骚》文字，并佐以其他论据，谓屈原赋《骚》乃在顷襄王时，亦即晚年时期。如王闿运的《楚辞释》，游国恩同志的《楚辞概论》《屈原》，郭沫若同志的《屈原研究》，都作如此主张。但亦有感到此说之不安，而游移于以上二说之间者。如姜亮夫同志的《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同志的《笺屈余义》等，皆谓《离骚》之作，当始于怀王之世，成于襄王之时。盖由于今本《史记·屈原列传》既叙屈原赋《骚》于怀王之世，又评屈原赋《骚》于襄王既立之后，故欲以此调和这个不可否认的矛盾。总之，从历史角度探讨《屈原列传》者，始终还没有作出较为稳妥精确的结论。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清末的廖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认为《屈原列传》全篇文义不贯，前后事实矛盾，竟以此为根据，断定屈原并无其人。而这个结论，后来却被胡适所利用，在他的《读楚辞》里，借口屈传的矛盾，否定屈原的存在，说什么屈原是后人凭空捏造出来的“箭垛式”的人物，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把屈原这位伟大诗人一笔抹掉。

不难看出，由于今本《史记·屈原列传》存在很多矛盾，给屈原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和问题，致使屈原生平事迹之真相，无由大白于后世，是不可以不辨。

二、今本《屈原列传》之被窜乱及原本《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

考今本《史记·屈原列传》中由“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在班固的《离骚序》中引用时，说它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之语。盖刘安的《离骚传》班氏犹及见之，故加引用，其言信而有征，历代对此并无异议。但是，这里却有两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即对《屈原列传》里的刘安这一段话，人们始终认为是史迁自己采入《屈原列传》的，而并没有意识到它是被后人窜入的。其次，今本《屈原列传》中属于刘安《离骚传》的话，是止于上述的那一段，抑或还有其他部分，人们至今还没有明确地识辨出来。因而对屈原事迹的考证，纠葛百出，缠绕不清。如果能将以上两个问题理清，还原史迁《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则屈原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活动，自然会条贯分明，了如指掌，前人之所纷然聚讼者，亦不难迎刃而解。

今按，史迁当时并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今本《屈原列传》中所引刘语，乃后人所窜入者。因为史迁的《史记》和刘安的《离骚传》都写成于汉武帝之时；刘安《离骚传》之写成，虽略早于《史记》，而史迁实未得见。所以，史迁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只云：“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叛逆，未有因也。”而关于淮南王所著书与辞赋，则一字未及。至班固撰《汉书》时，《淮南王传》全袭《史记》，唯于“流名誉”句下，始增补下列一段：“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及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而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高诱《淮南子叙目》亦云：“初，安为辩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高诱的这段话，跟《汉书》大致相同，但有两个错误：第一，“孝文皇帝甚重之”，“文”字显系“武”字之误。“皇帝为从父”句，因既误“武”为“文”，故世系关系不得不改。实则孝文帝时，刘安年尚幼小，所谓招致宾客著书立说等一切活动，都跟他的年龄不相适应，故应以《汉书》为是。第二，《离骚赋》也显系《离骚传》之误。荀悦《汉纪》的《孝武皇帝纪》，虽“武”字未误，而“传”亦误“赋”。此盖因《汉书》中“使为《离骚传》”之下，又叙刘安献“赋颂”，故与《离骚传》相涉而误。《汉纪》全以《汉书》为据，而顾炎武《日知录》曾谓：《汉纪》“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误《离骚传》为《离骚赋》，当即其中之一例。荀、高都是东汉末年人，而荀悦的错误，影响较大。说详下段。）考史迁书例，凡前人著述，或叙其书目篇卷，或录其作品原文，或具体，或概括，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而著述宏富如刘安者，竟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一字未提，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刘安的《离骚传》等，史迁并未见过。

有的同志认为《史记·淮南王列传》：刘安谋反时，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这其中的“书、节、印、图”的“书”，即指淮南王所著诸书。但我认为这样理解“书”字，是不确的。因为这里的“书”跟“节”、“印”、“图”四者并举，事实上皆指刘安谋反时的“物证”而言。而且紧接上文，皆有所承。所谓“书”，是指刘安听伍被计所伪造的文书等，亦即上文所说：“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逮书，以逮诸侯太子幸臣。”所谓“节”、“印”，是指刘安谋反时所伪造的“节”与“印”等，亦即上文所说：“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所谓“图”，是指刘安谋反时所绘用的军事地图等，亦即上文所说：“王日夜与伍被、左吴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因此，下文胶西王举出“书、节、印、图”，为“大逆无道，当伏其法”的罪证。如果其中的“书”是指的《淮南鸿烈》《离骚传》等，则武帝当时如此喜爱的书，怎能据此以构成“伏法”的罪状？故从《史记·淮南王列传》中，实难找到史迁曾见过《离骚传》等书的痕迹。

至于史迁当时之所以未见淮南王所著书及《离骚传》等，盖当时这些书，虽已献之武帝，而未宣布于世。故史迁并未得见，当然更无从著录于本传，更无从采入《屈原列传》。淮南王书当时之所以未布于世，推其原因，盖不外其始武帝“爱秘”之，故未予宣布。所谓“爱秘”，当谓置之手边，秘不示人，或置于刘向《七略》所谓“秘室之府”；并不是付之“太常、太史、博士之藏”，供史官披阅。继因淮南王以谋反被诛，故又不便宣布。汉代因谋反而不传其书者，史有事例。如《汉书·儒林传》云：“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可见，由于刘安谋反被诛，其书未得宣布流传，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史迁即使见过刘书，亦不便广为征引传播，况因上述种种原因，史迁并未得见。迨元成之世，刘向校书中秘，始得淮南王书而叙录之（见高诱《淮南子》序）。而《离骚传》亦当同时出现。故班固撰《汉书》，始得据所见以补《史记·淮南王列传》之缺。因此，史迁既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则今本《史记·屈原列传》中所引用的《离骚传》，并非原本《史记》所固有，乃后人窜乱之文；而且由于窜乱者学识卑劣，以致前后矛盾，文理不通，历代学人，咸受其累。

其次，刘安《离骚传》语之被窜入《屈原列传》者，其实并不止于班固所引用的那一段。就今本《屈原列传》而言，由“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由“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段文字都是后人割取《离骚传》语窜入本传者。要确定这个问题，首先不能不对未被割裂的《离骚传》的原型作一番探讨。

根据班固的《汉书·淮南王传》和《离骚序》，都说刘安作《离骚传》；只有荀悦、高诱等，才说是作《离骚赋》。其实班固的说法，具有最高权威。因为他不仅在《淮南王传》里述及刘安作《离骚传》的事实，而且他确实也读过《离骚传》的原文，并在他的《离骚序》里加以引用和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里，有时称之为“传”，有时称之为“赋”，盖因刘安书已佚，故只得根据不同的记载而为之说。）刘勰在《辨骚》里引用《离骚传》的一段话，全系从班固的《离骚序》里转抄而来，并没有见过原文。因此其中对字句的省略和剪裁，与《离骚序》完全一致。而王念孙竟认为《汉书·淮南王传》中《离骚传》的“传”字当系“傅”字之误，“傅”乃“赋”之同音借字，刘安所作乃《离骚赋》，非《离骚传》（见《读书杂志》）。王氏此说实大误。因为据班固《离骚序》中所云，刘安所作的《离骚传》，既有总叙，又有注文，并不是“赋”。他说：刘安以为“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少康、贰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这就是指的《离骚传》中的注文而言。所以王逸在《离骚经章句序》中又称它为“淮南王安所作《离骚经章句》”。颜师古《汉书》注说《离骚传》犹如《毛诗传》之类，这说法是对的。但《离骚传》又有一个总叙，班固序引用“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说是“淮南王安叙《离骚传》”的话，也就是指这个总叙而言。今本《屈原列传》中所窜入的，也就是《离骚传》的总叙部分。由此可见，刘安的《离骚传》跟后来班固、王逸之注《离骚》其体制是相同的，即注文之外，又有总叙。

现在，我们如果把被后人窜入《屈原列传》中的两大段文字联系起来（当然中间难免有所删节），更可以发现刘安、班固、王逸三家的总叙，虽论点不尽相同，而其结构层次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也许是班、王袭用了刘氏旧例的原因。例如：

（1）解释《离骚》的命名：

离骚者，犹离忧也。……（刘）

离，犹遭也。骚，忧也。……（班）

离，别也。骚，愁也。……（王）

（2）阐述《离骚》的内容：

上称帝嚳，下道齐桓，中述汤武……（刘）

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

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

（3）说明赋《骚》的意图及怀王不听忠谏的结果：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刘）

以讽怀王，终不觉悟，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班）

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王）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未被割裂的刘安的《离骚传》，其结构层次，与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大同小异。因此，今本《屈原列传》中被后人窜入的《离骚传》的话，不仅班固所引用的“国风好色而不淫……争光可也”这一段，而是从“离骚者，犹离忧也”直到“争光可也”这一大段。这是刘安《离骚传》的前半部。其次，从以上的比较中更可以看出，今本《屈原列传》中由“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一大段，也是后人窜入的《离骚传》语。这是刘安《离骚传》的后半部。前半后半不仅文笔风格完全一致，而且结构层次也脉络相通。两段合起来，犹可以看到接近完整的《离骚传》的梗概。

既然把后人窜入部分由《屈原列传》中剔除出去，则原本《屈原列传》的真面目即呈现出来。即史迁原本《屈原列传》，大体与刘向《新序·节士》篇相近。虽详略互见，而梗概略同。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下，跟《节士》篇一样，紧接着就是秦使张仪至楚献地，追楚绝齐。盖屈原既绌，张仪之计始得行，叙笔极为严密。这中间并没有今本“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文字。在怀王客死于秦，长子顷襄王立，“屈平既嫉之”之下，也跟《节士》篇一样，紧接着就是襄王听信谗言，放逐屈原。这中间也没有今本“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一大段文字。《节士》篇的资料，其价值仅次于《屈原列传》，虽不能说他与史迁所根据者同出一源，但同为先秦古传之仅存者，则可断言。故其基本梗概是互相吻合的。

后人何以要窜入这两段文字？从前一段看，盖企图接在屈原赋《骚》之后，对《离骚》的内容作一番阐述与评价。这一段的窜入，除了史实与评语互相杂厕，文意扞格以外，倒没有别的大问题。至于第二段的窜入，盖企图说明怀王国败身亡为天下笑，是由于不纳屈原忠谏的结果。但这一段却窜错了地方。如果是窜在怀王“竟死于秦而归葬”之下，虽文理扞格，尚不大乖于史实。而不谓竟窜于“长子顷襄王立”和“屈平既嫉之”之下，遂致文理扞格，史实淆乱，造成千古疑案。除本文第一节所举者外，又如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于屈传“终不悟也”一段下引日本学者中井积德曰：“怀王既入秦而不归，则虽悟无益也。乃言‘冀一悟’何也？”可见此段疑案，不仅古今同感，亦中外一致。

三、屈原研究中疑难问题的解决

由于揭示了今本《屈原列传》被后人窜乱的事实，恢复了原本《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于是在屈原研究中一向聚讼纷纭的疑难问题，也就不难予以合理的解决。

第一，关于屈原赋《骚》的年代问题。这是由今本《屈原列传》而引起的争论焦点之一。

今按屈原赋《骚》，不是在襄王放原之后，而是在怀王疏原之时。两汉以来古说，本无歧异。刘向的《新序》、班固的《离骚赞序》、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等书，都是一致的。由近古到现代，才有人提出《离骚》作于襄王之世的说法。这个说法的产生，当然不止一个原因，但今本《屈原列传》被后人窜入的“虽放流……岂足福哉”一大段文字，却是引起问题的重要原因。但不知原本《屈原列传》在顷襄王即位之后并没有这一段文字，与两汉诸家古说并无二致。在恢复了原本《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后，这一说法就失掉了它的根据。至于刘安的《离骚传》，是否有此说法呢？经过上述的探索，知道刘安也是把屈原赋《骚》放在怀王信谗之后。下文虽然涉及怀王之死，但不过是为了说明怀王之死是由于不采纳屈原在《离骚》中謇謇忠谏的结果，并不是说明赋《骚》在怀王死后，当然更没有涉及襄王放原之事。可见刘安也没有《离骚》作于襄王时的说法。未被窜乱的《屈原列传》和未被割裂的《离骚传》，皆条理明晰，毫无矛盾。浅人窜乱，乃成疑案。所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当然，主张《离骚》写于襄王之世的，还有其他的证据。如游国恩同志在《楚辞概论》中曾举出《离骚》的下列词句，说明它是屈原晚年的作品，不是壮年的作品：

（1）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2）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3）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但游氏所举的这三例，不仅不能证明《离骚》是晚年的作品，相反地更足以证明它是壮年的作品。因为从这三句的语气看，凡两言“将”，则所谓“零落”、“迟暮”、“老”，显指将来而言，非指现在而言；凡三言“恐”，则分明是怕老之将至，而非言老之已至。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举出与此相反的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1）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2）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3）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就时间的称谓来看，其曰“未落”，曰“未晏”，曰“未央”，曰“方壮”，则显指壮年而言；就心情的表现来看，则三句凡三言“及”，则其欲乘方壮之年复兴楚国的汲汲之情，宛然如见。如果把这两组例句加以对照，不难看出，谈到“未央”、“方壮”等，则三言“及”；而谈到“零落”、“迟暮”等，却是两曰“将”，三曰“恐”。从这两种不同的语气上，完全可以证明《离骚》是作于壮年而非作于晚年。这跟《涉江》所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的思想感情是不一致的。据史实考之，《离骚》之作，当在怀王十六年以后，亦即屈原遭谗被疏之时，时屈原正三十多岁，古人所谓“三十曰壮”之年。因此，我们不仅不应当根据《离骚》内容来肯定《屈原列传》被窜入的正确性，而且应当根据《离骚》的内容进一步证明《屈原列传》的窜乱乃浅人所为。

第二，关于屈原在怀王时是被“疏”还是被“放”的问题。这也是由今本《屈原列传》而引起的论争焦点之一。

按这个问题，汉代似已两说并行。其认为怀王时屈原只是“疏”的，有史迁、班固等，认为怀王时屈原已被“放”的，有刘向、刘安等。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传说。史迁在《屈原列传》中对原在怀王时事，只曰“王怒而疏屈平”，曰“屈平既绌”，曰“屈平既疏，不复在位”，则是史迁认为终怀王之世屈原只是被疏，而非被放，与班固序《离骚》的说法是一致的。而刘安在他的《离骚传》中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是刘氏以为怀王之世，屈原已被流放，而且赋《骚》。这跟刘向《新序·节士》中所云“（怀王时）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的说法是一致的（王逸《离骚经章句序》的说法，与刘安、刘向相同。他说：“［怀］王乃流屈原，屈原……乃作《离骚经》。……言已放流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王序“流”字，今本或改为“疏”字，非也。刘师培《楚辞考异》同意《文选》李善注引唐本王序作“流”，是也。因为王逸《离骚》注有“已虽见放流，犹莳众香”之语，则王氏以为怀王时原已被放无疑。洪氏《补注》引一本王序“流”作“逐”，字异义同，亦当为古本之可据者）。但不幸后人竟割取刘安《离骚传》之语，窜入史迁的《屈原列传》中，以致同是怀王之世而前言被“疏”后言被“放”。这是把两种不同的材料拼凑在一起时所必然发生的矛盾现象。因为“疏”与“放”在原则上是有区别的。《荀子·大略》杨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屈原当时被疏情况，盖既不在朝廷，但又并未流放，只是外居待放，故后来怀王曾一度召还使齐。到了襄王之世，才被流放。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于这个矛盾，曾谓：“此乃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主张把“虽放流”一段，改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下。后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也同意这个说法。但这个改法，只不过是在字面上把“虽放流”跟“怒而迁之”统一了起来，而不知“虽放流”一段的内容是指怀王时事，“怒而迁之”是指襄王时事。把怀王事移入襄王时，不仍然是矛盾吗？故梁玉绳又自加小注云：“细玩文势，终不甚顺。”郭沫若同志在《屈原研究》中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主张把“虽放流”句中的“放流”解释成“放浪”。认为被“疏”时仍然可以到处“放浪”，跟怀王时只是被“疏”，并不矛盾。但是，如果知道“虽放流”一段乃是后人窜入之文，删之以复原本《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则这个矛盾也就不存在了。

有同志认为史迁既主张怀王之时屈原被疏而赋《离骚》，为什么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因谓“史迁一人亦有两说，理不可通”（刘永济《笺屈余义》，见《武汉大学学报》1956年第一期）。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史迁对传记文与抒情文在行文措词上的不同。他在传记体的《屈原列传》中，叙述严密不苟，已如前述，而对抒情体的《报任少卿书》，则以发泄其愤懑之情为主，故曾连类而及地写出了下列一段文字：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有与此大同小异的一段话。但如果以《史记》列传考之，则此段不仅跟屈原的事迹不相合，而且吕不韦之著《吕览》，乃在迁蜀之前，不在迁蜀之后；韩非之著《说难》、《孤愤》，乃在囚秦之前，不在囚秦之后。然而决不能因此而说史迁对他们的事迹，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因为先秦两汉对此并无异说。盖史迁因情之所激，奋笔直书，致与传记体的列传有所出入。因此，“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一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传其事。而且相对成文，则“疏”别于“放”；如综括其事，则“放”可兼“疏”。固不能因此而疑史迁游移其词，兼采两说；更不能因此而疑今本《屈原列传》中的矛盾乃原本《史记》所已有。

第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所怒者究为何事？这也是前人对今本《屈原列传》怀疑难解的问题之一。

今既考定原本《屈原列传》并没有“虽流放”到“岂足福哉”这一段，则“令尹子兰闻之大怒”这句话，是跟上文“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这段话连在一起的。它既上承“楚人既咎子兰”，也上承“屈原既嫉之”。特子兰对楚国人民群众对他的责难是无可奈何的，故只得把怒气集中在屈原身上。根据《楚世家》，当时怀王归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则人民痛恨子兰之劝王入秦，可以想见。据本传上文，当秦昭王欲与怀王会时，“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则屈原痛恨子兰之劝王入秦，也是必然的。而且以当时的民情来看，既反对子兰，势必倾向屈原，这对子兰是极不利的。所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云云，承接上文，极为紧密。《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云：“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作《楚世家》第十。”可证史迁是把“兰咎屈原”跟“怀王客死”联系在一起的。这跟原本《屈传》是相吻合的。即“屈平既嫉之”句下紧接着就是“令尹子兰闻之大怒”。自后人在中间窜入了“虽放流”一大段评《骚》的话，则似乎子兰之“怒”，是怒屈原之赋《骚》，就跟原本《屈原列传》所叙事态完全不合了。今既考定原本《屈原列传》并没有这一段，则疑难自然冰释。

第四，今本《屈原列传》中“屈原”、“屈平”两种称谓交互出现，这也是屈原研究者怀疑不解的问题之一。

考《史记》列传，一般来讲，篇首虽名、字并举，但篇中则或称名、或称字，前后一致。而今本《屈原列传》全文，却名、字互见，或称屈原，或称屈平。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史迁杂采诸史，未暇整齐划一之故。这个说法当然也有道理，如《史记·陈涉世家》就是如此。但从《屈原列传》来讲，由于联系到上述种种复杂原因，则决不能用史迁本人“未暇整齐划一”来解释，而应当是由于窜乱者的史料来源不同之所致。

考今本《屈原列传》，在称谓上有下列四种情况：（1）被后人窜入的两大段，皆称“屈平”；（2）夹在被后人窜入的两大段之间的本传原文，亦皆称“屈平”；（3）被窜入的前一大段之前的本传原文（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前），则或称“屈平”，或称“屈原”；（4）被窜入的后一大段之后的本传原文（即“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以后），则全称“屈原”。从这里可以推见，刘安的《离骚传》原文，皆称“屈平”，史迁的《屈原列传》原本则皆称“屈原”。自从后人以前者窜入后者，即发生了同一列传中称谓错乱的现象。而后之读者为了统一这个矛盾，就有人把夹在《离骚传》的两大段之间的本传原文，一律改成“屈平”；但在前一大段之前的本传原文，则只改了比较接近窜文的一部分；而在后一大段之后的本传原文，则又完全未改。这种改写，盖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故古本《屈原列传》改者少，而今本《屈原列传》，则改者较多。据《文选·报任少卿书》李善注所引《屈原列传》，从“屈原者名平”到“而作《离骚》”这一大段，只有接近窜入部分的“平伐其功”、“平病王听之不聪”两句内的“原”改为“平”，其余皆仍称“原”。而今本《史记·屈原列传》，则由此上溯，将唐本未曾改的句子如“使屈原为令”、“原草藁未定”，也皆改“原”为“平”。不难看出，李善所据唐本《屈原列传》尚不像今本涂改之多。由此可以推见，除窜入部分外，本传原文只称“屈原”，不称“屈平”。“平”、“原”互见，是窜乱以后的现象，应当恢复其本来面目。

第五，今本《屈原列传》还存在着论点上的矛盾。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一向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关于论点上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屈原的行谊和《离骚》内容的评价上，本来汉代人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是极不一致的，甚至于是相反的，刘安、贾谊、扬雄、班固、王逸等，论点各不相同。但刘安《离骚传》的两大段评论，如果是史迁引入本传作为正面材料而构成本传的组成部分，则其论点应当跟自己的论点完全相同（因为，他并没有标出是引用谁的话，而是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的）。但考之本传赞语，史迁对屈原所作的评价，其主要论点却跟传内所引刘安语完全相反。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刘安的两段话，决不是史迁引用的，而是后人窜入的。

史迁的本传赞语是这样说的：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史迁在这段话里，对屈原生死去就问题的评价，有三层意思：（1）对屈原大志未遂，沉渊而死的遭遇，表示无限的同情，故云“悲其志”；（2）同意贾谊的观点，认为以屈原的才智，应别逝他国，以求有所建树，不当沉渊而死，故云“又怪”；（3）以《服鸟赋》中“同死生，轻去就”的道家观点作结，说明“去”与“就”固不必过分执着，即“生”与“死”也不能绝对化，这是从另一角度对前两观点的补充，故云“又爽然自失”。

对于第一个观点，汉代人大致相同。因此，它跟刘安的意见，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第二个论点，却跟刘安大不相同。刘安的《离骚传》认为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虽“死而不容自疏（刘安这里所说的“自疏”，系借用《离骚》“吾将远逝以自疏”的“自疏”，即指远逝他国而言），是“泥而不滓”的高尚行为，是“与日月争光”的不朽精神。可以说对屈原热爱祖国的行谊，是推崇备至的。但从史迁所写的传赞来看，则显然是不同于刘安这个论点的。他所同意的，倒是贾谊《吊屈原赋》的结论，即：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微兮，摇增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这就是史迁所说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结论之所由来。

史迁之所以同意不应轻于一死而当别有建树的论点，并不是偶然的，这跟他的个人遭遇是分不开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曾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因此，《史记》在生死去留问题上，对不轻于一死而能别有建树的人，总是予以肯定的。如《伍子胥传赞》云：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证明今本《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的那两大段评价，决不是史迁的原文，而是后人所窜入的，所以才产生了论点上的矛盾。因为，汉代人对屈原的评价，意见极不一致，甚至想反，这并不足为奇。但一个人的意见，却应自成体系。

近来学术界，往往用今本《屈原列传》中的刘安语，证明史迁对屈原的评价跟刘安是一致的，把他们两人作为西汉时代同一论点的代表者。这显然是以后人窜入本传中的文字代替了史迁的论点，因而也就把刘安和史迁两个不同的论点混为一谈，这似乎是不妥当的。由于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故为之详加辨证如此。

四、结　语

史迁的《史记》刊布以后，续补或窜乱者甚多。其续补于本书以外者，如冯商的《续太史公书》；其续补于本书以内者，如褚少孙的补《日者》《龟策》等列传；其窜乱于章句之间者，如《司马相如传赞》之引用扬雄《法言》，皆是也。即以跟屈原合传的《屈原贾生列传》而言，则除前面已经考订出的窜乱部分以外，尚有“曾唫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四句。据王念孙考订，《楚辞·怀沙》并无此四句，乃后人根据《怀沙》下文“曾伤爰哀”等四句的异文所窜入者。这个考订是可信的。又如贾传之末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考证》引凌稚隆的话，认为史迁卒于汉武末年，此言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乃后人所增。清钱大昕序梁玉绳《史记志疑》曾云：“自少孙补缀，正文渐淆。厥后元后之诏，扬雄、班固之语，代有窜入。或又易今上为武帝，弥失本真。”可见，《史记》被后人窜乱之处甚多，其错误显然者，已多被后人所订正，独《屈原列传》中的刘安语，却迄今被人认为是史迁原文，以致影响了对史迁作品艺术风格的评价，影响了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考证，影响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探讨，所关至巨，故不惮词费，为之订正如上，并希学术界不吝赐教。

1956年6月初稿

1962年1月定稿

作者简介：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晚年斋名渊研楼，山东省荣成县人。曾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1944年7月，应伍非百之邀担任南充西山书院教授；1949年5月，兼任私立川北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后，任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前身）教授。1956年8月，四川师范学院分为南充、成都两个部分，汤先生随学校搬到成都，任四川师范学院教授。汤先生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方面卓有建树，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蜚声海外。重要著作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