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买官”“窃色”“窃财”辨

伏俊琏

提　要：从西汉扬雄开始，对司马相如的批评就没有中断过，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买官”、“窃色”、“窃财”方面。汉初文景时期曾实行“赀选”的选官制度，司马相如的“以赀为郎”正是用这种国家法定的方式获得郎官，是合法的，不存在买官的问题。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成都，是采用当时娶寡妇常用的“协议抢婚”的方式，不存在“窃色”的问题。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从卓王孙那里得到了巨额财富，其中很大部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卓文君应得的部分，不存在“窃财”的问题。

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家，后世不少人认为他的品行有瑕疵。扬雄在《解嘲》中说：“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1]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司马长卿窃赀无操。”^[2]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也说：“相如窃妻而受金。”^[3]苏轼在《司马相创开西南夷路》和《司马相如之谄死而不已》中更斥责“司马长卿以污行不齿于蜀人”，“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4]此后，批评司马相如“窃赀”“窃色”者代有其人，时至今日，持这种观点的还大有人在。本文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以赀为郎”、“私奔成都”和“窃赀卓氏”等涉及司马相如品行的几个关键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

一、说“以赀为郎”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司马相如的生平，开篇曰：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5]

《汉书·司马相如传》基本转录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全文，但《史记》所载的“以赀为郎”之“赀”字，《汉书》作“訾”。颜师古解释说：“訾读与赀同。赀，财也。”^[6]颜师古的解释本来是对的，但由于太简略，以致后人理解有误，认为司马相如的官是花钱财买来的。

“訾”与“赀”二字的异同，裘锡圭先生有精准的论述：

当财产讲的“赀”本是訾量之“訾”的分化字。秦汉政府为了收税等方面的需要，经常訾量各家各户的财产，因此“訾”引申而有“所訾量的家产”，以至一般的家产的意思。居延汉简中记户赀之简，有“凡訾直（值）十五万”、“訾直五万千”等语，熹平四年陶瓶有“訾财千亿”等语，都用“訾”表示这类意义。后来才改“言”旁为“贝”旁，分化出了专用的“赀”字（“赀”字出现后，訾量的“訾”往往也写作“赀”。《说文》：“赀，小罚以财自赎也。”这一意义的“赀”屡见于睡虎地秦墓所出的秦律。赀财、赀量的“赀”可以看作他的同形字）。《史记》、《汉书》中，家赀之“赀”本来也作“訾”，但是有的被后人改成了“赀”。例如：《史记·张释之传》有“以訾为骑郎”语，今本《汉书·张释之传》已改“訾”为“赀”。《汉书·司马相如列传》有“以訾为郎”语，今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已改“訾”为“赀”。^[7]

“以訾为郎”和“以赀为郎”的真正含义，是说司马相如是以家庭财产的多寡为标准而当选的郎官。《辞源》“赀郎”条：“有一定家资为官的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后世称以纳赀得官者为郎。”^[8]徐复等编的《古代汉语大辞典》“赀郎”词条的释义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赀为郎。’谓因有家财，被任为郎官。后因以称出钱捐官者。”^[9]这些解释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有一定家资为官，是特定时期内的选官制度。不明了这一点，很容易把它理解成出钱买官。

“訾选”，是汉代文景时实施的一种官吏选拔的方式，凡拥有相当资产的富户，自备车马衣服到朝廷做官，叫做“訾选”。“訾选”的实行，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先秦以来的儒家认为，有恒产（固定的产业）者才能有恒心（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恒产，如果有文化教养，也会具备恒心。但既无恒产也没有文化教养者就没有恒心，做事会无所顾忌。所以，这两类人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是大不相同的。^[10]汉初文景时期，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一部分人不仅拥有丰厚的资产，而且掌握着文化资源。为了拉拢这批富有阶层进入统治阶级行列，使社会稳定发展，“訾选”制度便应运而生。“訾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丰厚的家产。《汉书·张释之传》师古注引如淳说：“《汉注》赀五百万乃得为常侍郎。”^[11]《司马相如传》师古注也说：“赀，财也。以家产多得拜为郎也。”^[12]第二，赀选者要有身份限制，如商人、赘婿、触犯过法律的人不能“訾选”入仕。第三，要有政治才能。当然无产阶层中，也有才能出众者，所谓廉士就是这类人。《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前86）景帝颁诏：“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为宦，故减訾四算得宦矣。”^[13]标准由十万减至四万，就是对有文化而家产不足的廉士的一种照顾。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前汉书》中说：“訾郎犹今择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之比。汉初得官皆由訾算。”^[14]

但是，訾选的先决条件是有钱的人，财产的限制使得选官的范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对财产来源有一个限制（商人、贪污者不得訾选），但实行过程中，情况就逐渐变异。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穷兵黩武，经济发生了严重危机。为了解决财政紧张的状况，武帝于元朔六年（前126）：“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15]“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后四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黄霸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罪免。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16]此时的“赀选”已经演变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使一些人通过“入粟补官”、“入财者得补郎”进入官场，利用手中权力，中饱私囊，导致吏治腐败，连武帝近臣也感叹“郎选衰矣”^[17]。所以，武帝中后期的“訾选”与司马相如时期的“訾选”名虽相同，但本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史记》中“以赀为郎”这个短语只用过两次，除了《司马相如列传》这一次外，还有《张释之列传》：“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可见“以訾（赀）为郎”是文帝、景帝时期的选官用语。武帝以后，在叙述卖官鬻爵时从未使用“以赀”一词，而选用明白表示买卖性质的词，如“卖爵”、“入粟”、“输粟”、“入钱”、“入物”、“入财”、“买爵”等词汇。所以司马相如的“以赀为郎”与武帝后期的卖官鬻爵是不一样的，司马相如的官并不是买来的，而是赀选而来。

二、说“私奔成都”

根据《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相如并不喜欢在天子跟前做“武骑常侍”，正好梁孝王来朝，当时梁王门下有邹阳、庄夫子、枚乘等一批文学之士，于是相如借身体不好辞掉了官职，来到了梁国，加入到梁园文学集团中。《子虚赋》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几年后，梁孝王去世，继任者不好文学，相如只得回到家乡成都。在不得志之时，他的朋友王吉在临邛（今四川邛崃）做县令，他便应邀来到临邛。

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18]

相如与文君私奔之事，受了后世的很多批评。这种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最大的不足是用后世的观念衡量汉代人的做法。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说明：一是寡妇再嫁问题，二是寡妇再嫁的方式。

先说寡妇再嫁问题。汉代妇女地位比较高，班固《白虎通·嫁娶篇》中曾说：“妻，齐也，与夫齐体。”^[19]在婚姻问题上，她们也有较多的主动性。寡妇再嫁，也是合法合理的事情。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证。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先是私通董偃，后来公开化，并且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武帝有一次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20]。汉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21]。据《汉书·霍光传》记载，骠骑将军上官桀等按当时“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为求封”^[22]，没有成功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他们认为这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杨树达先生《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一章《婚姻》之第六节《改嫁改娶》中罗列了诸多寡妇再嫁的史实。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汉元帝冯昭仪母亲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初嫁邓香，再嫁梁纪。更有甚者，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之前曾有五次婚姻，而且前面五个丈夫都是死亡。陈平却设法接近讨好张氏家长，最终娶了富家寡妇。^[23]

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1931年发表的《两汉寡妇再嫁之俗》一文认为，陈平娶妻的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为女儿是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女儿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24]

虽然我们看到的材料记载的都是贵族间的事，但贵族的风气必然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反应，我们看《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的妻子因不满老公的性格而提出离婚，就知道当时的妇女在婚姻中是占有相当主动性的。

再说汉代寡妇再嫁的方式。寡妇再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一种“抢婚制”，其历史渊源很久远，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原始社会掠夺婚姻的遗存。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社会学者言最初之昏姻起于掠夺，盖男子恃其膂力，掠公有之女而独据之，实为母系革命之始。我国载籍中虽无明征，然《易》爻辞屡见‘匪寇昏媾’之文，其一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匪寇昏媾。’夫寇与昏媾，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毋古代昏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也？故马蹄蹴踏，有如啜泣，谓之遇寇。细审乃知为昏媾也。爻辞据孔子推定，谓‘兴于殷之末周之盛德’。若吾解释不缪，则掠昏之风，商周间犹未绝矣。即据《昏礼》所规定，亦有痕迹可寻，如亲迎必以昏夜，不用乐，女家三日不单烛。其制本意皆不可晓，若以掠昏遗蜕释之，则是掠者与被掠者两造各求遏密焉耳。今俗亦尚有存其余习者，如婿亲迎及门，妇家闭门，妇家儿童常哗逐媒妁之类皆是。”^[25]抢婚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的抢劫，这种掠夺式婚姻历代都有。像夏桀抢夺有施国的妹喜，商纣抢夺有苏国的妲姬，春秋时楚文王抢夺息国王后，楚庄王欲夺夏姬为妻等。第二类可以叫默契抢婚，这种默契抢婚，是双方事先商议好的，主要是针对寡妇。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死了丈夫的女人有“克夫”之嫌，尤其是结婚不久就死了丈夫或死了不止一个丈夫的寡妇。《左传·成公二年》记楚庄王欲娶夏姬为妻，申公巫臣说夏姬“是不祥人也”^[26]，就是指她的“克夫”。因为寡妇有不祥的“晦气”，可以用非正常的抢婚形式得到“冲洗”。司马相如所在的巴蜀地区，汉代以后才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逐渐展开，因而保留了更多的独特民俗。《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一带：“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27]所谓“未能笃信道德”，实际上是说和中原的道德准则不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改写而成的，《列传》中津津乐道的和卓文君私奔之事，正是司马相如的自我炫耀，但又符合当时蜀地的风俗。虽然还没有发现司马相如时代巴蜀地区的抢婚史料，但唐宋以来，有关西南地区的抢婚史料时有所见，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以及清人方桂的《东川府志》和曹树翘《滇南杂志》都有记载。而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云：“深广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礼。……始也既有桑中之约，即暗置礼聘书于父母床中，乃相与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书也。索之袵席间，果得之，乃声言讼之，而迄不发也。岁月之后，女既生子，乃与婿备礼归宁。预知父母初必不纳，先以醨酒入门。父母佯怒，击碎之。婿因请托邻里祈恳，父母始需索聘财，而后讲翁婿之礼。”^[28]这段记载，可以为司马相如窃卓氏的注脚。

我们认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的方式是当时“抢婚”风俗的一种表现。司马相如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呢？我们推测：一则卓文君为“新寡”，有不祥的“晦气”，当用抢婚为其冲刷；二是因为当时妇女地位高，寡妇再婚也不会降低标准，富有的卓王孙为自己新寡的女儿择婿，当然不会降低标准。司马相如虽曾“以赀为郎”，说明家境还是相当富有，还在朝廷和梁国做过官，有一定的积蓄。但回到成都时已是家道衰落，要用正常的婚礼迎娶卓文君，庞大的聘礼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采用私奔的方式就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既符合当时的礼俗，又可以减少丰厚的聘礼，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卓王孙大怒于文君私奔相如，并非大怒女儿再嫁，而是不满意司马相如是个穷光蛋，尤其不满意相如用抢婚的方式完成其婚姻。抢婚虽然是当时的婚俗之一，但毕竟是婚礼中的下策。

三、说“窃赀卓氏”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文君到了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29]

对于所谓司马相如“窃妻受金”，从表面上看，确有一石二鸟之计，不仅获得佳人的死心追随，而且通过其窃妻而受金，摆脱了生活的窘境。但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言，回临邛是他们的一种最佳选择。他们不能坐吃山空，那该如何办呢？卓文君的回答是“从昆弟假贷尤足为生”，并无向卓王孙索取财物的想法。“假贷”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社会行为。况且到临邛后，他们二人共同参与劳动，直面窘境，放弃自小过惯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毅然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未有窃赀的意图。为何去临邛谋生，而不选择其他地方呢？除了“从昆弟假贷”，人脉资源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临邛的地理优势。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临邛为古巴蜀四大古城之一，秦汉时期这里“舟车争路，商旅敛财”，有铁矿，靠经营盐铁等致富的比比皆是，故有南来北往的人流，是西南地区经贸往来的枢纽，市场的需求旺盛。

瞿同祖先生在《汉代社会结构》中认为汉代社会等级划分的标准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尊崇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需要具备大量的知识，并在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体力劳动不需要这么多知识。因此，脑力劳动就成了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体力劳动就成了下等人的营生手段。第二个标准是受教育的程度。因知识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必要前提，受教育的程度从而也就变成了一种评价的标准，读书人会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尊重。第三个标准是财产。因为财产可以决定一个人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的等级地位。除此以外，财产也是可以提供受教育的手段。尤其财产是通过“赀选”跻身统治者行列的基本条件。第四个标准是政治权势，且需十分重视。因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分配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共生关系。政治地位不仅可以给他的占有者带来权利和名望，同样也给他带来了致富或发家的机会。一旦跻身富贵，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也会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地位又会迅速给他带来财富。^[30]

司马相如曾在天子身边为官，又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梁国做官，所以回到家乡后，自然成为名人而受到欢迎。不仅临邛令一再拜访，而且当地的富商卓王孙也设宴款待了司马相如。而卓王孙设宴款待司马相如、王吉的原因是卓王孙作为商人，在政治上没什么权力。且其经济力量不断受到政治权力的威胁，卓王孙试图跟有权势的官僚和贵族结交，以求得他们的庇护。作为受到皇帝青睐的文化名人司马相如，虽一时贫穷，但其发展潜力还是巨大的，不然县令、富商是不会巴结的。尤其是富豪们虽有财富可以享受足够的荣华，但却超越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法定地位。所以卓王孙与司马相如的联姻，其实是两股文化势力的联合。

历史上诸多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是建立在对司马相如时代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风俗理解不全面的基础之上的。孟子说，要“知人论世”。汉初文景时期曾实得“赀选”的选官制度，司马相如的“以赀为郎”正是用这种国家法定的方式获得郎官的，是合法的，不存在买官的问题。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成都，是采用当时娶寡妇常用的“协议抢婚”的方式，不存在“窃色”的问题。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从卓王孙那里得到了巨额财富，其中很大部分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卓文君应得的，不存在窃财的问题。

基金项目：四川省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团队（川社联函［2015］17号）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伏俊琏，文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释】

[1]［西汉］扬雄著，郑文笺注《扬雄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第211页。

[2]［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7页。

[3]［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岳麓书社，2004年，第453页。

[4]［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1页。

[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9页。

[6]［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9页。

[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51—252页。

[8]《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63页。

[9]徐复等编《古代汉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735—1736页。

[10]《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又《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

[11]［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1页。

[12]［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七，第2529页。

[13]［东汉］班固《汉书》卷五，第152页。

[14]［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56年，第292页。

[15]［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22页。

[16]［南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27页。

[1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第1437页。

[1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3000页。

[19]［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490页。

[20]［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五，第2855页。

[21]［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八，第2934页。

[22]同上。

[2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第2051—2052页。

[24]吴景超《两汉寡妇再嫁之俗》，《清华周刊》第37卷536—537号，1932年。

[2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080页。

[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803页。

[27]［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第1645页。

[28]［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430页。

[2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第3000—3001页。

[30]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74页。

[3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第3001页。

[3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3260页。

[33]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34]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第233页。

[35]［东汉］应劭著，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6—337页。

[36]［西汉］史游著，曾仲珊点校《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第182—184页。

[37]同上，第183页。

[38]关于汉代妇女的继承权问题，可参看：王辉《试析汉代妇女的继承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翟麦玲《论汉代女子的财产继承权》（《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见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2期），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6期）。

[3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第30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