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杨小平

提　要：《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是1969年12月罗宗涛先生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论文，既存在通过佛经研究变文、词语考释多有据可信、变文定名较可靠、初步为变文断代、考证变文俗讲仪式详细、考察变文用韵详尽等成就，又存在部分考释词语欠妥、个别断代存在模糊欠妥等不足。

一、罗宗涛先生及《敦煌讲经变文研究》

罗宗涛先生，1938年生，广东潮安人。先后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师大国研所硕士班、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曾任政治大学教授兼中文系所主任、文理学院院长、教务长等，并曾担任逢甲大学首任中文系主任及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著作有《敦煌变文用韵考》（众人出版社1969年出版）、《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石窟里的传说——敦煌变文》（时报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论著。《敦煌变文用韵考》是台湾第一本关于变文方面的专著。他是台湾第一位敦煌学博士，对敦煌变文进行过更为深入也更为宽泛的研究。

《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是1969年12月罗宗涛先生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是高明先生和王梦鸥先生。《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是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手抄本于1972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出版问世，佛光出版社2004年铅印出版。由于对其了解不多，多误为是罗宗涛先生1972年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论文，介绍敦煌变文研究的时候也很少提到这本书，没有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应有的地位。例如之言《七十年来的敦煌变文研究》^[1]、陈明娥《20世纪的敦煌变文语言研究》^[2]未提及罗书一个字。

《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是台湾最早的一本研究敦煌变文的博士论文，是第一本全面性研究讲经变文的专著，也是罗先生最具代表性、权威性的作品。全书共六章，分为《题材考》《用韵考》《语体考》《仪式考》《时代考》《余论》。全书通过严密地考证，对二十篇讲经变文的校勘、题材、用语、仪式、时代等各方面都加以论证，对敦煌变文作了系统全面的考论。其中的《用韵考》《时代考》《语体考》等章富有卓见，研究深入。全书对讲经变文详为校勘，订正前人所校或句读之疏失，文字精审，所提出的见解精审。

第一章《题材考》：通过罗列佛经故事，逐一说明二十篇变文有关题材，变文演述的就是佛经故事，变文二十篇并为十五节。又考讲经变文所引佛经，别为一节。敦煌讲经变文是从佛经转变而来，通过佛经来探索变文题材，从而对变文进行研究。因为变文多采用唐五代时候的通俗语言，写卷潦草，多讹误残缺，通过考变文的题材来掌握纲领，使变文研究大意不出现大的差错。

第二章《用韵考》：分平声、上声去声、入声三节。平声又分为：支脂之微齐、皆灰咍佳；歌戈麻、鱼虞模、尤候幽、萧宵肴豪；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真谆臻文欣魂痕、元寒桓山删先仙；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等部。通过运用语音学、语言学的方法，考察变文的用韵，可以研究当时韵部的分合。韵部既明，就可用于变文校勘、一般别字的本字考证、变文流行时代与地域研究。

第三章《语体考》：分词汇考、俗语考二节。词汇考对变文中的名词、代名词、数目字、动词、助动词、副词、形容词、前介词、连接词、句末助词进行讨论。俗语考对“筹”、“万寿”、“须人”等四十二个疑难俗语进行详细的研究。通过对变文中语词的研究，有助于变文研读、唐五代语言情况的了解。

第四章《仪式考》：论俗讲仪式，通过变文引申推论俗讲的大略，详细讨论俗讲的听众成分，开讲时间、场所、所获财利、尼讲等。通过对俗讲仪式的考察，有助于了解俗讲的流布发展。

第五章《时代考》：逐一讨论三十九篇变文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具体创作时间。考明各篇变文的时代极具价值，多从变文本身考察推论，大多信而有征。通过变文时代的推测，有助于认识变文创作的过程。

第六章《余论》：对前面五章未讨论的其他问题进行研究。

二、《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的成就

全书以博览经藏、文史文献的深厚学识为基础，再以绵密扎实地考证工夫，来研究讲经变文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对讲经变文进行研究，主要的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佛经研究变文

讲经变文从佛经转变而来，如果不能够明白变文题材来源，变文演变的轨迹就将无法进行确切的了解，对变文的解读也就容易望文生义。罗先生将讲经变文二十篇作全面性的一一考证，弄清其佛经题材来源。罗先生在浩瀚的经藏中博采众经，落实每一篇变文所取有关经藏来源。而且罗先生不只是略明其出处，而是务必力求将有关诸经一一检出比勘，察明其是否确和变文有关。他拟补写卷残阙标题，修改前人拟补错误，工夫深密，态度严谨。

罗先生提出：俗讲、变文既兴于佛教宗派林立之际，其与宗派之间有无关联？不但提出这样深入的问题，而且通过研究当时佛教发展的状况进行解答。他认为，变文兴盛的时代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状况可互为印证。

（二）词语考释多有据可信

讲经变文多用当时通俗的语言，而写卷潦草，且多讹误残缺，令人读之窒碍难通。变文中的语体词汇充满许多当时的口语、俗语，现在不少已难明其所指，是研读变文的重要障碍。《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有《待质录》，罗先生对其中不少词语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许多可信的结论。罗先生对“乘”、“筹”、“万寿”、“须人”、“朋博”、“手力”、“隔事”、“露柱”、“一纳”、“笑效”、“辜饶”、“勃笼”、“洋铜”、“德质”、“眉”、“酸眉”、“花色”、“大家”、“问头”、“房卧”、“方便”、“邪憧”、“肬脣”、“降顋”、“唃”、“吺哆”、“兴易”、“兴生”、“闻健”、“闻早”等三十九个疑难俗语进行研究考证。但由于台湾海峡的隔绝，其研究成果不为大陆专家学者熟悉了解，导致研究成果未被有效合理地利用。其中有的词语至今仍然属于疑难俗语，有的词语后来被大陆学者攻克，但毕竟没有看到罗先生的研究考释，浪费了有限的人力资源。这说明台海敦煌专家学者需要多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研究效率。下面具体介绍：

1．乘

《维摩诘经讲经文》：“赴乘情成察乘怀。”蒋礼鸿说：“用古韵来说，‘乘’、‘朕’本是同部，‘乘’可以说是‘朕’的假借。”^[3]

罗宗涛说：“惟‘乘’何以为‘我’，蒋氏以为‘乘’乃‘朕’之同音通假，则不免牵强。其实古人行草‘我’字即颇类‘乘’字，如唐怀素辄作如此之体。故乘之为我，不过以形近，传写讹误所致；并非‘乘’有我之义，亦非‘朕’之通假。”

项师也说：“‘乘’就是‘我’的形讹。”^[4]

变文“乘”为“我”形误，罗宗涛先生在1969年已经发现，项楚师在1983年加以指出错误原因并举出变文用例。《通释》从第一版到第五版的各个版本都没有吸收这一研究成果。

2．筹

《难陀出家缘起》：“有事谘闻娘子，请筹暂起却回。”

《通释》从第一版到第六版的各个版本仍然列为《待质录》，说：“‘请筹’似是和《牡丹亭》里春香领‘出恭牌’同类的事。”^[6]

3．万寿

《难陀出家缘起》：“各请万寿暂起去，见了师兄便入来。”

罗宗涛说：“至于‘万寿’一辞，似为难脱敬酒告退之辞，古人敬酒皆以‘寿’为称，而苏轼《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诗》云：‘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变文中复多以‘万福’为问安之语——《难陀出家缘起》即有之。然则，当其敬酒之际，盖以‘万寿’之语为祝耳。”^[7]

《通释》从第一版到第六版的各个版本都列为《待质录》^[8]，1997年出版的《校注》说：“各请万寿，疑当作‘今请一筹’。盖‘各’‘今’形近；‘万’原卷作‘万’，与‘一’亦形近。”^[9]2002年黄征《变文字义待质录考辨》说：“‘各请万寿’与上文不相协，夫妇对饮，‘各’字无处落实。疑‘各’为‘今’字形讹，‘万寿’为‘一筹’形讹。”^[10]

4．斩候

《维摩诘经讲经文》：“多将汤药问因依，大照国师寻斩候。”《通释》从第一版到第六版的各个版本都列为《待质录》^[11]。

5．至暗

《搜神记》：“其天女初时不肯出池，口称至暗而去。”《通释》从第一版到第六版的各个版本都列为《待质录》。《通释》云：“‘至暗’疑就是现在说的‘倒霉，晦气’。”^[14]

罗先生说：“若从蒋说，则‘而去’二字失其着落——以天女终未离去，而仍在池中也。……天女既裸体不得出池，而与昆仑相持，因口称‘至暗而去’，至暗而去，意谓至日落后于昏暗中出池离去也。此就字面解释即得，不必视为特殊之俗语也。”^[15]

袁宾在1985年也说：“照这样理解，似乎天女说了声‘晦气’之类的话就离开了。其实不然，天女并未离开，只是田崑仑不肯归还天衣，所以她口称‘至暗而去’（待到天黑下来再离去，因她裸体在池）。”^[16]

对照罗先生和袁先生的论证，我们可以发现罗先生的研究在时间上的领先和台海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变文定名较可靠

罗书通过对变文佛经题材等的研究，发现变文的定名存在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北农33号写卷，《敦煌变文集》定名为《地狱变文》。向达先生说：“原本无题，依故事内容拟补。”

罗书说：“夫地狱中之施刑于罪人，率藉种种循环运行之机械设备，固无待临时‘觅得一条铁棒’以施刑也；且地狱之惩罚罪人，亦从未涉及墓所之死尸。然则，此篇之内容与地狱全无关联，至为昭灼。”罗书引《经律异相》卷四十六“鬼还鞭其故尸十五”（出《譬喻经》）、失译《分别功德论》卷三、康会译《旧杂譬喻经》卷下第五十一条进行论证，谈及“摩娑枯骨”、“散花臭尸”。（页182—184）罗书指出：“是以此篇之不可称为‘地狱变文’亦明矣；若欲就内容拟题，则不如作‘鬼鞭故尸变文’为差近之。”^[17]

项楚师1983年也说：“但云‘据故事内容’拟补题名为《地狱变文》，则并不恰当，亦可见对故事内容的理解尚存隔膜。原文虽有‘绕身饿鬼道’之语，但这是追述的话，故事并不发生在地狱。原文屡云‘来到墓所’、‘坟问（间）呵责尽头搥’、‘直至墓所’等，故事发生在墓地，与地狱无关，是显然的。”项楚师并引《经律异相》卷四七《鬼还鞭其故尸》引《譬喻经》、康会译《旧杂譬喻经》卷下、失译《分别功德论》卷三、失译《天尊说阿育王譬喻经》进行论证。^[18]

《敦煌变文校注》根据项楚师所言，把《地狱变文》改名为《譬喻经变文》。

（四）初步为变文断代

考证变文各篇的创作时代，有助于中国文学史、汉语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变文断代研究一直是变文研究的薄弱环节。有不少变文的时代不明，由于时代不明，变文的利用价值受到影响，涉及时代的时候研究结论就模糊，直接影响了相关研究以及一些结论的可信性。《近代汉语读本》说：“变文具体年代难定。”^[19]曲金良指出：敦煌变文的创作时间，多家前贤已有些零散的考证，很少用于变文问题研究，系统汇考更为少见，而实际上这项工作有利于对作品时代形成整体认识，对有关问题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20]蒋冀骋《敦煌文献研究》说：“尽可能对变文和其他材料进行断代研究。时代不明，语料无法使用。由于条件限制，断代研究很难。”^[21]

《敦煌讲经变文研究》对《目连缘起》、《目连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太子成道经》、《八相变》、《破魔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太子成道变文》、《不知名变文》（两种）、《祗园因由记》、《降魔变文》、《四兽因缘》、《丑女缘起》、《欢喜国王缘》、《难陀出家缘起》、《地狱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六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四篇）、《无常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两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等三十多篇变文的创作时代分十七组逐篇进行了考证，根据题材、用韵、语言、仪式，列举主要证据，并举次要证据，得出了不少结论，可惜一直未传播到大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将其考证结论列表如下：

（续表）

（续表）

曲金良1987年获得台湾学者邱镇京的《敦煌变文述论》，如获重宝，并说：“该书为今见系统推测敦煌俗文学作品之著作时代之唯一者。”虽然实际上，推测敦煌变文的著作时代，邱书并不是唯一的，但从曲金良先生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罗书的珍贵。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已经讨论了三十九篇变文，占领整个变文的一半。后来其他学者研究成果也与其结论一致。如罗书认为《破魔变文》当在907—920年作，曲金良进一步推测为《破魔变文》当在915—922年作。罗书认为《降魔变文》当在748—749年作。

（五）考证变文俗讲仪式详细

罗书在向达《唐代俗讲考》^[22]、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23]的基础上，以俗讲话本材料为主，对变文俗讲仪式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包括讲述当时俗讲开讲时间、场所、所获财利、尼讲等，逐一排比俗讲的先后内容。通过考察，论证了俗讲的流布发展。

陆永峰在2000年出版的《敦煌变文研究》才对变文演出的仪式进行讨论。陆书是其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比罗书晚了三十一年。陆永峰并未能够看到罗书，其参考文献中也未罗列这一重要的研究专著。

（六）考察变文用韵详尽

罗书在其先出版的《敦煌变文用韵考》一书基础上对六十一篇变文的用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罗书根据《广韵》反切，参考《集韵》《龙龛手鉴》《玄应音义》等，归纳变文用韵情况，作《敦煌变文韵谱》《敦煌曲韵谱》。

周大璞在四年后的1973年也发表《敦煌变文用韵考》，对变文用韵进行了细致考察，划分出23个韵部，并分别罗列出了韵字、韵谱和通韵，论述了变文声调的变化问题^[24]。

三、《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的不足

（一）部分考释词语欠妥

1．大照

2．生杖

《汉将王陵变》：“发使交（教）人捉他母，遂将生杖引将来。”

罗先生说：“然则‘生杖’即‘生荆之杖’，变文或称‘荆杖’或称‘生杖’。”^[27]

蒋冀骋《敦煌文献研究》也说：“‘生杖’可以围身，可以围绕，可以牵引，可以似云集，与枷的形制不合。只有杖（荆条）才可以围身，荆条、棍皆可牵引，只有荆条才可缠身，才能有如鱼鳞，才可云集。所以，我们认为‘生杖’即新砍的荆条。”^[28]

罗先生和蒋冀骋先生的说法存在问题。对“生杖”一词的理解，必须结合所有变文用例加以分析。变文中一共出现了四个“生杖”用例，其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说：“母子相见处：［□□□□□□□］，生杖鱼鳞似云集。”根据该用例，“生杖鱼鳞似云集”是对母子俩人而言，只有母亲带有“生杖”，“生荆之杖”不能够捆缚，不可能出现“犯人像云一样多聚集着。”

项楚师《选注》说：“凡‘生杖’皆应作‘绳杖’，是古代捆缚罪人的刑具。”^[29]项楚师把“生”读作“绳”，是正确的。但是“杖”、“棒”并不能够捆缚犯人，也不能够围绕。我们认为“生杖”即“绳杖”，偏义复词，“生”通“绳”，“生”、“绳”同属平声，声韵均同，得由通假。“绳”指绳索、铁索，“杖”并不表义，属于连类而及。而用绳索、铁索捆缚犯人是古代最常见的方法，绳索、铁索可以围身，可以围绕，可以牵引，可以用来捆绑目连母亲后形成“鱼鳞”状，似云集。而且变文用例中说“铁锁锁腰，生杖围绕”，“生杖”当即前面的“铁锁”（即铁索）。如此，则问题迎刃而解。

3．须人

《不知名变文（二）》：“莲花成（城）节度使出敕：须人买（卖）却莲花者，付五百文金钱须（谁）人。并总不肯买（卖）却莲花。”

罗先生为帮助问题，引隋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三，如下：我时即至一鬘师家，语彼人言：仁者可卖此花与我。尔时彼人报于我言：仁者童子，汝可不闻——降怨大王出勅告下：所有华鬘悉不听卖与于他人。何以故？王欲自取持供养佛。我闻彼人如是语已，复更至于余鬘师店求索华买。彼还答我如前不异。（T03n0190＿p0666c07-12）罗宗涛根据所引认为：“经言‘降怨大王出勅’，变文既变作‘节度使出勅’；则变文所谓之‘须人’，当即佛经所云之‘鬘师’。”罗宗涛又说：“苏摩那花，梵语sumana，佛典多作‘须摩那’。”罗宗涛下结论说：“然则，鬘师以‘须摩那’花为鬘者也。此变文为所见变文讹误最甚之一篇，遂讹略‘鬘师’为‘须人’耳。”^[30]

罗先生的考释欠妥。“须人”并不是“鬘师”。对照“须人买（卖）却莲花者”与“所有华鬘悉不听卖与于他人”，我们可以发现，《佛本行集经》中的“华鬘”即变文中的“莲花”。《佛本行集经》卷三又说：“所有香油华鬘之属，不听一人私窃盗卖。”（T03n0190＿p0666c22）“女从我边受五百金钱，即授五茎优钵罗华，持以与我。”（T03n0190＿p0667a2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华鬘”即优钵罗华；“须人”即所有的人，任何人。《校注》指出：“袁宾谓‘须’‘谁’音近借用，‘须人’即‘谁人’，近是。”^[31]

（二）个别断代存在模糊欠妥

由于断代的困难，罗书在断代的结论也存在模糊和欠妥之处。如所推断的年代过于宽泛，有的变文断代实际上是重复了前贤已有的研究结论。如罗书认为《破魔变文》当在907—920年作，而《变文集》校记已经指出“当作于907—922年之间”。结论未能够统一在每一节末尾进行具体的标注，也未能在第五章末尾列表进行标注。同时，罗书未把断代研究与变文中有关的人名、地名、职官以及有关社会制度、历史事件等加以结合。如果罗书把变文中可以供断代研究的人名、地名、职官以及有关社会制度、历史事件等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会更加可靠，推测的创作时间会更具体，更加接近变文的实际创作时间。

基金项目：四川省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团队（川社联函［2015］17号）建设项目；2010年四川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SC10B024）。

作者简介：杨小平，文学博士，西华师大文学院教授。

【注释】

[1]之言《七十年来的敦煌变文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4期。

[2]陈明娥《20世纪的敦煌变文语言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1期。

[3]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页。

[4]项楚《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5]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第316—318页。

[6]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556页。

[7]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第318页。

[8]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556页。

[9]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595页。

[10]黄征《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11]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557页。

[12]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第325页。

[13]项楚《敦煌文学丛考》，第101页。

[14]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561页。

[15]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第327—328页。

[16]袁宾《〈敦煌变文集〉校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2期。

[17]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第182—183页。

[18]项楚《敦煌文学丛考》，第12—15页。

[19]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20]曲金良《敦煌写本变文、讲经文作品创作时间汇考——兼及转变与俗讲问题》，《敦煌学辑刊》1987年1、2期。

[21]蒋冀骋《敦煌文献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22]向达《唐代俗讲考》，《燕京学报》16期，《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

[23]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二号。

[24]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3年3、4、5期。

[25]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第325页。

[26]项楚《敦煌文学丛考》，第101页。

[27]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第326页。

[28]蒋冀骋《敦煌文献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29]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70页。

[30]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第319—320页。

[31]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1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