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源自蜀地考

朱利华

提　要：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流传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河西地区，其故事情节和思想情感均打下了河西人特有的时代印记。通过考察发现中原诗文中关于昭君“转变”的记载均与蜀地有关；而敦煌文献中也不乏与蜀地有关的文献。因此我们推断：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故事情节上的再创造。

“变文”是敦煌文献中最具特色的通俗文学形式，曾一度成为敦煌讲唱文学的代名词，也是敦煌学者们最为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敦煌变文的发现，使宋元以后诸如话本、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讲唱伎艺的起源问题变得清晰可见。关于敦煌变文的来源，向达、龙晦、陆永峰等几代学人均认为与蜀地有关。^[1]本文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上，具体从《王昭君变文》入手考察变文与蜀地的关系。通过对《王昭君变文》进行文本考察，结合唐代诗文中有关“转变”的记载，以及敦煌文献中与蜀地有关的文献，得出结论：敦煌文献中的《王昭君变文》是流传于中晚唐河西地区的昭君故事，大致产生于834年左右，时值吐蕃统治河西晚期，是河西人在蜀地“转变”基本情节上的再创造。

一、《王昭君变文》的文本考察

《王昭君变文》见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2553。该写本前部残损，无首尾题。1925年，刘复先生编校《敦煌掇琐》时，拟定题目为《昭君出塞》。1954年，周绍良先生《敦煌变文汇录》拟题《王昭君变文》，这一定名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该变文情节丰富，语言考究，是敦煌变文中的精品之一。现存部分始于昭君出塞途中，其余均为塞外生活的描写。其大致情节概括如下：

（前残）——出塞途中所见荒凉景象与内心愁苦（韵）——到达牙帐后所见塞外风光，拜为“烟脂”皇后（散）——昭君所见册封的盛大场面及惆怅思归之情（韵）——单于传令诸蕃“非时出猎”为昭君解愁（散）——昭君登高所见出猎场景并抒发思乡愁思（韵）——愁怨过度而生病（散）——留下遗言，略叙平生（韵）——昭君的遗言、单于的对答（韵）——昭君病重而亡，单于守丧（散）——单于哭丧（韵）——昭君葬礼场景（散）——单于亲自送葬以及部落前来参加葬礼的情形（韵）——汉使前来吊唁（散）——汉使吊唁场景、单于回忆昭君的蕃中生活并表达怀念之情（韵）——汉使宣读祭词（散）。

史籍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但情节都很简单。历经《后汉书》以及《琴操》等唐前诗文、民间传说的逐渐演变，唐以前有关王昭君故事的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昭君怨”、“青冢说”和“画工说”。《王昭君变文》除了继承这三个主题外，还创造性地增加了以下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对王昭君在蕃中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写。主要有册立为“烟脂”皇后、观看诸部落出猎、登高抒发愁思以及临死之际向单于交代后事等内容。如各部落出猎的场景：“围绕烟脂山，用昭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单于传告报诸蕃，各自排兵向北山。左边尽着黄金甲，右件（伴）纷纭似锦团。黄羊野马捻枪拨，鹿鹿从头喫箭穿……”^[2]情节丰富，场面描写阔大；同时还利用大段唱词表现昭君登高观猎时思念故乡的痛苦，以及临死之际仍然不忘向单于交代“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请报汉王知”的情节安排，均展示了丰富的蕃中生活内容，较以往同类题材作品有大大的丰富。

其次，塑造了重情重义的蕃王形象。在以往昭君故事的诗文中，有关单于的情节几乎都是一带而过，谈不上形象塑造。《王昭君变文》则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单于的形象。昭君入蕃后，他体贴周到；昭君愁极而死后，他悉心按照蕃法安排了隆重的葬礼，并亲自送葬。除间接叙述外，文中还运用对话形式，通过单于之口直接表达对昭君的一片深情。如昭君临死前留下一番遗言后，单于答曰：

忆昔辞銮殿，相将出雁门。同行复同寝，双马复双奔。……凤管长休息，龙城（笛）永绝闻。画眉无若择，泪眼有新痕。愿为宝马连长带，莫学孤蓬剪断根，公主时兦（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丧（哭）孤魂。

他首先回忆了与昭君相伴的美好时光，又表达了对昭君的眷恋不舍之情。汉使前来吊唁时，单于又有一番表白：“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令使者“闻言悉以悲”。

通过大段场景和细节的敷演，单于已不仅仅是一位民族首领，更是一位体贴入微、温情脉脉的丈夫形象。变文对单于角色的精心塑造，有别于以往诗文中站在中原人角度叙述昭君故事的模式，而是以塞外蕃人的眼光讲述昭君塞外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吐蕃占领河西诸州的这一历史事件^[3]，只有身处吐蕃统治之下，“百姓知单于意，单于识百姓心”这一叙述视角才可能实现。正如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壁画《维摩诘讲经图》中，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吐蕃赞普形象，并被绘制在各国王子前方的显要位置。这一时期的愿文有不少是为赞普、吐蕃臣僚的祈福内容，如P．2807斋文：“伏惟我圣神赞普，祚承大业，圣备无疆；克修永固，诞应天命；威加四海，恩挟八维；流演一乘，以安百姓……”均体现了吐蕃统治河西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心理。^[4]应当说，王昭君故事发展至此，无论是情节还是思想内容，都是吐蕃统治下的河西人对王昭君故事的重新解读，其中隐含着他们自己的遭遇和情感的倾诉。

二、唐代诗文中的“转变”与蜀地讲唱伎艺

《王昭君变文》浓厚的河西风味，并不能掩盖它源自蜀地的因素。根据现有文献，蜀地本来是变文的发源地之一。“变文”是唐代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据当时的诗文记载，“转变”在盛唐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引《谭宾录》云：

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儇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5]

郡县诈令僧人设斋或“转变”，乘民众聚集围观之际缚“单贫者”入征，可见安史之乱以前“转变”就已成为蜀地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6]

上述为肃宗上元元年（760）七月，玄宗作为太上皇的宫中闲居生活。“转变”和“讲经”、“论议”、“说话”等讲唱活动，成为其闲居解闷的娱乐方式。唐诗中也有关于“转变”的材料。如：

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谁家少年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王建《观蛮妓》）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自恨，昭君传意向文君。（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

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李贺《许公子郑姬歌》）

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李远《转变人》）^[7]

以上几首诗都提到了王昭君故事的“转变”表演，可见王昭君故事是“转变”伎艺中非常流行的题材。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转变”与蜀地的关系。《太平广记》指明是蜀地泸南的“转变”。《高力士外传》未明说“转变”与蜀地的关系。据史载唐玄宗曾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入蜀，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回京。联系到玄宗精通韵律，擅长乐舞伎艺，曾负责排练了诸多乐舞节目，但他去蜀中之前，宫中没有流传“转变”等的记载，当他从蜀地回长安不久，讲经、论议、转变、说话等讲唱活动，就在皇宫流行。我们只能这样解释，这些讲唱伎艺是从蜀地传来的。《看蜀女转昭君变》明确记载演唱“昭君变”的是长于锦江边的“蜀女”。《许公子郑姬歌》中的演唱者是“郑姬”不是“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转变人》未提及与蜀地的相关信息，但作者李远是巴人，他所描写的情景，当是巴蜀演唱昭君故事的情况。另外，《观蛮妓》也未明说蜀地，但“蛮”是我国古代对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又章炳麟《新方言·释亲属》云：“四川谓婢曰蛮。”可见“蛮妓”很可能即蜀地的歌妓。实际上，“转变”与蜀地存在关系并非偶然。蜀地自汉代以来表演伎艺就很发达，近数十年来巴蜀文化区出土的说唱俑多达上百件，是我国出土汉代说唱俑最多的地区。其击鼓歌唱作俳倡状的陶俑，是活灵活现的说唱艺术的再现。到了唐代，“市人小说”在四川出现，^[8]又据南诏入侵西川掳去“杂剧丈夫两人”的记载^[9]，均可见蜀地表演伎艺之盛，任二北先生曾以“蜀戏冠天下”概括之^[10]。蜀地的安宁和浓厚的佛教氛围，使俗讲、讲经等讲唱伎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也为变文这一源于佛教俗讲的文学样式提供了丰厚的宗教、社会土壤。^[11]

三、《王昭君变文》与蜀地昭君“转变”的关系

唐诗中“昭君变”的表演者都是女性，“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自恨，昭君传意向文君”等描写，清楚地说明蜀地的“昭君变”是以昭君为第一人称的口吻演唱的。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与其在叙述视角上有一致处。如昭君出塞途中的唱词云：

……阴圾（坡）爱长席箕掇，□（阳）谷多生没咄浑。纵有衰蓬欲成就，旋被流沙剪断根。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蓦水频过及敕戍，□□望见可（岢）岚屯。如今以暮（已沐）单于德，昔日还承汉帝恩。□□定知难见也，日月无明照覆盆。愁肠百结虚成着，□□□（千）行没处论，贱妾傥期（其）蕃里死，远恨家人招取魂。

妾家宫苑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梦）连。烟脂山上愁今日，红粉楼前念昔年。八水三川如掌内，大道青楼若眼前。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可笑轮台寒食后，光景微微尚不传。衣香路远风吹尽，朱履途遥蹑镫穿，假使边庭突厥宠，终归不及汉王怜……

这段唱词用词考究，句式整齐押韵，情感激昂真切，将昭君身在塞外、回乡不能的凄楚无奈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很容易将其与唐诗中女艺人“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的表演联系起来。

其次，从《王昭君变文》全篇结构来看，可能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情节上的再创造。变文前半部以昭君为主要视角，这与蜀地转变由女艺人表演十分吻合。后半部出现的单于唱词，分别是答昭君临终遗言、为昭君送葬以及接受汉使吊唁后自表心迹。三段唱词均在昭君临终直至病死之后，即昭君作为第一人称的线索中断以后。单于成为叙述主体开始出现，似乎为补充故事情节而设。如果将其删除，全文情节仍然是连贯顺畅的。此外，这几段唱词与基本情节衔接并不紧密。如“宣哀帝问，遂出祭词处若为陈说”一句后，本该接祭词内容，却安排了单于的一段表白：“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莫怪帐前无扫土，直为啼多旋作泥。”后又接“汉使吊讫，当即使回。行至蕃汉界头……乃述祭词……”单于这段表白，明显有后添加的痕迹。联系到前面列举诗文中的昭君“转变”均与蜀地有关，我们推测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很有可能是在蜀地昭君“转变”基础上改编而来。

再次，《王昭君变文》云：“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尚在。”^[12]成为考证其创作时间的重要线索。据《汉书·帝纪》载：“竟宁元年……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一般来说，“八百余年”当不超过八百五十年。王昭君和亲的竟宁元年（前33）后推“八百余年”，大约是在公元767—817年之间。从上引中原昭君诗歌作者所处年代来看，除吉师老生卒年不详外，其他作者情况大致如下：李远主要活动在武宗、宣宗两朝（841—859），大约懿宗咸通（860—874）中辞世^[13]，王建和李贺都是8世纪后期到9世纪初期人，李贺卒于816年。可见，至少在816年左右，以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转变”在蜀地已经很普遍了。因此，“八百余年”正是蜀地昭君“转变”形成的时间，而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改编时保留了这一内容，说明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完全可能源自蜀地。

四、从敦煌文献中的蜀地文献看昭君“转变”传入敦煌的可能性

敦煌文献中不乏蜀地传至敦煌者，如P．2003《佛说十王经一卷》，首题“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据晚唐僧人贯休《蜀王入大慈寺听讲》云：“百千民众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可见该寺俗讲之盛。又如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龙晦先生考证该文用韵与四川方音相合，并认为韦庄《秦妇吟》以及《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S．4037）都是由蜀地传入敦煌。^[14]此外，张鸿勋先生认为敦煌遗书中的道教话本《叶净能诗》也是蜀地人士所编，并进一步推测可能由四川传入敦煌。^[15]

敦煌文献还可见敦煌人士与蜀地往来的记载，如P．3718《唐故宣德郎试太常寺胁（协）律郎行敦煌县令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张府君写真》记载张府君生平事迹云：“大中赤县沸腾，驾行西川蜀郡。使人阻绝不通，律星有余。累奉表疏，难透秦关数险。公乃独擅，不惮劬劳。率先启行，果达圣泽。”郑炳林先生据作者张太初职衔考证该文上不早于914年，下不晚于924年五月，又据篇额有“唐”，认为当撰于后唐同光元年到二年间^[16]，即923—924年间。该写真赞反映了晚唐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与蜀地之间的政界往来。此外，河西与蜀地佛教界往来更是持续不断，陆永峰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述。^[17]此不赘述。

仔细翻检敦煌文献，我们还能发现敦煌当时存在不少与蜀地有关的印本文献。如P．8100题署“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P．209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云：“于唐天复八年（公元908年），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又云：“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其他如P．3398、P．3493、S．5534、S．5451、S．5544、S．5659、S．5965等写卷，题记中均有“西川过家真印本”等语。其中S．553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云：“西川过家珍印本，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902年）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敦煌文献中保存至少十种这类印本，或虽不是印刷本，而与四川印刷密切相关^[18]。以上蜀地文献大多为晚唐本。蜀地流行昭君转变之时河西地区正在吐蕃统治之下，那么蜀地昭君转变底本有无可能在吐蕃统治时期传入河西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件残缺不全的印本残片，据邓文宽先生考证为《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并认为是由敦煌以外的地方流入的^[19]。结合上述几件蜀地印本，该件当同为蜀地传入。据《全唐文》卷六二四载：“（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西川及淮南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具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可见当时四川版印日历之盛，以致引起了官方的干涉。从具注日历传入吐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来看，蜀地流行的昭君“转变”传入河西也是没有问题的。其传入的时间，极有可能与目前所见最早的蜀地印本日历进入河西地区大致同时，即834年左右。这一时期吐蕃内部矛盾重重，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已大不如前，河西人改编完成昭君“转变”的时间在传入后不久。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文学作品叙录与系年”（项目编号12JJD770007），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12JZD009）。

作者简介：朱利华，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注释】

[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龙晦《敦煌与两蜀文化》，《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陆永峰《变文与四川》，《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王昭君变文》录文均引自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

[3]本文“吐蕃统治时期”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即786—848年之间。“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陇右兵力调往中原平乱，吐蕃统治者趁西北边防空虚之际大举进犯。广德元年（763）攻进长安，然后以陇右为基地，开始了对黄河以西唐朝领土的大举进攻。764年攻占凉州，766年占领甘州、肃州，776年占领瓜州，786年占领敦煌，直至848年吐蕃统治者退出河西地区。

[4]关于《王昭君变文》作于吐蕃统治时期，郑文、邵文实、王伟琴等诸位学者已有相关考证，本文从以上两点加以补充。详见郑文《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西北师大学报》，1983第4期；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研究》，敦煌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王伟琴《敦煌变文作时作者考论》，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3页。

[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2109页。

[6]［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7]查屏球《新补全唐诗102首——高丽“十抄诗”中所存唐人佚诗》，《文史》2003年第1期。

[8]“市人小说”之名，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中华书局，1985年，第201页。

[9]见《全唐文》卷七○三李德裕《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第二状》。

[10]任二北《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11]陆永峰《四川与变文》，《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2]《王昭君变文》录文均引自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

[13]李之亮注《李远诗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4]龙晦《敦煌与五代两蜀文化》，《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

[15]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16]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42页。

[17]详见陆永峰《四川与变文》，《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8]龙晦《敦煌与五代两蜀文化》，《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

[19]邓文宽《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