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领悟八卦结构的生成,八卦乃至64个易卦如何排序,即《易经》大循环和小循环的基本逻辑,我们得树立起两个很有用的观念:简捷原理和立体原理。
简捷原理是科学探索的一个基本假设,目的是为了摒除枝节芜杂的干扰,直溯问题的本真。立体原理应用到《易经》的解析,则是为了突破平面图像在表达上的局促,以便在三维空间里表现三爻卦象的周流变化;更进一步,帮助我们来想象每卦的六条爻是怎样此消彼长的。先解说简捷原理。
上一讲解说了两仪构成的差别:在图3.2的邵雍排序(B行)里,阴仪四卦——地0、山1、水2、风3——的初爻都是阴爻,而阳仪的四卦——雷4、火5、泽6、天7的初爻均为阳爻。在数值编号排序(A行的)里,阴仪的四卦,地0、雷1、水2、泽3,上爻都是阴爻,而阳仪的四卦,山4、火5、风6、天7,上爻均为阳爻。结构上的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变化及其涵义,以后展开解析,并据以做出重大的调整。这里须先加以指出,在结构上,不论B行的邵雍排序还是A行的数值编号排序,比其他的八卦序,比如文王后天卦序等等,显然要合理得多。文王后天八卦序里的地—山、雷—泽、风—天相对,而周易里面的雷—山、风—泽相对,在卦体结构上是难以自洽的,可以认为是引起《易经》解构上一系列淆乱的一大原因。
人们通常认为,唐代易学大师孔颖达提出的“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能够自洽,易卦之能构成对,既可以靠“覆”的原则——互为对卦之一从初爻爬到上爻就偶合成为其对卦的从上爻下到初爻;也可以通过“变”的原则——阴爻变阳爻,或阳爻变阴爻,即通过前卦和后卦在同爻位的阴阳彼此否定来构成对卦。毕竟,除了4对卦——乾—坤、离—坎、颐—大过、中孚—小过之外,余下的28对卦可以按“覆”的原则来构成,问题似乎不会很大。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误解。
且不说还有4对卦,泰—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其实也是按“变”的原则构成,其根本的理由,是最基本的八纯卦里面——所有的64卦无不是由两个三爻纯卦重叠而成——有一半(乾和坤、坎和离)是根本无法以“覆”的原则来构成对卦的。
理解的关键,是相错成偶的原则除了“变”,还有没有必要再引进“覆”的原则?这涉及人类认知上一个至为重要的观念——“奥卡姆的剃刀法则”,人类在科技和文史探索上,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一个居功厥伟的基础性假定。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俗称“剃刀法则”,是14世纪一个名叫威廉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首先提出来的。奥卡姆是英格兰的一个小地方,威廉在那里修道,就像鼎鼎大名的达·芬奇,是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名叫达·芬奇的小镇上的一个叫列奥纳多的人。威廉总结出的“剃刀法则”,倡导简洁化,主张做好或解释妥切一项事理,所应用的工具或理由,要尽量“剃”掉,裁削得越少越好,也就是简捷朴素或者不浪费的意思。
“奥卡姆的剃刀法则”并非数学定理和科学定律,也缺乏逻辑上的证明,而是一个凭常情常理而令人信服的“公理性假设”,却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化带来了极大的信念力量。它的一个基础性启示是突破了繁琐观念的束缚:在无法确证的情况下,“剃刀法则”要人们尽可能地保持简约;在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它启示人们要力求更简约,越简约越美,就越接近真实。剃刀法则作为一个主要的观念动力,触发了文艺复兴的辉煌。当时的欧洲大陆越过了绵亘千年的黑暗时期,重新开始追寻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典籍,却陷入到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繁琐迷惘里,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几个天使在跳舞”之类的证明上纠缠不清。正是“剃刀法则”的发扬光大,把这类繁琐的大罩门给削平掉了。
剃刀的道理可说是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就曾阐述“自然选择最短路径”,他认为在实验和观测中,过多的假设非但无益反而有害,诠释任何事物的理论,理由假定须越少越好。科学探索和文明进步中有很多颠覆性的发现,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大发现,都是从剃刀法则汲取了信念力量作为起点,抓住了主要矛盾,从而一举解决了最根本性的问题。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的自由落体实验,就认定空气阻力在解释重物下坠上无关紧要,应当撇开,最终导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又如,生物进化的历史探索中,物种进化演变的过程漫长、头绪多,证据总是不足,在实据发掘出来之前,就得找理由来假定缺失的环节。达尔文是个慧眼卓识的真正大师,他总能抓住关键理由,撇开旁枝旁节,既能很有力地说明问题,又避免了应付不必要的挑战和纠缠。
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剃刀法则有过深邃的思考,以他的话,“奥卡姆剃刀”其实就是指“一个符号系统里的任何符号,凡非必要即是无用”。
在解释《易经》时,非常值得运用剃刀法则来引导我们走出迷津:对于《易经》64卦的解释,任何符号或假设除非必要,即无意义,更别说许多洞凿穿引或附会其说的臆想了。
以简捷观念为指引,构成对卦的所谓“覆”的原则,不惟多余而且产生误导,容易引致混淆,理应被“剃掉”。因而,只用“变”一个原则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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