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发展的历程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这完全是由我国文字之为独音体所决定的。由于文字为独音体，乃可有字数相等的并列偶句，并可在偶句中讲求词义的对称。这种现象，由来久远，如《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论语·卫灵公篇》说:“言忠信，行笃敬。”其他各种长短不齐的偶句，在经传诸子中可常见到。这种骈偶的句子，虽在古代著作中可见到许多，但各在其篇章之内仍是偶然出现的。它们的出现，往往在意义紧要之处。因为在单散的文句中，忽然插入个别的整齐偶句，更富有警动人的效果，如古人常在言谈中引用的谚语或成言，多为整齐偶句，即可证明这种作用。但在文学作品中，骈偶辞句之由偶然出现而至全篇一致，其发展历程仍是很长远的。

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而成熟于南北朝，我们可从“四史”的传论察出明白的迹象。因为史书的赞论和序述，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足以显示各个时代文学艺术的风格特点的。我们试先看《史记》的《酷吏列传论》: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寖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汉书》的《酷吏列传》，大部分是因袭《史记》的，就是序和赞也是如此。下面是《汉书》的《酷吏列传赞》:

赞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时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张汤死后，网密事丛，寖以耗废，九卿奉职，救过不给，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纪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导，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

这两篇史传论赞的内容，完全相同，它们的差异只在辞句之间，即由原来长短参差的句子，变为比较整齐的句子。这种辞句的变动，不能认为是班固故作变异，实是受着当时文章风格要求的支配的。在晋初陈寿的《三国志》中，情况更不同了，试看《诸葛亮传论》: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治世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这篇传论，远非《汉书》传赞之仅在句法趋于整齐可比，它不仅在句法上而且在词义上，都是整齐排对着的，已确具完整的骈偶形体了。不过，在语言的运用上，它还是很质实的，并且还不会追求音节的谐美。而刘宋时代范晔《后汉书》中的传论，即在这两方面跨进一步，使骈文的形式更趋完美。如其《蔡邕传论》:

论曰: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瓯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恐不密;但愿白首归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属其庆者，夫岂无怀!……

从这篇传论里，我们可看到，句法的灵活，辞采的精美，音调的谐和，故实的征用，整个的标志着骈文形式之进入成熟阶段。

在上举一系列例子中:《汉书》的传赞，表明了在一世纪的后半叶(东汉中叶)，即已把西汉的散文，在句法上从参差不齐导上趋于整齐的道路;《三国志》的传论，显示着三世纪末(西晋之初)的文章，除了句法更形严整，并已大体上从事词义的偶对了;《后汉书》的传论，则标志着五世纪的上半叶(刘宋时代)，文章的骈化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但是，上述现象，只是骈文发展过程的大致步骤。而作为骈文几个重要的组成因素:辞句的排偶，辞藻的敷设，典故的运用，声律的讲求，所有这一切，同时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其经历途程是复杂错综的，这从各个时代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寻察出。

早在东汉中叶，《汉书》作者班固的其他作品如《两都赋》和《答宾戏》等，比起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和东方朔的《答客难》，不仅句法更多排偶，而辞藻亦更繁富。比班固时代稍晚的张衡，其《两京赋》比班固的《两都赋》，辞藻更为富丽。就在文人有意争胜的动机下，文章的形式更多地被注意讲求了。继班固的《答宾戏》之后，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诲》，它们都是一致的，篇中大多数是整齐的偶句，间或从事词义的属对，而加以丰美的辞藻。这一切都表明了，文章骈化的趋势，在东汉文人的创作中已经形成。

从西晋时期起，骈文形式的各个方面又趋向凝炼的道路。一篇之中，句子几乎整个是排偶的，辞句属对的成分也加多了，使用的词语力求从典籍中提取，如《文赋》所说的“倾群言之沥液”，而事理的阐述，更多借助于典故。如下引陆机的《豪士赋序》:

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欤!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昵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笃圣穆亲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过此以往，恶睹其可!安危之理，断可识矣。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

这一段文章，具备着骈文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各种特征，尤其是辞句的整齐排偶属对，在骈文形式的主要因素上提出了新的榜样，这样由句法上形成的整个文章的气势也是骈整的，建安时期以来文章的疏散之气乃逐渐消失，不过还未达到南北朝时那样凝滞的地步。这一方面由于作者用字还能直接地切合事理，尽管其所用的字是从典籍中提炼出的。另一方面，由于用典还不太繁密，如这一段只是着重从周公与成王、霍光与宣帝的故事，反复地阐明君臣嫌隙之难避免的道理，其余的几个典故则从属于这一中心义理，意思至为明显，所以在骈整的句法中，还流动着疏宕的气势。但如“政由宁氏”和“祭则寡人”，这种借喻的用典方法，则是宋、齐以后因用典而致文章晦涩的开端了。

到了刘宋时代，骈文进一步表现的特征，乃是使用典故的繁多。钟嵘的《诗品序》曾指出这种情况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我们试看颜延之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选》卷四六)，谢庄的《宋孝武宣贵妃诔》(《文选》卷五七)确如钟嵘所说，几乎是“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非常滞涩难读了。

齐、梁之际，一方面由于声律之说兴起，作者更有意识地调节声音，使有抑扬错综之美。其方法大致是使每两句为一联，每联句末二字的音，平仄互异，而上下相连的两联，音节又相对立，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说的:“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所揭示及其所自实践于这段文章中的声律，确为以后骈文家所一致大体奉行的准则。另一方面，在句法上因力求匀称之美而大体趋于四六。句子的匀称自以偶数为宜，而短句的四言和长句的六言是最为适当的，因为比四言更短的二言太急促，比六言更长的八言太冗漫，于是句法多趋向于四言和六言，把这两种句式以各种相间相重的方法运用起来，可使通篇的句法同时具有匀整和错综之美。骈文的形式，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具备，乃达到无以复加的完美境地。处于南北朝末期的徐陵、庾信的作品之被后人奉为骈文的典范，即因他们在其中集中地发挥了骈文各种形式因素的作用。我们试看下录的一段徐陵的《玉台新咏序》:

既而椒宫宛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庶得代彼萱苏，微蠲愁疾。

这段文章的内容，不过说那些宫廷妇女在长日寂静的宫廷中，生活悠闲得够烦腻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作，平常赌博的游戏也玩厌了，只有写写诗来消磨时光，排遣愁闷。但在艺术形式上，辞藻典实的巧丽，音节的铿锵，对仗的工稳，句调的整齐而又错综，都标志着这一文体的艺术形式发展到高度成熟精美的地步。

由上所述，可见在我国文学史上骈文的出现，乃是我国文学在具有独特性的文字条件下必然的现象。它的逐步发展，乃是以作家对于文学艺术形式美的极力追求为动力。最初由于作家在学问才华上相互争高，并企图从形式的艺术加工以加强对于内容的表现力，故作品的内容意义和形式技巧，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和谐性。以后，尤其在宋齐以后，许多作者由于生活的贫乏空虚，只是一味在形式技巧上下工夫，在这种风气下，以致许多作品徒具浮华的外表，而流于形式主义。骈文之常为后世批评者所非议，其原因即在此。但是，即在后世认为文风卑靡即骈文最盛的南北朝时代，也还有不少优秀作家，以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思想感情为内容，以丰赡的学问修养和艺术才华，运用这一形式所需要的高度艺术技巧，仍为我们留下不少优秀的文学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