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的骈文

西晋初期，是继建安之后又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形成晋初文坛盛况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各体杂文的鲜美缤纷。向来把潘、陆作为这一时期文坛的代表，他们各体杂文的艺术成就也是重要的因素。在陆机的作品中，比较卓越的骈文作品有《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并序》、《演连珠五十首》、《汉高祖功臣颂》等篇。《豪士赋序》前面曾在两处谈到，这里不再谈了。《吊魏武帝文并序》和《豪士赋序》一样，前面有序，但篇幅上吊文较序文稍重，大体上是相称的。作者在序文中叙说他致吊的原因，由于在秘阁看到曹操的遗嘱，于是慨叹曹操以一代雄杰，而在死亡面前无可奈何，其临死的表情与其生平太不相称。序文中概略地提到了遗嘱内容的许多方面，除了对其中正确的表示了赞美，更着重的指出曹操临终对家庭琐细的生活事物的安排处理，这些已是他无能为力的，却偏要留情系念，丧失了他应有的明智。吊文则从曹操剪灭群雄，建立朝廷纲纪，将进而完成功业，于西征途中被病，及临终以至身后情景，原原本本，郑重铺陈。序文和吊文各有分工，详略不同，如序文中的这一节:

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筭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

以雄健的笔力，高远的心胸，从曹操壮伟的生平志气，对照地慨叹他的无可奈何的死亡。而吊文的前半着重在叙述他生平的业绩，后半则叙写他临死及身后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被概括地纳入上举序文一节的慨叹中。而序文中所交代的曹操遗嘱的内容，在吊文中有的仅提点一下，如序文转述的遗嘱:“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吊文仅以“纡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余香”轻轻带过。而有的则纵笔加以渲染，如遗嘱中有这么一条:

吾婕妤伎人皆著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

而吊文则着意描写他死后这条遗嘱的执行情况:

曹操的这一遗嘱，确表现了以他这样一个人物所不应有的痴愚。吊文即着意描写铜爵台中婕妤伎人在他死后按照遗嘱进行的活动，虽充满了悲伤气氛，却对死者无所补益，只是苦了关闭在台中的一群女性，使人感到他的这一遗嘱多么荒谬可笑。作者在这方面特意多着笔墨，当因其既富于诗意，又具有讽刺意义。后来许多诗人以“铜雀台”或“铜雀伎”为歌咏主题，都是有着同感的。通篇看来，序文轻快，而吊文沉着，各自适合其本身的风格要求。序文句法气势灵活疏畅，犹有建安余风，而词语修炼凝重，表达意思较曲折，已不似建安时文章之易读了。

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可说是文苑里一串光辉夺目的明珠。连珠之体，乃就社会或自然的某一现象，加以推阐，引出政治或人生的重大道理，语极圆转精练，而意味深长。据说这种形体创始于扬雄，后来从班固到潘勖都有拟作，但如《文心雕龙·杂文》所说:“欲穷明珠，多贯鱼目。”不足耀人眼目。只有陆机的这五十首，“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引同前)。下面选录五首，聊供鉴赏:

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

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故明主程才以效业，贞臣底力而辞丰。

臣闻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弊之政;五侯并轨，西京有陵夷之运。

臣闻弦有常音，故曲终则改;镜无畜影，故触形则照。是以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

臣闻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是以迅风陵雨，不谬晨禽之察;劲阴杀节，不凋寒木之心。

这种体式的写法，即以第一首为例来看，通首分三层:前四句摆出自然界各种不同现象的作用。中二句为一层，就上述现象阐明其意义，乃是相反相成的。第三层则推论到人事与自然一致之理，就是臣子各严守自己的职责，好像音乐演奏，每种高下不同的音各发挥自己的作用，君主则总其成，好像演奏的指挥者，使各种音和谐地配合演奏成优美的乐曲。这首的用意，在于应用从自然现象体会到的道理，比喻地指出国家政治上的正常之道。这一文体的艺术功用，是富于启发性，由前一事理推演出后一事理，然后关合到人事，使人感到情理的满足。在艺术上需要用心巧而属辞圆熟，使人读来如弄珠丸，晶莹流利，赏心怡目。

由于这一文体短小精悍，运用非常灵便，作者取材的方面和表现的方法也非常繁多。如上选第二首，意在说明一个人的职位要与其才能相称。前四句为一层，从道理上说职任超过才能的祸患，下一层二句用物来比喻，物的使用超过其功能会产生某样的结果。于是最后二句提出君主授职及臣子受职应遵守的准则。第三首前四句即径直陈说用人不公的政治危害，后四句举出历史事实，证明上面所说道理的正确。重大的政治事理及现象，极明白地摄取在这八句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显示了这一艺术体式的精美及作者艺术手腕的高强。

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是汉魏以来这一文体中最为精闳的作品。文的发端描写秦末农民起义时的中国局势道:

芒芒宇宙，上惨下黩，波振四海，尘飞五岳，九服徘徊，三灵改卜。

以自然界的非常现象，象征人世的巨大变化，展示出一幅宇宙震荡昏惨的图景，给人以天翻地覆的严重感觉。其中歌颂韩信云:

灼灼淮阴，灵武冠世，策出无方，思入神契。奋臂云兴，腾迹虎噬，凌险必夷，摧刚则脆。肇谋汉滨，还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师北讨。济河夷魏，登山灭赵，威亮火烈，势逾风扫，拾代如遗，偃齐犹草。二州肃清，四邦咸举，乃眷北燕，遂表东海。克灭龙且，爰取其旅，刘项悬命，人谋是与，念功惟德，辞通绝楚。

以精练的语言，概括地陈道出韩信杰出的军事才能，重要的战争业绩，以及对于汉高的忠诚，表示出赞颂之意。其中如“策出无方，思入神契”，赞扬韩信战争谋略之神妙莫测，再没有比这形容得更简当的了。又如“威亮火烈，势逾风扫，拾代如遗，偃齐犹草”，确极形象地描绘出韩信用兵迅疾不可阻挡的威势。后面跟着颂述了彭越、黥布，即总结韩、彭、黥三人说:“元凶既夷，宠禄来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谋之不臧，舍福取祸。”《文心雕龙·颂赞》一方面说“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但又说:“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认为在颂中不宜有所贬，这就未免有所胶固。颂文还曾在张耳、韩王信及卢绾每人的终了都有所批评，这乃是由于他们的终结确有可议之处，也体现了作者论人的全面观点。不过，对韩、彭、黥的贬议，仍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的，因为从史实看来，他们三人的凶终，罪过并不在他们三人身上，而是封建统治者兔死狗烹策略实施的必然结果。

潘岳是以诔文的能手著称的。《晋书》本传说他“尤善为哀诔之文”。在他的文集中，有哀诔近十篇，其中以《马汧督诔》最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关中少数民族氐、羌族人民，因不堪晋统治阶级的压迫，曾以齐万年为首起兵，潘岳曾有四言的《关中诗》叙写这一事件。这篇文章所哀诔的汧督马敦，乃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武官，当齐万年围攻汧阳，敦苦守孤城，立下大功，乃以极微小的嫌疑受屈而死。这篇诔文前面有序，扼要地叙述齐万年起兵后晋王朝派兵镇压失败的频繁，中间着重具体描写了马敦力守汧阳孤城的劳苦及功绩，以及屈死复经昭雪的经过，最后举古事为例说明写这篇诔的必要。诔文则以大量篇幅真实地描绘出当时关中形势的危急，和马敦在剧烈防守战中的忠勇果敢及机智。其中对于战争情势的描写，使读者恍如亲临其境:

这个为历史家所不注意的小人物的非常事迹，在这里获得了具体有力的表彰。作者在后面以深切悲愤同情的态度，申诉了这位英雄人物的冤屈，而慨叹他“功存汧城，身死汧狱”，极深刻地揭示出了他的命运的悲剧性，及当时现实之多么不合理。诔文中也明白直斥其上司的罪恶说:“猾哉部司，其心反侧，斫善害能，丑正恶直。”也反映出了当时政治上的黑暗。这篇诔文确是一篇卓越难得的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潘岳还有许多这方面的作品，其中有些不过是为已死的统治贵族作妆饰品的应酬之作，没有高尚的价值，只有《夏侯常侍诔》，还能够真实地表现出夏侯湛的风度，和作者与死者的真挚深厚的友谊。

张载的《剑阁铭》，是一篇有名的作品。作者在前半叙述了剑阁地势的险峻及其重要性后，接着提出警告说: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见屈吴起。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洞庭孟门，二国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灭，刘氏衔璧，复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

这一段铭语，乃是吴起的“在德不在险”一语的发挥和论证。其中“公孙”二句，对于蜀地官员的告诫，至为警切，而对于封建统治者维护蜀地的统治尤为重要，所以在当时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重视，派人把铭文刻在剑阁的石壁上。而“兴实在德，险亦难恃”二句的意义，和孟子所说的“地利不如人和”的实质是一致的，对于封建统治者尚有一定的教育作用。

东晋时期，袁宏的一篇《三国名臣序赞》，可说是与陆机的《汉高祖功臣赞》相伯仲的作品。袁宏字彦伯，陈郡人。大约生活于四世纪的中后期。他因性格耿直，故官职不高，仅从参军、司马经吏部郎至郡太守。他的《三国名臣序赞》乃是依他的一定准则，选取三国时各国有名的大臣，加以赞颂。于魏取荀彧、荀攸、袁焕、崔琰、徐邈、陈群、夏侯玄、王经、陈泰九人，于蜀取诸葛亮、庞统、蒋琬、黄权四人，于吴取周瑜、张昭、鲁肃、诸葛瑾、陆逊、顾雍、虞翻七人。全文分序和赞两部分。序文着重从道理上发议论，认为贤能之臣要能遭遇圣明之君的认识和任用，于是指出上古君臣之相得，“莫不宗匠陶钧，而群臣缉熙;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而中古君臣之道衰后的情况:“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御圆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接着再三反复深慨欲行其道于世者之遇君难。作者观览三国君臣之间的事情，觉得也是一个有可称述的时代，即于所要赞颂的各国名臣中，提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举出其生平大节加以评论和咏叹。作者在序文的最后标出他赞颂这些人的准则，是“出处有道，名体不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就是这些人的品德风概，足供后代效法的。这是作者赞颂三国名臣的最高着眼点，也是本文所具有的思想意义高于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的所在。因为一个人的功业只隆盛于一时，而一个人的品德风标则是影响深远的。后面的赞词，几乎对于每个人的生平大略的概括中，都贯注了这种精神。如其对于魏国的崔琰，序文写道:

崔生高朗，折而不挠。所以策名魏武，执笏霸朝者，盖以汉主当阳，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进玺，君臣易位，则崔子所不与，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济舟，亦所以覆舟;仁义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贤玉摧于前，来哲攘袂于后，岂非天怀发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赞文写道:

崔生体正心直，天骨疏朗，墙宇高嶷。忠存轨迹，义形风色，思树芳兰，剪除荆棘，人恶其上，时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节，虽遇尘雾，犹振霜雪，运极道消，碎此明月。

序文乃从崔琰的生平中，概括地举出他的大节所在及由之造成的人生悲剧，并予以高度的评价。赞文则在序文所指出的大节的基础上，假借各种事物，形象地赞美他的精神品质。赞文的最后六句，对于崔琰死守善道的节概，致以了严肃的崇敬和深重的惋惜。

赞文的开始，描写汉末大局动乱中君臣相择的景况:

火德既微，运缠大过，洪飙扇海，二溟扬波。蚪虎虽惊，风云未和，潜鱼择渊，高鸟候柯。赫赫三雄，并回乾轴，竞收杞梓，争釆松竹。凤不及栖，龙不暇伏，谷无幽兰，岭无亭菊。

以自然界的种种事物变化活动的形象，尽致地形容出当社会动荡纷扰中，三国之君争相收罗人才的急迫情状，使人俨如面临一幅波澜壮阔的现实社会图景。

赞文在最后总结地赞颂道:

诜诜众贤，千载一遇，整辔高衢，骧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时务，名节殊涂，雅致同趣。日月丽天，瞻之不坠，仁义在躬，用之不匮。尚想重晖，载挹载味，后生击节，懦夫增气。

和序文最后的用意一致，尽管那些人的表现方面不同，但他们光辉不朽，影响后世的，还在他们身上存在的仁义品德。所以以前有人肯定这篇作品“意存风教”，确是深得作者撰写此文的要旨。

本篇序文虽句法骈整，辞语精雅，但在遣词上力求准确明朗，故无论叙事说理，俱宛转自如。由于作者“意存风教”，所以在叙说事理中均寓含作者的微情深慨，故笔姿亦颇摇曳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