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骈文

刘宋初期，颜延之的文章，虽不免用典繁密的病累，但他的《陶征士诔》仍是一篇优秀的作品。颜延之富于才华，是陆机、潘岳之后，以文章卓著于刘宋时代的。他的性格情调，也很与陶渊明相近，如《宋书》本传所说:“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他在浔阳作刘柳后军功曹时，和陶渊明成了亲密的朋友，后来作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到陶家共同畅快地喝酒，临走时还留下二万钱给陶，可见他们情谊的密切。他即以其擅长的精美文笔，为与他情调一致的相知好友写下这篇诔文，取得了这样情词并美的艺术成就。

诔前有序，开始先从虚的方面赞美高隐之士的可贵难得，然后叙述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再在诔文中致以伤悼之意。前后篇幅大致相称。序文中叙写陶渊明的生平说:

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旨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

在这段文章里，陶的个性、学问方法、家庭生活、出处经过以及人生态度等，均被作者以精美的文笔，形象完整地勾画出来，充分体现了陶的率意任真的精神特点。

在诔文里，作者描写陶渊明弃官归去的生活景况道:

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这简直是一幅清美的山林隐士生活图画，在画面里也隐现了陶的乐尚自然的精神境界。

在诔文的最后，作者追述他们彼此的交谊，尤为亲切:

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阂，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蹷，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

在这追述的彼此互相规戒的话语中，体现了他们道义相亲的精神。而陶指出的“违众速尤，迕风先蹷”，正切中颜的处世病根，所以“睿音永矣，谁箴余阙”二句，正是对于知心挚友的沉痛悼念，出自肺腑的哀声。这篇文章只是在序文的发端稍有虚饰之辞，通篇大致骈对工整，略现当时文风的特点，而整个情貌是较朴素的，所以获得情辞并美的艺术效果，这当是作者这篇诔文的写作，出自衷情，并意识到应与他的好友生平相称合之故。这篇文章中许多有关陶渊明生平的叙述，也是后代历史家及研究陶渊明的极可贵的原始资料。

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刘宋时期一篇具有创造性的写景文。鲍照的妹妹名令晖，鲍照曾答宋孝武帝说:“臣妹才自亚左芬”，可见他的妹妹令晖有与左芬相上下的才华的，所以他才在这封信中恣笔描写，穷尽山水奇壮的神貌。这篇文章当是元嘉十六年(439)随临川王刘义庆赴江州时所写。由于长途旅行，备历辛苦，所有山川景物，均自其亲切感受中，以锤炼精工的笔力，烘染出来，都呈现出无限奇突壮伟的气势。如其在文章前面略叙旅途经历后，感慨地写道:

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神清渚，流睇方曛。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

于沿途周流旷观之后，便产生天地辽阔，只身藐小孤独之感。杜甫的《登岳阳楼》诗，于“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后，接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即景生情，感触正相类似。鲍照在下面接着刻画所见周围景物:

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

这简直是一幅气势非常生动的重峦叠嶂的图画。怒起争高的群峰，充塞天地的长陇，在烟云变化中气象万千，这些都可从这片断描写中感受到。我们再看中间一段对于庐山的描写: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湖，峰与辰汉相连。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这幅望中的庐山所呈现的诸种烟云幻化的形象，真可谓尽态极妍。许梿谓“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并非过誉。这样以奇峭深刻的笔势，骈整的句法，摹绘山川景物，使人一路读来，觉宛然胜景过眼，应接不暇，不能不佩服作者笔力的雄健精工。在文章中集中笔力刻画山水，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创举，后来只有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才大量见到，在文章风格和写法上也颇有相近似之处。

齐梁时期，文人极力追求文笔的精美，当时文坛上盛加推赞的“任笔”，即足表明这种趋向。这种力求文笔的精美，主要是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妆点门面的需要。据《南史·任昉传》说:“当时王公表奏，莫不请焉，起草即成。……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因此，在任昉的精美文笔下产生的，多是些虚伪的妆饰之词。如果那些文辞中稍有触及事实真象，也会遭到统治者的忌恨。他的《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因为有些话说得直了，所以后来在齐明帝的时代，一直受到压抑，“位不过列校”。这时许多章表之类的文章，尽管看来锦绣满眼，却很难读下去，只有一些书札之类的作品，表达了一定的思想感情，还是值得欣赏的。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就是一篇值得诵读的作品。陈伯之原是梁初从齐朝降过来的大将，后叛投北魏，及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命临川王萧宏率军北伐，宏命丘迟作书与陈伯之，伯之又率众转回梁朝。

在《与陈伯之书》中，作者开始追溯陈伯之所以去梁投魏，乃因陈“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即寓有责备之意。随即说明梁王朝是宽大为怀的，并告诉他的家庭的平安状况。接着以利害关系开导他，举出前不远的历史事实，剀切地告诫他，投靠北朝是“鱼游沸鼎之中，燕巢飞幕之上”，简直是不可理解的。跟着写出下面这一段: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作者在用许多大道理陈说譬解后，再从感情上来触动对方。“暮春三月”四句，把江南的暮春风光，写得这样繁华绮丽，作者就以此唤起陈对此时江南时节景物的回忆，和阵前故国的军容结合起来，勾起陈对故国的归情，然后再举古代系情故国的名将作为范例，以推促陈作出返归故国的决心和行动。这段文章文辞清丽，情意缠绵，用事精当，足令受者恻然心动。当然，陈伯之终于返归梁朝，当有其实际的利害因素，决不会只是这一书信的力量;但总可以说，这篇文章应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这时许多文人在与朋友的书简中，以清美峻峭的文笔，叙写居处游览的山水胜景的，如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兹录其全篇于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这是一幅水墨素描的山水画，而笔势却劲峭隽洁，于精省的叙写中，给人以丰富的具体形象感受，使人如行山阴道上，觉山水争来亲人。而文章风格之素淡，在当时独具艺术高境，尤为可贵。吴均还有一篇《与顾章书》，可看作《与朱元思书》的姊妹篇。另外还有陶宏景的一篇《答谢中书书》，也是一篇风格相类的写景短简，这里都不再具谈了。这些描写山水的清美的篇章，可说是继刘宋时代山水诗之后，文坛上新出现的明星，正与郦道元《水经注》中对山水的精刻的摹绘，南北相辉映的了。

另外刘峻的《重答刘秣陵沼书》，是一篇情辞并美的精悍之作，兹录其全文于下:

刘侯既重有斯难，值余有天伦之戚，竟未之致也。寻而此君长逝，化为异物，绪言余论，蕴而莫传。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筒尚新，而宿草将列，泫然不知涕之无从也。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垄，有恨如何!

刘峻(462—521)，字孝标，平原人。幼年因乡里沦于北魏，颠沛流离，备历辛苦，而好学不辍。齐永明年间他回到南朝，闻有异书，必求借读，当时有人称他为“书淫”。他在齐朝曾作过豫州刑狱参军小官。后在梁朝，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的多被提拔，峻因“率性而动，不能随俗浮沉”，故不被任用，乃著《辩命论》以抒发愤情，刘沼曾再次致书和他辩论。这篇《重答刘秣陵沼书》，当是看到刘沼的第二次辩难信后写的。刘沼在梁天监初曾作过秣陵令，写了再难刘峻的书信并未送给刘峻即死去，后来刘峻看到，还是回答了他。从这篇《重答刘秣陵沼书》的内容看来，并不是答书的本身，而是叙说答书的经过及感慨。文章的前面叙说看到刘沼再难遗文的经过及伤感，接着说虽然刘沼的生命已消逝，而其遗文的意旨，如兰菊之芬芳不绝，所以还是扼要地回答了他。但这终是对死者的回答，于是设想，如果真如古人所认为的有鬼神的话，他的答书当可有所感应。最后认为这不过是对死者无益的表白而已。这篇书简，除了表达对刚逝去的朋友的伤悼，还表现了作者与朋友讨论问题的诚恳认真的态度。最后二句以沉重的感伤笔调总束上述两个方面，即这次答书再不能让朋友亲身收到，这是无可弥补的遗恨，情致凄恻缠绵，意味至为深永。由于作者才力和学力的雄富，许多典故被他以精雅而带有充沛感情的辞藻，创造性地运用出来，艺术地表达他的思想感情，比之直说，另饶趣味，充分地显示了典故的功能。而气势的矫健，音节的铿锵，也有助于增强文中思想感情的艺术感染力。如果把曹丕的《与吴质书》和这篇比较一读，它们彼此间艺术风格的时代的特点和差异，是至为明显而易于辨识的。

刘峻的《辩命论》和《广绝交论》，更是足以代表这一时期骈文成就的名篇。

《辩命论》和李康的《运命论》，中心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刘峻也是认为人世一切都为命运所主宰，最后也只有“居正体道，乐天知命”。但他认为李康“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因而对命运支配一切的情况，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如他形容在急剧的自然和社会变故中，个人无能拒抗的情况:

空桑之里，变为洪川;历阳之都，化为鱼鳖;楚师屠汉卒，睢河鲠其流;秦人坑赵士，沸声若雷震;火炎昆岳，砾石与琬琰俱焚;严霜夜零，萧艾与芝兰共尽;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能抗之哉!

在这样骤然爆发的洪流面前，大规模的战争的惨败中，便如火焚昆山，严霜夜降，无论是善恶贤愚，都不免同归于尽，就是再高的古代贤哲，也无法拒抗，这只有归之命运了。还有一种情况:向来君臣的关系，如“虎啸风生，龙兴云属”，有圣君就能任用贤臣，有暴君就会招来奸臣。可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而善恶不同类的人是不能共处的，所以历来总是恶人充满朝廷，而贤士摒弃草野，这样就不能认为“废兴在我，无系于天”了。作者在文中以大量的典实，从多方面雄辩地阐说命运的主宰力量，很能言之成理，但终是有激而发，总不免带有片面性，因为对于任何一点道理，要从大量的古籍中摘取论证的资料，也是相当丰富的。这篇文章，音节清壮，辞采精工，较之李康的《运命论》之气度温雅，语言朴质，显然表现出不同的时代艺术风格。

《广绝交论》则是针对当时浇薄的世俗而作，具有较深刻的讽刺意义。东汉时，朱穆曾感于世俗交道败坏，愤激地写过《绝交论》，刘峻则因任昉死后，其生平所亲厚提拔的人士，无视于任昉儿子的穷困，于是扩大地抒发应绝交的论点，写出这篇文章。据说曾受过任昉奖拔的到溉看到此文后恨了刘峻终身。作者在文章的前半以赋的手法，极意铺写世俗中的五类交情，以痛刺势利之徒。如其中写“势交”的一段:

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锤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骛。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

这种对于官场趋炎附势的情态的描写，实不下我们所熟知的宗臣《报刘一丈书》。它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精练集中，充分显示了这一文体的艺术特色。尽管作者所采用的艺术手段，在今天对我们说来是如此难能，但仍不妨碍我们对那种官场丑恶现象的生动鲜明的感觉。

作者在文章的末端，明白表达了他写这篇文章的主旨说:

这段文章，以任昉一生的社会交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浇薄世俗的丑恶状态，有力地证明交友之应弃绝。文中首先叙写任昉的丰采高亮，及对人才的赏爱奖拔。次写当时人士对任昉的仰慕趋附之热烈，及经奖拔时的感恩戴德心情。最后写任昉死后门庭随即宾客绝迹，而昔日契合金兰的密友，眼看任昉儿子贫困流落，而毫无同情顾念之意，使人深刻感到俗情险薄之可恨，实应决然弃去。所有人情世态，在作者锐利笔锋刻画下，真如“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加以辞藻之精富及运用之得力，使人读来感觉痛快淋漓。

齐代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是一篇意味非常辛辣的讽刺性作品。

孔稚珪(440—501)，字德璋，南齐会稽山阴人，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他在齐武帝时官至廷尉，力主训练法律干部，正确运用法律条文处理案件。齐明帝时任冠军将军、南郡太守等职，齐末终于太子詹事。据说周颙先曾隐居钟山，后来出山作海盐令，任期届满入京，将便道再过钟山，孔稚珪即代钟山神灵写出这篇移文，对周颙表示愤怒的拒绝。

这篇移文的作用和性质，相当于今天的抗议声明，它是对于封建文人中伪装清高而醉心利禄的假隐士的严厉斥责和无情鞭挞。作品先极力描写周颙想当隐士的清高情调，然后写到他一旦经不起利禄引诱而意志迅即崩溃的可鄙情态，终于放弃旧日山中一切，而逞能于官场俗务中。这样把一个人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形象生动鲜明地对照描写出来，把那种虚伪可耻的心理和面貌，暴露得淋漓尽致。随后又从山中景物感到失望的情景及四周山壑的群相嘲笑，激起山的神灵对于被欺的无比忿怒，因而对于周颙重来招摇更感到是奇耻大辱，而必予以深拒固闭，显示出非常强烈的战斗精神。

文章的前面描写了周颙作为假隐士的种种虚伪表现:

其始至也，将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俦。

看来是这样情调高逸之士，可是一面临利禄的诱饵，又是那样一副精神动摇遽反常态的表现:

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轩眉席次，耸袂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

下面形容了他后来沉溺于纷嚣的世务中的神气，接着又描写了他去后的山中一片空虚荒凉景象，于是山的神灵遭受到周围山岳的嘲笑:

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故其林惭无尽，涧愧无歇，秋桂遗风，春萝罢月，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

山的神灵在受到假隐士的欺骗和周围伴侣的嘲笑后，见他又要来污渎山林了，于是愤怒地发出抗议和警告:

今又促装下邑，浪拽上京，既情殷于魏阙，或假步于山扃。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蒙耻，碧岭再辱，丹岩重滓，尘游于蕙路，污渌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于谷口，杜妄辔于郊端。于是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

在这段文章里，我们看到山中云壑草木严阵以待的愤怒状态，笼罩着浓厚的战斗气氛。

隐士在我国历史上是常见的一种人，他们总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不管他们各自的情况怎样，其政治态度总是消极的，而其中确有一种借此沽名钓誉，作为猎取利禄的政治资本的。后来唐人所谓的“终南捷径”，极准确地点出了其中的奥妙。这篇作品的写出，正是为了剥开这种人物的画皮，揭示出他们的丑恶嘴脸，这就是它值得肯定的意义所在。而作者的本意，绝不是鼓励人们去当隐士。

这篇作品，在形式上，只是由于四声刚被明确，应用还不普遍，因而在音调上有所不足。其他各方面都很精当，尤其在使用语言上表现得非常精练准确，在简洁的辞句中，寓含着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使其揭露讽刺的意义，显得鲜明强烈，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作为南北朝末期文坛巨擘的庾信，他在诗赋以外的杂体文的创作也是丰富的。其中大量的作品表启碑铭之类，都是与北朝统治贵族周旋应酬的作品，形式虽然精美，内容很少价值。比较有意义的还是那种寄寓故国之思的作品，如《思旧铭》和《拟连珠》。

《思旧铭》是伤悼梁朝观宁侯萧永而作。萧永是梁王朝的宗室，江陵之陷，和庾信、王褒等同被羁留在北方。所以本文的内容，和他的《哀江南赋》、《拟咏怀》、《小园赋》等一致，是于对朋友的伤悼中，抒发他的故国沦亡、身世飘零之痛的。铭前有序，叙述作铭之由，追溯了故国破灭之际，两人共同的遭遇，及同在羁旅之中又和萧永长别的悲感。序中有云:

河倾酸枣，杞梓与樗栎俱流;海浅蓬莱，鱼鳖与蛟龙共尽。焚香复道，讵敛游魂;载酒属车，宁消愁气!芝兰萧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鳞介之怨，声异而俱哀。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抟抟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

在这段文章中，形象比喻地概括描写出在国家重大变故中贵贱同归于尽的悲痛情景，其中也包括了作为贵族的萧永及作为一般官员的庾信自己。后面又回顾他和萧永两次不同境地的情谊说:

昔尝欢宴，风月留连，追忆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关河羁旅，降乎悲谷之景，实有忧生之情。美酒酌焉，犹忆建业之水，鸣琴在操，终思华亭之鹤。重为此别，呜呼哀哉!

在这里着重叙述了在羁旅中的共同怀念故国之情，可是终于在这样境况下永别了，这是多么可痛的事啊!铭文即集中伤悼萧永的逝世于异地，及自己在异地送葬好友的悲感。

他的《拟连珠》四十四首，是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以后这一文体创作中最丰富的。但庾作远逊于陆作之运意巧妙而富于启发性，而是用以直陈事理。其内容主要的是把梁朝从建国以至灭亡的许多事理，以及自己的身世之感，点点地铺摆出来，其中很多与《哀江南赋》、《拟咏怀》诗相出入。如《拟连珠》第十三首云:“非绿林之散卒，即骊山之叛徒。”而《哀江南赋》亦云:“驱绿林之散卒，拒骊山之叛徒。”《拟连珠》第十四首云:“流恸所感，还崩杞梁之城;洒泪所沾，终变湘陵之竹。”而《拟咏怀》第十一首亦云:“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其他辞意彼此相类之处很多。下录数首，可以概见其内容的性质:

盖闻穴蚁冲泉，未知远虑;元禽巢幕，何能久支。是以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泪;长河一决，不可障之以手。

盖闻天方荐瘥，丧乱宏多，空思说剑，徒闻枕戈。是以刘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盖闻死别长城，生离函谷，辽东寡妇之悲，代郡孀妻之哭。是以流恸所感，还崩杞梁之城;洒泪所沾，终变湘陵之竹。

盖闻严霜之零，无所不肃;长林之毙，无所不摽。是以楚堑既填，游鱼无托;吴宫已火，归燕何巢。

盖闻执珪事楚，博士留秦，晋阳思归之客，临淄羁旅之臣。是以亲友会同，无不抚怀凄怆;山河离异，不妨风月关人。

就上所举五首而言，第一首乃追咎梁王朝不能防微知著，但事苟安，一旦大难发作，就不是微力所能挽救的。第二首说，在大的丧乱中，就是生平有志气的人士，也往往无能为力。第三首则是江陵陷没后臣民被迫迁徙中生离死别之痛。第四首以自然界事物的变故，比喻国家倾覆后人民无所依托的景况。第五首言许多羁旅北朝作官的人士，每当聚会叙怀时，即生山河风景殊异之感。这些都是他生平遭遇之难于忘怀的，所以利用这种具有很大灵活性的文体，零碎地表达出来，其性质仍相当于诗中的咏怀之作。就连珠这一文体的艺术要求而论，陆机的创作是庾信未能企及的，而庾信对这种文体的运用，又自有其创造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