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这一派

毛泽东对法家学派有整体的了解和评说。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就当代几位学者“崇儒反法”史学观点散论漫谈起来。毛泽东认为范文澜对儒家、法家都给予了地位：

“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9—1150页。）

这次谈话，只是随便提到先秦思想史儒法两家，毛泽东并未想号召人们去钻进故纸堆，研究老古董，展开批判。不过，他对现实史学界研究儒法两家的状况是熟悉的。

毛泽东此次谈话对法家的意见，可概括为三点：（一）给法家以历史地位。不能“崇儒反法”，不能对法家视而不见，不能全盘抹杀法家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二）法家是先秦一个重要学派，其学术上的代表人物是申不害、韩非，法家人物还有商鞅、李斯、荀卿（况）。商鞅、申不害是前期法家，韩非、李斯是后期法家；商、申是实践家兼理论家，李是实践家，韩是理论家。（三）法家“传下来”了，意思法家有像《韩非子》《商君书》这样的著作流传后世，影响至今。

韩非、商鞅、李斯、荀卿四人，本书都有专篇讨论，此处不再多说。只是荀况本是战国末期儒家一代宗师，毛泽东称之为“儒家左派”，这里将其划入“法家一派”，大概是因为《荀子》一书援法入儒，又教出两个大法家学生，一个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一个是法家理论实践并卓有成效者李斯。因为这两条，所有毛泽东将其纳入“还有”的法家序列。

这里重点讨论一下法家人物申不害。《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附有他的小传：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后世学者研究法家，或“商韩”并举，或“申韩”合称，可见申不害在法家发展史中的地位。历史只给予申不害这位早期大法家以八十余字的小传，也许太不公道了。可小传尽管很短，也可以看出申不害生平的不少信息。结合《申子》佚文、《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史记索引》，以及后来的类书，如唐代魏徵主编的《群书治要》、赵宋时代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等书的记载，大体上可以勾勒出他在韩国变法图强的面貌。

魏、赵、韩“三晋”侯国，韩国最弱。在战国初期，它也曾经进行过一些变法更张，改弦易辙。由于底子太薄，加上没有经验，处理不好“故法”与“新法”的关系，“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因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收效甚微。待到“韩昭侯之世，兵寇屡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竹书纪年》）。这就是申不害出山前韩国的现状。

约韩昭侯八年（前355年），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再度进行改革，“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内政外交全由申不害管辖。

申不害是郑国京人（今河南荥阳县），出身微贱。韩昭侯时为韩相，十五年而卒。推算起来，大约死于公元前339年。申不害的思想如司马迁所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他被称为“法术之士”，是主张“法”与“术”并治的。“法”就是法治的意思；“术”则是贯彻执行“法”的统御手段。

申不害强调“法”，他曾说：“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教韩昭侯“循功劳，视次第”（《战国策·韩策一》），即按“功劳”的大小任以官职。他认为国君务要明法察令：“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四；《太平御览》卷六二八）是说国君确立法治，就像用秤一样才能称出物体轻重，才能驾驭臣下。这等于说，法立才有衡量是非处理事情的标准依据。同时，申不害反对执权柄者凭“耳目心智”和个人好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和赏罚制度。就是国君也应该“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艺文类聚》卷五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随心所欲就会把国家搞乱。

在经济方面，申不害特别重视农业生产，把土地看得很重。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卷三七）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粮食众多。“王天下”者“必当国富而粟多也”（《艺文类聚》卷五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种贵土、重农、宝粮的思想，开法家耕战政策先河。

申不害在相韩昭侯时，努力把他的“法”与“术”的思想付诸实践，推行到政治改革的实践中去。他相韩的十五年中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变革成果。《史记·韩世家》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前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载《申子传》也说：“（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可见韩国也曾一度有些起色。

全面观察申不害的变法，也要看到另一面：他那一套“法术”，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障碍。因而，他在韩国的变革远不如齐、秦、魏等国变革收效之大。韩国国力弱，旧势力却很强大，连支持变革的韩昭侯也信心不足。昭侯虽然同意发布一些新的法令，但又往往听从亲信宗室的错误意见，不能坚决实施。他甚至对申不害说：“法度甚不易行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昭侯晚年又不顾人民疾苦，大兴土木修筑所谓“高门”，耗费本来就少的人力和财力。所以，韩国虽经申不害十五年的苦心整治，但成绩并不很显著。终战国之世，于群雄之中，难免处于弱小地位。

申不害著有《申子》一书。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号曰《申子》”处，裴驷《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今人间有上下二篇，又有中书六篇，其篇中之言，皆合上下二篇，是书已备，过于太史公所记也。”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略》云：“《申子》三卷也。”《汉书·艺文志》则于《诸子略》法家类著录《申子》六篇。凡此种种，可知《申子》在汉代始传二篇，后又分为六篇，魏晋南北朝以后盛行卷子，又分为三卷。

《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未存其目。据《群书治要》，则知其中有《大体》篇，至于其他篇目，可考见者唯二：一曰《君臣》篇，一曰《三符》篇。《太平御览》卷二二一引刘向《七略》和《淮南子·泰族训》都提到《申子》的《君臣》篇；而《论衡·效力》篇则提到《申子》的《三符》篇。《申子》其余三篇篇名，尚无从考见。（参见张觉：《〈申子〉校点说明》，《商君书·韩非子》附录，岳麓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311页）

申子之学，“刑名之术”，后来多为韩非所继承、利用、改造，《韩非子》一书也保留了申子思想史料，从中可见两者传承关系。前文已讲到韩非利用和改造申不害“术治”思想，成就其“法、术、势”系统思想的情况，此处不赘。

《申子》在汉代政治生活和思想发展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张子乔正其字。”（刘向：《七略》）

“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班固：《汉书·元帝记》，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

“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纵横），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刘安：《淮南子·泰族训》）

“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王充：《论衡·效力》）

刘向的《七略》和《别录》都记载汉宣帝好观喜读《申子》的《君臣》篇，而刘安的《淮南子》和王充的《论衡》又记《申子》中《三符》与各家著述同时流传，并发挥治国强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