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通可以，少读为佳

据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记载：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往杭州，在他指名自带图书的书目中，有清代学者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的《论辨类》，收有北宋苏洵《权书》第六篇《孙武》一文，其中写道：

且吴起与（孙）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曰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然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

苏洵即大文学家苏东坡的父亲，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论历史人物《孙武》一文中，拿吴起与孙武进行比较，以为论兵书，《吴起兵法》“不若”《孙子兵法》的天下“皆归其中”；论用兵，吴起破齐、制秦、霸楚，而孙武“所为反如是”。苏洵由此结论：书不足信！

毛泽东读《古文辞类纂》至此，在“书之不足信也固矣”之处，写下批语：

“书不足信，诚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读者诸君也许还记得，青年毛泽东1913年冬在湖南四师（后归一师）听国文先生袁仲谦讲课，其中就涉及苏洵对孙武子的否定性评价：“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宋］苏洵：《嘉祐集·权书·孙武》）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梗概地记下苏洵的论述。（见本书《笔记〈孙子集注序〉》）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一直对《孙子兵法》评价很高，对蔑视和诋毁《孙子兵法》的言行不能容忍。但是，他读苏洵的《权书·孙武》篇，为什么会同意苏洵贬责孙武子“书之不足信也固矣”的观点呢？难道他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吗？

回答这个问题要费些口舌。和平时期，有些国际友人、外国客人来访，向毛泽东请教武装斗争问题；有时，毛泽东处理事关国防或军事的重大问题；有时，阅读文史古籍涉及古今中外兵书战策名将名战……每当这些时候，总有些问题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翻腾碰撞：多读兵书是有益还是有害？兵书重要还是实践经验重要？打胜仗是靠兵书还是靠自己创造新鲜经验？

比如，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刘仁赡传》，传中说：“（刘）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读到这里，他赞赏地批注道：

（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毛泽东在此批注道：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综合毛泽东以上三条批语，看出他在20世纪60年代对兵书的一些态度是：（一）兵书“少读为佳”，“略通可以”；（二）“兵书多坏事”，“多则无益有害”；（三）兵“书不足信，诚然”。因为都是读书批语，语言简短，表意而已。要准确理解，还可以结合他的文章、谈话略作展开，其实这些批语反映了毛泽东对读书（尤其是读兵书）酸甜苦辣的多元品味。

先说第一条：兵书可以“少读”“略通”，达到“为佳”的境界。毛泽东是手不离书书不离手一生博览群籍之人，读书的重要性他讲得最多最透，要讲读书数量，恐怕超过他的人并不多。那么，他为什么主张起“少读”“略通”了呢？其实，这也是读书的“两分法”：对不读书的人要告诉他们多读书；对读书多的人要告诉他们少读书。因为养兵在精而不在多，读书贵熟而不贵众。就像吃得多不等于健康一样，读得多也不等于有智慧有能力。毛泽东说的少读略通，正是讲的后一种情形。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胡汝霖告诉他的读书法是：“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再三细看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不备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李凯旗编著：《毛泽东谈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1—72页）毛泽东此时致信同学湘生谈读书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李凯旗编著：《毛泽东谈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胡汝霖讲“有当熟读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青年毛泽东讲“先博而后约”，启示我们，他讲兵书的“少读”其实即是精读，他讲兵书的“略通”其实是精通。初到陕北，毛泽东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熟读精研《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等“八本书”，就是这种精读精通读书法的实践例证。

最后说第三条：兵书“不足信”。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一贯态度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对兵书中的真理部分是“足信”的。如他讲《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科学的真理”，而且说“不要看轻这句话”。显然是“足信”的。但是，古代兵书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真理也有谬论。所以，糟粕和谬论就“不足信”。毛泽东还常常引用孟子的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来说明读书要存疑，不要泥古不化。写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的龚有之、逄先知、石仲泉解释说：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说的书，是指《书经》。毛泽东把它推而广之，及于其他。就是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做出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龚有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页）

对待自己的兵书，毛泽东也采取这种“不足信”的辩证、求实态度。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率领的代表团，谈话时就涉及这个问题：

艾：我们的同志由于处理工会问题和其他问题，所以往往把开会讨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的时间挤掉了。一旦发生战争，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毛：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下狠心把它丢掉，认真打仗。过去中国有个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林彪同志、罗瑞卿同志、徐向前同志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在我们党内，读过军事学院的人很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没有进过军官学校的。不要迷信军事科学。只要去打仗，一点也不难学会。

艾：毛泽东同志在参加打仗之前，是否看过有关军事的书？

毛：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包括恩格斯写的书，也包括我自己写的书。主要是靠自己创造经验。蒋介石的军官多数进过学校，我们的军人百分之九十五没有进过学校。当然，没有百分之五的知识分子也不行。但不一定要先学军事，然后再去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

艾：虽然如此，我们还要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

毛：到了打仗时，要把它撇在一边，要自己创造经验。（《打仗主要靠自己创造经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页）

两国共产党的首脑讨论武装斗争要不要读军事著作，毛泽东还是强调自己刚搞秋收起义时兵书“一本也没有看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孙子兵法》没有看过”。他甚至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书是靠不住的，包括恩格斯写的书，也包括我自己写的书。主要是靠自己创造经验。”这句话要是别人说，很可能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帽子。这句话惊世骇俗，可也实事求是。连“自己写的书”和“恩格斯写的书”都“靠不住”，说《孙子兵法》“不足信”又有什么可奇怪呢！那么，什么东西靠得住，“主要是靠自己创造经验”，战争“是个大学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毛泽东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吃过本本主义的苦头，中国革命经历过教条主义的灾难，所以毛泽东一方面读书寻求真理，一方面也时刻警惕迷信书本招祸害。正是在对立统一的思维中，毛泽东发展了军事教育思想，既向书本学，更向实践学；既重课堂，更重战场。

毛泽东的这些感慨，并非完全由读史得出，更多的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中，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正是在这个基础和意义上，他在阅读史书时抱有一种辩证的态度，在有关处加批语：告诉自己和别人，兵书可读，但读多了，钻进去爬不出来则要误事。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指导战争更要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兵法，不能拘泥，不能照搬。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的战争才能和指挥艺术，主要得益于活生生的战争实践，来源于对战争实践的深刻总结。他说，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的基本作战原则都形成了。而到这时，毛泽东连《孙子兵法》都没有看过，其他兵书想必也看过很少。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

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战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当然，毛泽东在强调实践经验胜于书本经验时，有另一种情况也应引起注意：有时也有片面性，甚至达到了固执乃至偏激的程度，则起到了引偏方向的负作用。如1966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

文艺界、医务界下乡好。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学文学的，要学写作，写诗，写小说，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黄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有学过，不一样打仗。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陈明显：《晚年毛泽东（1953—1976）》，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大老粗”指挥员不是不读《孙子兵法》，而是革命前因为贫穷没有条件读书；他们的指挥作战也是讲究战略战术的，某些地方也暗合《孙子》的合理部分，否则也打不了胜仗。

尽管有这个偏向，但是从总体趋势上看，毛泽东认为读兵书多“有害”“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泥古不化，并不反对读兵书。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他甚至赞成把《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军事学院教材。1961年9月，英国军事家、战略家蒙哥马利元帅第二次访华，在武汉与毛泽东会见时，曾提出要把中国的《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军事学院的教材。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他为《孙子兵法》能传之久远，能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起作用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