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劉勰的“三準”論

劉勰《文心雕龍·鎔裁篇》，論作者创作時，必须注意的方法有兩種：一曰“鎔”，二曰“裁”。他於論“鎔”的方法時，着重地提出所謂“三準”。他所謂“三準”，乃是指從作者内心形成作品的全部過程中所必然有的三個步驟。這三個步驟都各有其適當的、一定的準則，所以謂之爲“三準”，他説：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斵，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

在他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知道從作者的“思緒初發”到作品的“首尾圓合”，其全部經過中，所涉及的有三件事：第一是“設情以位體”，第二是“酌事以取類”，第三是“撮辭以舉要”。這三件事中的“情”、“事”、“辭”，都各有其一定的、適當的準則，就是“設情”是要能“位體”，“酌事”是要能“取類”，“撮辭”是要能“舉要”。我們且先看什麽是“情”、“事”、“辭”，然後再研究怎樣“位體”、“取類”、“舉要”，最後根據他的説法舉證來證明他所説的正確。

初釋名：

在劉勰以前，遠在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孟子即有涉及這三件事的言論。在《易經》的《繫辭下》記載孔子贊《易》的話，有這樣兩句：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襄公二十五年《左傳》記孔子稱美子産，又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的言論。而《孟子·萬章篇》上載孟子論《詩》，有常被文家引用的名言如下：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又《離婁篇》下孟子論《春秋》有曰：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其次，則《莊子·天道篇》有：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揚雄的《法言·問神篇》也有“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的話。以上所舉各文，其中皆有三項：孔子的“意”、“言”、“書”，“志”、“言”、“文”，即孟子的“志”、“辭”、“文”，“義”、“事”、“文”，也即是莊子的“意”、“語”、“書”，揚雄的“心”、“言”、“書”。諸家所指的三項，就是劉勰所説的“情”、“事”、“辭”。今且以類相從，表列於下，然後加以解釋。

我們檢查上表中的名詞，有字同而義異的，此如孟子所説的“辭”與劉勰所説的“辭”，義不相同。孟子説的是言辭，劉勰説的是文辭。有義同而字異的，此如孔子所説的“文”與“書”，“志”與“意”，孟子所説的“志”與“義”，孔子、孟子、莊子所説的“志”、“意”，與揚雄所説的“心”，劉勰所説的“情”，字都不同，而義皆無異。有用字雖不同而含義可以通貫的，此如孟子所説的“辭”與“事”，各從其本義看，顯然不同，然而“事”即“辭”中所説的，而“辭”則是已具有“事”的内容的，義本一貫。至於劉勰説的“事”則與孟子説的“事”含義全同。蓋我國文人用字與訓詁家釋詞，都有一定的規律。我國的字有單用有别，復用無異的規律，例如《説文》：“心，人心也，土臧(臟)，在身之中。”“志，心之所之也。”“意，志也。”(段玉裁《注》：“志即識，心所識也。”)皆單用的字，各有本義，而“思其意志”(《禮記·祭義》)“心志專於内”(《淮南子·精神篇》)，則復用的字，含義無異。我國訓詁家解釋文詞有對文則别，散文則通的規律，例如《説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言與語對文，故含義各别。而《禮記·文王世子篇》：“語，使能也。”鄭玄《注》：“語，言也。”又《哀公問篇》：“然後言其喪算。”鄭玄《注》：“言，語也。”此則“言”與“語”爲散文，故二字義可通釋。此理既明，則上表所用的名詞雖有不同，而所指的不出三項。表中第一格的“意”、“志”、“心”、“情”、“義”爲一項，第二格的“言”、“辭”、“語”、“事”爲一項，第三格的“文”、“書”、“辭”爲一項。第一項係指作者有什麽思想感情要發表成作品;第二項則是作品中要説些什麽事實或道理，才能表達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第三項則是要用怎樣的體裁、怎樣的詞句去描寫這些事實或道理，才能使作者的思想感情表達得分明易曉。從這三項的關係來看，第二項恰好居於作者與作品的中間，它一面與作者的思想感情有關，一面又與作品的體裁和詞句聯繫着。故劉氏説“設情”是“履端於始”，“撮辭”是“歸餘於終”，而“酌事”則是“舉正於中”。

以上釋名竟。

次申義：

劉勰所説的三件事，在創作過程中，各有其適當的、一定的準則。這三項準則，他在全書各篇中，是常常應用的，因此，可以説劉氏的“三準”論是他的創作理論的中心，今且就我所能理解的，引申説明之如下。

在未説劉氏的理論之先，我還須説明一點，那就是劉氏所説的“情”“事”“辭”都是臨文時的事，在臨文之先，作者的思想感情(“情”)是如何形成的，劉氏在這裏没有提到，而在他篇中，卻有説明。此如：

人禀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詩》)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覩，故辭必巧麗。(《詮賦》)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物色》)

從上面所引三段文字看來，劉氏主張“情”是從屬於“物”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情”)是從觀察“物”的“萬象”而興起的(覩物興情)。而且作者的思想感情與他所處的時代及環境是分不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的“氣”與“貌”就不能不依着他“視聽”所感受的“物”而“宛轉”，而他的作品中的“采”與“聲”不能不隨着他内心所興起的“情”而“徘徊”。這就與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有着相似的意義了。這裏所説的“物”在文家用字的慣例上，是常包括具體的事，或抽象的理。那末，這裏所説的“物”及“三準”中的“事”，就是指客觀存在，當不成問題。不過劉氏所用的語言與我們用的語言不同而已。

以上所説的一點，在引申説明“三準”的理論之先，必須理解，否則就會誤認劉氏所謂“情”是純出於主觀唯心，没有來源，而不知是客觀事物通過作者的主觀而後表達出來的。現在我們再來研究他所説的三個步驟的準則。他所謂“位體”，是説作者内心懷抱着的某種思想感情的整個體系，首先，要將它建立起來，作爲全篇的骨幹，然後“酌事”方有所依據，所以説“設情以位體”。其次，作品中所用的事或理又必須與他的思想感情極其相類，非常切合，也就是必須與形成他的思想感情的客觀事物一致，所以説“酌事以取類”。再次，有了與“情”相類的“事”，然後方能依據這些“事”的内容和性質來“屬采附聲”。這裏所説的“采”與“聲”，就是作品中的詞藻。凡是美的文學作品必然具有采色與音聲之美。而這種“屬采附聲”的工拙，是關於作者的藝術手段的高下。作者的藝術手段高，則他的作品中的“事”與“物”，就能光輝燦爛，發生摇蕩人們心靈的力量。就能“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神思》)。這樣，必然是作品中所敷設的詞句都最精煉，都是“事”與“物”的最主要的部分。所以説“撮辭以舉要”。

劉氏的“三準”論，雖然看來似乎是三者平列的，但他卻是以“情”爲其餘兩者的根本。所以他在《情采篇》中特着重地提出下面的語句：

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

這就把“文采”與“言”對“情性”的關係，説得非常分明。這裏的“文采”、“言”、“情性”顯然就是“三準”中的“辭”、“事”、“情”。他説文學作品的色采，固然是用來修飾其中的“言”(“言”即前表列於第二格中的“言”)的，但作品的美麗卻是以“情性”爲根本，必須“情性”美而後文仍“辯麗”。他在《附會篇》更説得非常清楚。他説：

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宫商爲聲氣。

這裏是用人身來作比擬，顯然“情志”是最重要的，這裏所説的“事義”，即是事實與事理的總稱。但加上“宫商”一項，實即“辭”中的“采”與“聲”的分説。劉氏自名其書爲《文心雕龍》，他常常把“文”與“心”相提並論，而側重在“心”。意思是説要“文”美，先必“心”美，“心”是“文”的主宰。從上舉各點看來，劉氏是主張内容重於形式的，内容是主，形式是從，要形式美必先内容美，内容是决定形式的。這可説是劉氏的文藝理論最精粹的部分了。

我們試考察劉氏何以有此精粹的理論，固然是由於他的博學和特識，然而當時的文學風氣，卻是對他有極大的刺激。他是針對着齊梁文風衰敝而感發的。那時的文學流於“淫麗煩濫”(《情采》)，那時的作者，都是“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同上)的人。所以他斥責他們都是“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機務而虚述人外”(同上)。這就是説他們都是追逐辭采之末而没有真性真情，因而都是虚僞的文學，都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厭”的東西。

此外“三準”的理論，見於《文心》各篇的頗多，但不一定是用“情”“事”“辭”這三個名詞。例如《宗經篇》説宗經的“六義”，即可用“三準”的“情”、“事”、“辭”概括它。《情采篇》的“情性”、“言”、“文采”，就是“情”、“事”、“辭”三項的别稱，“《風骨篇》”用了許多名詞，歸納起來，則“風”、“氣”、“情”、“意”、“義”、“力”，屬於“情”。“骸”、“體”、“骨”、“言”、“辭”，屬於“事”，“采”、“藻”、“字”、“響”、“聲”、“色”，屬於“辭”。由此可知“三準”的理論，是劉氏的創作論的中心。“三準”的理明，則他篇與之相關的理也就容易了解。且有時不致因爲他用的名詞不同而生迷惘，如《風骨篇》之類。

以上申義竟。

次舉證：

劉氏稱“規範本體謂之鎔”，他是以鎔金製器來比方創作文學作品的。根據他的説法，凡是抒寫情思的佳篇，必然鎔範成爲“首尾圓合，條貫統序”的整體。今取宋玉的《風賦》爲例，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確的。

一、“設情以位體”：《風賦》的整個意義，在諷刺楚襄王淫樂驕縱，人民已極其窮困而不知恤。全篇“酌事”、“撮辭”，都是表明這個意思。這個意思就是全篇的整個骨幹，故曰“位體”。

二、“酌事以取類”：《風賦》全篇，主要分爲兩層，兩兩比寫，一爲“大王之風”，一爲“庶民之風”。他假設兩種風因發生的處所不同，經過的地方不同，所以吹在人們的身上的影響也不同。由於他這種兩兩相形的寫法，又由於他假設的兩種風是代表兩種極不同的生活環境，使得讀者易於感覺他作賦的本意。這就是他所“酌”的“事”能切合於他所要表達的“情”，故曰“取類”。

三、“撮辭以舉要”：《風賦》所加以描寫的是兩種不同的風，所以在“撮辭”上必須把這個不同突出地描畫，必須選擇可以表達出這不同的辭采來，使全篇的意思更爲分明。所以他寫大王的雄風，“起於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皆是高爽清涼的處所。寫庶人的雌風，“滃然起於窮巷之間，掘堁揚塵，勃鬱煩寃，沖孔襲門”，皆是穢惡污濁的處所。以下寫兩種風所經過的地方，也是根據這不同來描寫的。寫大王的雄風，則以“升高城，入深宫，邸華葉，徘徊桂椒之間，翺翔激水之上，擊芙蓉，獵秦衡，槩新夷，被荑楊，然後游中庭，上玉堂，躋羅幃，經洞房”等“辭”，以見其清涼芬芳，故其中於人身涼爽而愉快。寫庶人的雌風，則以“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然後入甕牖，至室廬”等“辭”，以見其窮蹙穢濁，故其中於人身慘怛而成疾。這裏所“撮”取來描寫兩種不同的風的那些辭采，都是極其精煉而又最主要的，故曰“舉要”。

從上舉的例證看，宋玉作這賦的本意是很明顯的。他所描寫的兩種不同的風，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生活環境：一種是華貴享樂的生活，一種是窮苦困瘁的生活。這顯然是他平日所感受的客觀事物中有這兩種不平的景象，不過寫入賦篇這種體裁，只能假設成兩種不同的風，以便於盡量地描寫，而不致激起楚王的憤怒，或者可以引出他的良心來，施行些愛民的政策。這就是“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毛詩序》)的作法。他這篇賦中，所“設”的“情”能樹立成全篇的骨幹，所“撮”的“辭”能表出“事”的主要部分，所“酌”的“事”能切合“情”的整個體系，“情”、“事”、“辭”三項都合於適當的、一定的準則，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融成一個整體，正與鎔金製器相同，故劉氏謂之“鎔”。

以上舉證竟。

上舉宋玉《風賦》，乃是劉氏“三準”論的最好的例證。其他文家雖在其創作過程中，也不能不具有這三個步驟，不能不符合這三個準則，不能不使他的作品“首尾圓合，條貫統序”，卻有時不必定如《風賦》那樣的顯明易見，因此，我們分析一篇作品，自然不能用一種機械的方式，必須靈活地運用劉氏的理論。這點也是應當補充説明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草成

原載1957年《文學研究》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