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潇湘竹石图）
中国苏轼研究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1月22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容和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视野的开阔
这主要表现为宏观研究的深入。宏观研究要求学术研究能够摆脱局部性枝节性束缚，以一种全面的、更具理性色彩的目光来观照作家作品。这次会议中，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述，表现出对苏轼人生及艺术的全面性把握。譬如，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在发言中对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苏轼作为一个典范的士大夫文人，一方面满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在其性灵深处却隐含着一种深深的人生空漠之感。这种空漠之感反映在苏轼身上，其着落点却并不是悲哀。在苏轼的人生感叹中多次出现“人生如寄”、“人生如梦”的思考，这两重思考实际表现出从人生无常之中超越自我，在虚幻的人生中执着于生命价值的实现。这关联着苏轼其人的文化性格。王先生还将苏轼的文化性格概括为狂、旷、谐、适四字。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四方面恰巧表现了一个过程，它正可以连接起苏轼从现实人生走向艺术人生的转化。这种对苏轼的全面认识，体现了宏观把握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
宏观意识也表现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是将其置于宏观背景中加以认识，从而显示出开阔的视野与深沉的内涵。西北大学薛瑞生先生为了更加确切地探讨苏轼词在北宋词坛颇受冷遇的现象，对东坡“应社”词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指出词由“应歌”而“应社”，实含有文学的社会要求与必然回归之势。苏轼以词“应社”消除了“诗庄词媚”的界限，使之成为可以自由抒写感情的庄重之体，也更易于表现作家的个性与人格。中国新闻学院王洪同志试图从诗歌发展的角度，辨别分析在苏诗乃至整个宋诗中所存在的某种普遍现象。他认为“以文为诗”实际上正是艺术自然本质的要求，只是在长期发展之中，诗文各自背离，而随着诗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出现某种自然艺术的回归，“以文为诗”正反映了这种回归的趋势。诸如此类有许多研究论文，至少显示了一种宏观的视野。
（二）研究角度的转换
苏轼研究可以说是自苏轼创作以来就已开始了，绵延近千年，形成了自己深沉的积累。但是每一时代都需要有所发展，并构成独特方式与格局。这样，就要求我们的研究既要注重于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继承，同时又要寻找各种角度，不断地加以创新，这－特点在这次会议中得到了比较突出的体现，许多论文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切入作家作品中加以分析。杭州大学萧瑞峰先生在文章中试图摆脱以往对苏轼惯用的豪放、超旷、挥洒自然、姿态横生等描述性分析，而直接从苏诗中构成和创造时空的角度来寻找一个全新的观察点。作者认为，苏诗的时空艺术不仅仅表现在巧妙地糅合时空，在时空的错综交织中强化诗的意象功能和审美效应，更在于其对时空所进行的诸种合乎艺术辩证法的“变形处理”。具体表现为微观时空与宏观时空的比照、静态时空与动态时空的转换几个方面。浙江省社科院陈铭先生对苏轼的研究，着眼于对其创作的美学探讨，从艺术直觉的角度将其概括为天下合一的原则、顿悟的思维方式以及认识与情感的统一。这种立足于审美主体本身的探讨，有利于我们从创作主体的某种天然秉性之中认识苏轼的创作特点。
此外，如四川大学张志烈先生、盐城师专王文龙先生等在论文中都着重探讨了东坡创作中的情感意境，把研究的焦点直接集中在作者的内心，努力探讨了东坡创作所传达和表现出的内心世界，勾画了其隐而不显的情感意绪，揭示了其变化发展的丰富层次。这种注重内心世界的探讨，其实正体现了对艺术的本体论解释。这既是一种新角度的研究，又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诗学研究的继承和发扬，是对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某种忽略的问题的重新校正和弥补。苏州大学严迪昌教授也是撇开了对苏轼的静态考察，以及时间流程上的艺术溯源，而是以后世作家为参照，逆向反观苏轼的艺术风格。这在研究角度的选取上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新尝试。美国学者萨进德先生在发言中考察了柏梁体的发展，论证了以《芙蓉城》为代表的苏轼的柏梁体的创作及其新的特色。这些对于我们全面系统地从文学发展史中认识苏轼都有一定启发意义。总之，研究角度转换是多方面的，能够在研究中选取不同着眼点，这至少是我们研究工作呈现千姿百态的基础之一。
（三）研究范围的拓展
研究范围的拓展含有双重意义：首先表现为对以往未涉及内容的关注，其次则意味着对过去研究工作中比较一般的内容的深入。就前者而言，这次会议可以说具有相当大的收获。如中国人民大学朱靖华教授对苏轼寓言的研究，使我们审视另一种被长期忽略了的创作领域，从而更为全面地理解苏轼。杭州大学黄征先生以训诂的方法，对苏轼作品中的俗语词加以考释，旁征博引，对于更准确地理解苏轼作品不无衬裨益。有关这些方面的论述还很多，其共同特点是注重于从一个方面来扩展研究范围，以使苏轼研究更具全面性和科学性。从苏轼研究内容的深入来看，这次会议的论文较多地涉及苏轼在凤翔、杭州的生活和创作，其中宝鸡市民盟委员葛祥邻先生的文章，将凤翔、杭州连接起来，考察苏轼在这两地的思想发展轨迹和创作演变情况，指出这三十年既是他春风得意与宦海沉浮的三十年，也是他讴歌文学与反思人生的三十年，凤翔东湖管理处李万德先生的文章，对苏轼与凤翔东湖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当然，更多的论文还是着力于苏轼与杭州的研究。苏轼两次仕杭，对其生活及创作皆有影响。诚如杭州大学吴熊和教授所讲的，苏轼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到杭州之后才进入了其旺盛期与丰收期，他的词也是在杭州发轫新试，从而使北宋词坛面貌一新，开创了新的词风。杭州的自然山水与苏轼的艺术性灵相结合，产生了由自然境界向艺术境界的升华，使中国诗歌与地方文化的契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会议论文中有许多专论苏轼两度仕杭时期的创作，不少都着重于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苏轼两次仕杭的思想与创作。复旦大学高级进修生内山精也先生也在大会发言中对苏轼两度仕杭时的诗歌创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论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苏轼前期仕杭较多积极进取精神与用世之志，因此其创作风格也疏宕爽朗，后期仕杭是在饱经坎坷之后对社会现实颇多不满，对功名开始冷漠，反映在创作中是沉郁含蓄，淡泊适然。除此之外，关于苏轼与杭州的其他论述，也多有地方特色，并且不仅只停留在文学意义上，这些论文不仅探讨了苏轼在杭的史实，且从民俗学及文化学角度探讨了苏轼研究的现实意义，其中见解多具有建设性价值。
（四）研究前景的展望
苏轼研究近年来已取得很大成就，但比之于相邻学科，仍面临着一个突破问题。如何才能将其上升到更高层次？未来前景如何？这不能不引起关注。比较集中的认识是，要开阔视野，对苏轼加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曲阜师大刘乃昌教授认为，应该把苏轼放在宋代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潮时期，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都有很大的发展，苏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达到了各方面的高峰，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只有从整个文化背景中才能找到解释。华中师范大学唐玲玲先生、浙江古籍出版社吴战垒先生等认为，苏轼是东方文化、东方精神的典型，应该将其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中，从中寻找其位置，以便进一步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点。严迪昌教授则强调，在注重大文化背景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区域文化与群体文化。这种对大文化背景的认识，以及对群体文化的强调，还包含了对苏轼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能只局限于文学或艺术领域，还必须拓展到哲学、美学、史学、教育等方面。这样又必然要求研究方法进一步更新。目前的研究方法虽已呈现出多元的趋势，但对于更高层次上的研究来说，仍不免单薄。古代文学研究无疑有其自身的特点，传统的校勘、考据注释是我们研究工作最根本的基础，仍然必须进一步加强。同时，苏轼研究乃至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现象，要求有进一步的解释和更具科学和理性的说明，因此一些交叉性的科学方法也要适当引进，诸如文化学、现象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等，这有利于从纵向与横向、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推动我们的研究。
（原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9期）
（明 文徵明 仿赵伯骕后赤壁图局部）
（明 文徵明 仿赵伯骕后赤壁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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