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公”的来龙去脉

读者也许会问：历史上果真有济公这么一个人吗？济公的故事传说，究竟有没有历史的根据？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还有点麻烦。济公这个人，可以说没有，因为历史上绝不会有这位具备无限神力的疯僧的；但又可以说有，因为济公的形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们凭空虚构的，他有自己的历史原型，又有一个逐渐发展、净化的过程。如果有兴趣，让我们不妨从古籍中，梳理出关于济公的许多史料来，从而弄清这一形象的来龙去脉。

（一）“志公”时期

梁朝和尚慧皎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名僧，他的《高僧传》十四卷，记载后汉至梁初天监十八年之中佛教历史人物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其中较详尽地描叙了一位叫“保志”的和尚：

观此段文字，可以肯定，确有“保志”其人，这不仅因为慧皎几乎与保志同时，不仅因为《高僧传》一书并非虚构，而且文中所说的“勒陆倕制铭辞于塚内”的陆倕的《志法师墓志铭并序》尚存。兹录其序：

法师自说姓朱名宝志，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齐故特进吴人张绪、兴皇寺僧释法义并见法师于宋太始初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可五六十岁，未知其异也。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负杖挟镜，或徵索酒肴，或数日不食，预言未兆，悬识他心。一时之中，分身数处。天监十三年即化于华林门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刚像出置户外，语僧众云：菩萨当去尔。后旬日无疾而殒。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殡葬资须，事丰供厚。望方愤而陨涕，瞻白帐而拊心。爰诏有司，式刊景行。

皎传与陆文有相同之笔，陆文在前，皎传当是从陆文而来，再加以丰富的。至于“保”与“宝”，二字同音，出现异形，当是传误。人有其人，事不必有其事。皎传所载，多属奇异，非凡人俗夫能作出的，陆文中的“分身数处”也应是传说之笔。《高僧传》的“高僧”，本有超绝尘世之意，况且又是佛教中人，其事被神异化也不足为怪，犹如唐三藏取经之事的神异化一样。“保（宝）志”是不是后来“济公”的原型？回答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1.陆文与皎传中“宝志”的形象特征，“被发徒跣”，“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正是后来“济颠”的基本特征。

2.陆文与皎传中“宝志”的言行特征，“数日不食”，“徵索酒食”，“预言未兆，悬识他心”，“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及神异道行正是后来“济公”故事反复表现的人物言行。

3.陆文与皎传之后，“宝志”的异迹开始出现在正史和其他文字材料中（见下文所引）。

4.“宝志”成为一种典型被僧众模仿，也被人们用来类比。这是自齐梁之后，历代都出现类似怪异僧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更是“济公”故事得以丰满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魏末，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卷四载：

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丑陋，心志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如记谶，不可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闻之，问以世事。宝公曰：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莫之能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有洛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官爵否。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不晓其意。经月余，法和父丧。大竹者，杖；东厢屋者，倚庐。初造十二辰歌验其言也。

《洛阳伽蓝记》是作者记载洛阳地区佛教寺庙的著作，其中也记述了民众的生活及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但皆是洛阳地区风貌，如果“宝公”即是“宝志”，那么可以证明，这位神僧的活动并不拘于南朝，已是云游天下，名声传播四方。

唐初李延寿撰《南史》卷七六《隐逸传》载宝志事迹，多同于前文所列皎传与陆文中的事件，估计材料出自于前二者。也许当时寺庙与民间已有类似传说，撰者从中采取列入正史，故云“俗呼为志公”。在这段叙述中，值得注意的便是这“志公”俗呼。“志”在中古为“职吏切”，“济”为“子计切”（见《宋本广韵》）；“志”为“照”组“志”韵三等字，“济”为“精”组“需”韵四等（参见《韵镜》与《宋本切韵指掌图》）；中古“精”“照”二组皆为齿音，“志”“霁”二韵相近，故“志”与“济”读音区别不明显，有些方言二读如一，今天，南方一些方言之中仍保持“志”“痣”“记”“济”不分的读音。据此，“志公”与“济公”相关在语音上是有条件的。

释元晓，姓薛氏，东海湘州人也。……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钖，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

元晓的举止言语像志公，是有意模仿还是无意相像，不得而知，但在客观效果上，“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任意随机，都无定检”，成了这一类人的共同特征。此前的材料，我们不曾见到有关“志公”入娼家的描写，也许“志公”从不入娼家，但由于元晓已被看作“志公”一类，以后有关“济公”入娼家却不乱怀的故事也许由此滥觞。此外，万回、徐果师、阿足师均属元晓一类。至此，“济公”故事的源流探索可告一段落。这一阶段，从齐梁到北宋，约六百年，可称为“志公”时期，故事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八类：

第一，部分是“志公”的故事，有七类：

其一，能分身而现；

其二，能预言未兆；

其三，能洞察对方；

其四，赋诗如谶记；

其五，能呼雪唤雨；

其六，本是菩萨真身；

其七，好索食酒肴。

第二部分是“志公之流”的故事，有三类：

其一，入酒肆娼家；

其二，能日行万里；

其三，能除病消灾。

故事的性质，是佛教僧徒的神异事迹。

故事保存与传播方式有三种：

其一，是史籍、铭文记载；

其二，是佛教典籍记载；

其三，是民间口头传说。

（二）“道济”时期

进入南宋，“济公”的故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就是“道济”和尚的出现。

《浙江通志》云：

济颠名道济，台州李氏子。初参瞎堂，知非凡器，饮酒食肉，有若风狂。监寺至，不能容。堂云：法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耶？及远公寂，出居净（慈）寺，屡显神通。年七十三端坐而逝。

《天台县志》云：

济颠父李茂春，高宗李驸马之后，隐于天台。母王氏梦吞日光生师。年甫十八，亲丧。投杭州灵隐寺出家，居净慈。逆行顺行，言行叵测，有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甚多。盖天台五百应真之流也。

据北石间禅师《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所载，他是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的远孙，狂而疏，介而洁，游踪半天下，所至题墨，文词隽永。但他生活落拓，寝食无定，寒暑无完衣，所受布施供养，不久即付酒家。对于老病僧人，他尽力备办药物相助。无故不入富贵人家，后常居杭州净慈寺。《清一统志》载净慈寺曾一度毁于火，他到严陵山（今浙江桐庐）一带募化，使净慈寺得以恢复旧观。临终前作偈曰：“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明人田汝成在嘉靖年间撰写的《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也有类似记载。

这些材料皆可证明“道济”和尚并非子虚乌有。但是，上述材料对“道济”和尚的事迹记载十分简单，其神异程度与内容描述的细致程度远不如此前对“宝志”和尚的记载。不过，这些简单的记载仍为后来人们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灵感的触发点：

其一，道济降生具有神异性，乃罗汉出世；

其二，道济为人备药治病；

其三，道济同监寺有矛盾，好在长老留之；

其四，道济先投灵隐寺，被逐，居净慈寺；

其五，道济曾募化重修净慈寺；

其六，道济无故不入富贵人家。

这六项内容后来被敷演为“济公”的主要故事。

“济公”的故事，有可能在“道济”活着的时候就已出现，其表现形式估计还只是口头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发现当时的有关的确切文字材料。明人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红倩难济颠》话本，由于文本不传，不能确定它的年代。进入元代，元初杂剧作家高文秀有《志公和尚问哑禅》（见锺嗣成《录鬼簿》，各种版本题目有不尽相同之处）一剧，可惜文本已佚，本事不详，从题目来看，有可能是北方流传的“志公”故事（高文秀是东平人，即今山东东平一带）。

宋元时，民间流传着另一个疯和尚的故事，这便是“呆行者”叶守一的事迹。元杂剧有《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录鬼簿》题为“秦太师东窗事犯”，《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题为“东窗事犯”），文本仅存曲词和部分科白，写南宋时秦桧东窗定计害死岳飞父子，地藏神化为呆行者叶守一，将东窗毒计泄出，使奸臣在阴司受到惩罚。第二折，呆行者自报家门的一段描述与“济颠”相似（这里引用元刊本，参照《元曲选外编》）：

（正末扮呆行者拿火筒上。念：）吾乃地藏神，化为呆行者，在灵隐寺中，泄漏秦太师东窗事犯。（诗曰：）损人自损身己，我风我痴我便宜。入我场中您试想，到底难逃死限催。（唱：）

[中吕][粉蝶儿]休笑我垢面风痴，您参不透我本心主意，子为世人愚不解禅机。鬅鬙着短头发，挎着个破执袋，就里敢包罗天地。我将这吹火筒恰离了香积，我泄天机故临凡世。

剧中，还有呆行者戏讽秦桧的情节。呆行者的故事伴随着忠臣岳飞和奸臣秦桧的传说流传发展，到清初钱彩编撰的《说岳全传》中构成一个系统。由于呆行者之事迹也是出自灵隐寺，也是一个疯颠和尚，其流传也是由民间口传到文人文本，由江浙一带播向东西南北，有可能与民间“志公”、“道济”传说互串，丰富了“济公”的故事。

因此，宋元时期，可看作“济公”故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道济”时期，这一时期的故事内容除了前文所述“道济降生具有神异性”等六项外，加上“戏讽秦相”。另外，又具有以下时空特征：

其一，时间是“道济”生活的南宋初。

其二，空间是以灵隐寺、净慈寺为中心的江浙一带。

（三）“济公”时期

现存最早的济公故事文本是《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大约在明朝隆庆年间面世。故事以“道济”事迹为基础：

宋光宗三年（1192年），天台县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