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与中国哲学
首先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哲学？”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通俗易懂的定义：“哲学致力于研究智能和知识的问题，它不是漫无目的的。一些关键性的疑问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有迹可循，指向某一个确定的方向，使哲学沿着一定的‘轨道’前进。”[34]这更像是一个哲学史的定义，但是却也点出了哲学的基本要点：智能与知识，疑问和问题。叶秀山在他的哲学课讲义中说道：“在字义上大家都知道，但是到底什么叫哲学，可不一定都能说得清楚。我虽然做了一辈子的哲学研究，但也说不大清楚。哲学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体现了它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它的对象、方法和功能，不同于一般的其他学科。无论你研究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还是研究欧陆哲学、英美哲学，问题不会随着研究就得到解决，问题只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严重。你并不容易找到一种东西，让你觉得这就是哲学，我们心安理得好好研究吧。研究哲学总是迫使你回过身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哲学？这个问题会一直伴随着你。你老是会想：在过去，哲学出现过什么问题，现在哲学还是面临着什么问题。”[35]邓晓芒也有一种回答，不能说是定义，是回答学生的提问，较为口语化：“曾经有学生问我：什么是哲学？我的回答很干脆：哲学就是生命，是作为生命本身的生命。”[36]
关于中国哲学，张岱年先生有一篇简论式的论文，提纲挈领，值得一读。下面我将其主要论点摘要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先秦哲学
1.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
2.孔子
3.墨子
4.老子
5.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孟子、《易传》、荀子
6.稷下“道”、“气”学说与庄子
7.名辩思潮
8.法家、阴阳家及其他学派
二、秦汉哲学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
1.魏晋时期玄学和反玄学思想
2.南北朝时期佛教哲学与范缜对佛教的批判
3.隋唐时期的佛学
4.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哲学思想
四、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
1.周敦颐、邵雍
2.张载、王安石
3.程颢、程颐
4.朱熹、陆九渊
5.陈亮、叶適
6.王守仁
7.罗钦顺、王廷相
8.黄宗羲、顾炎武
9.王夫之
10.颜元、戴震[37]
从张岱年先生这个简略而重要的大纲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必须以时代划分，这样才能看出中国哲学的脉络，这个与中国历史的绵长有关，也与哲学思想的接绪有关。
第二，中国哲学有两大表现，一是以哲学命题为总括，如儒学、道学、佛学，在这样的命题下可以包括时代、个人，如儒学之下就可以包括原始儒学、两汉儒学等，也可以包括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二是个人主义。中国哲学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时代贡献，由此构成了哲学史，这也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哲学史没有哲学的原因。
第三，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在两个时期，一是先秦，这一时期毋庸置疑，是中国文化的滥觞。二就是宋明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涌现了大批的卓越之士，思考时代、思考人生，完成了中国哲学的最后建构——理学。
（二）作为哲学的中国思想：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那么中国哲学的建构与完成，是在什么时间呢？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是在宋明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思想家完成了理学思想体系的构建，思想的道德解读，实现了中国思想的哲学化，建立了中国的本土哲学。正如张君劢认为：“二程子着力之处主要是道德和知识的问题。他们希望将理学置于一理论基础之上，他们认为理和感觉不同，新哲学之建立，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他们也思考到性与理之间的关系。性与理有区别吗？如果有区别，便无法在人性中发现任何合理的基础。如果没有区别，便可以在人性中发现合理的基础。这种对性理间关系的看法，是二程子最重要的贡献。这个看法的重要性仅次于也是宋代新哲学基础的‘理’本身。”[38]
宋明理学名家们构建了哲学的较为完整的形而上体系，在张立文的《宋明学研究》中概括了宋明理学主要范畴的演变，他分了六个部分进行了讨论：
1.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变。周敦颐讲的是“太极”，而其弟子二程，建立了“道学”，“天理”是万物的本源，将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全部纳入了“道学”之中。到了朱熹，朱熹此人对于哲学的建立至关重要，冯友兰就讲过：“理学的系统，至朱子始完全建立。形上形下，朱子分别更清。”[39]朱熹哲学范畴是“理”，又可称为“道”“太极”。
2.“一两学说”的演变。邵雍认为是“一分为二”，张载提出“一物两体”，朱熹肯定了“一”，重点发展了“两”，“两”自对，又各自为对。王夫之发展了前人的“一两学说”，认为是“合”—“分”—“合”的形式，即是“合二为一”—“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形式。
3.“动静”观的演变。张载与周敦颐承认“阳动”和“阴静”，主要发展了“阳动”。朱熹继承了周敦颐而又吸收了张载的动静观，提出了“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观点。王夫之则进一步论述了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静止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态的观点。
4.“格物致知”论的演变。二程和朱熹依据哲学逻辑结构的需要，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本体“理”自己跟自己“对置”“结合”的方法，以达“穷理”的目的。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与程朱的“道学”不同，陆王认为只需反省内求，便可自己体认“本心”。如果说程、朱“格物”是为了“穷理”，那么陆、王是为了“正心”。
5.“知行”观的演变。二程提出了“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但其实是在强调“知难”，这就是“力行须先知”的思想。朱熹一方面肯定了二程的“知先行后”论，另一方面提出了“行重知轻”说。朱熹、张栻、吕祖谦都强调“知行互相发”，注重践履笃行封建伦理道德。王夫之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了“知行”问题，他说：“知虽可以为行之资，而行乃以为知之实”，“知”不能离开“行”，不“行”就得不到“知”。
6.“性”论的演变。宋时的哲学家不满意以前的思想家对于“性”的解释，而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命题，以图解决先秦以来的论争和“善”“恶”的来源问题。首先是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从而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二程提出了“性即理也”。朱熹进一步认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并将其理论化与系统化，形成了人性论。陆、王则主张“性本善”。[40]
【注释】
[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75页。
[2]［美］牟复礼著，王立刚译：《中国思想之渊源·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台中东海大学1959年版，第2页，转引自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5]［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0页。
[6]张仁忠：《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7]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7页。
[8]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2页。
[9]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1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4页。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1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5页。
[13]陈引驰：《庄子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4]［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6页。
[1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6页。
[16]［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3页。
[17]［意］马基雅维里著，李蒙译：《君主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韦政通将马基雅维里译为马基雅弗利，将《君主论》译为《王者论》，现据大陆的通行译本改过。
[18]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6页。
[19]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20]［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第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9页。
[2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绪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98页。
[23]［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25—3026页。
[24]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25]［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二列传第三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28页。
[27]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绪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8]印顺：《中国禅宗史·序》，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9]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32页。
[30]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31]楼宇烈：《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讲中国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8页。
[32]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
[3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34]［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罗伯特·齐默尔著，唐陈译：《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叶秀山：《哲学要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页。
[36]邓晓芒：《新批判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37]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源流》，载于《文化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39]冯友兰：《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2页。
[40]参阅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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