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鸿儒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东浙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他一生著述丰富，有50余种，3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海内鸿儒黄宗羲（一）

海内鸿儒黄宗羲（二）

海内鸿儒黄宗羲（三）

海内鸿儒黄宗羲（四）

海内鸿儒黄宗羲（五）

海内鸿儒黄宗羲（六）

海内鸿儒黄宗羲（七）

黄宗羲，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东浙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美誉。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浦口村，现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万历年间的进士。黄宗羲13岁时回余姚，赴郡城应童子试，经过一座空楼，听到有笑语弈棋的声音，于是登上空楼察看，初见有五六人仓皇躲避，他急忙追赶，却只看到五通神的塑像设在那里。虽然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且年纪尚幼，他却一点不害怕。

● 黄宗羲像

● 黄宗炎像

● 黄宗会像

● 黄尊素像

14岁，黄宗羲随父来到北京。他的学业是由他的父亲黄尊素亲自指点的，他对科举不怎么感兴趣，反而偷偷买小说看，好在他的父亲很开明，不仅不生气，反而认为这些杂书也足以开启他的智慧，黄宗羲因而可以大大方方地阅读他自己喜欢的各类著作。

他的父亲在京城为官，任监察御史，官衔虽然不高，却是朝中重要的言官，面对错综复杂的党争，坚定地站在东林党的一边。明天启四年（1624）黄宗羲15岁时，一批被东林击败的官员及与东林对立的势力，纷纷投靠当朝太监魏忠贤，东林党人开始弹劾魏忠贤败国的罪行。黄尊素也挺身而出，向朝廷陈述“十失”，弹劾魏忠贤，语气十分强烈，引得魏忠贤大怒，本欲矫诏廷杖黄尊素，幸有大臣极力相救，才仅仅是罚扣一年俸禄。不久后，内阁中书汪文言被魏忠贤一党投入监狱。汪文言是东林击败齐、楚、浙“三党”最得力的人物，为人聪明讲义气，在朝的东林党人很多都与他关系亲密，而且他知晓许多机密，所以他的被捕可能危及在朝的东林党人。吏科给事中魏大中为此急忙书写密信，要黄宗羲将此信迅速交给他的父亲黄尊素，信中请黄尊素务必设法保下汪文言。黄尊素收到密信后，全力营救汪文言出狱，使得在朝东林党人避免了一场大祸。

● 东林党人榜

在与魏忠贤等党激烈的斗争中，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的骨干与黄尊素时常讨论时事直到深夜，黄宗羲在侧跟随，深受影响。在斗争中，黄尊素一直希望东林党人讲究策略，如为了保存实力，他劝杨涟暂时告退回乡，又劝魏大中不要急于纠劾与魏忠贤同宗的魏广微，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他们都没有接受黄尊素的意见。不管形势怎样恶化，黄尊素始终与东林党人站在一起，立场坚定，他曾说：“我宁可不与东林党诸君子共享胜利的成果，也不愿不与东林党诸君子共担祸患。”第二年，黄尊素受到曹钦程的弹劾而被革职。魏忠贤党随后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先后被拷打而死。

● 高攀龙像

● 李应升像

● 缪昌期像

天启六年（1626），黄宗羲17岁时，朝局形势日益险恶，京城谣言四起，说黄尊素意欲效仿明武宗时御史杨一清诛杀宦官刘瑾之事，要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装扮当年揭发刘瑾罪状的太监张永，图谋翻局。魏忠贤听说后，立即派遣使者责问李实，李实惧怕之下，让在京的李永贞代为起草奏疏，诬告黄尊素欺君、贪污等罪名。朝廷便下令逮捕黄尊素和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周起元等。当朝廷的锦衣卫在苏州抓捕周顺昌时，激起民变，以颜佩韦等五人为首的苏州市民，在愤慨中杀了两名差役，一时影响极大。凑巧的是，南下逮捕黄尊素的厂卫特务在苏州城外也遭遇市民殴打，官船被焚烧，差役们四散逃命，还丢失了逮人的证件，只得由省城发文给绍兴府，命其解送黄尊素进京。余姚县令怕黄尊素逃亡，派人上门抓捕，黄尊素知道后，却说，“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头香耳”，主动投案。黄宗羲和祖父含泪送黄尊素至绍兴，分别时，他知道父亲凶多吉少，心如刀割，悲痛难忍。黄尊素的好友刘宗周也来为黄尊素饯行。在生离死别之时，黄尊素仍然挂念儿子的学业，勉励黄宗羲努力攻读史书，说：“学者不可不通史事，可读《献征录》。”并将儿子的学业托付给刘宗周。诸事吩咐已毕，黄尊素仰天长叹：“吾无济国是，抱愧而已。”在场众人都泣不成声。

● 周顺昌像

● 周起元像

黄宗羲的祖父尾随着被捕的黄尊素一直来到京城，想寻找机会救出儿子，没想到消息走漏，被魏忠贤的爪牙抓住，关在一座大庙内。魏忠贤的手下把他绑在柱上拷问，要他说出平日与黄尊素有来往的人。黄宗羲的祖父急中生智，说：“你们这么拷问我，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不过我把他们来往的信件都藏在一个地方了，我带你们去找。”在途中，他找了个机会逃出了魔掌。

黄尊素被关进诏狱后，仍与李应升、周宗建等人高谈阔论，大骂阉党。凶狠的镇抚司头目许显纯以残忍手段折磨他们，在严厉拷问黄尊素贪污了多少时，黄尊素大声说：“清风明月，名山大川，皆吾私赃，何必问。”经过多次拷打后，黄尊素已经遍体鳞伤。有一次过堂，黄尊素被拷打完，接下去被拷问的是正患重病的李应升，黄尊素便主动表示愿代李应升受刑，并拿出二十两金子代李应升偿还所谓赃款，这体现了黄尊素的高风亮节。最终，黄尊素在狱中被迫害致死，五日后尸体才被丢出监狱，肌肉胀烂，面目已经难以分辨。

●《献征录》

黄尊素的死对黄家打击极大，也深深地影响了少年时期的黄宗羲，黄宗羲的母亲经常哀伤痛哭得晕过去，当黄宗羲劝慰时，他的母亲便说：“你不要忘记祖父写在墙上的话。”原来，黄宗羲的祖父特意在家中墙上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借用勾践的史事要黄宗羲不忘阉党杀父之仇。黄宗羲内心悲愤，又不想引得母亲伤心，每次读书到半夜，才敢伏枕痛哭。这种与阉党的深仇大恨，使得黄宗羲在党争中容易走向偏激。

没想到，很快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天启皇帝病死，他的弟弟即位，就是崇祯帝。崇祯帝刚入紫禁城时也畏惧魏忠贤的权势，非常紧张，只敢吃自己带的食物，好在有皇嫂保护，顺利即位，并不动声色地开始清除魏忠贤一党。

● 黄尊素墓

● 天启皇帝朱由校像

此时，十九岁的黄宗羲尚不知道这一变化，他只知道新皇帝即位了，他就要为父报仇。崇祯元年（1628），他写下替父亲申冤的疏章，袖中藏着大铁锥，北上入京讼冤。路途遥远，等他到北京时，崇祯帝已经击败阉党，并开始清算，魏忠贤畏罪自尽于发配凤阳的路途中，他的诸多党羽也或自杀或被杀或被逮捕。崇祯帝还下诏抚恤遭难的众位大臣，追赠黄尊素三品官衔，予以祭葬。黄宗羲上疏谢恩，并请求诛杀害死父亲的阉党曹钦程、李实等人。两人很快就被刑部逮捕审问。五月，刑部会讯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在公堂上作为证人在场。作恶多端、杀害众多东林党大臣的许显纯为逃避或减轻处罚，在大堂上仍不停狡辩，还说自己是前朝皇后的外甥，明朝法律有议亲之条，要求从轻发落。黄宗羲反驳说：许显纯与阉党一起制造大狱，不少忠良都死在他的手上，应当与谋逆同罪。谋逆是大罪，就算是亲王如朱高煦、朱宸濠尚且逃不过斩首，何况皇后的外亲呢？他越说越气愤，想到父亲和诸位大臣死状之惨，义愤填膺，便冲到许显纯身边，拿出袖中所藏的铁锥朝其猛刺，许显纯躲避不及，被刺得血流满身。黄宗羲又抓住崔应元的胸口痛打，拔下他的胡须，退堂后就祭拜于父亲的神位前。最终许显纯、崔应元两人被斩首，妻子流徙。随后，黄宗羲还与死难大臣周宗建之子等人跑到诏狱，抓住时机捶死亲手杀害父亲的两名狱卒。六月，刑部会讯李实、李永贞等人，李实极力为自己辩护，说陷害黄尊素的奏疏不是他写的，是魏忠贤取走盖有他的印章的空本奏文，由李永贞填上并冒他的姓名奏上，所以奏文中墨迹在印章之上。他并暗中派人送给黄宗羲三千两银子，求他在对质的时候放过他。黄宗羲不仅不为所动，还立即上奏，说李实在今天还贿赂公行，他的辩解怎么可能让人相信。随后在当堂对质时，又拿出锥刺李实。最后朝廷判决李实发配充军，李永贞死刑。

● 张溥像

案件处理完毕，黄尊素的冤狱获得昭雪，黄宗羲便与同难诸子弟设祭于诏狱中门，读祭文时无不狂哭，围观的人也为之感动流泪。崇祯皇帝听说后，也叹道：“忠臣孤子，甚恻朕怀。”黄宗羲在北京为父亲昭雪平反的时候，由于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刚烈的性格，得到不少人的赏识，并因此结识了太仓人张溥，也就是后来继承东林志向而创立复社的江南名士，他们志同道合，结下深厚友谊。这年秋天，黄宗羲带着父亲的遗骸回到家乡余姚。

● 南京大报恩寺

黄宗羲归乡后，师从刘宗周学习经史之学。刘宗周在绍兴创立的便是“证人书院”，他所主张的是“慎独”之学，也属于王学的一个分支。由于受到父亲遇难的刺激和分手时张溥勉励读书的激励，黄宗羲读书非常勤奋，特别是认真攻读史书，天未亮时就起床，一直读到清晨雄鸡打鸣时才睡下，每日读一本，数年内就将家藏的《献征录》《明朝实录》《二十一史》等研读完毕。

● 陈贞慧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黄宗羲除认真读书，还四处游历，曾先后到过宁波、杭州、南京、北京等地，每到一地就广交朋友，参与文社活动，或寻书探胜，增广见闻。如他在南京就曾与朋友游遍南京的报恩寺等庙宇，又到千顷斋藏书楼借书阅览，大饱眼福。此时，江南名士张溥也在南京，他联合各地的文社，创立复兴古学、继承东林精神的“复社”，并于秦淮河上召开社盟大会，黄宗羲也成为复社成员，和江南四公子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侯方域等人关系密切。但是黄宗羲这个人比较耿直，对当时所谓名士纵情酒色的习气很看不惯。如侯方域的父亲被关押于狱中时，侯方域还满不在乎地与美女美酒相伴，黄宗羲就对朋友表示不满，并予以劝诫。还有一次，他和复社成员吴应箕一起喝酒，吴应箕兴致勃勃地欲请名妓来佐酒，黄宗羲看到后二话不说，把信纸一把夺过放在蜡烛上烧了，吴应箕也只能笑笑，就此作罢。

虽然黄宗羲积极参与明末的党社，但是他对于当时的党社也有清醒的认识，曾指出党社中固然有许多才华横溢、品行高洁的士人，但也有许多只知道钻营、凑热闹，无论是才学还是人品皆不值一提的人。事实上，从明亡的史实来看，诸多党社仅有很少的精英，如陈子龙等表现出了积极的作用，其他人无不在时代的巨变中束手无策，进退失据。

● 方以智像

● 冒辟疆像

● 侯方域像

在宁波游学时，黄宗羲与陆文虎和万履安极为亲近，两人均是宁波望族出身，陆文虎比较魁伟、声如洪钟，气度不凡，黄宗羲父亲遇难后，陆文虎毫不畏惧魏忠贤等阉党的权势，写下悼亡诗二首，因此黄宗羲非常感激。万履安温和平易，不屑与猥琐俗流交往。黄宗羲高度评价两人，说宁波的风气渐开应当归功于这二人，因此与两人常常互相来往。黄宗羲与他们二人后来还曾同时在监国鲁王朝中任职，陆文虎因性情耿直、严格清查钱粮，不幸被歹徒刺杀而身亡。万履安则在抗清失败后隐姓埋名，和黄宗羲一起论文求学。他的子孙如万斯年、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万贞一等大多是黄宗羲的学生，才学出众。

除了游学交友外，黄宗羲还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惜的是，虽然黄宗羲的才学得到很多人的公认，但他每次参加科举就是不中。有一次他落榜后把答卷给一位大学者看，那位大学者深深地为他惋惜，最后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将来肯定会因为你的文章而得到很高的名望，科举不中，只是一时得失，不必计较。”特别是他后来越来越有声望，有些试官很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弟子，但偏偏未能搜罗到。此后不久，明朝灭亡，黄宗羲也就不再参与科举考试。

黄宗羲怀才不遇，也痛感科举制度的荒唐和不公，所以此后也多次对封建科举取士制度进行深入批判。在这一点上，他倒与蒲松龄相似，也很难说是幸与不幸了。科举失利使得黄宗羲性格更沉稳，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更关注于世有用的学问。他和弟弟一起跋山涉水，考察故乡四明山的地形等，写了《四明山志》，当时人对它有很高的评价。

● 黄宗羲书札

●《四明山志》

尽管岁月似乎流逝得很平静，但黄宗羲作为党人还是参与了一件在当时比较轰动的政治事件，并影响深远，那就是南都防乱公揭事件。这就要从追究阉党余孽阮大铖说起了。阉党成员阮大铖轻薄无行，在东林兴起之时与东林党人关系较好，他和左光斗是同乡，原本想借东林的名声博得仕途通畅，而且这个人很有点才气，所以当时还是颇受推崇。但是由于争夺吏科给事中这个职位失败，他就弃东林党转而依附阉党。但他非常聪明，处事很小心，按当时规矩，拜见某人进门要递名刺，相当于现在的名片，他每次去拜见魏忠贤出来后，悄悄地贿赂守门人把自己的名刺取回，不留下结交魏忠贤的把柄。所以在崇祯初年处理追究阉党时，大家虽然都知道阮大铖是魏忠贤的人，交往密切，却没有什么文字证据故而难以严惩。在阉党杀害东林党人时，他没有明显的罪行，只是作为阉党的一员摇旗助威，所以最后只是以“阴行赞导”之罪定案。

对于这个罪名，黄宗羲和东林遇害大臣子弟都认为定得太轻了，甚至写下血疏说阮大铖实际上害死了他们的父亲。个人以为，这其实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叛徒尤其不能宽容的心理。而阮大铖和一些复社的士人则认为定得太重了，阮大铖还写了戏曲《十错认》等，自我辩解当时是一时糊涂才与魏忠贤等阉党有来往，并愿意悔改。他还积极在南京活动，谋求重新当官。黄宗羲等人对阮大铖深恶痛绝，认为阮大铖积极为阉党翻案，甚至企图东山再起，不可宽恕，于是首倡撰写并组织一百余名士人签名《南都防乱公揭》，怒斥阮大铖。舆论的压力很强大，阮大铖只得逃出南京城，避居于郊外寺庙内。事实上，阮大铖本人既然有悔过之意，完全可以予以争取，而不是这样赶尽杀绝，绝不给予出路。这使得阮大铖声名狼藉，对复社等士人痛恨入骨，最终在得到机会后展开疯狂的报复。事实上，这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君子、小人和清浊、忠奸等两分法的弊端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黄宗羲个人性格易偏激的体现。

● 马士英像

阮大铖在南京郊外避居期间和马士英关系非常好，为了让马士英被朝廷起用，他通过巨资贿赂，使马士英当上了凤阳总督。不久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太子也未能逃脱，被清军俘获。南京的文武官员知道确切消息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拥立新的皇帝。当时东林党人、复社等欲推潞王，而马士英则抢先拥立了福王，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由于拥立有功，马士英成为首辅，并立即推举阮大铖担任朝中要职。得势后的阮大铖急切要做的头等大事不是抗击虎视眈眈的清军，也不是恢复失地，而是对东林和复社进行凶猛的报复。他们学魏忠贤，把东林和复社成员列为黑名单，起名为“蝗蝻录”，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大小蝗虫，共列了一千多人，准备举起屠刀全部杀害。很快，一批批官员就先后被捕入狱，有的立即就被杀害，而曾经倡议南都防乱公揭的黄宗羲自然也在阮大铖等的捕杀名单之中，好在当时负责抓捕的官员故意拖延着不办。很快，清军兵临南京城下，弘光政权立刻解体，阮大铖等人逃跑，黄宗羲死里逃生，回到家乡余姚，而他的好友也多各奔东西、亡命天涯。就这样，黄宗羲的党人生涯落幕了，而继之更加激烈动荡的游侠经历。

● 弘光帝朱由崧像

黄宗羲回到家乡后，听说自己的老师刘宗周因清兵攻入杭州而绝食，于是匆匆奔往绍兴劝阻。到了绍兴看到老师视死如归，意志坚定，只能伤心而返。不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宁波、余姚等地原明朝官员率众起事，唐王、鲁王政权分别建立，特别是鲁王政权离黄宗羲极近。36岁的黄宗羲壮怀激烈，也组织当地百姓三百余人，建立了一支抗清武装名为“世忠营”，并接受鲁王政权的指挥。黄宗羲并不想在鲁王政权中任职，只是想以平民的身份参与军事事务，但是鲁王未同意，先后给予职方主事、监察御史等官职。

由于鲁王政权的军事基础主要是原明朝军阀，他们专横跋扈，只想着多捞些钱，根本没有爱民爱国之心。黄宗羲激烈抨击乱兵的恶行，并对抗清的前景非常担忧。为此，他也曾积极向当权的军政官员提出自己的建议，指出目前仅靠有限的地盘养十万大军，即使清兵不进攻，明军也无法支撑太久，希望他们采取攻势，攻取浙西，或者出击崇明岛，以分散清军对钱塘江沿线的压力。但是当时的鲁王政权只是得过且过，将领更毫无进取之心，只想着捞饱钱包，根本不予理睬。只有孙嘉绩赞同黄宗羲，曾率自己人数不多的部队向西进攻，一度还攻下海盐城，但由于力量薄弱，没有后援，只能又退了回来。孙嘉绩欣赏黄宗羲的指挥能力，主动将自己的部队交给黄宗羲指挥，黄宗羲又联络了一些力量，以自己的世忠营为主体，总兵力三千多人，主动发起进攻，一举攻下钱塘江西岸的潭山，并准备进攻乍浦，进而联络太湖一带的抗清力量。但随着清军主力的反扑，攻势受挫，只得退回。与此同时，与明军隔着钱塘江对峙的清军也正式向鲁王政权发起了进攻，鲁王政权的那些军阀别看平时趾高气扬、欺负老百姓，面对清军就一败涂地，转眼就四散奔逃，鲁王也匆匆离开绍兴逃往舟山。

黄宗羲与鲁王失散后，率领部下转入四明山，建立营寨，兵力也剧减至五百余人。为了寻访鲁王，黄宗羲在安顿好部下后就微服奔走，没想到他走之后，由于部下缺粮，就近征取粮草，激起与当地山民的矛盾，山民们聚众数千围攻山寨，黄宗羲的部下大多被杀，黄宗羲耗费大量心力建立的抗清武装就这样消亡了。黄宗羲寻找鲁王行踪多日却无成果，只好返回余姚，才知道部队被消灭。

此时清朝官吏四处发布通缉文书要捉拿黄宗羲，黄宗羲只能带着一家老小躲藏于荒山老林里以逃避追捕。尽管如此，黄宗羲仍然念念不忘与鲁王取得联系，甚至出海漂流，几经周折，总算与流亡海上的鲁王取得联系。此时鲁王政权漂泊不定，艰难地在浙江、福建沿海挣扎，暂栖于南田岛。黄宗羲来到南田后，被任命为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职。由于鲁王政权兵力薄弱，环境十分险恶，随时面临着清军的包围，在最危急的时刻，黄宗羲甚至把刀藏在靴子里以备不测。为了争取抗清力量，黄宗羲竭力推荐在四明山结寨抗清的王翊义师，以加盟鲁王政权。但是朝中掌握实权的大臣由于与王翊有矛盾，不肯接纳，仅授予一个小官职，黄宗羲很是不满，认为应给予更高职位以激励抗清义士。黄宗羲对于鲁王政权一盘散沙、军阀专权、内部争斗不已看得很清楚，为避祸，只能与好友在舟中讲学、注历书，心情苦闷可想而知。

这时，清廷为了打击抗清力量，下令各地官府将不肯投降的明朝官吏家属都登记造册，准备惩处，黄宗羲知道后，担心祸及家人，于是辞别鲁王，回到余姚家中。由于清廷仍然在抓捕黄宗羲，他只能四处藏匿，甚至藏在山上也不行，因为清军经常派兵搜山，以消灭抗清武装。所以黄宗羲只能先逃到余姚，又逃至江北、慈溪、上虞等地。

● 白云庄

就在黄宗羲朝不保夕的时候，祸不单行，他的弟弟黄宗炎因参与抗清义师，斗争失败而不幸被清兵抓获，关在大牢中等待处决。此时天寒地冻，黄宗羲知道噩耗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动身前往营救，道路泥泞，他的鞋子陷在泥中也顾不上，赤脚走在冰雪中，手脚并用，十指都磨破，潜入宁波府城的万泰家中，和朋友一起商议营救的办法。到了处决的那一天，时至傍晚官府才把黄宗炎拉往刑场，黄宗羲的朋友就拉着买通的死囚偷偷跟随，到了法场天色昏暗，火把忽然熄灭，万泰的儿子万斯程乘机冲上去，将死囚和黄宗炎互换，背着黄宗炎就跑，等到火把复燃，被处决的已经是李代桃僵之人了。万斯程等人背着黄宗炎奔走十里，直入白云庄，宁波的明遗民纷纷涌上前，为黄宗炎解开身上的绳索，陪他喝酒以压惊。黄宗炎酒后兴致很高，听到河对岸有人在弹古琴，于是坐着小船去听琴，一曲终了，自己上前去弹奏一首，以贺新生。不久，黄宗羲又听说自己的好友、抗清志士熊汝霖的夫人也被清军逮捕后押解入京，凶多吉少，于是想方设法前往营救，终于找到关系开脱使熊夫人死里逃生。

虽然已经脱离鲁王政权，但黄宗羲仍然十分牵挂抗清事业，东奔西走，寻找可乘之机，还曾鼓动当时的名士钱谦益去金华策反清军将领马进宝。但是马进宝只知享乐，根本没有反清的意向，策反未能成功。黄宗羲还参与了抗清义士在四明山立寨反清，准备攻取大兰山，不幸的是由于山寨的力量薄弱，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进攻失利，黄宗羲侥幸死里逃生，而他的弟弟黄宗炎再次被抓，幸运的是，由于有友人极力营救，他的弟弟再次逃出魔爪。

● 钱谦益像

● 吴三桂像

● 郑成功像

随着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固，抗清成功的希望愈发渺茫，黄宗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清朝的追捕下奔波流离，生活极为艰苦。从顺治十六年（1659）到康熙元年（1662），反清力量接二连三地遭到沉重打击，西南的永历政权瓦解，永历皇帝被吴三桂抓获并杀害，鲁王病逝于金门，郑成功也病故，抗清力量星散，名将凋零，复明已经没有可能。黄宗羲的游侠生涯至此也就结束了，从而进入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位列“儒林”，著书立说。而这个阶段也正是黄宗羲学术成果最多的阶段，他也正是因此而成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留书》

康熙元年（1662）夏天开始，黄宗羲拾起了以前的旧作《留书》，以此为基础，结合他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和对历史大变革的思考，撰写了《明夷待访录》。此后，他或四处讲学，或写作著作，名声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他曾恢复越城“证人书院”，创立甬上“证人讲会”，主持海宁县学讲院等，培养出万斯同、万贞一、阎若璩、仇沧柱、邵廷采、高旦中等学者，为清初浙东学派奠定了基础，还编写《明儒学案》《明文海》等巨著。在黄宗羲墓地的望柱上，有一副由他撰写的楹联：“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1]子陵即严子陵。应该说望柱上的这副楹联，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出这位思想家晚年的行迹与精神面貌。

●《明文海》

● 吕留良像

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受到住在浙江嘉兴府崇德县的吕留良的邀请，来到吕家设馆教授吕留良儿子。黄宗羲和吕留良以前都是抗清志士，志趣相投，相互论学，很是畅快，因此结为好友，曾一起于康熙三年（1664）四月去江苏常熟探望当时的名士钱谦益，又于同年九月在杭州共同料理抗清名将张苍水的丧事。黄宗羲为张苍水撰写了墓志铭，吕留良也写了悼念张苍水的诗。他们还一起搜集宋朝的诗文，参与编辑《宋诗钞》。最能体现两人间深情厚谊的是，黄宗羲到吕家不到两个月，得知弟弟黄宗会病重，匆匆辞行回余姚探望，吕留良为了帮他筹措治病费用，不惜把自己心爱的古砚和名画都卖掉，把所得的钱款交给黄宗羲让他带回。

但是谁能想到，曾经关系如此亲密的两人，在短短数年之后，竟然矛盾会越来越激烈。自康熙六年（1667），两人就经常互相攻击，到了康熙十四年（1675），这种争吵就更加激烈，终于关系彻底破裂。关于他们为何会由志趣相投的好友变成势不两立的仇人，可谓一桩历史悬案，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争论。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两位历史名人之间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件。在当时，由于缺少交流的渠道和适当的沟通方式，许多误会从一开始就埋下症结，而且越积越深。

康熙五年（1666），绍兴藏书家祈尔光准备出售他的书籍。吕留良知道后，马上托黄宗羲前往绍兴代为购买——因为黄宗羲以前经常去那里借书。黄宗羲用他给吕留良的孩子做教师的酬金作为股份，也购买了一部分书。谁知道，这次购书却成了他们之间一道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原因据说是有些黄宗羲想要的书，最后却到了吕留良的手中，比如《礼记集说》和《东都事略》二书，吕留良在这次购书中共得书三千多册。这次购书事件之后，黄宗羲便不再来吕留良家教书。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所谓的“购书事件”当时究竟给黄宗羲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心灵创伤。也许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事恐怕还无法称之为“事件”，而且也无法想象，因为买几本书，会轻易与一位挚友绝交。

●《宋诗钞》

此后又有一件事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嫌隙。黄宗羲委托别人代为刊 刻刘宗周的遗稿《子刘子遗书》，而当时恰好吕留良家《宋诗钞》的刻工偶有闲暇，就提出让他帮忙雕刻一部分，计件付钱，吕留良也同意了。后来，黄宗羲擅自将吕留良、吕公忠父子两人列入校对者——这本来是好意，因为刘宗周当时乃大儒，能够在书上列为校对，是十分荣耀的事，可偏偏惹得吕留良大为不满。一方面，吕留良认为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从头至尾校读，徒有虚名；另一方面，真正担任校对的是黄宗羲的门人，而把吕留良父子也列入其中，吕留良认为黄宗羲是把他看作了“门人”，显然心里就更不舒服了。

正因为这两件事，使得两人的关系一下子降到了冰点。本来按照惯例，浙东人到浙西设馆教书，一般到每年的二月就应该到馆。可是康熙六年（1667）二月，黄宗羲却没有来崇德，而是去了绍兴。此外，在他处讲学时，黄宗羲常常有抨击吕留良的话传出来。许多人对黄宗羲的为人表示了不同看法，有人还写诗给吕留良表明态度。吕留良当然也用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甚至还用“顿首复顿首，尻高肩压肘”来讽刺黄宗羲。可见当时他们两人的感情已近破裂。即便如此，他们偶尔还有书信往来，尚未绝交。

康熙九年（1670）五月十六日，吕留良的挚友高旦中病逝。应高旦中兄长和子孙的请求，黄宗羲撰写了《高旦中墓志铭》。写完将刻时，吕留良发现文中有多处贬低高旦中的词句，便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铭的本意，应该赞美死者，毕竟人死为大。而黄宗羲知道吕留良的评价之后，坚持认为，铭文为史，而史则应该有褒贬毁誉，不可一味颂扬粉饰。因为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尖锐分歧，使黄宗羲对吕留良又多了一重误解。

●《东都事略》

朋友们可能会提出疑问:这些都是琐碎小事，亲密的朋友之间大可一笑置之，为什么会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两个人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主张不同，黄宗羲主要是继承王阳明、刘宗周的心学，而吕留良则是崇尚程朱理学，这两派学说在很多观点上是对立的。但这点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两个人交往前就已经知道对方的学术师承与主要取向，讨论学术的时间也很长，相互都能尊重对方的观点，心学和理学的争论在他们的交往中也没有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比如黄宗羲就曾陪同吕留良去拜谒程朱理学传人辅潜庵的墓地，商议要为他立碑，黄宗羲还写了篇《辅潜庵传》作为纪念。而吕留良也曾委托黄宗羲代为刊刻心学大家刘宗周的遗著，黄宗羲对此非常高兴。所以学术上的分歧还不足以影响他们的友谊。

有的学者则认为黄宗羲和吕留良都是立志抗清复明的，甚至都曾亲自与清军作战，吕留良还曾中箭负伤，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朝统治不断稳固，两个人转而著书讲学。但是在华夷之辨这个汉族与清统治者的关系问题上，两个人的观念差别较大。吕留良曾参加清廷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但后来痛悔不已，不甘做清朝的顺民，因拒不参加科举考试而被革去秀才功名，清廷曾数次让他出来做官，他都坚决拒绝，后来干脆削发为僧，这些都表明他激进的反清立场是始终不变的。而黄宗羲相对来说就灵活得多了，他自己坚持不当清朝的官，但对于弟子和亲友就宽容得多，也和清廷的官员有比较友好的交往。这些行为在坚定的明遗民看来，就是与清朝拉拉扯扯，暧昧不清。

● 刘宗周像

其实关于这桩公案，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一是由于两人都是刚劲质直之人，说得明白些，都比较偏激倔强，而且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容易将小事放大；二是正因为两人是好友，所以往往会对对方有更高的要求，希望对方能理解自己的心意，而如果对方的言行不合自己的心意，就会感到背叛的痛苦，并进行激烈的反击，随着反击的升级，关系自然会破裂了。因此古人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指如果两人交情浓如酒，反而不是好事了，很容易发生冲突。不管怎么说，两人的这段公案都是浙江学者的一件憾事，而友谊的维护是靠互相的体谅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吸取他们的教训。

康熙六年（1667），黄宗羲从吕留良处离开后，应宁波友人的邀请来到鄞县讲学。黄宗羲来鄞县讲学，既是鄞县的幸事，也说明他与鄞县有很深的渊源。早年他和宁波学者万泰、陆文虎交往频繁，在宁波组织过“文昌社”，主张穷经读书，要求学风务实，这也是黄宗羲自己的治学态度，对于纠正明末的学风有一定作用，也是浙东学派的基本精神。他后来在宁波也结交了越来越多的宁波学者，对他们颇为欣赏，曾说：“宁波有很多人才，都是正直聪明的人，可以传承我的学术思想。”所以到宁波讲学可以说是黄宗羲多年的心愿。在这一年的春天，万斯大、万斯同、万贞一等20多人一起来到余姚黄家，拜谒刚刚回到家里不久的黄宗羲，希望拜他为师。这次大规模的请学活动让黄宗羲很感动，于是下定决心到宁波讲学。黄宗羲讲学主要是认为当时经学得不到重视，世风日下，所以希望能使学术和人心都回到正途上。授课一般是一个月两次，事先约定好授课地点，一般是在某位学者的家中，到了这一天，学生们早上就携带经书来到授课地点，各自找到座位坐下后，先一起朗读当天要讲的经文，随后由主讲人作主题报告，来听课的学者进行细致讨论与争辩。到中午时分吃午饭，只有两菜，没有酒，饭后继续授课、研讨，直到晚上。来听课的人还往往带来自家十岁以上的孩子旁听，接受他们的熏陶，听讲者全都举止得体，令人称赞。由此可见，黄宗羲来宁波虽说是授课，但课堂氛围极好，参与的人很多，允许自由讨论，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头脑风暴”，师生的好学、勤勉，都让当时人感动，也值得我们学习。

黄宗羲在宁波的讲学时间很长，自康熙六年（1667）至康熙十四年（1675），八年多的时间里很少有间断，而他讲学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在寺院，有时在私宅，有时在家祠，或是在田庄。如他曾在广济桥侧的高旦中家祠里讲过，还曾于延庆寺聚众论学，而讲学时间最长的地方应该就是白云庄。白云庄是万斯同的父亲万泰的田庄，旁边有万氏的家祠，当年黄宗羲为万斯选撰写的墓志铭直到今天还立于墓侧。自黄宗羲到白云庄讲学后，甬上文人聚集于此，弦歌不断，盛极一时。

关于黄宗羲在宁波的学生，有人统计过，共有六十多人，其中颇有学术成就的就有十余人，他们分别从史学、经学、文学等学术领域继承并发展黄宗羲的学说，可见黄宗羲之博学及其对宁波学术影响之大。也正因为黄宗羲的讲学，使得浙东学术群体得以形成，并进而改变清初的学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就指出，当时人推顾炎武为开国儒宗，但那是浙西学术，而浙东的黄宗羲学术上传自王阳明、刘宗周，下开启万斯大、万斯同经史之学，并影响全祖望等人，奠定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基础。

● 广济桥

● 宁波延庆寺

在宁波讲学期间，黄宗羲仍然时时牵挂着绍兴证人书院，康熙六（1667）九月，他与好友姜定庵在绍兴恢复了证人书院的学术活动，宣传他的老师刘宗周的学说。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又接受海宁县令许三礼的邀请前往讲学，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结束，历时五年。许三礼在海宁任职期间，勤政爱民，兴修水利，重视教育，得到黄宗羲的嘉许，并收其为弟子，许三礼死后，黄宗羲还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黄宗羲在海宁也培养了一批人才，比较著名的有查慎行等人。从崇德到绍兴、宁波、杭州，黄宗羲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甚至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黄宗羲已经80岁，还去姚江书院讲学，这既体现了他传播自己学说主张的热切，也饱含着育材树人的深情，对浙江文化学术的繁荣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讲学之余，黄宗羲还勤奋地撰写各类著作，据学者谢国桢、吴光等先生的统计，黄宗羲的著作至少约有1300卷，112种，字数达二千万多，真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了。他的著作中有诗歌、散文，有政论文，有历史著作，有哲学论著，甚至还有历书、数学等，这些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政治、思想、历史、哲学、教育、文学、历学等方面都有所开拓和创新，体现了他开阔的视野、广博的学识、深邃的思考和不蹈流俗的勇气，可以认为是浙东学派以至明清时期文化的一座高峰。

随着黄宗羲的名气越来越大，清廷一直想征召他为官，而黄宗羲则一直坚决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高官就曾劝他出山，当时的掌院学士叶方蔼先写诗给黄宗羲，催他上路来京，黄宗羲依韵奉和，就是根据诗的韵脚回了他一首诗，说不想入京。叶方蔼不死心，又和黄宗羲的学生商量，那位学生说：“你这样只会让先生效法谢叠山自杀身亡啊。”谢叠山是宋代遗民，元初统治者希望他入仕元朝，谢叠山坚辞不就，被迫绝食身亡，那位学生很明白老师的心意，知道黄宗羲哪怕死也不会仕清的。叶方蔼无奈地说：“可是我已经将此事禀奏给皇帝了啊。”那位学生大惊失色，劝他收回奏疏，方才罢休。

● 叶方蔼像

康熙十九年（1680），又有官员向康熙皇帝推荐黄宗羲，并建议聘他修史，康熙帝下旨要地方官员以礼邀请，黄宗羲不得不亲笔写信，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推辞。

十年后，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黄宗羲已经81岁高龄，朝廷仍然慕名推崇。那一年的二月，康熙皇帝询问尚书徐乾学：“我们国家有没有博学多闻、文笔典雅，可以供我咨询的人？”徐乾学说：“就我看来，只有浙江的黄宗羲适合，他学问渊博，80岁仍然手不释卷，以前就被举荐过。”康熙皇帝听后很高兴，说：“可以请他来北京，我不让他做具体事务，只是供我咨询，什么时候想回家了，我就派遣官员送他回去。”徐乾学知道黄宗羲是肯定不会为官的，赶紧对求贤若渴的康熙皇帝说：“他以前就说自己年纪大、经常生病而推辞过，现在恐怕也经受不了长途的奔波了。”康熙皇帝很是惋惜，叹息说：“得一个人才真是很难啊。”所以终黄宗羲一生，都没有在清朝为官，未参加清朝的科举，体现了他不为名利所诱、坚持本心的气节。

当然，在自己坚持不入清为官的同时，黄宗羲也很通达。孔子曾说：“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就是要对世人有用，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所以他的弟子很多去应试做官，他都不反对，他的学生万斯同、万贞一入京修国史，他也赞同，后来他的儿子黄百家也成为清廷的修史官，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传承途径，毕竟在中国传统中，编修正史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 徐乾学像

年岁渐大，晚年的黄宗羲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了。他将自己的墓址选定在父亲的坟边，坟墓修得很简陋，里面只有一具石床，而不用棺椁，他还为自己的丧事留下了遗嘱，即《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叮嘱了一些细节：“我死后，你们就在第二天早上，用棕棚把我的遗体抬到墓中，只铺一床褥垫，盖一条被子，别的什么也不要。至于所谓的吃斋念佛、头七三七等法事都不用。来吊唁的，如果带着银钱或冥纸蜡烛的，都应谢绝，如果有好友能在坟上种上五株梅花，那就非常感谢了。”这种丧葬从简的做法与当时的厚葬之风形成鲜明对比，全祖望曾经解释说，这是因为黄宗羲经历了明清易代巨变，期望自己速朽。宁波大学教授徐定宝先生则认为黄宗羲是不屈从于流俗，不希望让传统庸俗而烦琐的丧葬礼仪来摆布自己的后事，是对传统丧葬制度的一个大胆挑战。

黄宗羲是浙东学派的巨子，他学识渊博、视野宏阔、经历丰富、思想深刻，被誉为中国17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对于传统学术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考。

首先，我们来看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的境遇中。“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明夷待访录》有《原君》 《原臣》 《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对封建社会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借着恢复夏、商、周三代之制的理想，托古改制。

● 黄宗羲墓

●《明夷待访录》

“原”是推究本原之意，“原君”就是推究怎样做君主的道理。张岱年认为黄宗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代表”。我个人认为，黄宗羲在对封建社会君权的批判上达到了高峰，他在《明夷待访录》第一篇的《原君》篇中，是怎样评价所谓的天子、君王、皇帝和天下一人的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简单地说，意思就是现在皇帝成了天下的主人，天下到处都不得安宁，正是由于皇帝啊。当他还没当上皇帝时，为了夺取皇位，不惜让无数人肝脑涂地，无数人家破人亡，以实现他的天下野心，令人想来就心寒，而皇帝则洋洋自得，说：“我只是为子孙后代创业罢了。”而他得到天下之后，则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盘剥勒索，让无数人妻离子散，供他一个人淫乐，还认为是理所当然，说：“这是我打天下得来的产业的利息。”在此基础上，他痛斥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种对君主及君主制的抨击给数千年来众多唯皇命是从的儒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还专门批判所谓的小儒，指责他们津津乐道地论证君君臣臣的道理是天地固有的，甚至对桀、纣这些暴君，商汤和周武王也不应该诛杀。黄宗羲这种对君权的批判在当时可谓是骇人听闻，而他有这种思想，是与他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所见所闻分不开的。

明清易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杀戮、恐怖、疾病等最盛的时代之一，明末的土地兼并达到高峰，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则花天酒地，无休止的饥饿和压榨最终迫使农民揭竿而起，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起义风暴。崇祯帝自尽于景山后不久，清军攻入中原，又与各地的明军、农民起义军展开拉锯战，连年的战乱破坏了生产，将更多的人投入了“绞肉机”。在这易代之际，读书人所谓明君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等，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戮、勒索，黄宗羲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天下之大害就是皇帝的思想。所以《原君》中还以明末崇祯帝自杀前砍下亲生女儿长平公主胳膊的故事为例，讽刺君王创业时争夺天下的野心。同时，由于黄宗羲始终不承认清朝入主中原的正统性，始终不愿意仕清，自然对皇帝不存在忠心可言，所以他在《原君》中严厉斥责也是很正常的了。因此他又说：现在全天下的人都怨恨和敌视皇帝，把他看成强盗和仇敌，称他为独夫，是很应当的。

在《原君》的开篇，黄宗羲还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意思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与儒家的主流思想也有所不同，《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王阳明也提倡本心，但是黄宗羲就直接认为人的自私自利是合理的、自然的。这是因为在明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浙东、江南一带从事商业的人很多，也带来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兴盛，所以黄宗羲重视工商业，提出“工商皆本”“义利并重”，肯定了人的正常欲望和需求，并抨击皇权对人的正常需求的压制，而这种压制恰恰是为了满足皇帝自己一个人的欲望。黄宗羲的这种思想，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与王阳明学说在明朝后期的传播与兴盛有关，正是王阳明打击了程朱理学，使得人们摆脱了“君君臣臣”的束缚，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

● 孟子像

那么，是不是黄宗羲就彻底否定了皇帝和皇权，主张民主和共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黄宗羲仍然认为皇权是必要的，他说，由于人都自私自利，所以天下的有些公利没人去做，公害没人去消除，这时，有一个人出来了，他大公无私，为了全天下人的利益而任劳任怨，无比勤劳，却又享受不到多少好处，所以古代的君主不是那么好当的，尧、舜都是当了之后又以禅让的方式不当了，禹是一开始不想当，后来当上了没办法摆脱了。而后世的帝王就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人人都想当，当上了皇帝的人其实就面对着无数的野心家，迟早会身死国灭。因此，他希望帝王都明白自己的职责，就是谋公利、除公害，做人民的好公仆。这种理想化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但这反映了黄宗羲头脑中的明君梦始终存在，无君的民主政体他并未有所设想。

那么，如何解决君主制和君主残暴间的矛盾呢？黄宗羲提出以臣权制约君权，在《原臣》中他说：“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也就是说君臣是一起抬木头的人，是共同治理天下的，这就把臣的地位抬高到与君相同的高度了。他否定了臣绝对忠君的思想与行为，认为天下很大，不是皇帝一个人能治理的，所以由大臣们一起来帮他治理，大臣当官，是为了天下和百姓，不是为了皇帝一个人。由这句话，也就可以理解黄宗羲为什么对子弟、好友出仕清朝持宽容态度了，因为他本来就认为出仕清朝是为了天下，而不是服务于清朝皇帝。他还说，天下的治理好与否，不在于一家一姓的兴亡，而在于百姓快乐与否，“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句话，其实儒家先贤都讲过，而黄宗羲在明清之际讲这句话，对于理解他的精神世界颇有意义。我以为，所谓臣权其实就是文官集团的代表，而文官集团又是士人阶层的代表，黄宗羲正是站在士人的角度来论述君臣关系这个问题的。

● 黄宗羲著作

黄宗羲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认为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他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为主，君为客”。他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应当再成为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这其实也点明、传承了传统士人希望成为帝者师的理想。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内容，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相掌控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宗羲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思想萌芽。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类似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中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本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宗羲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

当时的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略》）。黄宗羲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最理想的就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黄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是“富民”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就可以取消封建主对土地的占有，给农民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儒学案》

在哲学上，黄宗羲沿着他的老师刘宗周批判理学、修正心学的路子，在晚年提出了“盈天地皆心”和“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哲学命题，从而标志着黄宗羲哲学思想对于王阳明、刘宗周哲学思想的超越。更进一步，黄宗羲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作了重要的修正，认为“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从而把“致良知”的命题转化成了“行良知”的命题，建立了与当时实学思潮相呼应的以“力行”为根本宗旨的实践哲学。黄宗羲在哲学上的另一贡献是建立了“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个“一本万殊”论，是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的指导思想。它说明真理是在各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讨论和争鸣中求得的。因此，作为学术史的整理者和研究者，要善于从各家各派的“不同处”撷取真理性认识，善于把握各家宗旨、透露其人“一生之精神”，才有益于学术发展。

总之，黄宗羲的学术处处提倡实行，把学术与事功统一起来，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务博综、尚实证，抨击当世儒者以伊、洛门下的“语录”为本，欺世盗名、置国难民生于不顾的空虚学风。无论是他的政治、社会思想，抑或是他对经史之学的研究，都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中。他独具匠心的学术史巨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总结了宋明理学，并开启了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他的《明夷待访录》通过对明朝覆亡的教训总结，抨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指出：天下的治乱，并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表达了他为“万民”而斗争的思想精神，闪烁着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光彩，成为浙东实学思想的一座高峰。

赞曰：父罹党祸，子慕气节。少年怀锥，远行复仇。天地反覆，投笔从戎。志不获遂，著书育人。痛斥帝制，列传儒林。会众合一，遥想高标。

●《宋元学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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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浩.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7]高炳生.黄宗羲启蒙思想再评价[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0（5）：61-67.

[8]王记录.黄宗羲的历史哲学[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2）：24-28.

【注释】

[1]意为与子陵一样有节，与虞喜一样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