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修史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门生私谥贞文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市海曙区）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卒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师事黄宗羲，清初著名史学家，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衔，不受俸，《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著有《历代史表》《纪元汇考》《儒林宗派》《群书疑辨》《石园诗文集》等。

布衣修史万斯同（一）

布衣修史万斯同（二）

贞文先生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明朝户部侍郎万泰的第八个儿子，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要理解万斯同的人生和内心世界，首先要了解他的家世。万氏是明代宁波的名门望族，祖上万斌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时就归附，屡立战功，远征沙漠时与蒙古兵大战阵亡，他的儿子万钟袭爵，在明朝初年率兵来到宁波防备倭寇，任宁波卫指挥佥事，在建文元年（1399）的靖难之役中因与燕王朱棣的军队作战而阵亡。也就是自万钟开始，万氏家族定居于宁波。万钟有两个儿子，长子万武跟随当时的大将沐英远征交趾（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北部），不幸殉职，死时年仅23岁。次子万文驻军宁波防备倭寇，曾与倭寇作战并取胜，但在巡海时遭遇台风，所乘坐的船沉入海中而溺死。也有传说是因为他射龙而死，所以被称为“射龙将军”。“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万氏三代将门，有四人先后战死沙场或殉职，被称为“三世四忠”，在宁波几乎有口皆碑，也让万家和万斯同深感荣耀，时时提醒自己坚持气节、不辱祖上荣光。万文死时，家中无男子主持门户，父亲万钟，儿子万文、万武的妻子即婆媳都坚持守寡，特别是万文有一位妹妹发誓不嫁，穿着男装，和母亲嫂子共同辛苦维持家庭生计，抚养万文的遗腹子万全，被宁波人称为“三节一义”，也是万氏家史中的一段佳话。

● 万斯同像

虽然万氏起家于军中，历代承袭武职，但是从万全开始，都对学术很感兴趣，文武兼修。特别是万斯同的高祖万表，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将。武功方面，他官至都督同知，曾督漕运，在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中，率部抗倭，是早期的抗倭将领，曾率僧兵大破倭寇于浙江赭山，并在苏州迎战倭寇时中箭受伤。文化方面，他推尊敬慕王阳明，和王门重要人物如王畿、唐顺之等交好，深受三教（儒释道）合一思想的影响，被当时的学者称赞。也正是因为有万表，万氏成为宁波数一数二的望族。万表的子孙也基本延续他的道路，文武双全，到了他的曾孙万泰，则干脆弃武从文。

● 《南都防乱公揭》

万泰，字履安，晚号悔庵。他与宁波老乡陆符都是刘宗周的学生，在天启年间一同抵制阉党，在崇祯年间，俩人又与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三兄弟等人组成了文昌社，并参加了复社，所以他们与黄宗羲既是好友，也是师兄弟，还同为党社中人，并一同列名《南都防乱公揭》，参与了驱逐阮大铖的活动。弘光政权创立，阮大铖得志后就想报复曾经驱逐自己的党社成员，万泰自然也在搜捕之列，他当时在南京听说大祸临头，立刻潜回家乡，不久弘光政权被清军消灭，万泰也侥幸逃脱党祸。

清军占领杭州后，未渡过钱塘江，仅是派遣官吏到浙江多地。钱肃乐等心怀明朝的宁波士人见机起事，就在城隍庙发动抗清起义，乡绅谢三宾向定海总兵王之仁告密，让王之仁带兵来杀明朝遗民，但王之仁带兵来到宁波后，却亮出了反清的旗帜，拿出了谢三宾的告密信，并要杀谢三宾祭旗。由于万泰和谢三宾关系很好，两人是亲家，所以极力援救，使谢三宾免于一死。可没想到谢三宾人品卑劣，后又多次向清廷告密，不仅使宁波的“翻城之役”失败，也致使许多抗清志士被捕杀，因为此事，许多遗民责怪万泰，万泰也悔恨万分，所以晚年自号“悔庵”。

作为遗民，万泰积极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斗争，曾在鲁王政权中任职，清兵占领宁波后，他宁愿躲入山中、疾病缠身，也坚持不肯入仕清朝，曾两次营救抗清志士，如解救黄宗羲的弟弟黄宗炎时他就不遗余力，他的义举得到遗民的赞扬。万泰有八个儿子，分别为万斯年、万斯程、万斯祯、万斯昌、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备和万斯同，都很有才学，在经学、理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而且坚持民族气节，不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不在清朝为官，被称为“万氏八龙”，其中万斯同最小。

明崇祯十一年（1638），万斯同生于宁波府鄞县广济街万氏故居，出生的前一年，父亲万泰成为举人，已有一定的名望。7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福王在南京即位，建立弘光政权。第二年，弘光政权被清军剿灭，浙东起事，拥立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建立鲁监国政权，苟延残喘。等到万斯同9岁时，清军横扫浙江，并进军福建，为躲避战祸，他的父亲万泰带着全家躲在奉化西南的榆林山中，一躲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他们所携带的财物被乱兵抢掠，母亲、祖母相继病逝，生活非常困苦，万斯同经常跟着父亲和哥哥们开垦荒山，种粮、种菜、挖笋、捕鱼，尝尽生活的艰辛。

万斯同自幼就很聪明，记忆力很好，8岁时就能背诵古人名篇而不错一字，在山中，由长兄万斯年教授各位弟弟学业，他年纪小，也在旁边听，并请哥哥们教他识字。

顺治六年（1649），万斯同12岁时，清廷下令，凡明遗民不归顺清廷的，就要将全家发配至东北苦寒之地，在古代，乡土观念很重，重土难迁，所以万泰只好带着家人回到宁波，但此时广济街的祖屋经过抢劫，已经很残破了，他们只好暂居于西郊的白云庄。万斯同这时心已经玩野了，对学业不怎么感兴趣，天天玩耍。

● 李自成像

● 顺治皇帝像

顺治八年（1651），万家搬回广济街祖居，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万斯同影响很深。一件是万泰参加“鹪林六子”诗社，其中很多都是宁波的明遗民，这年秋天，他们在祖居的寒松斋雅集，晚上，万泰偷偷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明太祖赐给他家祖先万斌的御押、告身、木符和祖上万全所绘的“四忠三节图”，这些遗民思念旧朝，感慨万分，为之赋诗，万斯同也看到了这些遗物，不仅强化了他的民族意识，也由此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兴趣。第二件是这年的九月，清军攻陷舟山，张名振、张煌言拥鲁王退出浙江到福建，在这次战役中，许多南明的大臣如张肯堂、吴钟峦等都遇害。吴钟峦的遗稿在这年冬天传入宁波，并被万泰收集到，他尊敬这些殉难的志士，亲手整理并抄写订册，万斯同也得以阅读，对吴钟峦的气节十分敬佩。当时明朝已经覆灭，鲁王政权只能立足于孤岛上，兵将稀少，处境艰难，吴钟峦当时已经是80岁的老人，仍然辗转跟随鲁王，最终牺牲。儒家总说成仁取义，但是说的人多，最终能够践行的少。

此时，14岁的万斯同正处于叛逆期，不肯跟着各位兄长一起读书，也不爱惜书籍等物品，各位兄长学业精熟，都不看重他。万泰对他很伤脑筋，曾想把他寄放在寺院中，用青灯古佛磨磨他的性子。不久，因为万斯同调皮捣蛋，万泰一怒之下就把他关在书房里。万斯同在书房中没事干，就随手翻阅书架上的几十册明史资料，很喜欢读，几天就读完了；他又发现其中有各种经学书籍，又都读完了。

● 张煌言像

等放出来后，万斯同就时常跟在各个兄长身后，倾听他们的讨论。一天他的长兄万斯年授课讲学，万斯同也要参加，长兄笑着说：“你知道什么？”万斯同回答说：“各位兄长的学业成绩，我也能很容易做到的。”长兄突然听到他这样说，感到很吃惊，说：“既然这样，那么我要考考你。”于是把经义科目（科举科目中的一种，以经书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试题错杂在一起对他进行测试，万斯同若无其事地挥笔写作，洋洋洒洒数千字，一会儿就做完了。兄长非常吃惊，拿着试卷热泪盈眶，把这事告诉了父亲，说：“我差点耽误了我弟弟。”万泰也很惊愕，说：“差点耽误了我儿。”他高兴得逢人就夸自己的小儿子才华出众，要为他好好选择师长和朋友。从这天开始，万泰为万斯同置办了新衣新鞋，并送其入私塾读书。

顺治十一年（1654），黄宗羲的女儿嫁入宁波城东朱氏，黄宗羲送嫁，住在万氏的寒松斋，万泰就请黄宗羲做他儿子们的老师，万斯同也在其中，那时他才17岁。

● 白云庄万氏故居

19岁时，万斯同曾与哥哥万斯大、万斯备和侄子万言以及在宁波城内的青年好友组成文会，这些人年纪都不大，学习勤奋，每十日或十五日聚会一次，聚会时讨论经义，随后喝酒尽兴。虽然由于战乱，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已经家道中落，但他们少年意气，喜欢谈论历史，指点江山，写诗论文，都相信今后能有用武之地。他们的父亲万泰此时在广州游历，听说他们组织文会，写信勉励万斯同在家读书要好好地和兄长切磋，要虚心才能有所收获，还让兄弟们在家互为老师和朋友，看书除五经外，还要看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资治通鉴》不可不看，读书人如果不知道历史与世情，就像聋子和盲人一样，还希望他们坚守民族气节，为家族争光。不久万泰就在旅途中去世了，万氏家境窘迫，黄宗羲听说后，邀请他们兄弟到余姚化安山龙虎堂听讲。于是，万斯同走了百余里，第一次到余姚拜会黄宗羲，此后又多次去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并阅览他的藏书。没想到万氏很快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康熙元年（1662），万氏的广济街祖居被清军将领强占，万氏兄弟被赶到西郊白云庄墓舍，兄弟们四处寻觅机会谋生，曾经的好友也都迫于生计而四散，于是文会就解散了。

在西郊，万斯同结识了几位很有才学的年轻人，又组织了个文会叫澹园社，主要成员有十人左右，万斯同和万斯选、万斯大、万言等人共同举办“策论之会”，策论会的举办使万斯同对历史更加感兴趣，说：“古文诗歌都是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是博取名声，明亡的教训值得吸取，所以要学习对治理国家有用的学问，研究从古至今的各种制度，论证它们的利弊。”万斯同正是基于经世致用的责任感，虽然生活艰苦，甚至每天只能喝粥度日，但他学习非常刻苦，家中藏书不足，就借别人所藏的《二十一史》来读，到了晚上，买不起灯油，便就着皎洁的月光读书，两只眼睛由于过度疲劳都肿了起来。如果没有月光，他就和朋友一起背诵经史。经过苦学，万斯同逐渐形成自己的史学思想。

● 甬上证人书院

康熙六年（1667）正月，万斯同30岁，组织策论会的朋友们一起去余姚黄竹浦向黄宗羲拜师，终于感动了黄宗羲，促使他来到鄞县讲学。在这次请学活动中万斯同起了很大作用。在平时的学术讨论中他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常常说，“我的老师姚江黄夫子怎么怎么说，”朋友就问道：“你说的黄夫子就是袖子里藏着长锥刺许显纯的那位吗？”于是他们一起研讨黄宗羲的学术，并很佩服黄宗羲为父亲洗雪冤屈的胆识。在万斯同的鼓吹和影响下，他们下定决心向黄宗羲请学。这一年的五月，黄宗羲来到宁波讲学，策论之会改名“讲经会”，从讲经会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他们很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讲经即通经，认为只有通经才能在道德上成为君子，在学术上成为大家。黄宗羲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探寻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良方，用古代圣人和王道来救治当时的社会弊病。在证人之会和讲经会中，万斯同和他的哥哥都是重要成员。

到了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再次来到宁波讲学，地点定在延庆寺，并将讲经会改名为“证人”，和在绍兴恢复的证人书院同名。宁波的证人书院或证人讲社和其他书院不同，它事实上并没有固定的地址，也没有相应的财产，如学田等，可以说，黄宗羲在哪里授课，学者在哪里研讨，哪里就是证人书院。宁波证人讲社在万家的白云庄的时间较长，但是由于白云庄较小，而且万家很贫困，很难供应讲学时的伙食，所以讲社还曾改在云在楼、墨庄等地举行。

宁波的证人讲社教些什么呢？自然是以经学为主，讲授的次序为《易》《书》《诗》《礼》《春秋》，并让学者自学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的学说。此外，还学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数学、历算等，学术视野较宽广。宁波的证人书院有学者40多人，得到黄宗羲赏识的有16人，其中万斯同虽然年纪较轻，但是被大家推崇，有人说他善于读书，对于经史之学，打开书就能掌握头绪，常常为同学释疑解惑，可以称得上是学通古今。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也很敬佩他，说万氏的兄弟中，分别擅长理学、经学、文学，而万斯同则什么都学得好，尤其擅长于历史。黄宗羲也曾开玩笑说万斯同是书柜子，夸他读的书多、记性好。要知道，宁波的证人书院可以说是当时的学术高地，而万斯同表现如此出众，可见其才学。

康熙八年（1669），贫困的万斯同为了谋生，来到绍兴，进绍兴证人书院的发起人之一姜希辙的家中，给他的儿子教经学。姜希辙是刘宗周的学生，在清朝当官，当时在家中等候合适的官职。他家里有很多藏书，特别是有一套明朝的历代实录，以及许多邸报和各种野史、家乘等。万斯同看到这些藏书后，非常兴奋，看书看得甚至不睡觉了。他经常和同在姜家的黄百家讲述这一天看书后的所得，将历史事件娓娓道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使黄百家对明代的历史也有了清晰的了解。万斯同的记性确实是好，读得也很用功，明朝的实录他熟悉到了甚至能背诵的地步。

饱读各种史籍，使本就擅长于史学的万斯同不仅对明朝的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他曾计划系统地整理并编写宁波在清初的抗清历史事迹，表彰那些前辈和先烈，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中他提出要综合收集整理明实录、著名人物的书信和文集，在研究时要核实事件、分辨错误，考订要细致，而写作时要简练。明朝的野史笔记非常多，但是万斯同通过阅读和比较，发现那些笔记野史很多都不可信，他比较推崇焦竑的《献征录》，认为明实录的价值很高，应当以实录为主，再结合野史笔记，从而纠正错误，补充详情，并对自己写出信史很有信心。丰富的历史资料，使得万斯同的学术再次发生变化，从研究古文诗词转而钻研古代的典章制度，现在他又认为与研究远古的制度相比，记述、传承明代的历史更为重要，从而有志于研究明史。

就在万斯同钻研史学的时候，有一件事差点让万斯同和黄宗羲这对师生反目。什么事呢？事情还要从潘平格说起。潘平格是宁波府慈溪县文溪乡人，他以前喜欢研究理学、佛学和道家，但是明朝的灭亡使他开始反思，认为这些学问都与孔孟之道不合，而且他对理学等的研究较深，认为宋明理学的两大派心学和理学都不好，是混迹于儒家中的一群和尚和道士。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仅喜欢宣传自己的学说，还特别有自信，喜欢从对立的学派去策反学生。他听说宁波有证人书院，就特地跑来向证人书院的学者宣讲自己的观点。我们都知道，证人书院主要教导的是黄宗羲的学说，而黄宗羲师从的是刘宗周，刘宗周的学说又从心学脱胎而来，主张的是慎独之学，所以可以说潘平格的学说与证人书院的学说是对立的。但潘平格也确实了得，他成功地把证人书院中的一个学者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中，成为他的传人，还使数名学者深受影响，其中竟然包括黄宗羲的好学生万斯同。

万斯同当时在绍兴，听说有个姓潘的人说朱熹的学说是道家，陆九渊的学说是禅宗，觉得很奇怪，也是年少气盛，他就特地跑到慈溪去和潘平格辩论，想说服对方，结果反而被对方给说服了，他也大方地对别人承认潘平格的学说还是有道理的，并把潘平格写的书带到宁波。他的同学毛勍看了这些书后非常喜欢，也接受了潘平格的学说。在古代，师生关系和学说传承是很重大的事情，所谓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可想而知。而万斯同被黄宗羲视为衣钵传人，毛勍也是黄宗羲称赞的16位得意门生之一，潘平格事件对黄宗羲的震动可谓巨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的愤怒，他为此特地给万斯同写了一封信，指斥潘平格的观点，并借此批评万斯同，证人书院的很多同学也指责万斯同背叛老师的学说。

客观地说，儒家的学说在传承中发展，这种观点的分歧在孔子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儒分为八，就是相传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而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对传统儒学的发展，自然在这种发展中也出现了歧异，站在传统儒学的角度自然会觉得他们是异类了，所以潘平格的学说有一定道理。类似的话很多学者也都说过，甚至刘宗周也说过朱熹惑于禅、陆九渊入于禅之类的话。在学术争论上，学者应该是听从自己的内心。但对于万斯同来说，黄宗羲是他所尊敬的老师，他可说不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的话来，所以在黄宗羲的严厉批评下，他对黄宗羲表态说：“我以后再也不谈性理之学了，只是专心研究经学和史学。”我个人认为，这既是一种妥协，他此后仍然在证人书院和黄宗羲的阵营里，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反抗，因为他虽然不谈潘平格的学说了，但也不谈刘宗周的观点了，说明他内心深处其实是已经开始不尊崇刘宗周的哲学思想了。

万斯同是穷困的，穷困到什么地步呢？他迫不得已给人当上门女婿，住在丈人家里，即使这样，还是生计困窘。他家的老朋友有一位叫李文胤非常同情他，便请他到自己家里居住，给自己的儿子讲课，给他发点工资，帮助万斯同从饥寒中摆脱出来。万斯同在生活安定下来后，写了两本重要的著作：《明乐府》和《历代史表》。

●《历代史表》

虽然这些年万斯同基本都在鄞县（今海曙）生活，但随着他的同学相继中举进京参加会试，万斯同博学之名也渐渐传开了，许多人都很想结识他。于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开博学鸿儒科时，浙江的官府就推荐了他，要求他出来当官。但万斯同一直是坚持民族气节的，与明遗民的关系很好，不愿做清朝的官，所以不想应征，但面临着官府的威压，他怎么应付过去呢？正好，当时的清朝高官徐乾学因为母亲病故，回乡守丧，聘请他到昆山撰写《丧礼》这本书。昆山在江苏，徐乾学的官职也够高，万斯同就把徐乾学当成挡箭牌，立即离开宁波来到昆山，从而躲过了浙江官府的逼迫。徐乾学是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外甥，想编写《丧礼》一书，但学识不够，就请万斯同来写，类似于今天的“枪手”。万斯同不在乎什么名利，所以欣然从命，而且由于徐家有一座藏书楼叫传是楼，书籍很多，万斯同爱书如命，真是如鱼得水。

康熙十八年（1679），万斯同42岁，这年是万斯同一生中很重要的转折之年，清廷决定编修明史，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裁。徐元文正是徐乾学的弟弟，此时也在昆山为母亲守孝，到了八月，守孝期满，便邀请万斯同和万言一起到北京修明史。为此，他俩特地到余姚向黄宗羲辞行，黄宗羲写了三首诗赠送给他们，希望他们依旧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还特意指出，在明神宗即万历皇帝之后的明史，由于朝廷党争很激烈，是是非非要慎重，而且由于牵涉到建州女真、后金的崛起和对明朝的攻击，清朝统治者很忌讳，可以说是编修明史的难点。他希望学生们能尊重历史，应当把抗清牺牲的人物写入史书中。黄宗羲还郑重地把父亲黄尊素写的明朝《明朝大事记》《时略》和自己写的《明三史钞》《续时略》送给万斯同、万言，作为修史的资料。两人修史心切，辞别恩师后就很快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北京，他们的同学在西郊的墨庄为他们饯行，为了纪念这件事，还画了“秋郊饯别图”。修史事关千秋，特别是在新朝修前朝史，更是牵动遗民的心，他们都勉励万斯同坚持民族大义和节操，修出信史。万斯同面对朋友的殷切期望，郑重地表示，他这次去北京修史并不是为了自己成名，而是为了修好明史，对得起明朝对他家的恩德。

为什么万斯同不愿参加博学鸿儒的考试，却愿意去北京修明史呢？我们从前面对万斯同生平的梳理就可以看出，一是因为他前半生的学术兴趣主要就在于史学，而且收集、阅读了许多明朝的史料，可以说是修明史的合适人选；二是因为作为一名时时怀念前朝、与遗民交好，并接受黄宗羲学说的学者，他认为自己有写好明史，避免被新朝统治者歪曲，从而流传千古的责任感。要写好明史，就必须借助官府的力量，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料。他计划修完明史后，就及时回乡。

● 徐元文像

到了北京后，监修徐元文就想给他七品官职和俸禄，任翰林院纂修官，万斯同坚决推辞，要求以布衣参史局，即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来修史，不担任官职，也不领工资，甚至不住在史局里，徐元文只好同意了。于是万斯同就在徐元文的官邸碧山堂宾馆住下，和人交往时，名片上只写“布衣万斯同”，表现了他的气节与傲骨。一开始在史局时，纂修官都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有才学，有官职，以为万斯同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很瞧不起他，而万斯同冷眼旁观，觉得这些纂修官都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有些懊悔，甚至想返回家乡。特别是他发现所谓的修史并不是真的要修明史，而是为了拉拢一批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史局养着他们，这也是考上博学鸿儒科的士人大多放在史局的原因，而万斯同来北京，可不是为了吃白饭，所以非常失望。

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史局中，万斯同的才学和对明史的熟悉渐渐被人们所发觉、所肯定。纂修官才华还是有的，但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熟悉明代的历史，总裁、监修也逐渐倚重万斯同，甚至许多高官也对他非常敬重。后来，在史局中，各纂修官稿子写好后，都送到万斯同那里再审，万斯同审阅完毕，对工作人员说，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增补进去；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参校订正。他们按照万斯同所说的去查找，没发现有差错的。徐乾学任明史总裁后，也非常信任万斯同，经常与他商讨，作为顾问看待，万斯同因此被人称为“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可以说，《明史稿》五百卷全都是由万斯同亲自审定的，虽然后来的《明史》并未完全使用这些稿子，但是万斯同的稿本精粹扼要，足以自成一书。

尽管万斯同在《明史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仍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最大的不满就是官修史书往往体现了新朝统治者的意志，特别是清代明而立，对于明清纷争、满汉关系等敏感问题都不能如万斯同所期望的那样记载。因此，万斯同与学者刘献廷两人暗暗收集资料，准备脱离史馆，自己私修明史。万斯同天天在住的地方看书，而刘献廷则四处游历，回来之后就把游历的见闻告诉万斯同，万斯同就以书上的记载相印证核对。他们还一起抄史馆里所藏的各种书籍特别是机密文件，带回家中。

●《明史稿》

●《南疆逸史》

修史岁月漫漫，万斯同曾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返回宁波探亲，回北京时，黄宗羲以80岁的高龄，亲自赶到宁波送他，还写了首诗相赠，诗中说：“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既赞扬了万斯同修史的成绩，也寄托了深切的希望。不久，明史馆的总裁、监修换人了，刘献廷借机辞职回老家，并约万斯同一起回乡私修明史，万斯同也准备走，但被新的总裁、监修挽留。没想到的是，刘献廷回乡后本打算大干一场，却没几年就过世了，他所抄的史料也散失，这对万斯同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还物色传承人，他选定了温睿临，动员他私修南明史，温睿临最后也不负所托，写成一部史书叫《南疆逸史》。

● 仇兆鳌像

除修明史外，万斯同还在北京讲授经史之学。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有人评价说：“天生季野，关系有明一代人杰也。”官员都以不知万斯同的姓名为耻。他的同学仇兆鳌当时在北京做官，便邀请他参加讲会主讲经史。他曾在岁寒书屋、梅花堂、浙江江南会馆等地讲学，一月三次或二次，每次讲一件事，如宫殿、地理、仓库、河渠、水利、刑事等。他的记性很好，每次讲课都不翻书，滔滔不绝，从早上直讲到晚上，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发展经过，一点也不会错。听众一般有四五十人，多的达百人，听众每次提问，万斯同都能轻松回答。

随着万斯同年纪的增大，他原来的眼病就越发厉害了，修史有些困难，明史馆总裁就为他请了官员钱名世为助手，这个人年轻、聪明，但是热衷名利。他白天和朋友一起玩耍，晚上到高官家中钻营，半夜才回来，万斯同便坐在床上，钱名世在床前拿着笔，万斯同随问随答，钱名世就挥笔记录。但是万斯同没想到的是，钱名世已经收了不少人的钱，这些人送钱给钱名世做什么呢？希望钱名世在记录时把自己的先人写得好些，把自己宿敌的先人写得坏些，于是钱名世就根据行贿者的意图在记录时进行篡改。万斯同眼睛不好也没有校核，就一直没有察觉，此后明史总裁又以钱名世的稿子为基础修改，现在我们所见的《明史稿》就与万斯同所修的原稿有不小的距离。

与钱名世相对应的是，万斯同性情谦和，举止高雅，内心刚正耿直。前朝督师的姻亲当时身居要职，向史馆请求对督师稍微宽容些，万斯同一件一件地列举督师的罪行说给他听。有个押运粮饷的官员因为放弃押运逃跑，在路上死了，这个官员的孙子通过行贿请求把祖父列在因公事而死的人物中，万斯同训斥并且赶走了他。万斯同父亲的朋友侍郎冯跻仲的几个儿子身陷勋卫家，万斯同把他们赎了出来，帮助他们返回家乡。万斯同所修的明史列传中江南一带人物多而其他省的人物较少，万斯同曾解释说：这是因为江南一带重视文化，人死后都要记录其事迹，留下志、家传等文字材料，而其他地方就比较少，只能根据明实录，但明实录记载得太简略了，写明史的人物传时没什么事迹，又不能自己编，所以只能附在别人的传后。

在修明史时，万斯同曾指出，修史的原则应是事情真实而言语文雅，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论世知人”，写史书应该“平心”，不应夹杂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偏见和个人爱恶，对事件的记录都应以明实录为依据，而以野史笔记等为补充，对于修明史，他还提出要宁愿繁复些，不要过于简化，并反对官局修史。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万斯同再次回到宁波，在经过余姚时，他去拜访了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邀请他进京参与修明史，他对黄百家说：“我的学识比你渊博，但文笔不如你，修明史这件事，我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但黄百家正在家中根据黄宗羲的遗命续写《宋元学案》和《宋元文案》，便谢绝了万斯同的邀请。在闲聊当中，万斯同看到黄宗羲的遗著《明三史钞》，非常高兴，对黄百家说：“这本书关系到对一个朝代的是非评价，如果我修好官修明史，回来就和你依据这个底本，另写一本《明朝大事记》好吗？”黄百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回到宁波后，原来的同学很多都已经到外地为官，那些同学的子弟便邀请万斯同为他们讲授经史。到了秋天，他又离开家乡回北京，在与弟子饯别时，他写诗说：“屈指三年期，归来六十五，”准备三年后就完成明史编修之事，回到家乡终老。

● 李塨像

● 颜元像

回到北京后，万斯同又认识了一位好友，就是李塨。李塨是清代著名思想家颜元的学生，但曾经向毛奇龄学习过经学，万斯同因为曾经与毛奇龄有过学术上的争执，所以在酒席上批评李塨，两人不欢而散。但李塨很好学，还是主动向万斯同请教《礼》，万斯同便邀请他参加自己的讲课，一来二去，两人便抛除成见，互相欣赏了。李塨还把自己所写的书给万斯同看，请他指点，万斯同看了后高度评价李塨是孔孟之道的真正传人。他还向李塨回忆起当年的潘平格事件，说：“今天看到你，我才知道孔孟之道是有正途的啊。”他还为李塨所写的书作序，李塨认为六德、六行、六艺为物，而学习这三物就是格物，万斯同夸赞说这就是古人的本意，而朱熹、王阳明、潘平格对于格物的理解都是错误的。他还在讲会上邀请李塨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李塨对此非常感动，说：“江浙的文人喜欢自夸，而万斯同是学术权威，今天听到我这个小人物的观点，就非常赞赏，不遗余力地推崇，这几乎是古代圣人的德行啊。”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万斯同已经65岁了，正月二十四日是他的生日，友人还曾一起为他祝寿，当时他的身体还挺健康的，气色不错，只是正患脚气。但是没想到四月初八日，万斯同就突然病逝，让他的朋友们深为痛惜。更令人惋惜的是，他所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手稿，都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很多人都说是被他的所谓弟子钱名世取走，据为己有。而他修明史的功绩，王鸿绪也试图贪占。钱名世后来的下场也不妙，他曾经在雍正时期写诗给当朝大将军年羹尧，极力称赞年羹尧的功绩，提议为他立碑。后来年羹尧被处死，钱名世也以年党获罪。雍正四年（1726）三月三十日大学士、九卿等奏请将其交刑部从重治罪。雍正帝却别出心裁，说钱名世赠诗给年羹尧是文人的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对他应口诛笔伐，以文辞为刑法来制裁。遂下令将钱名世革职，发回原籍，并亲笔书写“名教罪人”四字，令原籍官员制成匾额，挂在钱名世住宅，又令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钱名世，并由钱名世本人把这些诗刊刻进呈，分发直省各学校，以为无耻文人之炯戒。

● 年羹尧像

万斯同逝世后，他的灵柩被送回家乡，此前他所设想的六十五岁时归乡成真，但可惜的是他再也不能私修明史、实现愿望了。一代史学大师，就这样凄凉地走了，留下了诸多的遗憾。

万斯同一生著作很多，除《明史稿》外，还著有《历代史表》《儒林宗派》《周正汇考》《历代纪元汇考》《历代宰辅汇考》《群书疑辨》《难难》《书学汇编》《明代河渠考》《昆仑河源考》等。其中《书学汇编》《难难》《周正汇考》等可能已亡佚，其余各书或见于各丛书，或有单行本传世，尚可得见。另外梁启超根据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中“侍郎(徐乾学)因请先生纂读礼通考一书，……侍郎因请先生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的记载,认为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全部出于万斯同之手，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似乎也抄自斯同。万斯同学问优长就在于博大精深。万斯同广泛涉猎经学、史学，同时代的学者就曾夸奖他通古今，无所不辨。由于他精通史学，数千年的人物制度、国家兴亡，他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明代历史非常熟悉。梁启超就曾说：“我们读《历代史表》，可以看出季野的组织能力；读《群书疑辨》，可以看出他的考证精神；读《读礼通考》，可以看出他学问之渊博和判断力之锐敏。除手创《明史》这件大事业不计外，专就这三部书论，也可以推定万斯同在学术界的地位了。”万斯同是厚积而薄发的典型，他早年读书非常多，但有时一年也没什么作品，黄宗羲对他却寄予厚望，对人解释说：“以季野的才华，这么好学，请你们稍微等等，不要催促他动笔写作，待他胸中所有的学问一涌而出，应当就是煌煌大作了。”而且万斯同做学问，没有门户之见。他虽然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但关于讲学宗旨和黄宗羲却不同，黄宗羲有些门户之见，万斯同却一点没有，所以万斯同的哲学思想一开始是刘宗周的学说，后来受潘平格的影响，最后又欣赏颜元、李塨的观点。这种摒除门户之见的气度和胆识在古代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李塨才会如此感动。

●《昆仑河源考》

● 《历代纪元汇考》

●《群书疑辨》

●《书学汇编》

● 梁启超像

在万斯同的史学上，我们不能不首先谈及《明史》。官修的《明史》上并未署上万斯同的名字，但他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他所撰写的《明史稿》五百卷，虽然并未全部被《明史》采用，但也是其底本。万斯同在明史馆时，实际上是《明史》的总裁，从史料的考证到编纂体例到最后定稿，都由万斯同统筹。史馆里可以说是铁打的万斯同，流水的官，虽然总裁、监修、史官等如走马灯来了又去，而万斯同有23年在史馆中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万斯同对明史编修的热衷，也可以看出他对明史编修的意义。在二十四史中，《明史》是受到史学家赞许的，有三点较为突出，一是内容翔实，二是史事严谨，三是体例得当。而这些都与万斯同的努力分不开。内容翔实，是因为万斯同对明代史料的搜集、整理不遗余力，在入北京的史馆前就因为各种契机而见到了各种实录、野史、笔记等，而且他还经常四处游历，向老人求访往事，搜罗地方志等著作。由于他坚持以实录为依据，以其他资料为佐证、补充，所以考证特别细致严谨，《明史》一书中的疑难史实多由万斯同论定。至于《明史》的体例得当，也是由于万斯同注重整部书的组织与写法。前面提到他反对官修史书，不仅是因为官修史书中往往由于统治者的意志会扭曲历史的写法，也由于官修史书常常是召集一大帮人，也不管其中的人是不是真的能修史，也不管这些人熟悉哪些史实，每人写一部分，容易互不相关，把整本书割裂成一块块的。万斯同就指出，《史记》和《汉书》等就分别是由司马迁、班固等人独立完成的。为此，他在保证全书统一上费了许多心思。在《宋史》中，几个人一起做一件事的，每人立一传，在传中自然会有别人的事迹，笔墨费了许多，而头绪还比较纷乱。而《明史》则不同，几个人一起做一件事的，就以其中重要的一个人立传，而其他人就附小传在这个人的传记之后，这样即使人数很多也能看出他们各自的生平，而不会被遗漏。

●《史记》

●《汉书》

● 司马迁像

● 班固像

在万斯同的史学著作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强烈的民族精神。修明史由于受到清廷的管束，他无法尽情书写，所以他念念不忘的是私修明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他还尽可能地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比如温睿临，鼓动他们一起收集、记载南明抗清的史料。宋末史事颇与明末相似，万斯同曾辑有《庚申君遗事》,记载宋末帝之子入元，后为元顺帝之事。事虽无稽，笔者却有深意。他还辑有《南宋六陵遗事》，记载元代僧人杨琏真伽发掘南宋六陵之事。特别是他辑录的《宋季忠义录》16卷，记载宋末节义之士共五百数十人，使很多忠节事迹得以流传。这些都体现了他记述亡国隐痛、表彰节义之士和激发民族精神的良苦用心。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全祖望。全祖望私淑黄宗羲、万斯同，对他们二人的气节也深有体会。所著《鲒埼亭集》及《鲒埼亭集外编》大量记载了明末烈士的抗清事迹，表彰了他们的崇高气节。这也可以认为是实现了万斯同未遂的心愿。

万斯同很注重史学的经世作用。他自幼就不喜欢做科举应试的八股文，非常鄙视那些只顾沽取虚名不关注世事的读书人。为了找到济世的途径，他的治学曾经历了三次变化，最后他才决定研究明代历史，用史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关于历史的借鉴作用，中国历代史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但他们大多只是从政治史着眼，要人们从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延续和强化帝王统治提供借鉴，对于隐藏在政治后面的更深刻的经济等方面因素却茫然无知，至于社会之发展、生民之休戚,则往往置之不论。万斯同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独具慧眼，他要总结历史,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制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并从中找出有益于世用的规律性东西,来为现实服务。他要“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献,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放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万斯同能对史学的作用认识得如此深刻，当然有着时代和史学本身发展的原因，但是对于一个古代的史家，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他的见识过人。正因为有以上的认识，所以他在历史研究中并不把眼光只放在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政治文化方面，而是从多个侧面着手进行分析研究。他对历朝典章制度悉心考索，直至烂熟于胸中，因此可说他的史学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他所著之书也一反明末空谈之风，如《儒林宗派》《明代河渠考》《历代宰辅汇考》等，不但在体系上有很多创新，而且也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意义。

万斯同很重视史表的作用。表是历史著作的一种体裁，是史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后汉书》以后的历代正史却往住忽略了志表的作用，对于志表，许多正史都略而不书，这是古代史学的一大缺憾。万斯同对表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他反对刘知几所谓“史表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的言论，曾对此进行详尽的分析，“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这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深刻论证了表的重要作用，是深得史法之笃论，只有经过对历代史书体系的深入研究，才能得出如此明晰允恰的结论。有慨于史表之缺略，万斯同于是发愤补之，著有《历代史表》59卷。该书上起东汉，下至五代，凡正史无表者都做了补作，凡历代大事、诸帝、功臣、将相以至宦官、方镇都列表以明之。而且所书历朝各具特点，如东汉有云台功臣侯表，宦者侯表；三国有汉季方镇年表；北魏、北齐则有异姓诸王世表等，使读者对各代历史的特点，开篇就有个深刻印象，确实为深得史法之佳作，方便学者简洁地统览历史，充分体现了万斯同的博学。此书问世后，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开了清代补表志之风。这些续补的表志都以极简明的方式，准确揭示历史的丰富内容，为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读本，也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难得的范本，万斯同所做的工作丰富了古代史书的体系，充实了历史编纂学的内容。

●《历代史表》

● 明太祖朱元璋像

在政治思想上，万斯同所具有的启蒙的民主主义的意识颇得他的老师黄宗羲的真传。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在《与从子贞一书》中提出“今天下民生何如哉？”意思就是现在天下的老百姓们都过得怎么样啊？他经常外出奔走，所以对家乡以至全国百姓的生活贫困痛苦是深有感触的，他曾说：“我去北京，一路上看到四处是荒草，一片凄凉。”他自己前半生一直陷入饥寒之中，身为赘婿也无法摆脱困苦，所以对于百姓的哀怨感同身受。他认为这种痛苦的民生，违背天心的仁爱。作为一名儒者，就应该以万物一体为抱负，上承天意，下拯民生。这种书生意气既单纯，也令人感动。他致力于明史的研究,并非怀着效忠朱明一姓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实现他学以经世致用的抱负。像黄宗羲一样，万斯同突破了正统观念的局限，对明朝的君主专制展开了不留情的批判。首先，他揭露明太祖朱元璋的残酷：“高皇帝以神圣开基，其功烈固卓绝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后，其杀戮之惨，一何甚也。当时功臣百职鲜得保其首领者，迨不为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于井坎，盖自暴秦以后所绝无而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谤，亦非人之所能掩也。”其次，对武宗、世宗、神宗、熹宗等帝王的昏庸与荒淫也极力抨击，不遗余力。孝宗为一代守成令主，其政治较成祖以后的各朝稍好，但却已经世风不振。这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结果。万斯同探讨明亡的原因，认为晚明赋税繁重，剥削苛刻，致使民不聊生，“生民之苦极矣，国欲不亡得乎？”这句话可谓沉重而令人警醒。因此，他对农民起义往往有所同情，而不是一概斥之为贼，反而认为有些贪官是“仕宦而为盗”。甚至说“叹息朝堂论功罪，不及草间一贼徒”，认为盗贼都要比朝廷在识人上更高明，这和万斯同对社会不平的愤懑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万斯同在政治上并没有很深厚的君臣思想，他更强调的是统治者对民众的义务，即保证民众安定、免于饥饿，警告朝廷不要横征暴敛，说：“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此君莫惊。”而如果官逼民反，则农民起义领袖为救民于水火、诛杀奸臣，就可称得上“真丈夫”，这种胆识对于普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骇人听闻。但要注意的是，与黄宗羲不同的是，万斯同所具有的民主主义意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对少数君主个人的批评上，而对这些君主个人的抨击也大多集中在个人品质与性格上，没有涉及君主制度本身，更没有上升到黄宗羲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即便在追溯亡明之戒时，也很少从明统治者所制定的制度本身，从各项政策的实施，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上进行分析。这些都是他政治思想的局限。

万斯同在具体的政治制度上也有许多见解，如在军事制度上，他提倡“文武合一”制，这是由其老师黄宗羲而来，明代文武殊途，文贵武贱，而书生往往没有军事常识，却常常指挥作战，明末战事往往失利，充分暴露不懂军事的文官指挥上的愚蠢。反例当然也有，黄宗羲、万斯同的祖师王阳明就是文武双全，而万氏家族更是武官出身而入儒林。所以黄宗羲和万斯同都主张读书人也应学习军事知识，这样就不会说外行话；而武官也应知书达理，这样就不会太残暴。万斯同还提出“兵民合一，寓兵于农”，这样统治者不必花费大量军费来养兵，他以宋代为例，由于养兵，国家贫困，民众的赋税很重。这些观点都说明，他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寻找救治现实弊病的良方。

总之，万斯同的学术，特别是他的史学，体现了黄宗羲所开创的浙东学派的民族民主思想和经世致用的精神，注重研究明代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史实，通过经史贯通和博取、会通、深思、考证的方法来求索，万斯同可谓浙东学派的中坚和继承人，他承续了黄宗羲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对于此后的浙东学术和乾嘉学术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赞曰：甬城名门，家风清白。折节读书，尤喜史著。布衣赴京，沉潜撰述。学贯古今，史法严谨。哀民疾苦，直言君过。虽有目疾，心眼通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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