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三言”试论(代序)

《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出现，它明显而突出地标志着：在我国战国时代，我们祖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庄子，他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哲学思想方面，它无疑地是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而在文学语言方面，它却起了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他的文学造诣是可以同当代屈原的“骚赋”分庭抗礼的。明末金圣叹把《庄子》和《离骚》列为我国“才子书”的前茅，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夸大的嫌疑的。

现在的《庄子》通行本，共有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乃是晋代郭象的注释本。根据《汉书·艺文志》，《庄子》原为五十二篇，比现代的通行本多十九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这就是晋代司马彪和孟氏(孟康？)的注释本，分为“内篇”七篇，“外篇”二十八篇，“杂篇”十四篇，“解说”三篇。这种本子比较完备，可惜早已亡佚了。陆德明又说：“庄子……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象)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著《阏变》、《意脩》之言，《卮言》、《游凫》、《子胥》之篇，诸凡杂巧，十有其三。’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内篇’众家并同，自外或有‘外’而无‘杂’。”各家的本子，除了“内篇”都是七篇而外，“外”、“杂”两篇的区分和篇数，都不一致。据《经典释文》所录，崔譔本为二十七篇，没有“杂篇”；向秀本为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也没有“杂篇”；李颐本为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并没有标出“内”、“外”、“杂”的细目，大概是没有这种区分的。并且，《经典释文》在《齐物论》篇“夫道未始有封”句下，引有崔譔的话：“《齐物》七章，此连上章，班固说在‘外篇’。”由此看来，历来《庄子》的“内”、“外”、“杂”这种篇目的划分，原本是没有什么严格界限的，而且是“注者以意去取”、“后人增足，渐失其真”，因而它的变动是非常之大的。

根据以上的情形，历来一般只承认《庄子》的“内篇”是出自庄子的手笔，而“外篇”和“杂篇”完全出自庄子后徒和后人的伪托的传统说法，也是存在着问题的。不过，比较说来，“内篇”七篇比“外”、“杂”两篇可靠性强，而“外”、“杂”两篇极为驳杂，不但夹杂了为数很大的庄子后徒的作品，而且还夹杂了一些别家文章(如《说剑》篇)，倒是事实。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刘歆可能改窜过)今本《庄子》的《胠箧》篇在“外篇”，《渔父》、《盗跖》两篇在“杂篇”，司马迁(刘歆？)不但对这几篇没有表示怀疑，而且还颠倒了“外”、“杂”篇目的顺序；大概他所见到的本子是没有“内”、“外”、“杂”这种篇目的区分的。并且，今本《庄子》的《渔父》、《胠箧》两篇都是孤立的两章，而《盗跖》一篇却附有“子张问于满苟得”、“无足问于知和”两章；在司马迁(刘歆？)所见的本子中，可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两章都没有“诋訾孔子之徒”的内容。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今本《庄子》的“内”、“外”、“杂”等篇目的区分以及每篇的章数，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目。

我们试以“内篇”的《养生主》一篇为例：“公文轩见右师而惊”一章，很和《德充符》篇各章的主题相同；“老聃死，秦佚吊之”章，却和“养生”的主题不伦不类；而最后“指穷于为薪”一章，它和本篇的主题并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历来注释家对这章的申说都是相当牵强的)。我认为它不像庄子的言论，倒有几分像《天下》篇中惠施学说部分的错简。

又如，“外篇”中《秋水》篇的“秋水”这一大章、“杂篇”中《庚桑楚》的“庚桑楚”这一大章，都和庄子的思想和笔调非常接近，并不像是伪托之作。

再有，在《庄子》各篇中，还有这一章和那一章内容大体相同，与《墨子》各篇有很多互相雷同的章节现象相仿佛。例如，《齐物论》篇中的“罔两问景”一章，和《寓言》篇中的“众罔两问乎景”一章内容基本相同，只是详略各异；《徐无鬼》篇中“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和“徐无鬼见武侯”两章，会见的情况相同，而问答的内容却不一致；《让王》篇也有“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和“尧让天下于子州支伯”两章，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从这些现象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庄子》原书已经掺杂了庄子后徒的传闻异说，或经过了整理《庄子》的后学的厘定和改窜。

由此可见，我们在探讨《庄子》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是不应该拘守从前所谓“内”、“外”、“杂”这种篇目的界限的。但是，应当以“内篇”七篇、特别是《逍遥游》和《齐物论》这两篇为主，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历来很少有人对它们怀疑过。

历来有很多人认为“杂篇”中的《天下》一篇是《庄子》的自序，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第一，《天下》篇的作者，是把“邹鲁之士、搢绅先生”修订的“五经”看作是可以“见天下之纯、古人之大体”的正统学派，而把“百家之学”看作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不该不遍”的流派；第二，他对于庄子学说的评价，是完全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论述的。不过，《天下》篇这篇文章，的确是我国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的一篇有关研究先秦诸子百家中主要学派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在这篇文章里，它不但给我们保存了我国久已散佚的各家学派的昆山片玉，而且为我们遗留下了我国各家学派的原始评价。

我们还是只谈《庄子》吧。《天下》篇对于庄子道术的评介，是这样说的：

寂寞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态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者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在这一段短简的评介中，它对《庄子》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庄子是通过它的“三言”——“卮言”、“重言”、“寓言”——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内容的。它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三言”，全都和本书《寓言》篇中第一章的说法完全是一致的。

根据这种情况，《天下》篇的作者应该是袭取了《寓言》篇的说法，而不是相反。《天下》篇并不是《庄子》的自序，我们如果把《寓言》篇的第一章看作是《庄子》的自序(王闿运就是这样说)，倒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在《寓言》篇第一章里所论述的仅限于《庄子》，而且所揭示的《庄子》思想内容，也较《天下》篇深切、详尽、具体得多。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寓言》篇第一章就是出自庄子的手笔，很有可能它是整理庄子学说的庄子后徒所作的。

《寓言》篇第一章，我认为它应该是庄子的嫡派学者揭示《庄子》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的第一篇著作，同时也是为我们配备好了的探索《庄子》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的唯一的一把钥匙。我们要想探讨《庄子》中的一切问题，应该首先从《寓言》篇第一章以及《天下》篇有关评介庄子学说的部分入手。它们已经给我们指示出了一条尚论古人不偏不倚的捷径。

让我们再玩味一下《寓言》篇第一章的全文吧：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庄子的嫡派学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形式来划分《庄子》的文学语言，实际上也就把《庄子》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揭示得概括无遗了。

什么叫作“寓言”？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禽言兽语，无论是离奇故事，无论是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属于“寓言”之列。什么叫作“重言”？凡是重复——也就是援引或摘录——前贤或古人的谈话或言论，都属于“重言”之列。什么叫作“卮言”？“卮言”就是“支言”，就是支离诡诞、不顾定理、强违世俗、故耸听闻的语言。

在《庄子》全书里面，这“三言”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浑然一体的。在每一篇里，有的某一章就是“寓言”，某一章就是“重言”，某一章就是“卮言”；在每一章里，有的某一节就是“寓言”，某一节就是“重言”，某一节就是“卮言”；也有的某一章在文字形式上是“寓言”或“重言”，而在思想内容上却是“卮言”。例如，《逍遥游》篇，“北冥有鱼”一章，从整体上看，它属于“寓言”形式；而其中所援引的《齐谐》之言和夏革回答殷汤的话，就属于“重言”，同时也是“寓言”；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个结论，便是“卮言”。又如，《齐物论》篇中“罔两问景”一章，《应帝王》篇最末“南海之帝”一章，它们只是“寓言”；《则阳》篇中“容成子曰”以下八个字短短的一章，它只是“重言”；又如，《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等篇后面的零金碎玉、佶屈聱牙的短章，大概也都属于“重言”之类；而《齐物论》篇“大知闲闲”以后至“此之谓葆光”以前几章，都是“卮言”。又如，《应帝王》篇“天根问于无名人”一章，《秋水》篇河伯和北海若问答一章，《知北游》篇知问于无为谓、狂屈、黄帝一章，在文字形式上都是“寓言”，而在思想内容上乃是“卮言”。又如，《逍遥游》篇中“尧让天下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两章，在文字形式上都属于“重言”，而同时也是“寓言”。

由此可见，《庄子》全书，“寓言”是它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是它思想学说的具体内容，而“重言”乃是它借以申明它的思想学说的一些往古佐证。所以《天下》篇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篇把“寓言”放在第一位，它是从《庄子》文章的主要形式说起的；而《天下》篇把“卮言”放在第一位，它是从《庄子》思想的具体内容说起的；两者各有所属，并没有任何矛盾。那么，《庄子》的思想学说，主要的是表现在它的“卮言”和“寓言”两种形式里面，它主要的是通过“寓言”的文章形式来表达它的“卮言”的思想内容的。“卮言”和“寓言”是统一的，而“重言”又是统一在“寓言”和“卮言”之中的。“卮言”和“寓言”，也就是《天下》篇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可见，在《庄子》全书中，“寓言”的文章形式占着绝大的比重，用来表达它的“卮言”形式的思想内容；而借重于别人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见解的“重言”，占的比重是比较少的。所以《寓言》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庄子表达“卮言”的思想学说基本内容的，集中在“内篇”最前的《逍遥游》、《齐物论》这两篇里面。这最前的两篇，可以说是庄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他各篇都是围绕着这两篇的主题思想来发挥的。《逍遥游》这一篇是表达他的人生哲学“无为”主义的，《齐物论》这一篇是表达他的天道观(宇宙观)和认识论“天倪”说或“天钧(均)”说的。所以，《寓言》篇在评介庄子思想学说的时候，不但把《齐物论》篇中“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这几句话作了必要的、简括的解释，而且还扼要地摘录了这篇中“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些话；而《天下》篇的评介，除了具有《齐物论》的观点(“寂寞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而外，还具有《逍遥游》的内容(“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所以，历来很多研究《庄子》的学者，都把《逍遥游》和《齐物论》这两篇看得非常重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时人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他正是接受了《寓言》和《天下》两篇关于《庄子》的评介而这样说的。近人李泰棻先生在《庄子研究》里，不但把这两篇看得非常重要，而且认为它们是具有有机的联系的。他说：“逍遥自在，归本于无为(《天运》篇云：“逍遥，无为也。”)；因应无方，归本于齐物。然又必须深悟齐物，始能彻底无为；也必须作到无为，始能真正齐物。而齐物重思想，无为重实践，又皆归本于自然，都是为‘道’服务的。这是庄子‘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他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捉住了庄子学说的本质的。

一般都承认，庄子的思想学说是从老子的思想学说发展起来的，无疑地是完全正确的。老子谈“道”和“天道”，庄子也谈“道”和“天道”；老子谈“无为”，庄子也谈“无为”。不过，庄子把“天道”发展为“天倪”或“天钧(均)”说，并且把老子的“无为”的下半截“而无不为”予以抛除，这就和老子的本旨大不相同了。

庄子在《逍遥游》篇中曾经提出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将磅礴(混同)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的理想人生，并且他要惠施把“无用”的“大树”“树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这便是他全篇主旨之所在。所以本书《天运》篇说：“古之至人，假道乎仁，托宿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之采真之游。”在这里，他们明明确确地把“逍遥”解释为“无为”，把“逍遥游”解释为“采真之游”。《大宗师》篇也说：“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埃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本)。”《应帝王》篇也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这都是有关《逍遥游》篇思想内容的恰当注脚。《庄子》的“无为”主义，也可以叫作“逍遥”主义，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超世”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无为”主义。它是和老子的积极的“无为”主义既有血缘的关系，又有本质的区分。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具有足够的认识。

庄子这种“无为”主义和“两行”主义，我们可以充分看出他是代表着战国时期一种没落士大夫阶级的陈腐思想的。庄子这种陈腐思想，是由于他在当时不敢正视阶级斗争和逃避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这是他精通世故、练达人情的思想的“结晶”。有人说，《人间世》篇的思想，和庄子的思想不相称，因而怀疑这篇不是庄子的著作，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正是由于庄子悟解到了“人间世”中这些迂曲、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他才臆想出了一种“逍遥”世外的消极思想。我们试读一下《山木》篇“庄周游乎雕陵之樊”这一章，他对于蝉、螳螂、异鹊的“相累”关系以及虞人对他的疑辱这些生活现象，观察得是多么精微而深刻啊！

在这里，我还顺便明确一个问题。“外篇”中《天道》篇也谈到了“无为”，它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这不但不同于庄子的“逍遥”主义的“无为”，而且也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乃是儒家所谓大舜“恭己正南面”的“无为而治”的“无为”(《论语·卫灵公》)。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庄子》书中，确乎是掺杂上了一些鱼目混珠的伪托之作的。

总的说来，我们在探讨《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时候，应该循着“以庄解庄”的路线，应该打破从前所谓“内”、“外”、“杂”等篇目的界限，依据它本身所揭示的“三言”表现形式，进行具体分析。《逍遥游》、《齐物论》两篇是它的代表作。它主要的思想学说是所谓“天倪”说或“天钧”说。它的文学语言的艺术性是有高深造诣的。

一九六一年，四月，初稿；

一九六二年，四月，修订；

一九七九年，一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