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梦鸥将顺时读令的仪式视为“很可笑”的“口头文章”[110]未必没有道理，但自东汉以降历六朝、隋唐而至于宋代，这一仪式一直被持续下来，以彰显天子顺天应时之德，渲染祥和气氛。史籍中所见的《月令》（或《时令》），即便历朝皆有新定，恐怕也仅是作为礼经文献而非法律文本，至于“读令”仪式所读之令，同样也是礼经文献。这在唐代有明确的证据：《通典》卷一二四《礼八四·开元礼纂类一九·嘉礼三》“皇帝于明堂读五时令”中对于《春令》的注云：“其文具《小戴礼篇》，故不繁载。”[111]又，《旧唐书》载：天宝五载（746）春正月，“《礼记月令》改为《时令》”。[112]
那么唐代是否像秦、汉的《田律》一般，将礼经《月令》的条文纳入到法典系统之内呢？以《天圣令》残卷所存的唐令以及藉由宋令复原而成的唐令为例，勒成下表以资比照：
表2：《月令》与唐令对照表
（续表）
应当说，唐令的有些规定在时节上与《礼记·月令》有异，甚至行为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背后不但有为适应当时客观情况而作出的适当调整，即与王梦鸥所言的历朝历代重修《月令》这一礼经文献的举动相似，更有规范内容、意义的巨大嬗变，如金相范对原本是为了送寒气的“出土牛”仪式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
东汉以来，出土牛仪礼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分离为用土牛驱除阴气的季冬仪礼和在土牛旁边摆放耕人的立春仪礼。北齐时期，出土牛仪礼转变为单一的立春仪礼，伴随犁具的添加，其作为农业仪礼的特征也更为明显。……通过对土牛和耕人位置的调节，赋予了土牛仪礼预示农耕时间早晚的功能。……随着这一仪礼正当性和公共建设性质的强化，最终唐代把该内容纳入到了《营缮令》。……随着节日、农业资讯、物候表征、择吉等知识咨讯的传达途径的多样化，以土牛和耕人的位置变化来宣传农期的仪礼功能已是有名无实。到唐后期，鞭打土牛的打春仪式出现，和用土牛碎片来祈祷丰年和治疗疾病等仪礼中潜在的游戏、信仰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习俗和文化心态。[113]
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是《礼记·月令》的内容散布于唐令各篇的事实则毋庸置疑，所以综合史籍所载读《时令》之“令”为礼经《月令》和唐令中散见与《月令》内容相契的条文可知，《时令》并非唐代法典篇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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