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案件中人文关怀缺失的表现分析

从以上两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悲剧性事件中，传媒报道往往会忽视对当事人的关怀与尊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片面追求轰动效果，反复使用刺激性素材

在“小悦悦事件”中，自从小悦悦被碾压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之后，各大电视台也开始进行轮番播放，重复向公众展示着一个幼小的生命被钢铁和橡胶碾碎的无情画面，小女孩血肉模糊的形象一遍又一遍地展示在全国观众的眼中。在笔者的观察中发现，很多电视台的播报的画面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处理。汽车一次次地碾过，小女孩血肉模糊的形象，路人漠视地路过，这些画面一览无遗地反复展示在全国观众的眼中。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画面让人觉得残忍、心痛，而对于小悦悦的家人而言，更是一种折磨。这种过分地追求轰动效应而忽视了悲剧性事件的报道原则，即新闻从业者需要给予新闻事件相关当事人一定的关怀与体谅。

事实上，为了在悲剧事件中的报道中充满人文关怀，需要遵守一定的操作守则，如“对灾难照片的拍摄不要过度地纠缠在画面的细节上而引起不必要的痛苦;对于电视而言，不应该过多地在痛苦和受难的景象上拖延时间，而应该把这样的镜头缩短，把拍摄角度放大，并且不能把受害者血淋淋的镜头放大，应该把镜头从受害者身上挪开以示尊重”。无论是小悦悦事件中被碾的场景，还是杨武事件中痛哭的表情，这些内容被传媒毫无遮拦地传播时，新闻从业者“对当事人的悲悯之情”显得是那么地薄弱。

(二)忽略受害人的心理状况，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

在悲剧事件中，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相关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对于悲剧事件中的受访者，新闻从业者需要换位思考，需要有更多的体谅。然而，在“小悦悦事件”中，媒体对于失去了女儿的父母进行了指责式的采访，多次质问其为什么没有看好孩子;同时对于陈贤妹老人进行了过度采访，给老人生活带来很大的干扰，迫使老人回到老家躲避。在杨武事件中，媒体蜂拥而至，“他们从杨武家狭小的卷帘门直闯而入，将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围堵得满满当当”。媒体不仅采访杨武，对其妻子也进行了粗暴的采访，南方卫视、广东卫视《今日关注》栏目、深圳电视台《公共频道》等至少10家以上的媒体记者手持话筒，一直催促王娟说话，要她“说说当时的情景”“你有什么感受”等。

可以看出，在这些悲剧事件中，媒体采访的热情一方面固然是出于真实报道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无视人文关怀而追求“猛料”的动机。可以说，新闻工作者夹杂着愤怒的正义感正驱使着很多记者成为下一个施暴者。柴静曾评论说:“这样一个新闻，被毫无尊严地、粗暴地曝光于他们的邻居，父母，孩子面前。他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反抗暴力，对自己最脆弱的保护，只能用袖子掩住脸，来避开采访。”时任央视节目部主任的许文广评论说:“在杨武事件中，令人震惊的不仅是施暴者的暴力，还有媒体的暴力:无视个人尊严和隐私，对施暴过程细致入微的描述，对受害方冠以‘最懦弱丈夫’的武断判断，闯入私宅将镜头强行对准一个精神濒于崩溃的女人。让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内心充满恐惧的，正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在欲望驱使下丧失底线的行为。”可以说，这种强迫式的无视当事人心理感受的采访报道，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二次伤害”，也有损于传媒的公信力。

(三)悲剧性事件中媒体报道的片面性与主观性倾向严重

新闻从业者在报道悲剧性事件中，更需要在采访报道中体现出人文关怀。悲剧性事件往往是各媒体关注的热点，稍有不当就会伤害其他人，所以一个有良好修养的新闻从业者此刻需要更加小心谨慎。然而，部分新闻从业者更喜欢将悲剧性事件视为媒体之间竞争的筹码，从而挣脱新闻伦理准则的束缚，进行片面地、主观性的报道。

在“小悦悦事件”中，18个冷漠的路人无疑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为了吸引受众，获取高收视率，将其进行夸大渲染，特别强调18位“没有一人伸出援手，也没有人打电话求助，就这样看两眼，走开了”。在报道中列举每一位路人的衣着特征和针对倒在血泊中女孩的种种反应，或者在监控视频中着重标出每一位路人。这样的报道方式对受众有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引导受众进行“选择性注意”，引发了网友对18个路人进行人肉搜索，将其个人隐私公开，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杨武事件中，11月9日的《江淮晨报》对此事进行了整版报道，并配上《“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的标题。杨武因为没能阻止事情的发生，自责说“最窝囊丈夫”，然而，媒体把“无能”“软弱”“窝囊废”制作进标题中，从而放大了这一事件，使更多的辱骂、讽刺像潮水般涌向了这个可怜的男人，杨武不仅要承受良心的折磨，还要应对形形色色的人对他的盘问，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被指责、被压力折磨的缩成一团的杨武，他显得没有尊严，只有承受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