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堡子

郭文斌

郭文斌，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寻找安详》 《农历》等。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等。

至今没有写成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疏懒，而是因为一个堡子，一个我从中长大可是至今仍然难以进入的堡子。

三十年前的一天，祖母撒手人寰。她老人家辛苦一生给父亲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一个具有职称意义的大堡子，一样是一句具有宪法意义的遗嘱。临终时她将父亲和母亲叫到炕头说，好生待你兄嫂，就咽了气。祖母之所以要以此为嘱，除过伯父较之父亲有点老实外，更重要的是伯母不生育。

一个堡子难坐两家人，按照常理，分家是难免的。然而事实却大大走向人们的意料之外。到了我能记事时，“堡子里”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式的家庭话题，一个稀罕的伦理现象，从而具有了传颂的意义。以至母亲偶尔去一趟街上，人们都要争相观看。为此每当人们提到“堡子里”时，我的脸上就像将军的后代听到人们谈论将军的赫赫战功似的大放光芒。

可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种光芒却渐渐变成一种揪心而又难以言说的滋味。

在“堡子里”的故事中，母亲是一个关键性人物。

母亲不知书却达理，她待伯母一直如古式的儿媳待婆婆。她自己为自己编排了一套行为规范，事实上也就编排了她的一生。

伯母每天早起时都有一声习惯性的干咳，而母亲在这声干咳前已经干完了掏灶灰、扫院、挑水、垫牛圈等一应事务。大概是伯母感到这样有点不妥，一再将干咳的时间提前，但是总也赶不到母亲的前边去，就说，以后灶灰放下我来掏，院让我来扫……母亲说，我是大脚么。母亲显然将此作为一种礼仪贯彻着，几十年如一日，即便在大病之中也要挣扎着起来干完这些再回屋躺下，几次都晕倒在院里。

每次做饭前，母亲总要去问伯母，嫂子，这顿做啥？伯母常常就生气，你想做啥就做嘛，问啥着呢。但下顿母亲还是要问，嫂子，这顿做啥？可见请示已成了她的习惯。从后来母亲帮妻子带孩子时做饭闹出的笑话，我们可以知道她老人家将这种习惯强化到何种程度。一天，妻子正在上课，母亲推开门问，把土豆切成丝还是块？惹得学生大哗。做好饭，如果伯父和伯母不在，她就不让其他人动筷子。中午，眼看上学时间已到，我们急得直哭，母亲却压死阵脚不从锅里往出舀饭，因为伯父和伯母还没有回来。我们就抹着泪空着肚子去上学。一个夏天，伯母因为一件事耍了脾气不吃饭，一锅饭就馊在锅里。

我们出外买些衣物回来，伯母总要说，给你娘给你娘我能行。所以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伯父伯母还有两件新衣服，而母亲和父亲则一直穿着我们的退役货。偶尔有些好吃的，母亲也是先给伯父伯母送去，而伯父伯母也大多是尝一下就给了我们，但是这个程序却历来一丝不苟。

伯母是一双小脚，隔一段时间就要像给伤员换药似的拆洗一次裹脚。每当拆裹脚时，我们总是捂了鼻子躲开，因为那种气味实在太逼人。但是伯母后半生的这个工作却全由母亲承担了下来，而且做得让人看起来是那么富有诗意。剥呀剥，剥了再洗，洗了再剪，眉头也不皱一下。也正因为伯母是小脚，所以家里家外的重活母亲都包在身上。我真担心，这样整天超负荷高速旋转的母亲，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突然熄火，或者爆炸。

人毕竟是人，这么长的岁月里，说她们之间完全没有摩擦是不真实的，但是要想找出她们之间的一点具体纠葛还真不容易。显然，她们即使有过摩擦也是对晚辈严密封锁的，对外就更不用说了。有一次她们的口舌相对公开化，可怜母亲在没有丝毫防备的情况下被父亲一顿铁尺差点打断了脚踝骨。没想到母亲却对此守口如瓶，隔壁就是她的娘家，她也没有去诉一下冤屈，只是躺在炕上“害了半年病”。亲戚邻人来看，也不知道事情真相。

现在想来，如果分开过，无疑对大家都有好处，特别对母亲是一个巨大的解放。但他们几十年一直将分家作为一个大忌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就连曾经有过的几次堂皇的分家机会他们也都坚决放弃了。一次是乡上养老院建成，条件十分优越，让许多非“五保”老人眼馋，但当队长动员伯父和伯母时，平时老实巴交的伯父措辞却极尽敏锐：是人家两口子待我们不好呢，还是儿女们对我们不孝顺，要到那个地方去？噎得队长说不出话。一次是我工作后，让伯父伯母随我住进城里，但他们却执意不去。由于“堡子”的缘故，我们成了队里成分最高的人家，为此受到当时高成分人家通常的待遇，口粮也就常常接不上。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伯母背上背篓出门讨要，被母亲夺下。事情坏就坏在她夺下背篓时说的一句话，要也轮不到你要。惹得伯母生了平生最大的一次气。她当即哭着进了屋子，关上房门。母亲意识到是自己说岔话了，就忙敲伯母的门，嫂子，你别往心上去，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大脚。两天后，感冒发着高烧又被狗咬得遍体鳞伤的母亲回来，没有坐下喝上一口热水，却被父亲兜头就是一顿拳脚。同样，她仍然十分平静地接受了父亲的毒打，没有丝毫反抗。而且等父亲停下拳脚就奔向伯母屋里给伯母再次下话。这件事将我们都搞懵了，后来才知是伯母从母亲的话中听出了生分：为什么不能轮到我去要，不就因为娃娃不是我的吗？母亲就晕过去了。保健员说狗咬伤最忌生气，况且她正重感冒。伯母就伏在母亲的身上哭了起来。谁料就在第二天做午饭时，母亲竟又颤巍巍地站在伯母的门口，问，嫂子，这顿做啥？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父母也忌讳接受针对伯父伯母的任何照顾性项目。大哥好不容易为伯父申请来一笔“五保”津贴，却惹得父亲发了一通火，你们有本事就自己挣钱孝敬老人……

后来，嫂子进门，这给母亲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到底该以如何姿态出现？是当婆婆呢还是继续当她的弟媳？最终，她选择了后者。这让不知内情的人一直搞不清她们婆媳妯娌之间的关系，几次陌生人到家里都闹出了笑话。更重要的是，母亲的选择给“堡子里”的运转造成难以解释的尴尬。所以在我结婚后，族人召开“堡子会议”，让父亲指定伯父的继嗣人分开过，但父母却坚决不肯。这多少让一些人怀疑父母在继嗣问题上的态度。

1994年，伯母的人生列车开到最后一站。在她咽气的前三天，母亲为她洗最后一次脚。这个工作完全可以由儿媳和女儿来完成，但是她执意不让。伯母咽气有过一个长达半天的滞留徘徊。这一阶段母亲正在厨房里忙活。突然，她像记起什么似的一边在护巾上擦手，一边跑过去站在伯母头顶，拉着伯母的手叫了一声嫂子。不想很久不能动弹的伯母竟动了动手指，然后咽了气。也许她要向母亲表达得太多太多了，以至平时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容纳，最后她选择了永别这一时刻。这真是一种极致的言简意赅。

接着，一个门扇将父母的道德水准送达别人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也翻开了他们对待兄嫂暨祖母遗言实质性的一页，让人们心里一直悬着的一个惊叹落到实处。

老人去世后的出门告是农村继嗣关系的核心一环，谁是谁永久的儿子就确立在那一页贴在立在大门外门板上的白纸上。我的身下曾有一个弟弟，据说是指给伯父伯母的，但老天却像存心要创造一个人伦道德的险峰让父母攀越似的将他带走了。儿女中有继嗣权的男性就剩下哥哥和我，伯父伯母去世后必须要有一个续“香火”的人。可以说，这在农村是一个高于活着本身的重大习俗。多少人英明一世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败笔而被人唾骂。阴阳先生在写门告时问写哥还是我。可是我们两个感情上都无法接受因此被截然分开。写哥，那么我就不是伯父伯母的儿子；写我，那么哥就不是伯父伯母的儿子。总之，这是一种排斥关系，而排斥是一种生分，我们被温情的太阳永远不落的“堡子”孵化的心灵拒绝这种生分的寒风陡然刮过。

说起来大概人们有点难以相信，我在十几岁了还不知道到底谁是我的亲生父母。通常我是管伯父伯母叫“爹”“娘”，管父母叫“大”“妈”的，并且觉得“爹”“娘”要比“大”“妈”亲得多。因为他们总是和优待有关，和救护有关，往往是他们将我们从父母的鞭笞中搭救出来。所以，我们弟兄差不多是在伯父母怀里睡大的。及至到了三弟，伯母的母性简直达到极致，没有满月更多时间就在伯母怀里……

事情进入僵局。这时母亲提议将我们二人都写上。阴阳先生说，自古以来没有这么做的。母亲说，等我死了你也将他们两个都写上不就行了。阴阳先生说，那不行。你没有看过《包公断子》一戏吗？到阴间你们两个争儿子怎么办？不料一向“迷信”的母亲却说，活着时都没有争，死了还争个啥，就这么办吧。于是就有了这个旷古奇闻，一个一生没有生养的女人却拥有两个具有“法定”意义的亲儿子，我们兄弟就有了两对超血缘意义上的亲生父母。阴阳先生含泪写上了我们弟兄的名字，办理丧事的亲邻莫不唏嘘垂泪感慨万千。

办理完丧事，母亲让我在家里多住些日子，给伯父做个伴儿。伯母活着的时候，晚上睡觉时母亲严格地将儿孙等分到她和伯母之间。现在，伯父的衣食住一应由她料理，这并不是说嫂子不愿做，母亲是想做完自己最后的一件活。每逢伯母的祭日，即使自己住院也绝口不通知我们的母亲总要捎话带信地将我们叫回，并叮嘱买上伯母生前喜欢吃的东西做祭物。一回去，她就嚷着让我们早点将伯父的棺木准备好，有可能的话将伯父带到城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