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我的书

因为个头太瘦小，尽管我的右手弯过头顶可以摸着左耳，报读小学一年级时仍屡被老师拒绝，等到1964年秋季得入学时，已经九岁了。称体重时，除去藤苙才36斤，连抓吊秤的张重甫老师都吃惊，他看着我，眼神满是怜悯。

读一年级是在大冚钟，地点在南街大庙对面，与南街大闸门炮楼（俗称南楼）连在一起，民国时期南街大庙辟为校椅乡公所。大冚钟曾是乡卫生所，新中国成立后作校椅中心小学初级部。书桌凳子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扛来的。我家没有桌子，只能用一张三脚圆面独凳替代。小小的凳面只够放一本书，其余的书本、作业簿、小黑板等等都放在地上，写作业时也要把书本放到地上。没有棉衣，寒冬腊月只穿着两三件破单衣赤脚上学。那时候冷得难受，就用一个废油漆罐子穿上铁丝吊着，里面放两三块燃着的木炭，两手罩着取暖上学。下课后大家都跑出教室晒日头。没有日头的时候，一帮人就紧挨着墙壁你挤我我顶你，以把对方挤离墙壁为胜者，我们称为“挤暖”。有时跑到晒场边上踩着厚厚的冒着白气的禾稿翻跟头，或者两人一组，一个骑在另一个肩膀上，叫“骑独马”，两组独马互相推拉，以把对方推下马为胜。有一次，西街伍永标同学被扯下马触了手腕，肿得又黑又紫，痛得龇牙咧嘴涕泗横流，也不见家长闹到学校告上法庭。

因为没有鞋子穿，冬天我常常一放学就跑着回家，先把麻木的双脚烤出痛觉来再吃饭。我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李美庆把她的小孩穿过的旧鞋给了我几双。李老师人特好，她对我的关心超过了其他的同学。比如当时一年级的学费是每期一块钱，三年级是一块五，我常常不能按时交，李老师总允许我欠着。而且印象里她从未批评过我。有一次上语文课，我的一块粗糙的小黑板被北街梁庆珍同学无意中踩坏了，一气之下我把她的小黑板摔烂，然后跑出教室。李老师放下教本把我劝回来。

上算术的吴国香老师是汕头人，“文革”前曾任横县保育院院长，为人善良和蔼，写得一笔端庄秀气的楷书，很多人都来请她写字。

1967年的秋季学期，本应上四年级读书，但学校“停课闹革命”，课上不了。我除了替体弱多病的父亲放生产队的牛，最喜欢到街上看大字报，或到隔壁老李家看小人书，如配有画图的《成语故事》和连环画《山乡巨变》。看完了小人书又看大人书，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战火中的青春》《苦菜花》《敌后武工队》《朝阳花》，还有一本头尾都撕去了的《西游记》。不认得的字就问碧林姐或秋哥。老李家教很严，五个孩子有读中学的，有读小学的，不上课的时候都在家里读书。我是等他们看过了再接着看，或者交换着看。看得入神的时候连他们吃饭也不走，赖在那里埋头看书旁若无人。

看大人的书使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神奇魅力，全面而彻底地无可救药地坠入文字铺排编织出来的精致笼子里不能出来。别林斯基说，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美隐藏在创造者或观察者的灵魂里。回想起来，不知道那时隐藏在我灵魂深处的是不是美。因为读那些描写爱情的章节，我常常野马脱缰般胡思乱想，懵懂而愉悦；性的描写又使我好奇而羞涩，很多时候做贼似的躲起来看或者有人走近就匆匆翻过那一页。只有那些惊险万分而又变化莫测的情节像《西游记》里银角大王的幌金绳那样紧紧缠绕我，让我从早看到黑不用遮遮掩掩。只要是书，一卷在手，看得忘了煮饭忘了喂猪。我那仅认得自己名字的母亲有时做工累了，回到家中一边劈柴煮吃一边数落我说：“睇书睇得饱呀？”

看书入迷甚至差点酿成事故。那是我在校椅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时，有一次在房间里看书，外面舞台那头几个老师在检修电路。隐约听见似乎有人喊我打电闸，我想也没想，随手就把房间里本已打开的闸刀合上，结果立竿见影把正在工作的电工老师电麻了！

1968年秋季学期，全县学校“复课闹革命”，在学业荒废整整一年后，我得以直升五年级读书。头个学期的班主任是卫志愿老师。他上语文，第一课就是《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卫老师善画画，常常画彩色巨幅的毛主席像让人们抬去做游行队伍的前导。我很佩服卫老师，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喜欢画毛主席像。有一次我把好不容易才画好的毛主席头像亮给碧林姐看，她看了说：“快收起来，别让人看见了！”

图1：1979年笔者临摹的《毛主席在抗大》。

但我画画的兴趣并不因此而稍有减损。当民办老师时，常去听横县文化馆张明老师到校椅文化站举办的绘画讲座，为学校的街头宣传墙报作报头画。读师范时，学校举办绘画比赛，我临摹的《毛主席在抗大》获得优秀奖。在校椅中学教语文，有三年还兼教初中美术课。读大学期间，每逢广西博物馆或展览馆举行画展，我都去看，还自费参加广西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业余国画班，跟盘福林老师学画梅花、竹子、石头。

五年级第二个学期的班主任是雷士令老师。他是第一个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给同学们听的语文老师，这给我很大的鼓励。雷老师后来任过校椅中心小学校长。

1969年秋季学期，我被推荐上校椅中学读初中，校椅中学是县级学校，在读期间每月得粮食补助14斤，还有助学金。这个待遇大约就相当于清朝时的“秀才”了。在校椅中学，第一学年的班主任是黄家光老师。他教语文，第一课就用白话讲解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许多讲壮话的同学少见多怪，直呼“伊箩”（壮话，意为不懂）。有一次他和工宣队的指导员到我家家访。家里很窄又没有凳子，只好搬两只用禾稿绳捆成的稻草墩摆在门前请他俩坐。黄老师是老革命，曾任武鸣高中校长、横县中学副校长，1964年由横中调到校椅中学任校长，1968年受冲击降为教师。好像在1972年秋期得到平反，那时他已调返横中，而我正在校中读高中，是由任过横县人民法院院长的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马焕海向全体师生宣读的文件，说是恢复原有行政级别云云。黄老师的夫人高辉干事在校椅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为我借书提供不少方便。当时最爱看的是《十万个为什么》。我参加工作后，先后买了三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给小孩看，也给自己看。引起我看《十万个为什么》兴趣的是苏联人写的《趣味物理学》，里面有《西瓜为什么变炸弹》一文，配图是一幅钢笔画，在一辆快速奔驰的汽车上，两个人惊恐万分地弯腰捂头企图避开从路边抛过来的一只西瓜。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浩然的《金光大道》和《鲁迅杂文选》等。

第二个班主任是上体育课的廖振铎老师。廖老师个头高挑干练利落，打篮球很出名，单双杠上的功夫也很了得，他的示范动作是力量与美的展示，给我一种莫名的震撼。廖老师后来调到横县体委工作。

教数学是李丹民老师。她特认真。有一次，班干在小黑板批评栏里写“这种现象值得批评”，她入门一看，说：“是‘应该’批评，而不是‘值得’批评！”李老师上课时久不久就噘嘴吹开垂下来的额发，引得我们课后也竞相模仿着吹来吹去。李老师后来调去横县中学任教，后来又去广州。

教地理的是吕士伯老师。他在黑板上画中国地图从不看书，三下两二就画好了，轮廓跟课本的差不多。吕老师当时大约是被监督使用的对象，有一次他正在认真画地图，学校工宣队指导员带一个队员不声不响地从后门进教室坐在后排上听课。吕老师转身一看，汗就出来了。

教英语是廖汉东老师，高中时他也上我的英语课。廖老师很严格，要求背诵课文，每学期举行一次默写单词比赛；教课文之外，还教我们唱英语歌。我高中毕业后在校椅附中教英语，常常回校椅中学请益于他。廖老师后来调回他家乡的中学任教。

教工业基础知识的是陆庭熙老师，高中教我物理。他常常点名叫同学回答问题，或者上台演示和解说电动机、发动机工作原理，我是时不时被点名的其中一个，这使我不敢稍有松懈。1978年县政府把横中定为县级重点中学，第二年陆老师被调去横县中学。

教化学的是方达民老师。他讲着一口浓重的武鸣方音。我经常模仿他的口音逗同伴们乐，结果乐极生悲，我的化学学得几近一塌糊涂。

教农业基础知识和生理卫生的是李春暄老师，后来调去横县师范学校又教我心理学、教育学。

教我们音乐的是高中化学老师粱裕善，他个头高大不苟言笑。有一次音乐课，梁老师在上面埋头踩脚踏风琴教同学们唱歌，我在地上抓起一撮泥尘捏在手心里，伸出食指去压住同桌国华的鼻梁，声称他的舌头已经伸不出来了。国华知道我的手里暗藏玄机，但可能不知道手里有泥沙或者以为我不敢放开手。他把舌头“倏”地伸出来，又“倏”地缩入去。看看我没有反应，又伸出……我手一抖，“哗”撒了他满嘴泥尘。梁老师抬头一看，瞪起眼大声批评我：“你睇你睇，手真蠢！”高中时梁老师教我化学，他第一课就认出我，但他只是朝我笑了笑。梁老师还扮演过《红灯记》里的鸠山队长，陆济汉老师扮李玉和，他俩的精彩表演博得全校师生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恢复高考后，梁老师调回他的家乡贵县，在贵县中学任教。

美术书法是商永伦干事兼上，他第一课教我们写黑体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商干事主要是管理物理化学实验室，印象里他什么都会做，特别是他的毛笔字、美术字都写得很好，学校的大小标语、学生的毕业证都是他写的。他还会摄影，冲洗底片。

高中第一年的班主任是谢万镇老师。谢老师上语文课有条有理，板书的字很大很整齐，每写完一段话，就用粉笔重重地在黑板上碾一下，所以他写的逗号常常是一个立体的点，极像掉尾巴的木头鱼儿粘在黑板上。

第二个语文老师叫陆济汉。第一节课因为课本没到，陆老师就先上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他绘声绘色地讲，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安静聆听着。那种听课的感受有点奇妙，几十年以后，所有语文课的“中心思想”被时间的激流荡涤得落花流水片甲无存，唯独听来的祥林嫂故事砥柱中流，成为我脑海里抹不去的记忆。后来我经常收听广西广播电台播放的故事，如单田芳的评书《说岳全传》，陆地的长篇小说《瀑布》。陆老师还推荐小说给我们看，如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鲁迅小说选》等。陆老师后来调任横县峦城完全中学校长。

第二年的班主任是教物理的杨安桓老师。杨老师是广州人，据说他的父亲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杨老师是多面手，无论物理数学化学，他都辅导我们。后来他调去横县师范，不久调回广州，再后来听说去了美国留学。杨老师的夫人叫关其珍，上我们政治课。她是北京大学毕业，到地方锻炼分到我们学校任教。她口才很好，讲话比较急。讲课时为了强调重要内容，常常边说边用粉笔往黑板上点点戳戳。杨老师夫妇并非“案举齐眉琴瑟和谐”，有一次杨老师叫班干到其住处开会，关老师从外面进来，三言两语就顶上了，弄得我们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低头假装看笔记本，仿佛挨骂的是我们。

在校椅中学读初中、高中的四年间，我是外膳外宿生，晚上自修课结束回到家就点起煤油灯看书。看完李家钦的《拍案惊奇》《三侠五义》《薛仁贵征西》，又向草头医生韦清泉老人借来家藏的线装本繁体字竖排版《三国志通俗演义》《聊斋志异》《幼学故事琼林》《增广贤文》《三字经》《千字文》看。许多字认不得，起先常往返请教于韦老先生，不久就不去了。韦老先生还以为我悟性高，多次对我父亲夸我。其实我是嫌麻烦，碰到生字词就想当然地猜着读，囫囵吞枣而已。读书求多图爽而不求甚解的习惯，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那时我还自作主张把《聊斋志异》其中一卷转借给谢少俊同学给弄丢了，韦清泉老人的儿子金旺耿耿不能释怀，我亦不知如何补偿而负疚至今。

1977年高考，我报考英语专业。不知是教育辅导站漏报还是别的原因，开考时竟没有印我考号的英语考卷。1978年高考，考的是全国卷。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广西师范学院（桂林）英语专业，英语科卷面28分，口试成绩及格，语文63分。因英语卷面考分低而语文考分高，填报志愿时又改为中文专业，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结果落选了，以269.6分的本科成绩（不计数学分）和“服从分配”的志愿为横县师范录取。我的姓黄的同学以265分被广西民族学院录取。

横县师范原称横县五七大学，成立于1976年9月，地处马岭镇，距县城二十多公里。校址原是劳改场，远离村屯人烟，四望多是高树修篁，荒茅莽灌。教室是旧监狱改造而成，墙体厚达60厘米，足以扛住八级地震。一座三层的监控岗楼鹤立鸡群似的突兀而抢眼。没有图书馆，只有各为二十多平方米的图书室和阅览室，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入学的时候，正是当年的冬月末，开学典礼就在一个三面通透的大草棚里举行。朔风吹过，茅梢咝咝呜呜地叫，间或有树叶瑟瑟的坠落，翻滚，簌簌的声音仿佛在我的心头响起。罗丹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句话似乎是批评我的，因为此情此景，在我的眼里就一个字：凉。

为了甩掉那些时不时冒出来的沮丧，曙光初现我就爬起床到林荫道上狂跑，放学后打篮球，不论春夏秋冬，傍晚都和滕家连同学到水塘里游泳。夏天没课的时候常躺在满是八宿草的地上，呼吸着湿润的地气和浓郁的草青气，望着白云悠悠天宇蓝蓝，什么都不想，又什么都想，让时间在明了和混沌之间流水般溜去。或者到学校周围游逛散心，或者到果园里大声读诗唱歌，有时干脆咧开喉咙高声狂啸。秋天的果园萧瑟而零落，我的声音苍凉如狼嚎。

在横县师范，我们近乎桃源中人，绝少感受到世俗的喧嚣，埋起头来读书既是我的初衷也是我无可奈何的选择。一切似乎都自然而然。我们班是文史专业班，读书风气很浓。其他班的同学也没闲着，大家都在找书读，你追我赶读书不辍。77级赖国福同学读《新华字典》还得到陈克水老师的表扬。实在没有多少可挑拣的书，我就把初中语文三个年级的课文和玉林师范学校编写的《初中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全部读遍。通过黄振奋同学购回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来自学。向校椅附中雷士春老师借来广西编的函授课本《中学语文教学语法》择要抄了两万多字。学习一兵编著的《逻辑学基础知识》，抄了一万多字。古文、文学和写作的书也杂七杂八抄了几万字。抄书是等日后慢慢读，因为书不能借太久。但抄书很费时间，所以更多的是买书，只要觉得有用或可能有用就买。如1979年再版的《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朱德熙），1980年出版的《资治通鉴选》、再版的《诗词例话》（周振甫）、《逻辑与写作》（倪正茂），1981年再版的《何典》（张南庄），1982年出版的《宋诗选注》（钱钟书）、《文章与逻辑》（王聘兴等），1982年再版的《唐诗三百首详释》（喻守真），1983年出版的《金元明清词选》（夏承焘、张璋）、内部发行的清乾隆版《横州志》简体字本，1984年出版的《古文笔法百篇》（胡怀琛），1985年出版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施议对），1987年出版的《文字学四种》（吕思勉），198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等等。除《横州志》和《金元明清词选》外，这些书都是在校椅新华书店购买、预购或者在校椅邮电局邮购的。买来的书有的读得细点，有的读得粗点，有的仅翻翻而已，一切视需要与兴趣而定，如清《横州志》直至前年才认真读。

图2：1979年春季学期笔者的“学生家庭报告书”。

横县师范1982年撤回县城，原址不复当年景象。30年后苏培彦、廖朝盛两同学寄来几首诗，回忆当年的读书生活。苏培彦有句云：

绿树鸟惊晨练早

读书人歇夕阳迟

廖朝盛则很动情地说：

校园里的荔枝园和梨树园啊

是我放飞思绪驰骋想象的地方

我把快乐与憧憬捎给

南来北往的大雁

让歌声与豪情在空中翱翔

他俩的诗触动我的情怀，感觉很美很美。这时，我才猛然醒悟，原来我一直怀着对那段时光深深的念想与仰望。

回望那段岁月，我心存感激。

我的班主任农世群老师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他管理班级张弛有度宽容随和，很受同学们欢迎。后来调任县文化局局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教我们唱《蝴蝶泉》《十送红军》《在希望的田野上》《祝酒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红梅花儿开》《青春圆舞曲》，歌声振林樾，那是一种怎样的美的意境！

语文老师何吉怀是民俗礼仪专家，他写得一笔端庄的楷书，擅长对联，许多所谓的绝对他都能对出来。他教我们语法、对联和书法，讲授民俗礼仪知识。

教数学的张德霖老师古文根基厚实，当着我们的面常与教古汉语的高纲奎老师比赛背古文。他教数学喜欢套用文言句式来表达，如用“何其多也”表示计算的得数超标，用“多乎哉？不多也”表示答案正确，听起来别有一番趣味。张老师课余喜欢讲横县的历史和故事，如建文帝在横县，马援过伏波滩等，还把横县八景诗抄给我们。

陈克水老师教我们语文和教学法。有一次布置作业，要求我们写学习宾阳“四通教学法”的心得。我偏不写，却写了一篇颇为偏激的评论，认为千法万法，语文教学都应根植于传统的启发式教学法。陈老师认为言之成理，给了87分。陈老师后来任横县师范学校副校长、横县教研室主任、校椅完全中学校长。

陈奕全老师教数学，他讲课逻辑性很强，条理清晰，后来任横县师范学校校长。

粱永喜老师教政治，他是学校筹备会主任，主持学校工作。人比较严肃，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入学初我为了弄清大学落选的原因找过他查我的档案，他没有二话，问了我的名字就帮我查。

施月仙老师教我们政治，她毕业于广西师院，后来调去广西警官学校任班队长。

万朝玉老师教美术，他的美术字写得特别好，尤长于写魏体。

沈永达老师教历史。

还有成绩优秀毕业留校工作的年轻老师，如莫大成、韦华川、方景成、蒲清言，他们或多或少上过我们的课，彼此很是融洽。

回首往事，感慨有加，我写《水龙吟·马大遥想》曰：

满山遍地葱茏，当年尽是凌云气。五湖四海，龙门高跃，男儿气势。笔走龙蛇，诗吟风月，纵横恣肆。笑文章谁是，巴人白雪，论兴废、千般事。　　萧瑟茅棚石砌，见斜阳断枝残卉。平川细草，高堤弱柳，参差曾识。劳燕天涯，可怜漂泊，为黄粱计。倩何人撷取，故园烟月，与君长忆？

1984年，我以超过录取线7分的成绩考入广西教育学院。

苏庆科老师是我第一学年的班主任。新生入学时，他不辞劳苦领我从宿舍楼的一楼爬到四楼414房间。苏老师非常健谈，平时他经常与同学们聊天，嘘寒问暖。我毕业回横县后他到横县办事大都联系我。去年，他大病初愈，第一次出远门就来寻我并在月江宾馆邀我吃饭，说是庆祝其大难不死。

教《现代文学史》的是崔柳生老师和李启瑞老师。崔老师是我第二学年的班主任，他关心学生，平易和蔼，在同学中口碑很好。李启瑞老师讲文学作品，讲到精彩之处常常说：绝了。以至我们414室六丁友聊天，聊得高兴，也不约而同地说“绝了”。李启瑞老师后来调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广西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教《中国通史》的是广西社科院副研究员张老师和本学院政教系主任莫济杰副教授。莫老师是广西著名的桂系军阀史研究专家，著有《新桂系史》。入学初我曾找莫老师索要资料。莫老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横县“校（xiào）椅”。他听了说：“哦，校（jiāo）椅。”

教《外国文学》的是广西大学副教授、广西外国文学研究会会长黄世荣。黄老师很熟悉教材，讲课旁征博引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得到同学们的一致好评。还有广西农学院的王海吟老师，南宁市教院的陶老师。

教《语言学概论》的是广西大学副教授、广西语文学会副会长梁振仕。梁老师约六十岁，从一楼走到六楼大教室，他已经有点气喘了。他说话声音不大，上课时需在衣襟上夹着一个纽扣式麦克风。同学们很崇拜粱老师，说梁老师曾师从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周殿福先生。而梁老师教我们国际音标时，放的就是周殿福的教学录音。所以每逢语言学的课，大家早早就到教室恭候。梁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几句话就讲清楚入声的发音音位，使我明白如何分辨入声字，再也不用按古四声平上去入排序的“东董冻笃、中肿种竹”来死记硬背了。

教《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的是广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王世堪副教授和班主任苏庆科老师。王老师是四川成都人，50岁左右，原是广西教育学院语文教学法的副教授、中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理事，主编有大学教材《中学语文教学法》，曾任广西教育厅副厅长，1990年后调回广西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他讲《语文教师的修养》《语文课的特征》《关于备课上课》等，每一课都留出时间给我们提问。他成竹在胸，讲话从容不迫，准确而精炼，我在日记里记下当时的感受：“不愧为大家风范。”

教《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的教师是学院中文系主任张业敏老师。教《中国文学史》的老师有何瑞澄、黄珍珠、刘振娅、肖依新等。何瑞澄老师还开设选修课《古典诗词格律与欣赏》。教《当代文学》《台港文学》是施修蓉老师。《哲学》是朱叙培老师。《教育学》是魏俊民老师和郑鸿鑫老师。上《文学基本原理》是刘志兴老师。《写作》是阳昇老师。《古代汉语》《训诂学》是郭珑老师。《现代汉语》是沈祥和老师。《普通逻辑》是林志萍老师。《教育心理学》是张宗英老师。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我从始至终都怀着敬仰和虔诚听他们讲课。

广西教育学院是个读书的好去处。学院有图书馆，还有中文阅览室。每星期的课大都安排在上午，星期一下午安排看电影或专业教学录像。如电影《暴风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红与黑》，武汉师大中文系副教授罗大同主讲的《中学语文教学法》、教学实况《琵琶行》。星期六下午扫地。其余基本是空的，最多安排一节体育课，晚上也没排课，对我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了。两年时间，我按《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的线索找书读。起初读沈从文的《边城》郁达夫的《沉沦》老舍的《四世同堂》时还勉力做些简要的人物分析或读后笔记，后来感觉费时费力兴味索然，不如乘兴而读，兴阑而止来得痛快。于是率性读去，如同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扑到面包上狼吞虎咽，两年时间共读了长篇小说75部。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姚雪垠的《李自成》、柳青的《创业史》、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驴皮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乔治·桑的《印典娜》、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还读了许多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诗歌、文学评论。时至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作品的只鳞片爪。如《茶花女》里玛格丽特与阿尔芒坎坷而凄美的爱情，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一个女兵陷没在沼泽地里壮烈牺牲的画面，以及一群女兵裸体背对观众跑向江中游泳的唯美镜头。还有读琼瑶《彩云飞》时的愉悦。使我激动不已的是台湾电影《汪洋中的一条破船》里的画外音：努力是什么？努力就是被别人欺负时不哭，跌倒了再爬起来。

之所以如此读书，不是为了争名次，更不是志存高远为中华之崛起，而是这样读感觉很爽，也为了跟上课程，跟上同学们。他们都是大专毕业，读本科许多知识不过是复习而已。而我是中专底子，自学电大中文课程才两年，文学史里面选析的作品原著大多没有读过，上课很多时候犹如听天书。当年我学填词，填有一阙《诉衷情》，载在学院中文系的《烛光》上，表达的就是这种心情，而非全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十年寒窗伴孤灯，几度梦难成。金风玉露今见，转眼又三更。

酬壮志，慰平生，鬓霜增。此身谁料，眉画无深，难入诸生。

图3：笔者的“广西教育学院1985—1986学年度学员学业成绩报告单”。

时至今日，回想这段近乎疯狂的粗线条的读书生涯，我半感欣慰半自怜。欣慰的是，有那么好的读书环境，有那么多的好老师好同学指导我帮助我，使我得以徜徉在知识海洋的浅滩一隅，翘首远眺壮阔浩渺的水光天色。怜的是自己贪多图爽，囫囵吞枣，就如同清人陆陇所批评的那样：刻刻欲速，刻刻在做潦草功夫。

尽管如此，我仍无怨无悔，因为我从没有想到要做学问家专门家。读书于我就像饥了吃饭，渴了喝水。读书有时感觉极像荒野里一个匆匆过客，突然闯入一座花团锦簇嫣红姹紫的大花园，在鲜花香草编织的氤氲里陶醉流连，然后揣着渴望继续寻觅那万里行程里的又一座花园。

图4：全国教育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教委城市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联合颁发的证书。

1991年，经过多次写作试用，我得以调入横县教育委员会（1997年改为横县教育局）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参与我县承担的广西重点课题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实验研究。1993年至1996年又参与广西、河南、黑龙江三省区共同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课题“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社会全面进步”第七子课题的实验研究。广西横县、河南省长葛县、黑龙江省讷河市是这个子课题的实验研究定点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1997年改为广西教育厅）主任助理、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梁全进是第七子课题组组长和广西课题组学术研究的总负责人。我的主要工作是读书写材料，或者到乡镇和学校调查情况积累素材，或者参加课题研讨会。几年时间或粗或细地看了许许多多材料，如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关教育的著作如《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教育泛论》《雷沛鸿教育论著选》以及中央和省地各级教育工作会议的文件汇编等等，也写了包括我县课题实验研究报告在内的许多材料。写材料最辛苦的是七、八月，几个人闷在县教研室招待所一写就是几天，又没有空调。有时是在广西区教委招生考试中心招待所。写材料最急的是临开大会时说有领导莅临讲话，需要提供参考的讲话稿。我们连夜赶写，写出一页纸就交给打字员打印，边写边打边改，天亮交差。课题研究的重要材料如何写，梁助理往往先拟出提纲，然后召集区教委有关处室和教科所的专家学者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他笑称大家都是笔友。

读书读惯了也许是一种毛病，因为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读书不看报居然也过得一日。有一次，读中学的内侄到我家住，我很高兴。问他课外读了什么书，他支支吾吾；问他语文老师是谁他也答不上。我居然恼火起来：连语文老师的名字都不懂，可知读书好不到哪里去！想教训内侄说，课外书是通向知识高峰的阶梯，只有多读书，多积累，一步一个台阶，才能登峰造极领略无限风光。但想到自己并非成功者，说这些干嘛？踌躇间，内侄开口了，说，老师不让读课外书。噎得我半日说不出话来。唉，古人说，“在我者既尽，在人者也不必深责”，现在自己还没“既尽”，就想“深责”于人，这不是很可笑吗？罢罢，就遵鲁迅先生所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读我的书去吧！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老师，也纪念我的读书岁月。

写于2013年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