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人列传之老孟篇

靳大成 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著有《成圣之道——清初孙奇逢理学思想述评》《刘再复现象批判——兼论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等。与孟繁华在文学所共事期间，自称为文学所酒协的会长。

与孟爷繁华的遭遇是在他刚来单位的第一个周二，应该是1995年。

周二上班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放假”。

社科院的科研人员每周有一个返所日。平时自己在家研究。由于不必每天“坐班”，有时家务也揽得多些。什么接送孩子，买菜，购物，缴纳各种杂费，办理家中各色琐屑之事，总之，家属认为，你“不上班”嘛。你辩解说，我是“不坐班”，是在家“工作”。那也没用，总之，杂事都是你的，人家“上班”嘛。我妻家这边来的亲戚就曾不解地质疑：天下哪有拿钱不上班的人啊？我晕，到哪儿讲理去！

所以，周二返所日，往往是我们真正放松的日子：不用理家政。

在孟爷来社科院文学所之前，我们虽然周二也喝，但一般动静不大。而且，喝酒论学是常景，论学为主，以酒为辅。这个风气由于孟爷的到来起了变化。

孟爷东北人，瘦高个，戴个眼镜，外表显得挺斯文的。

第一天上班，中午时分，他很诚恳谦和地说，如果没别的什么安排的话，想请大家吃个饭，务请拨冗。于是我们大约五六个人跟着去了。入座，坐定，满上杯，先自我介绍各自家学和知识谱系。话锋一转，冲酒事儿来了。

前三巡酒，还是常规礼仪，再往下喝，渐渐地就显出霸气了。东北人的酒风初露锋芒，他只要举杯，你也得跟进，而且必须得干完。但是，这次他轻敌冒进，和俺打了个遭遇战，不清楚我的酒底，我后发制人，老孟最后高了。那可真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但还好，尚能自己回家。

孟爷是要面子的人，他得把场子找回来。下个周二，办公室里闲扯了几句，只见他一脸凝重，从包里拎出两瓶白酒，说什么上次没喝好，今天中午算正式的，要好好喝。那时室主任是杜书瀛先生，他为人宽厚、谦和，总是在忙着室里的事情，没工夫跟我们共进午餐。于是，一帮“小年轻”们和闲杂人等跟着老孟去了。

孟爷的长项是啤酒，但白酒也是有量的。唯他不太喜欢掺着喝。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于是，这第二次请客，孟爷高了，只好送他回家。那时他家在佑安门外，今天开阳里一带。高归高，酒风就是好：始终没忘记了由他买单。

喝了两回酒，已经了解了他的品性。用他的话说，第一次跟你小子喝，一见你喝酒的架势，就感叹人间自有真情在呀，生活处处有知音呀。我已完全了解了他的酒性，以及种种劝酒伎俩、说辞、灌口儿。不管他说得天花乱坠，只要你先放慢速度，顺其说辞，让其兴奋，你就看吧，不用人劝，一会儿，他自己就喝得起兴了，一换场子，一换酒，一准儿得高。这就叫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酒场如战场，兵者诡道嘛。

于是在下一个周二，才十一点多，孟爷就在室里说，今天谁谁谁过来，中午咱们小聚。此时孟哥的大名已如雷贯耳。他干活儿勤，出手快，文章多，所以稿费也多。又为人豪爽，一向抢着付酒账。因此，他在北大读博时的一班弟兄只要听说孟哥摆场子，都二话没有，立马跟着走。于是聚集了七八个人，跟着孟爷走了。这次我提前提醒他，今天某某是目标，咱们敬那小子几杯。那时某生尚未当官，为人也还本色，而且也喝几杯啤酒。于是，这次，他发挥出色，我们只稍微向某生“单独”“敬”了几杯啤酒，当然是干杯，某生被放倒了，晕乎乎被扶着回去了，此刻也不知道什么是老子的汇注汇释汇校了，全跑爪哇国去了。考虑到人家现在当个领导也不容易，俺姑且隐去其名。至此，孟爷打了来所的一个漂亮仗。

从这时起，每周二中午必喝，而且是大喝。通常都是由孟爷发起，基本上也由他买单。时间稍一长，名声就传出去了，号称什么“九届二中全会”：即周二中午酒会。而且，喝着喝着，有几个经常参与的骨干就自封为社科院酒协。拉杆子，扯大旗，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各局口负责人等等。某也不幸，忝居主席之位。主席的意思不是酒量大，而是酒胆壮。

不过，依愚见，先贤曾云以文会友，俺再补一句，以酒辅文，此乃常道。这且放下不表。

孟爷酒是酒，一点儿也不耽误动笔。他很勤奋，每天睁开眼就写作，写累了就呼朋唤友招呼喝酒。加上他交游广，南来北往各路诸侯雁过留名。那些年，接他的电话往往是这样开头的：大成，我在哪儿哪儿，赶紧过来，某某某来了。叭嗒一声，电话撂了。

有一回扬州来了一个朋友，姚某某，呵呵，姑隐去其名。来单位办事，专门来室里和大家打个招呼，说早听说你们酒协如何如何，中午我请客，一起喝酒。于是，中午我们跟着他去了长安街上太白楼。他和王绯也是旧识，除文评编辑部的几位，我们专门也叫上了王绯。

姚兄果然好酒量，上来就一扎先干为敬了，然后一杯一杯和我们碰，也专门敬了王绯和小罗等女士。一看这阵势，这叫来者不善呀。我和老孟、彭亚非对了对眼神，于是我先来“单独”和他干杯了。几个朋友这一单独敬，一转眼儿，一二十扎酒下去了。散时我看他样子尚可，分手后，听高建平讲，是跑去他家醒酒去了。建平一直陪到晚上，送到北京站。姚兄对建平讲：要是一对一，我是不怕的（最后这句用扬州腔，那才叫好听）。据说一直想着要回报我们一下。大前年四月，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他的码头开会。几次宴饮，我一直等着他来报复，也没见有多大动静。看来，教训还是深刻的。但老孟惨了，听说有次他在那里开会，遭遇了姚兄同事学生的合围，他寡不敌众，战况相当惨烈。

孟爷也常有停酒不喝的时候。其戒酒与恢复的常规：但凡你一听说他态度坚决地讲戒酒了，不喝了，一准儿是前几天有一场大败，伤己伤人伤感情。戒的决心虽有，但酒性难耐，经不住人逗。我一般是根本不听他讲什么戒不戒的事情，只管围桌坐定，第一次劝酒，他确实会说：不喝不喝。过三五分钟，你再举杯相劝，他用迟疑的语气说：要不就不喝了吧？你再劝，他伸手夺瓶自己就倒满，来，干！

两千年，我在通州，由于拖了交稿，惹得老先生不快，经常电话追着催。同时，家中遭逢大事，泰山泰水大人带着小外孙来家长住，一时人满为患，写作没有了环境。于是我向一个朋友求助，借他的宾馆住几天赶写东西。这天正在工作，忽接孟夫人一个电话，语气平和，左一搭右一搭，没来由问了些不相干的事情。我正纳闷儿呢，这时她话锋一转，“顺便”说：老孟没在你那儿吧？一听这话我明白了，肯定是这位仁兄有什么事情闹着不回家。还有啥事？想都不用想，不就是酒后闹事嘛。才放下电话，孟爷的电话就到了：“大成，你在通州呢吧，我马上过去。”我赶紧拦住话头：“别，别，千万别，别过来，恕不接待。您老赶紧回家去，立马去，而且回家给人道歉去，别讲条件。”事后得知，如《左传》上说的，遂和好如初。

这里我得解释一句：酒协这帮“领导”们哥儿们义气还是有的，彼此间有担待。属于因酒犯事，有错必认。但回到家中面对家属的时候，我们是有默契的。比如孟哥回家面对媳妇时，就往俺身上推责任。我呢，回家后当然把事情都归之于他。只是孟哥做得比我彻底，不论我在不在场，他会习惯性地全往我身上推。所以那几年我媳妇一听见孟哥的名字，怒火中烧，恨得牙根儿痛。有一回不巧，几家人的聚会，双方家属都到了。孟夫人突然对我说，大成，每次老孟可都怪你，说全是因为你才喝高了！我媳妇一听，一脸狐疑地看着我。我和老孟对视了一下，一转脸，两人都看蒋寅兄。他是秘书长，而且媳妇不在家，于是我们异口同声说，其实都怪蒋寅，每次都是他非要再喝，就怪他。蒋寅无语，微笑点头默认。于是一场风波就这么平安渡过了。所以说，我们朋友之间，是有担待的。

单位对面中粮地下有个快餐厅，那里有为周边白领准备的比较像样的快餐。分档次，不算酒水，交个份钱随便吃，包括不少品种的小凉菜。有一回我和孟爷在那里喝酒，下午在单位高建平请了香港学者讲城市文化符号。为了参加讲座，中午赶时间，我们匆匆忙忙喝了四五扎啤酒就散了。老孟被风一吹，酒劲上来了，已经晚了几分钟，主讲人刚好开了头。他一入座，没两分钟，就开始说话：你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我认为如何如何。一开口，半小时过去了。那时，高建平也才来文学所几年，他们之间还不太熟，于是非常客气含蓄地提醒说：“老孟，你看是不是可以先让某某先生讲完，我们再讨论？”孟爷正在兴奋中说，可以，可以，第三点，如何如何，一直讲下去，直到散会。就这样，香港城市文化建设问题变成了中国内地文学问题专场。事后问他讲了什么内容，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个还不算极端。我听他讲，在北大读博时，有回他带一帮人喝酒，高了，晚上一点多了，给导师谢冕先生家里打电话，询问自己具体住在什么地方。他找不着家了！

孟爷酒再高，还是有底线，师道尊严还是讲的，绝不做任何待师不敬的事。我曾几次听他讲，谢先生的言传身教，对老师的感恩。你要是敢在他面前对谢师有不敬的言语，那他当场就急了。血性之人，立马爆发。有回谢先生七十大寿，我也去了。谢先生是我本科时的老师，七九年，八零年，听他讲当代新诗，为朦胧诗的出场扫清道路。讲课时，诗情逐激情，神采飞扬，浑身散发着热气。有回在北五环的一处宿舍区，我去看一个养病的朋友，忽听背后有人用福建腔叫我的名字，一回身，只见一位老者身手敏捷，电掣而至，翻身下车，直停眼前。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谢先生。还未接语，他先哈哈大笑了，上来就问，听说你还在跟老孟喝酒呢？我唯唯诺诺，不敢否认。谢先生，你们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的这批学者中，您也是我最为敬重的人之一。

1999年我们喝了一回大酒。那时我刚搬去通州住了几年，远远看着家住市里的这帮同事、哥儿们折腾，自己在京东喝自己的小酒。北京从暮春到初夏，就几天，天就热了起来，长衫长裤都穿不住了。这不，又到了日子口了。

于是这天，在家里忽然怎么也待不住了。早晨起来泡的好好一杯浓茶，怎么喝也没了香味。桌上摊着翻开的书页，怎么也看不下去了。于是，给老孟打了个电话，说这日子口，没啥事的话，去广场逛逛去？孟哥说，你啥意思？我说，确实没啥意思，就是去转悠转悠，好歹也是个念想吧。咱们就去广场周边找个小馆子喝酒吧。这位仁兄虽然长我数岁，可性子比我还急，二话不说，行，没问题，就在天安门前见。

十二点到了，一见面，天热，大家穿的短裤短衫，实属衣冠不整那类。而广场正在重新修建，围着施工塑料布，进不去也看不见里边。于是掉头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进得园来，游人不多，只是便衣、警察、武警之类，我们的公安干警们，一圈圈围坐待命。基本上是十几个人围成一圈，席地而坐。有看书的，有打牌的，我甚至还看见有两人在下围棋，这让我很感兴趣。转了几遭，我们没啥兴头，只好在南门东边最近的一个紫藤架下酒食亭，找了个座坐下。那里虽卖酒，但没有什么菜。我们就叫了几份凉菜，什么袋装花生米呀，卤豆干呀，四川泡菜呀，加四瓶冰啤，开喝了。

天气闷热，天空阴沉沉的，心情更别说。也怪，我们还没怎么喝，也没谈什么话，什么学术界近闻也没交流呢，酒劲儿就开始往上涌。我说，得，今天咱们得喝醉，来，干！要说呢，平时我俩酒量差不多吧，一人半斤八两白酒再加几瓶啤酒，根本没问题。可那天不知咋回事，才干了几下，就开始摔瓶子了。我俩各摔了一个瓶子，服务员小伙子就过来了，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不是对你们，待会儿我们收拾。又叫了四瓶啤酒，平均每人不过四瓶，就有了酒意。而且，这老孟就真的醉了，说话从大声变成夹杂着喊，并且冲着人家警察骂当局，呵呵，无非发泄发泄嘛。

说实话，人家公安还挺含蓄，只有一位老警官慢慢悠悠转过来，看看我们年纪都挺大，喝得挺高，说的又都是酒话，没理我们就走开了。可我这老兄酒劲儿上来了，开始乱走。我怕他摔倒，急起去追。谁想他就像脑袋后边长了眼睛一样，一看我追他，他就围着警察们围坐的圈子和我绕着跑，好像捉迷藏似的，在人堆里穿插绕圈。别看我平时练武，可我还真追不上他。跑了几圈他跑不动了，摇晃着坐在地上。我扶他起来，在长廊的椅子上坐下。小风一吹，醒了。

于是又立刻豪气干云，再要啤酒，接着喝。可没两瓶呢，酒劲儿又上来了，又不行了。于是我扶他离开劳动人民文化宫，往天安门西边走，准备打车送他回去。这时下午三四点钟吧，行人没有什么异常，但所有马路上，金水桥旁的人，统统给我们让开一条道。我从人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没有什么与日常不同的行为，但今天此刻，人们来到此地，很想看见有人有点什么反应。我一边扶着孟哥，从人们让出的夹道中往西走，一边说，哥儿们醒醒，这摄像头肯定录着咱俩呢，得注意点形象。老孟说，那怕什么，什么形象，我怕他录？我说“好好，不怕不怕”，继续扶着他走。等走到中山公园门口，他酒劲儿又过去了，于是进园，在入园后西边的一个小食亭旁坐下，继续吹啤酒瓶。大约在这里又吹了三四瓶吧，有趣的是，这回怎么喝也没事儿了，很平静地聊了聊，聊到天色渐晚时，才各自分手回家。

由于广场当时在修建，没去成，只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喝了两顿酒。而每到节日都得满地蹲坐待命的年轻警察们，也真辛苦，每到日子口就得干这个活儿。而我们酒协的坏名声也是在那时开始传播的。

东北人有豪情，也有小性。酒中人壮志凌云，也有衷情，也容易受伤。小十年前我还陪孟爷喝了把通宵酒，那是他准备调离社科院去沈阳师范大学之前。在我家门口，喝了一夜。中间把酒言事，触及心中痛处，也是泪水与酒水相合流。多年来，很少见老孟有如此动情处。他回忆了在文学所这几年接触的这些朋友，经历的事件，所做的学术工作与发表的文章，生活中的变迁，还有我们的酒事酒史，浩叹中惆怅之情溢于言表。

我和老孟这么多年的酒事儿，我是酒后爱唱几句，吟吟诗，甚至舞舞拳之类。这些他都不喜欢。他酒后的社会主义“老三样”我也非常熟络，也早就审美疲劳了。不过有一回酒后，让我吃了一惊。一方面酒喝得相当透，一方面始终保持着清醒。而且，他有少见的反省！那家店叫“桨声灯影”，我们坐在靠窗的座位，看见夜色，只听他悠悠地说：“今年要自选一篇文章，说实话，这几年虽发了这么些篇文章，可我自己连一篇都没选出来，都不值得进选集。”这话，真让我刮目。孟爷难得如此之深刻，真诚，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冲他这话，我把酒干了。酒让我们出了不少洋相，闹了不少笑话，可也让我们短兵相接，真实相见。读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学者，写了无数殃及梨枣的文章，发了无数耸人听闻的谠论，要是我们没有这点儿真诚，没有这点儿反省，没有这点儿担待，没有真正的追求，就真白忙活了。

赵园老师每次见他，总要叮嘱一句：老孟，写得少一点儿，写慢一点儿。借这个话头，我也说一句：孟爷，酒要常饮，但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当年留所时，何西来先生讲过一句话，意思是你们小年轻个个怀抱学术大目标，都想着如何如何大干一场，野心勃勃。但是请记住有一句老话：游得最快的，不一定是游得最远的。的语，的语。孟爷，我们继续喝，喝好，喝透，但慢一点，再慢一点，庶几能喝得长久！喝得快乐！

夏天闷热未雨时于海淀百家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