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君 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著有《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等。
文坛有两人，同行须谨慎。一个是我们敬爱的谢老师，一个就是我们亲爱的老孟。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是一种单纯的快乐。那快乐像一首嘹亮的歌，全凭一股热闹劲儿撑着，看似无依无傍，却又结结实实。日子长了，这种“非物质性”的快乐就有了某种“物质性”。说来不好意思，总让我想起“一寸光阴一寸金”——就像一块一块金砖，实实在在地砌进我们的日子里。
既然如此欢乐，为何还要谨慎？因为和他们在一起，你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酒量、肚量、胆量，都要受到严峻挑战。每年春天的“谢饼大赛”，就像一次体检；每次和老孟喝酒，都是一场拉练。
我和老孟喝酒，一般都是开会。不是所有的会场都有酒场，但有老孟的会场一定有酒场。老孟的酒场通常要转两三家，待到凌晨打烊时，一定会对服务员说那句孟氏名言：“我以为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嘛！”
其实老孟的名言就是那么几句，诸如“我发觉您的地位变了，谦虚谨慎的作风没有变！”“除了赞美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当然，过一段时间会换一批新词。难得的是，他能把这些名言反反复复地说，每次都满怀激情，像第一次说一样。不要小看这一点，正是这样的重复，使老孟的高昂可以持续。我们见到老孟，通常会预期一场情绪上的高潮，听他用“经典唱段”加就地取材，连缀起一场语言的狂欢。但老孟的情绪总是那么高昂吗？他就没有低落、消沉的时候吗？或许高昂正是他解脱低落的方式，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高昂，而他也习惯了我们的期待。而如此的习惯性高昂里是难免有情绪透支的。
和“老孟的酒事儿”流传频率不相上下的是“老孟的戒酒”。不久前，就在讨论《老孟的酒事儿》一书编写事宜的酒会上，谈到“老孟的戒酒”，孟嫂有句话让人动容，她说：“老孟在外面喝酒的时候确实很高兴，但喝醉了，回到家里他就不高兴了，很不高兴。”当时，坐在我旁边的福民兄说：“你和老孟喝酒，第一场是最欢乐的，第二场的下半场或第三场，就不一定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年来老孟带给我们的快乐制成一枚军功章的话，背面应该刻的是孟嫂的名字，或许还有几位他的忠实“战友”。不过，“走下神坛”的老孟似乎形象更伟岸了，颇有几分“肩起黑暗的闸门”的意思。
不过，和老孟喝酒，我好像从来没转战过第二场，一般第一场坚持下来就不错了。回到房间，通常是醉了。第二天起来很艰难，匆匆忙忙地吃早餐，经常是，记不清多少次了，迎面碰见孟老师正西装革履、神采奕奕地从早餐厅出来。等我溜进会场，孟老师正气宇轩昂地做大会主题发言。让我不得不感叹，孟老师身体真好！
在谢门，身体好是资格考。这几年，我为了混迹于谢门，连续四届参加每年春天的“谢饼大赛”。自从第一届以六个馅饼的超常发挥与同样超常发挥的洪子诚老师并列新秀奖之后，一直保持着六个的优良成绩（昨天的第四届是五个，但参赛者普遍反应这次的馅饼比较大）。不久前，我还经过了谢老师的单独测试。在我们的好朋友朱竞（蝉联第三届、第四届“谢饼大赛”女冠）的农家小院里，谢老师和我对饮了四种酒：两种白酒，一种葡萄酒，最后一罐啤酒。我已经不行了，强撑着，老爷子一点事儿没有。自此，我被谢门正式列入门墙。谢老师给我的评语是：“跟着曹文轩你就是个淑女，只有跟着我，你才能成为一个坏人。”
曹老师是我的导师，他总说谢老师是有着生活大智慧的人。对于这句话，我以前领悟不深。这几年，经常跟随着谢老师胡吃海喝，为非作歹，渐渐有点感觉了。大概七八年前，我去云南出差，和谢老师同行。当时我忘了因为什么点小屁事儿而郁郁寡欢。谢老师看出来了，就对我说：“邵燕君，你记住谢老师的话，昨天的事已经过去了，明天的事谁也不知道。我们能拥有的只有今天！”当时，谢老师正新遭人生大不幸，但老爷子一声不吭。一路上，主动和每一个女孩跳舞，爬山一个人走在最前头，把我们远远甩下。后来，我和高秀芹（谢老师关门女弟子）经常带几个闺蜜和谢老师欢聚。有几次，酒桌上，老孟郑重向我和高秀芹敬酒，严重表扬我们：“做得很好！”这时候，老孟像个长子。
在生活态度上，老孟得了谢老师的真传。他也是个“今天派”，无论生活里有什么，都用酒直接砸过去，谁也别想阻挡我今天的好日子！当然，这得身体好，有把子蛮力。老孟的身体是当年在长白山当了十年伐木工人打造出来的，酒量也是，天寒地冻，就靠一壶白酒提着神。我最崇拜这种有着强大的原始生命力的人，因为我相信，只有强健的体魄，才有强健的灵魂。
去年，著名诗评家陈超先生辞世。也是在一个酒桌上，两个陈先生的女弟子满怀深情地谈到老师的死亡是一种“诗人之死”。我见到老孟以少有的长者口吻对两位美眉正色道：“姑娘，听孟老师说，以后不管是谁，跟你谈诗人之死，你二话不说，转头就走。看书也一样，见到有关生死的哲学问题，立刻绕开它。”我想老孟的意思是，生死的事不是凡人有资格思考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连老孟阳气这么盛的人都不敢想生死的事，我辈又岂敢？还是跟着老孟喝酒吧。
老孟的神经比我们一般文人粗壮得多。在我看来，他不是那种“专为文学而生”的人。他当年投身文学，可能只是当时文学正产生轰动效应。要是赶上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估计老孟会成为一个企业家。不过，要是那样，老孟的酒场就变成生意人的战场了。那样不好玩。还是让老孟留在文学界，为艺术而艺术吧。
我这么说绝不是低估老孟作为著名学者和评论家的成就。我只想说，老孟其实是那种样样都来得的人。在各行各业，他都会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只有在酒场上，他才是一个天才。
老孟是公认的酒神。之所以能封神并非单凭酒量（虽然确实挺能喝），而是他提着酒场的精气神。独酌不是老孟的风格，老孟之乐不在酒，在于宾朋皆尽欢。再回来说老孟的戒酒，如果让老孟做一个选择——一个是自己在家喝好酒，一个是和朋友喝酒但实际他的酒不含酒精——迫不得已二择一的话，我猜老孟会选后者。凭这个设定可以写个科幻小说，或许他的女儿——文坛新秀孟小书可以尝试一下。
老孟的生活真是繁华。每次翻《文艺报》，看着上面有关老孟参加全国各地各种研讨会、高峰论坛、颁奖典礼的消息，就知道老孟的酒场又开张了。老孟真是有福，你很难想象还有哪个行业能像文学圈一样，“体制性”地满足着老孟的酒神生活。这并不是说老孟的酒场是腐败之花——事实上，老孟真正的酒场基本是在会议餐之外或之后的。但文学圈可以“体制性”地帮他组局，大江南北，呼朋引类，谈笑有酒徒，往来没正事儿。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增长的社会，目前只有文学圈有这份奢侈。记得有一次，老孟酒足饭饱之后摸着肚子说：“你说，政府养咱们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呢？”我以为，这句话里有老孟的大明白。
老孟的大明白还表现在，他的酒场与会场是分得开的。老孟的酒事儿处处流传，但好像从没听说过老孟因酒误事。不管头天喝得如何昏天黑地，第二天总是早早到会场。印象中老孟从不迟到（这好像也得益于谢门少有的规矩），而且发言必有稿。所有的场合老孟都是高度捧场的，并且是态度严肃的。只是，见到老孟，大家的心会自动活泼起来。有孟老师的会场总洋溢着一股喜气，就像有贺老师（贺绍俊）的会场总有一种和气。所以，当听到老孟和孟嫂要去香港讲学半年时，大家都会脱口而出：“你走了，中国文坛怎么办？”
只有一次，我见到老孟真的是好酒。那也是一次出差，已经大喝了好几天了，人困马乏。我们一行到机场时间尚早，就坐在一家快餐店打算吃碗面再走。面上来，没有酒。我看见老孟和李云雷对了一下眼神，两人同时起身，去买了一瓶二锅头回来。云雷是我师弟，颇有新一代酒神之势。我相信，以当时的氛围，如果老孟身边没有云雷，云雷抬头没见到老孟，两人谁也不会起身去买酒的。那天雷地火般的一眼对视，是酒神与酒神之间的会意，其中的意境，非我等麻瓜辈所能体会。
老孟这几年常跟李云雷、石一枫等几个“70后”混在一起，他们在一起时如此和谐，以至很难说是忘年交。和老孟混必须身体好，所以，他身边的酒友也必须一辈儿一辈儿地换新人。
和谢老师一样，老孟是文坛的常青树。相信他们会一路高歌猛进，以酒为马，梦尽繁华。想必也只有大智慧、大明白的人，才能用生活的大热闹、大繁华对抗生命的大恐惧、大虚无。如此想来，老孟其实一直在以一种宗教般热忱献身于世俗生活，如他自己的名言：恋恋红尘，四处滚滚。
写于第四届“谢饼大赛”次日
201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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