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元的护仙源之行

蓝草的芬芳

义宁是许多游子的故乡，它像许由和巢父一样隐居在赣西北八百里幕阜山的腹地。离开义宁十七年之后，我总会想起一种被称为蓝草的植物。于是，在久远的时光中，我沿着当年黄庭坚出山的那条古道，回到了爱新觉罗的清朝。

雍正八年，一个名叫陈公元的人，在客家人从南方回迁浪潮的裹挟之下携妻儿子女在赣西北的大山里辗转多时，终于在一个名为护仙源的山沟里停下脚步。这个被千里奔波累得筋疲力尽的汉子环顾四周，见四围青山，层层叠叠地挡住了人烟喧嚣和战乱，一条小路钻出草丛蛇一般地缠在大山身上，满耳只听见山间的水响和啁啾的鸟鸣，他深深地呼出一口长气。

陈公元在大山深处的护仙源落下脚来的时候，幕阜山腹地那个三千年前的艾侯古国已在大清王朝的版图上无数次地改名换姓。嘉庆三年，朝廷残酷镇压了县邑陈坊的白莲教起义，这场血腥战争被获胜的朝廷标榜为义举，从而改宁州为义宁。义宁州幅员辽阔，从陈公元落脚的护仙源往西，再往西，登上幕阜山脉的黄龙顶峰，可以望见一片浩渺的水面，从那个被称为洞庭的大湖上吹来了陌生的湘楚口音和鱼米的香味。在义宁州四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山岭田畴间，陈公元独独选中了眉毛山下护仙源这片荒凉之地，这个地方的僻静与世无争，让陈公元感到心里踏实，漫长的流离迁徙，终于可以在义宁的护仙源画上一个句号了。

从此以后，陈公元一家在护仙源这个不为人知的山沟里开始了结棚栖身、种蓝为业的生活。

千里迢迢从福建迁徙到江西义宁的客家人陈公元应该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识见的人。他的目光穿透了由绵延的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重叠的屏障，确立了一个异族棚民在人地生疏的深山中立足的根基。《义门陈氏宗谱》记载：“陈腾远（公元）年七十始循列入太学，以继先世科甲家声。”陈公元亲手植下的蓝草，在护仙源这片肥沃的山地里疯长蔓延，若干年之后，蓝草地里长出了仙源书屋这座陈氏家塾。陈公元的公子克绳，在发愤苦读，却屡试不第，循例捐纳监生之后调整了理想目标转向。他要开垦一块最肥沃丰润的土地，让陈家的读书种子在这块土地上萌芽、生长。

从偏僻大山的蓝草中生长出来的陈氏私塾，两个世纪之后，终于长成了一片文化的森林，还有耸入云天令一个时代仰望的擎天巨树。

嘉庆二十三年，作为陈氏入赣的第二代传人，陈克绳主持了四房分家的仪式，并用《分关》文书立下了促进文化分蘖生长的家规：

读书凡发蒙至半篇者，每年众帮俸钱五百文，成篇者每年众帮俸钱乙千文；赴州试者每名卷资钱四百文，终场者倍之；赴府试者每名盘费乙千叁百文；其州试府试有列前十名者外赏乙千文；入泮者花红银十两；补廪出贡者五两；登科甲者三十两，祖堂旗匾众办。

生监有志观光应乡试，文场者每届帮助盘费两千四百文……举人应会试者，众帮盘费贰十四千文。

鲲池公坟山内树木永远长蓄护坟，子孙不得砍伐伤冢。其田山永远不许出卖典当，如有不遵者，冬至日家法重责外，仍要每一根罚钱五千文上会，倘有典卖田山者，送官究治。其坟前巨杉，子孙有能登贡科甲者，任其砍伐竖旗无阻。

家规的墨迹刚干，18世纪的蓝草，便已经长遍了护仙源，它那生长的势头，让人想起唐代白居易笔下的原上草，萋萋的生命，盛放在义宁的源头。

凤凰的卧巢

陈宝箴出生的时候，陈氏家族已经准备离开护仙源了。子孙繁衍，人口剧增，狭小的护仙源，已经容不下陈公元的雄心和抱负了。

竹塅，是赣西北义宁大山中一个地方化、乡土化的地名，“塅”在义宁的方言中，是山中的小块平地的意思，在现代汉语字库里似有几分生僻，以至我们目前的电脑中，难有它的一席之地，且常常要靠拼接的技术手段，才能让它现身和正名。

从护仙源到竹塅，不再是从福建到义宁艰难而遥远的迁徙，这仅是一次近距离的搬家，而且也是义宁陈氏文化宏图中甚为重要的一个步骤。

陈宝箴的祖父陈克绳非常满意这个坐落于弥王峰西麓山腰处的地方。作为陈克绳的孙子，祖父的寄托和期望多年前就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种子，只待春天的阳光和雨露催它萌芽生长了。《义门陈氏宗谱·重刻凤竹堂屋记》有如下记载：

鲲池（陈公元）公壮岁迁宁，始择居于护仙源，虽川源秀丽，系在崇山峻岭之间，且基址狭隘，其屋仅堪容膝。时公年已八十有三，尝语诸子曰：吾少壮来宁，历数十年之辛勤，虽精神不衰，今苍然为八十余之老翁矣，惜未建一堂屋，上以妥先灵，下以聚儿孙，尔曹识之……

陈克绳显然是有眼光同时也相信风水之说的。江西作家叶绍荣在《陈寅恪家世》中有过文学性的描写：“此地峰峦拱拥，山环水抱。水口处紧似葫芦口，三股豆绿色清澈的溪流，从不同的方向流来，在标桩前不远处的地方汇集成一个深潭。陈克绳听人说过，做屋若是后有龙脉靠山，前有‘洽河’，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竹塅陈氏大屋落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根据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的意思，陈公元将陈氏大屋命名为“凤竹堂”。这个名字的文采，立刻照亮了竹塅这片沉寂的山岭。

在竹塅，在凤竹堂，陈克绳的眼光似乎能够看透层峦叠嶂的群山，能够遥望到身后的世事和风云，能够听到中国文化版图上义宁的声音。

陈克绳于八十二岁那年留下遗嘱，让后代葬他于凤竹堂屋背后的山脊上，他要看到子孙后代高中举人和进士，他要看到后人在凤竹堂的屋场里竖起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旗石。

陈伟琳毫无保留地遵从了父亲的遗训，在中国文化地图义宁这个重要的节点上，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

从陈公元到陈伟琳，三代人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赣西北苍茫群山的护佑，在战争动乱年代，大山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安宁的生存空间，但也隔绝了山民与世外文明的沟通。

陈伟琳是义宁陈氏家族中第一个亲近大山走出大山的人。这个不求功名闻达的义宁陈氏第三代传人，于道光年间只身一人遍游江、淮、齐、豫和京师大地，用一个经世大志者的眼光饱览了山河的破碎。在读书和行路之间，陈伟琳成了家族的第一个实践者。义宁陈氏从浩瀚的闽海进入赣西北封闭的群山，然后走出大山融入广袤的世界，陈伟琳是具有勇气的先行者，他的先锋意识和开拓精神对陈氏家族日后的彰显打下了基础。

衙门的理想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杰出人物的人生常常以传说开始。陈宝箴六十九年的人生也是从神奇的民间传说出发。

义宁竹塅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道光十一年（1831年）农历正月十八晚上，竹塅陈家大屋突然红光满天，半边山岭如同白昼。不远处的下竹塅人以为陈家大屋遭了祝融之灾，纷纷拿了木盆水桶前去救火。到了陈家大屋之后，红光消失了，大家听到了婴儿的响亮哭声。

这个关于陈宝箴出生时天呈异象的民间传说，也许是善良的竹塅人，欲造成一个文曲星下凡的俗套故事，用以证明陈氏家族日后成为中国文化显赫世家的前奏和铺垫。一个头上笼罩着神奇光环的神童的成长，仅仅一个虚构的民间传说是远远无法支撑后人的所有信任的。一个具有异秉和天赋的人，必然要有真实的情节和细节来配套。

陈宝箴七岁那年，被父亲陈伟琳送到外村的私塾启蒙。由于寄宿异地，离开了父母，年幼的孩子难以习惯，一夜难以入眠。第二天早诵之时，陈宝箴对先生说：“昨晚不能寐者三人，吾父吾母及吾是也。”

十三年后，陈宝箴赴省城南昌乡试，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咸丰十年（1860年），参加过义宁州团练对抗太平天国义军多次血战立功而被咸丰皇帝谕以知县候补的陈宝箴赴京会试，名落孙山。但他并未消沉，走出了封闭大山的陈宝箴被京城的渊博深深吸引，他结义了一批同他一样具有抱负理想的青年才俊，他们为列强侵略、朝廷昏庸的国家现状感到痛心和愤怒。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那天，陈宝箴正同易佩绅、罗享奎在茶楼小饮，交谈间，忽见西郊方向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侵略者点燃的火炙痛了陈宝箴的心，他抑制不住悲愤，当众捶胸顿足，击案痛哭。陈宝箴的悲壮之举，被人误以为是精神病人，遭到冷眼和嘲讽。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只有被看成是精神病人的陈宝箴才是真正正常的人。

书生陈宝箴没有想到一个天朝大国的威严竟然经不起异邦洋人十天时间的炮火攻击，八国联军冲进了《大清律》保护的紫禁城，胜利者轮流在皇帝的御座上照相，中国人威严的龙椅上，一时坐满了洋人轻佻的屁股。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一幕，彻底改变了陈宝箴的人生道路。此后，他依然闭门苦读，却不再迷恋科举了，他深感儒学和八股不能拯救国家，只有从戎习武，才可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去世之后，先葬竹塅，后迁修水县城义宁镇郊区下坑杨坊塅山，其碑文为广东巡抚郭嵩焘撰写。这篇题为《话赠光禄大夫陈琢如先生墓志铭》的碑文，高度浓缩了陈伟琳隐士的一生，高风亮节、德化乡人、培育三子，绵延义宁陈氏之文化血脉。

陈宝箴就是在会试落榜留驻京城期间结识了郭嵩焘。尽管郭年长陈十三岁，且又官居高位，但他对陈宝箴的报国理想和人生见识十分佩服，年龄和身份差异没有成为郭嵩焘器重陈宝箴的阻碍。

由于与郭嵩焘结交朋友的机缘，陈宝箴此后的人生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为陈宝箴的人生架起了一座通向仕途的最重要桥梁，他介绍陈宝箴前往安庆谒见两江总督曾国藩。

此时，正在与太平军生死激战的曾国藩欲在安庆大开幕府，网罗天下人才。陈宝箴的到来，让曾国藩大喜过望，曾国藩对陈宝箴的信任和期待溢于言表，曾手书“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旨酒待君温”的对联为陈宝箴贺寿。在曾国藩的保荐下，陈宝箴得以觐见同治皇帝，授候补知府。陈宝箴的雄才大略，从此有了施展的空间。

1894年，甲午中日之战爆发，日军攻陷威海卫、刘公岛，危及京师。光绪皇帝召见时任直隶布政使的陈宝箴，问询战争方略。陈宝箴没有辜负光绪皇帝的信任，向皇帝呈奏了《兵事十六条》，提出了“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五项主张，使天子由“颜悴甚”而一举“改容颔之”。

陈宝箴文才、韬略和行事能力出类拔萃，一生担任过署理湘西辰、永、沅、靖道事，河南省之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等多个官职，他人生最辉煌最值得后人评说的应是在湖南巡抚任上的三年时光。隔着一百多年的时光，我仍然看得见巡抚衙门大堂上陈宝箴的前辈乡贤黄庭坚手书的官场箴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作为一个封疆大吏，陈宝箴完全懂得晚清官场的规矩和内幕，肮脏和黑暗，但是他决意做一个有为的官员，在湖南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罢免昏庸官吏，兴办工商实业，开办时务学堂、报馆、南学会以及武备学堂，开启民智，革除旧弊。但是，晚清的衙门永远是一个无底的黑洞，革新的阳光总是难以照亮。

清朝的衙门，是一个深藏秘密的机关。散文家祝勇对衙门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描述：

从辕门开始，没有一个细节不在展示它的威仪，连官员迎送的起点和终点，以及进出的路径，都有着明确的刻度——规范不仅比今天的数学公式还要细密，而且已经深入人心……这份威仪是每一位官员自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得到的一份礼物，不论是否喜欢，皆无条件地接受。与衙外车水马龙的闹市相对照，官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里面蕴含着普通民众无法理解的运作系统。一切规则都已确定，这些规则都是以消除人的个性为目的，所有的来者，不论是谁，所需要做的工作仅仅是适应它，按照它安排好的路径行走。建筑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这座总督府，实际上是缩小了的紫禁城，是视觉化了的纲常伦理、忠孝节义。秩序，是它的永恒主题。

陈宝箴是第一个挑战衙门秩序的官员，但是最终他仍然是一个失败者。

陈小从所著的《图说义宁陈氏》中，陈宝箴以一个改革家的姿态坐在椅上，他头戴圆形黑色布帽，身穿宽袖棉布长袍，仪态丰满，神情安详。这是1899年陈宝箴被罢黜之后回到江西的时光，后人看不到他的悲凉和颓丧，无论是巡抚衙门时期华丽威严的官服还是沦为平民之后的布衣，都见不到封疆大吏应有的肥硕，倒是看得见衣服之内的骨头。雄心勃勃的大臣，在一个腐朽帝国的死胡同中，无法找到出路，倒是被体制的高墙碰得鼻青脸肿，百日维新，也只不过是夕阳落山时的最后一抹亮光。慈禧太后轻轻一跺脚，就彻底践踏了一个国家革新的萌芽。陈宝箴在交出官印的同时，巡抚衙门也闭上了沉重的大门。

心情悲凉愤懑的陈宝箴回到了乡土的怀抱，他知道祖先栽种蓝草的竹塅土屋已经容不下一颗兴国救民的心，他选择了一处偏僻冷寂的地方，为夫人黄氏移灵安葬，然后在墓旁筑室，取名崝庐。

“天恩与松菊，人境拟蓬瀛。”这是失意之后的陈宝箴为崝庐亲拟的门联。在足不出户，“独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唏嘘”的悲凉中，陈宝箴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终点，他的生命，也到了尽头。

这处偏僻冷寂的地方，离陈宝箴的故里义宁虽然有百里以上的路途，但发源于义宁的修河却水运方便，缩短了已经削职为民的陈宝箴对故土的思念，乡土亲情，常常可以借助梦的想象，在阒寂的深夜启程，逆水一宿抵达竹塅。

这处地方位于南昌城郊的西山，远离村落，人迹罕至，除了步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让人到达，飞鸟和野兽是这里唯一的主人。

崝庐，其实是陈宝箴一个仓促和无奈的选择。陈宝箴叶落归根的打算是同五百年前的陶渊明为邻，过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他早已委托了一个亲友，让他带着钱去九江，在与陶渊明故里栗里相近的地方买下一块地皮。船到浔阳的时候，陈宝箴闻知了那个亲友将他的嘱咐和希望化作了泡影。不仅建屋的地皮没有落实，就是购买地皮的钱，也被那人挥霍一空。

这是一代封疆大吏落井之后的第一块石头。心灵受伤的陈宝箴仰天长叹一声之后，无奈地选择了南昌西山，如今的新建县望城乡青山村安葬着黄氏夫人，并在墓旁结庐而守。有感于山势地形和人世的深险，陈宝箴将栖身的屋子形象地命名为崝庐。

崝庐是义宁竹塅的一个延续，草草搭建在西山人烟僻静之处的居所，当然不可能像祖先建造竹塅的凤竹堂那样，用上青砖黑瓦，所以它在一百年的时光里消失成了必然。比建筑材料的易朽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的陈三立远下金陵，欲在那里觅一处住所，以便安置风烛之年的父亲。

在儿子走后的两个多月里，孤独的陈宝箴日日登高，西望幕阜，他一次次地用昏花的眼光丈量西山至义宁的距离。黑暗降临，昏黄的孤灯下，陈宝箴脑海里一遍遍地回响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诏书的威严：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此时，一些让陈宝箴心寒和绝望的噩耗跋山涉水传到了西山脚下的崝庐。2月，慈禧派人远赴广东，铲平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并悬赏十万两，缉拿康、梁。7月，慈禧下令将发配新疆的张荫桓就地处死。

亲人不在身边，后代相隔遥远。此刻，他唯一看得见的就是崝庐门外不远处黄氏夫人的那棺坟墓。寒风飒飒，坟上的荒草有节奏地摇动，极像夫人的招手。陈宝箴的老眼有些潮湿，恍惚中，他看见了夫人的墓旁边生长出了一棺新坟。

陈宝箴的恍惚在寒风里变成了一种死亡的预感。接下来的几个日子，这种预感越来越强烈了。几天之后，他听见了一阵马蹄声。回过头来，他看见了江西巡抚松寿、千总戴闳炯和一群护兵的身影。

“陈宝箴接旨——”

陈宝箴面无表情，心如止水。

远在金陵的陈三立，似乎也听到了江西巡抚松寿的这声凶神恶煞的吆喝，他一阵心惊肉跳。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1900年7月22日），在义宁陈氏的家族史上，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荒无人烟的西山崝庐，无人见证一腔抱负的陈宝箴死亡的惨状。对于父亲的突然去世，陈三立泣血书写了洋洋六千余言的《先府君行状》。

宗九奇的著作《陈三立传略》中《陈宝箴之死的真相》为后人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分析判断依据：“陈宝箴之死，实乃至今尚未昭白的政治大冤案，据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作为亲属后人，陈三立的说法当然是甚为重要的根据。陈三立断言：“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不孝方移家江宁，府君且留崝庐，诫曰‘秋必往’。是年六月廿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卒前数日，尚为鹤塚诗二章，前五日，尚寄谕不孝，懃懃以兵乱未已，深宫起居为极念。不孝不及侍疾，仅乃及袭敛。通天之罪，锻魂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

我对前一种说法深信不疑，并非随流从众。晚清太后垂帘听政，密旨大臣赐死，是其消灭对手的惯用手法。陈宝箴死前，身体和情绪无任何反常，且陈三立在其父死后的异常悲痛之举和日后每年清明、冬至两节，必由南京返赣扫墓，每次均跪叩墓前，悲哭一二小时不止。陈三立的《先府君行状》，文字中亦透出难言之隐曲。

学者刘梦溪也持太后赐死的说法。刘梦溪甚至还认为陈寅恪也应该知道陈宝箴之死的历史真相。“高贵如义宁陈氏一族，自己有那等显赫地位的亲人被行刑处死，场面那样惨毒，当然不必向后人以及外人道也。”

陈宝箴之死，是义宁陈氏家族文化源流中的一大挫折，它让陈三立对未来的人生选择，有了一种宿命般的预设。

同光体诗歌的长河

在义宁陈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中，陈三立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浩瀚的义宁源流中的主流。

在义宁这条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陈三立被后人称为义宁公子，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陈氏家族中的砥柱，除了从被史家尊为“义宁陈抚”的父亲体内遗传的血脉之外，前辈精神的影响当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陈三立自光绪八年（1882年）乡试中举到会试中式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数年之中，京城官场，腐败成风，正直之人难有作为的丑恶现状让他犹豫彷徨在衙门的高墙之外，并未实际就职，只是与京城那些志气相投的维新志士交游论事，立志革新朝政。

青年陈三立终于等来了有所作为的机缘。这一年，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陈三立以侍候父亲为由离开吏部，毅然奔赴长沙，到陈宝箴衙门协理公务。

陈三立赴长沙辅佐父亲的当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导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覆没的直系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之后，怒不可遏，他以一介离职主事的身份，提出让权倾朝野的大臣伏诛的主张。在致两江总督张之洞的电报中，陈三立明确要求：

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

这份言辞激愤的电文是陈三立进入官场衙门后发出的第一个声音。在此后协助湖南巡抚衙门推行变法新政中，义宁公子又用一系列革新和创举证实了他的眼光，展示了他的才华。

教育是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时务学堂开办时，黄遵宪力荐康有为为总教习，陈三立却认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更适宜担当此任。陈宝箴未能决断，三立说，自己读过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的见解和议论胜于康有为。陈宝箴最终接受了儿子的意见。以致日后有人说：“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中丞亦犹行古之道耳。”

湖南新政，在陈氏父子的权力控制范围之内开展，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都是具有雄心大略的改革家。陈三立离开吏部京城，得到了识才爱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执教于两湖书院。辅佐父亲之后，他们图谋以湖南为平台，联络湖北的张之洞、谭继洵，联手干一番事业。

风度翩翩的义宁公子，革新社会的理想像浇了油的火，此时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他不可能预料到戊戌变法只能维持一百零三天的寿命，更没有料到变革失败之后的灾难会以一种无法躲避的悲剧收尾。因此，当慈禧太后政变的消息传到长沙时，陈三立依然没有慌乱，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满怀信心地发电报给荣禄，希望“息党祸，维元气”。直到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和谭嗣同、杨锐等人被革职拿办，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被杀，陈三立才真正感觉到了来自京城太和殿里肃杀的寒气。

戊戌变法的失败，湖南新政的垮台，尤其是父亲陈宝箴的悲惨生命结局，让一腔抱负的陈三立心灰意冷，彻底绝望，在《赠梁启超》一诗中，陈三立展示了“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悲凉心境，他发誓“今生不再回北京城”。

陈三立晚年，埋首书斋，以诗文铭志，并自号“散原”。散原为南昌西山的别名，这里是因政治而惨死的父亲的绝地。一生抱负，终归散原，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今生不再回北京城”，是陈三立革新失败人生失意之后的政治态度。自1895年辞去吏部主事离开京城，陈三立对北京就没有了丝毫留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初，在南昌西山为父亲扫墓之后，陈三立拜访友人，到了武昌，然后在河南驻马店稍作停留，最后来到保定，与直隶布政使毛庆蕃相见。

对于陈三立来说，保定既是他的旧地，也是引起他无限伤感的触源。湖南新政之前，父亲陈宝箴曾在这里为官，任直隶布政使，如今他在当年的官署旧屋里，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听见了父亲那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时光流逝，世事沧桑，陈三立和毛庆蕃清癯的面容上，都已刻下了岁月的痕迹。触景生情，陈三立挥笔写下了《四月下旬至保定，越闰月二日实君布政兄宴集莲花池》：“执手皎日下，各惊颜貌癯。世难责攸寄，谁能爱微躯。通宵倒衷肠，屏风触童奴。绕屋念先泽，涕陨沾襟裾。”

时任保定知府的罗顺循当年是直隶布政使陈宝箴的门生故吏，曾在湖南抚署执教过三立诸子。在与陈三立相见时，罗顺循说：“袁世凯初督北洋，声名藉甚。”陈三立不以为然，认为“袁氏非英雄也”。作《赠顺循》诗，用“絮语埃尘云物改，几时归老注《阴符》”讽劝他归隐著书。

离开保定，陈三立又赴天津看望了老友吴保初，然后循原路经保定回汉口。与北京城擦肩而过，陈三立眺望到了当年吏部的影子，不知是否“今生不再回北京城”的誓言在他心里扎下了深根？

多年之后，陈三立三子陈寅恪在他的重要著作《寒柳堂集》中透露了其中原因：

……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附和立宪之说。是时江西巡抚吴重熹致电政府，谓素号维新之陈主政，亦以为立宪可缓办。又当时资政院初设，先君已被举为议员，亦推卸不就也。袁氏知先君挚友署直隶布政使毛实君丈（庆蕃）、署保定府知府罗顺循丈（正钧）及吴长庆提督子彦复丈（保初），依项城党直隶总督杨士骧寓天津，皆令其电邀先君北游。先君复电谓与故旧聚谈，固所乐为，但绝不入帝城。非得三君誓言，决不启行。三君遂复电谓止限于旧交之晤谈，不涉他事。故先君至保定后，至天津，归途复过保定，遂南遣金陵也。

历史常常是隐秘的，许多情节都在地下策划。陈三立以自己的聪明睿智识破了袁世凯的野心和计策。袁世凯十分了解陈三立的国士声望，暗中运作在直隶与陈三立有私交旧谊的官员，蓄意拉拢陈三立，用参议员的诱饵，引诱他进入圈子。陈三立坚持以只叙旧谊不谈政治作为北上的原则，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与精神气节。

京城，是陈三立心中永久的痛楚。当一个睿智之人发下永不再回京城的誓言时，他心中的悲苦早已超越了丧父之痛，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忧虑。一个夭折了政治的理想抱负的人，只有退到心灵深处，用诗词与社会作最后的抵抗。

陈三立的诗，早年从韩愈、龚自珍那里汲取营养，后来又师法他的义宁先贤黄庭坚。义宁的文化源流，应该包括从山谷道人家乡流过的那湾秀水。从如今修水县城所在地的义宁镇出发，往东南方向二十五公里，即是竹塅，义宁陈氏在江西的发源之地；出义宁镇沿修河上溯，十余里至双井，则是另一个文化大家黄庭坚的故里。而从竹塅到双井，不过三十公里之遥。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诗人，他们的诗在八百年后形成了形式上的交集，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义宁这片大山的地灵和人杰。

光绪十九年（1893年），陈三立偶然得到一册日本刊印的《黄山谷内外集》，他以一个博学诗人的眼光断定此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日本也可能是孤本。他想起父亲陈宝箴生前对黄庭坚诗的酷爱，他决心为八百年前的江西诗派留下一支有价值的精神血脉，也为故乡义宁延续一支不熄的文化香火。陈三立筹集资金，在武昌请人刻板印刷，历经七年，石板上的文字终于开出了诗歌的花朵。

这是一段文化的渊源，也是一段诗歌的奇遇。黄庭坚开创一代诗风，最终成为江西诗派的始祖；陈三立继承前人传统，又自成一格，被誉为同光体诗派领袖。后人在对比分析黄庭坚和陈三立这两位同源于义宁的大诗人的诗时认为，山谷诗峭瘦，散原诗苍坚；山谷重点铁成金，而比兴寄托，略嫌不足；而散原之诗，意境独辟，即比喻、炼字亦戛戛独造；山谷诗有槎牙之感，散原诗有浑融之气，可以溶其生涩。江西诗人，若论开宗立派，当推渊明、山谷、散原。

政治上的失意和父亲被皇权赐死，改变了陈三立的人生观，迫使他做出了用诗文安妥灵魂的选择。这种转变，使晚清政坛少了一个满腹经纶的官员，却让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诗坛多了一位卓有才华的领袖。

作为以晚清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命名的诗学流派，同光体诗人们占据了清末和民国初年中国诗坛的主流地位。又以陈衍、郑孝胥、陈宝琛、林旭、陈三立和沈曾植等为代表，形成闽、赣、浙三个支派，而义宁公子陈三立，则被众多诗人推崇为同光体诗派首领。

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当时活跃而又有成就的诗人以水浒梁山英雄一百单八将相比并排列座次，在汪辟疆诗歌的英雄排行榜上，陈三立被众诗人拥于“宋江”的头领位置上。

陈三立的诗坛地位，与他同时代的诗人陈衍、郑孝胥、梁启超、吴宗慈、章士钊、钱仲联、欧阳竟无等人都有极高评价。张慧剑在《辰子说林》中认为：“故诗人陈散原先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不仅学力精醇，其人格龙清严无滓，足以岸视时流。”

今人对陈三立诗歌成就的肯定，亦不逊于前人。不同流俗一生自负的钱锺书先生曾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叫作“陵谷山原”，“陵”为杜少陵，“谷”为黄山谷，“山”为李义山，“原”，即散原陈三立先生。

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陈三立，经历了丧妻失子的双重疼痛。在子女们精心安排下，他离开伤心之地南京，来到了人间天堂杭州，在西湖边的净慈寺中疗养心伤。

佛教作为一种解脱的信仰，让陈三立的心伤在缭绕的香火和清冷的钟磬声中一日一日抚平、愈合，南屏山的夕照、空门净地的松涛，给了陈三立许多诗歌的灵感和创作冲动。

四月的那一天，是七十二岁高龄的陈三立来杭州以来心情最好的日子，诗人在门口迎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到来。在徐志摩的翻译下，两位诗人互道了仰慕钦敬之情。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泰戈尔代表印度诗人，向陈三立赠送了一本自己的诗集，泰戈尔同时也请求陈三立以中国诗坛代表身份回赠他《散原精舍诗》诗集。陈三立接受赠书，表示谢意。出乎泰戈尔意料的是，陈三立并没有回赠诗集，而是谦逊地说：“您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的。而我呢，不敢以中国之诗人代表自居。”临别之时，在杨杏佛的提议下，两位诗人面对照相机的镜头，为中印诗歌定格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中印两国代表诗人相晤的镜头，登上了当时主流报纸的版面，上海出版的《申报》，第二年还以国庆纪念增刊的形式刊发此照，并配以泰戈尔和陈三立手迹。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在陈小从女士所著的《图说义宁陈氏》一书中，见到大胡子泰戈尔和一身长袍的陈三立，两位诗坛巨匠，共同演绎了一道诗人相敬的佳话。吴宗慈说：“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帧，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尤国际诗人罕有之事实也。”

在杭州净慈寺居住期间，陈三立完成了亡妻俞氏和长子衡恪于杭州牌坊山的入土安葬，在墓穴的左边，陈三立预留了他自己日后的安寝之地。诗人在诗中写道：“早晚青山便埋地，一抔从拔六尘根。”（陈三立《晓起寓兴用前韵》）此时，儿子隆恪、登恪陪伴身边，悉心照料，陈三立灵感勃发，诗思泉涌，写下了一系列好诗：“下窥湖水狭如盆，细雨灯窗笑颊存。暝曳虚无孤岛气，坐祲明灭万花痕。歌呼自寄神州痛，酩酊方知恶客尊。径黑夜归吠寒犬，掉头有宅系云根。”

这首诗是陈三立应康有为之邀赴丁家山康庐聚谈，后冒雨往陈曾寿湖边居宅，饮酒交谈至深夜归家的记叙。

诗人陈三立一生中走过的地方，就像他的故乡修水身上一处古老的渡口和长满了古树的陈年埠头。庐山，就是陈三立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

胡迎建先生在《一代宗师陈三立》一书中描述：

一九二九年旧历十月二十一日，陈三立在次子隆恪的陪同下，乘江轮离开上海，行至九江，再自莲花洞租滑竿登好汉坡上庐山牯岭。老人的内心是矛盾的，离开了常常吟咏的杭州、上海等地，告别了敬重他的众多旧友新朋，感到许多恩情厚谊难以回报，然而庐山毕竟是家乡的名山，他在那里更感到自由自在。

在此之前，陈隆恪夫妇携女儿小从自武汉来庐山，在牯岭租屋居住。关于这段经过，陈小从在她的《松门别墅与大师名流》一书中有较详细可靠的记载：

谈起我到庐山牯岭的缘起，这就不得不归功于我五岁那年在汉口得的一场病。久咳不愈，百药无效，使得原本先天不足的体质更加孱弱。据医生告知，这长期咳嗽，有伤肺部，拖下去恐转肺痨，建议到空气清新之庐山疗养一段日子，那里的环境对这类疾病有好处。于是父亲陈隆恪辞去了汉口之工作，一家三口登上庐山，在牯岭长冲东向山坡上租了小小一幢别墅，哪知奇迹很快就出现了，我的咳病在未服任何药物下，竟在一夜之间酣眠熟睡后，旧病爽然若失。

陈小从记载的这段时间，离陈三立上庐山还有一年半之久。此时陈隆恪一家居住之所，乃是位于牯岭长冲东向山坡上租用的小小别墅，而不是一年半之后陈家先租后买的位于牯岭河南路1129号的松门别墅。

陈小从是陈三立的孙女，她记忆力惊人，在她的书中，儿时的往事历历在目，真实可信。

就在动笔写这篇散文之前，我在东莞市南城菊香苑拜访了陈小从。这位我尊敬的前辈，如今已逾八十高龄了，但精神甚佳，义宁文化的影子在她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她用带有浓重庐山口音的普通话同来自故乡义宁的晚辈们热情交谈。一同前去的朋友李盛昌是庐山人，和我一样是改革开放后迁入东莞的所谓新莞人，他家至今仍在庐山牯岭。谈到松门别墅，老李竟意外发现，他家20世纪60年代住的那幢房子，正是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而老李当年睡的那房，更是陈三立当年的卧室！

偌大世界，竟有如此巧合，而这巧合，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陈小从是陈宝箴离开义宁走向山外世界之后唯一两次回过竹塅的陈氏后人，她对义宁感情极深。义宁文化的长河中，她是一朵绚烂的浪花。

因为陈三立的到来，庐山的松涛成了诗人的吟诵对象，庐山的冰雪，冻硬了气节的骨头。

夏季的一天，有人敲开了松门别墅的门。那人自称来自美庐，递上了一张精美的名片。美庐的声名，陈三立当然知道，那是蒋介石、宋美龄在庐山东谷的别墅。当得知蒋介石欲来松门别墅拜访自己时，诗人竟无半点惊宠之色，他淡淡地对来人说，我已是一个不闻政治的出世之人，不劳蒋先生枉顾了。

瘦骨嶙峋的诗人，用一句坚硬的语言，将炙手可热的国家领袖，严严实实地挡在了门外。

初冬的时候，陈三立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八十个年头。

农历九月底的庐山，气候和它耸立在赣北的海拔一样鹤立鸡群。我在陈旧的庐山照片上看到了寒冷，从八旬老寿星厚实的棉袍和瓜皮棉帽上感受到了时令的肃杀。

庐山的严寒没有让陈三立感到畏惧，却领受到久违了的亲情温暖。十年来，散原老人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从故乡义宁分蘖之后家族团聚的欢乐和热闹。

1932年的陈三立就似一口深潭，吸引了亲情的涓涓细流一齐汇入庐山。八十高龄的老人安坐在松门别墅里，喜悦地看着晚辈后生们小鸟一般地先后归巢。

在时年九岁的陈小从的印象中，祖父的庆寿规模空前隆重，远远超过了前不久八叔陈登恪婚礼的热烈。上山贺寿的至亲接近三十人，久未见面的三叔、四叔、康姑、大姑等长辈们已经陌生得如同唐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客人。

那天下午，一乘轿子抬进了院子，陈小从见到一个同父亲陈隆恪相貌相似的客人。那人戴着眼镜，举止斯文，说湖南口音。听到佣人高声喊叫三老爷到，她才知道这是在清华大学任国学院导师的三叔。上一次见到三叔的时候，是在杭州，那时小从只有四岁。五年里，小从经常听祖父和父母讲三叔的童年往事。哦，原来同哥哥抢食糕点的三孙少爷不知不觉就被岁月塑成了斯文有礼的教授。那一回三叔在庐山住了十来天，三叔还跟着负有为北京静生生物研究所勘察园地使命的侄儿封怀步行到了含鄱口，在绿树林涛声中徜徉。八十年后三叔同三婶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却化作了一抔灵骨。他们与庐山的缘分，却是八十年前种植的结果。

陈三立的八十寿诞惊动了远在北京的座师陈宝琛。这个比陈三立年长五岁，光绪八年（1882年）主考江西乡试的内阁学士，慧眼识珠，把不屑八股作文而特立独行自由答题的陈三立录为乡试举人的前朝遗老，已经无法在寒冷的季节里穿越一千多公里的遥远距离来为他的知音贺寿了，他龙钟的老态和蹒跚的步履不可能让他回到光绪八年（1882年）与陈三立重逢了。在千里之外的北平城里，曾经的逊清帝师陈宝琛，挥毫写下了《散原少予五岁今年八十矣记其生日亦九月赋寄庐山》诗：“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见早至今思曲突，梦清特地省闻钟。真源忠孝吾犹敬，余事时文世所宗。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

松门别墅的门，挡住了蒋介石的脚步，却为艺术敲开了胸怀。徐悲鸿上山的时候，带来了雕塑家滑田友和江小鹣。为了给诗人祝寿，北京的艺术界筹集了一笔资金，欲用雕塑为寿星留下永久的纪念。如今后人见到的两尊陈三立半身铜像，就是两位雕塑家1932年留下的珍贵作品。

庐山的冬天，因为陈三立和诗歌已经没有了寒冷。夏天的时候，避暑的达官贵人云集牯岭，将不大的一座名山喧闹成几乎取代了南京的夏都。1933年的夏天，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邀约政界名人和社会名流在万松林别墅举行诗会。陈三立被众人一致推举为诗会主持，在陈三立的提议下，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许世英、曹经沅、曾仲鸣、吴汝澄、鲍庚、吴宗慈等政要名流均为韵赋诗。

雅集高潮时，吴汝澄、张默君、曹经沅、熊式辉等竟纷纷赋诗对陈三立表示崇敬和拥戴。陈三立宠辱不惊，淡然以对。日后曹经沅将雅集之诗编辑成书，请陈三立作序。陈三立写道：“余以荒老久废篇什，顾不弃其如喑蝉，要遮接踵，遂强一至而赘其列焉。”庐山峰峦一样傲然独立的陈三立对政客名流们的热情和政治游戏表明了距离和不屑。

陈三立在庐山诗性勃发的时候，他的四子陈方恪正在上海正风文学院任教务长，风度翩翩的世家公子，引起了官宦人家的注意。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这个当年在长沙碧湖诗社禊集时陈三立的诗友，想将女儿嫁与方恪。谭延闿派人三上庐山说媒，均被陈三立婉拒。诗人对来人说，谭延闿是民国政府高官，我平民人家怎好高攀？

对于耄耋之年的陈三立来说，1932年让他心灵破碎。“一·二八”抗战不久，他的诗友郑孝胥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拥护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好友欧阳竟无知道陈三立与郑孝胥素有深交，便请陈三立出面规劝。陈三立说，郑孝胥借日本人之力，推溥仪复辟帝制，无人能够劝转，他日后当会自食恶果的！此后，陈三立与汉奸割袍断袖，《散原精舍诗集》重印时，他毅然删去了郑孝胥文采盎然的序言。他不愿让一个汉奸的谎言，玷污诗歌和诗人的神圣与高洁。

自1895年辞去吏部主事离开京城，并由于父亲陈宝箴湖南新政失败太后秘密赐死发誓不再回京城至今，陈三立已经三十八年未踏入熟悉的皇城一步了。陈三立以为，父亲惨死的深仇大恨，从此会让他的人生脚步永远止于紫禁城外。然而，1933年初冬的亲情，却让他住进了北平的姚家胡同。

这并不是陈三立的食言。因为，陈三立重回京城的时候，历史的脚步已经进入了民国，北京更名为北平，满清的辫子，已经被孙中山的民国剪断，成为一根敲醒中国大地的手杖，他也不必再提防窃国的袁世凯诱他入彀的机心了。

1933年的初冬，在海外留学十八年的陈寅恪已经进入清华园，成为影响巨大的清华国学院导师已经八年了。作为陈三立的第三子，在兄长陈衡恪突然去世之后，已经成家立业的他肩上增加了侍奉老人的责任。每个星期五，陈寅恪都要带着女儿，进城与老父团聚。

前往座师陈宝琛寓所拜访的时候，陈三立不顾棉衣厚重和已经八十二岁的高龄，用三跪九叩的大礼，感谢陈宝琛的知遇之恩。两位久别的耄耋老人相互搀扶，抱头痛哭。在民国的时光里，面对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前朝遗老，陈三立蓦然苏醒久远了的晚清朝中吏部的记忆。

陈宝琛当然明白，如果时光倒退回去若干年，陈三立绝对不会在这里踏上清朝的土地，只有民国的旗帜，才会让一个遍体骨筋的诗人回到旧地听见辛亥革命的喊声。接下来的一个细节，真切地证实了座师的判断。陈宝琛邀请一贯言听计从的诗人和他一起共同做已经从太和殿宝座上下来了的逊帝溥仪的老师。在以不善京语的借口推托之下，陈宝琛一眼就看出了陈三立誓死不与满清随流的本质。杀父之仇，那种刻骨的疼痛已经烙在了陈三立的心上。

八十四岁那年，陈三立收到了国民政府转来的伦敦国际笔会的邀请。作为中国诗人的代表，陈三立和胡适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与世界交流。陈三立的孙子陈封雄看到了报纸上发布的消息，问询祖父，陈三立漫不经心地说：“南京寄来的通知，我已经丢掉了！”

在同光体诗创作的天空中，已经取得了诗歌最高成就的陈三立一生始终是晴朗的世界。如果不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侵华的杀戮，陈三立的诗歌光辉仍将照耀在民国的诗坛上，他生命的夕阳不会这么快地沉落。

当抗日成了一个民族的主题时，怒发冲冠的陈三立放下了手中的笔，他日日倚门，枯眼遥望卢沟桥，盼望传来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当那一日听到有人议论说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最终会被日本征服时，当即大怒，斥责说：“中国人岂狗彘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

陈三立的信心和希望无法阻挡日军占领北京的铁蹄，诗人衰老的身躯终于被日本军人的侵略击倒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侵略者派人登门，游说他出任伪职。陈三立愤怒已极，强撑病体，怒骂来人，下令家人用扫帚驱赶。此时，陈三立自知逐敌无望，且不同异族侵略者共戴天日，毅然拒药绝食。

在1937年9月这个日寇侵华的惨痛时刻，少肉只剩下了骨筋的诗人陈三立唯一的人生选择便是死亡。民族危亡之痛，让死亡变得比生存更重要，更具有唤醒的力量！先生死时，仅有三子陈寅恪送终，二子陈隆恪同四子陈方恪乘轮船急急赶赴北平，却被船上流行的恶疾霍乱阻住了奔丧的脚步。一个月船上隔绝滞留的漫漫时光，利刃一般割着他们的孝心。

陈三立拒药绝食而死的消息传到了汉奸郑孝胥的耳朵里。一瞬间，郑孝胥仿佛回到了当年两人诗歌唱和的友情年代。他在陈曾寿面前谈到了自己的悲哀，他以为，看在诗的份上，散原老人会原谅他的变节，但是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就在当年冬天他从东北来到北京，为早已与他割袍断袖的老友吊唁，陈家的冷脸，让他明白了气节才是一个人的脊梁。郑孝胥在日记中写到，散原去世了，他身边那个在清华作教授的儿子，既不开吊，亦不报丧。一个不再回头的汉奸，他无法理解陈寅恪的守节尽孝。一身孝服的陈寅恪，经受着亡国的痛楚，他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为父亲举办的所有悼念，都是为日军唱颂的赞歌。

“不堪友人劝投敌，以死相拒振纲常。风骨岩岩表百代，人品既高诗自芳。”这是许多年之后，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先生所作的《读散原精舍诗》。而汪荣祖教授则说：“三立之死更象征老一代的凋零，随风而逝，永不会再有如此人物。”

精神与思想的丰碑

在西装革履的教授群中，一个夏秋蓝布长衫，冬春长袍马褂，抱一摞双层布包裹着的课本的中年先生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教室。在同学们的注视下，先生手执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堂课的材料。先生转过身，面向学生，知识和智慧就开启了闸门，从他长沙口音的普通话中倾泻而出。座下语言文字修养稍差和国学功力稍浅些的学生，瞬间就分辨不出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的区别了，还有快速漶漫而来的英、法、德、俄、日、希腊等国语言的潮水，更是让他们沉溺得失去了方位。当下课的钟声响过之后，先生舒了一口长气，他看见了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国学院主任吴宓和朱自清、冯友兰、孔繁齑等教授以及在北平大学任教授的德国梵文学者钢和泰男爵。教室门口和窗户外，围满了学生，那些面孔陌生，他无法叫出他们的姓名。这个时候，先生尚不知道门外、窗外的陌生面孔，不仅仅有清华国学院、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还有许多是从北平大学、北洋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慕名来偷听他讲课的外校学子。

这是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的一堂普通课。陈先生一如往常，但听课的学生们却如饮醍醐，未酒而醉，美好的时间宛如春光，一纵即逝。

而在当时，胡适、傅斯年、金岳霖等人和学术界人士就用“陈先生的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教授之教授”“太老师”“盖世奇才”“活字典”等评价来赞扬陈寅恪。清华园内声名颇著的冯友兰，每当陈寅恪先生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是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面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说话，直至教室门口，对着陈先生鞠一躬，然后分开。这是清华园学子经常看到的一个镜头，这个场景令学生们对陈寅恪尊敬羡慕不已。

这是20世纪20年代末陈寅恪在清华园里授课时常见的一幕。然而，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如此博学的导师，进入清华园之初，几乎遭到了校方的拒绝，如今校园中这一片独特的学术风景，差点被俗世的著作、学位的帷幕永远遮蔽。

清华国学院筹建于1925年春天。在用人之际，非常了解陈寅恪的主持国学院筹建的教务长吴宓和甫任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分别向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竭力推荐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攻梵文的陈寅恪。

对陈寅恪的学识和水平能力，吴宓和时已到任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清华国学院导师最为了解。吴宓曾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在曹云祥校长面前，竭力推荐陈寅恪的梁启超碰了钉子。

曹云祥不愿相信陈寅恪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的评价，因为他知道“读书种子”这个词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标准的华丽比喻修辞，作为校长，他必须坚持自己那套俗世流行的用人标准。曹校长问：“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云祥又问：“他有何著作？”

梁启超应曰：“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云祥摇了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听了这话，顿呈不悦之色。他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想象得到梁启超脸上的怒容，从字里行间中看到了他对校长的不屑。

“曹梁对”最后以曹云祥校长的“最终破格”而画上句号。意气风发的陈寅恪在1926年7月7日早晨抵达北京，下榻位于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的时候，他不会想到“最终破格”这四个字成了他进入清华园的通行证。在一生自负的陈寅恪心中，他永远不需要别人为他提供任何照顾，任何的降格，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耻辱。

从陈寅恪站上清华国学院讲台的那一刻起，“最终破格”四个字就失去了意义。但是，它却依稀留下了中国教育史上和文化史上的佳话，它是对学术和人才的尊重，曹云祥校长无意中为清华园留下了一座大学的经典。

曹云祥校长写下了“最终破格”四个字之后，他的心中依然笼着一片疑云。那就是陈寅恪超过梁启超等身著作的寥寥数百字，到底是哪些珠玑宝典呢？

曹云祥没有想到被学识渊博的梁启超评价至高的寥寥数百字，竟是陈寅恪1923年写给妹妹陈新午的一封家信。这封纯粹谈购书的家书无意中涉及陈寅恪的读书兴趣和研究对象及学术关注范围。一个被同时代的留德中国学生们称为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的人，在梁启超的印象中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分量。

陈寅恪在信中写道：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得不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一封纯粹购书的家信，没有涉及亲情，简短的文字中透露出了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博、杂、深、精。满腹疑虑的曹云祥校长是何时读到这封被梁启超视为超过自己等身著作的短简的，我无从得知。但我可以想象得到，曹云祥校长对陈寅恪的了解和放心，就通过这寥寥的数百个汉字完成。

1925年的春风，从清华园里跨洋过海吹拂到遥远的欧洲，在陈寅恪瘦弱的身上留下了无尽的温暖。吴宓是除陈新午之外最早看到这封信的人，吴宓立即把他刊发在《学衡》上，《与妹书》这个标题亦是吴宓所加。1923年第20期的《学衡》，一出版就让清华园里的梁任公倾倒。

从亚洲到欧洲的距离太遥远了，正在德国的陈寅恪难以感受到来自古老祖国的阳光。就在吴宓、梁启超为他进入清华园颇费心力的时候，陈寅恪仍对回国的想法屡有疑虑。即使清华国学院研究教授的聘书漂洋过海来到他手中的时候，他仍然向吴宓表示因家务羁绊不拟立即就聘的鲜明态度。只是，远在德国的陈寅恪没有听到清华园中吴宓发出的长叹：“介绍陈寅恪来，已费尽气力，而陈还迟疑不决，要办好这事真难哪！”

幸好，清华园有着极大的耐心，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大导师，也一直面朝西方翘首期盼。

一颗读书的种子，最早播种在长沙的泥土中。

1890年7月3日，初夏的长沙，赤日炎炎。岳麓山脚下通泰街的“蜕园”中，传来了一阵婴儿坠地时的啼哭声，街坊邻居们都知道，租住在这所房屋中的湖北按察使陈宝箴的长媳俞明诗夫人产下了一个男婴。由于陈宝箴正在湖北任上，婴儿的祖母黄太夫人便按照族谱排行，为婴儿取名“寅恪”。

好静多思，是这个出生在官宦人家的孩子与生俱来的性格。热闹的场所，总难见到寅恪的影子，离群独坐，常见出他的与众不同。家里的私塾开办了，童蒙未开的寅恪兴趣盎然，从门缝中窥视兄长和那些比他大的亲戚的子弟们诵读，久久不肯离去。当私塾先生听见尚不识字的小寅恪把那些艰涩的课文流水一般背诵时，惊异不已。识字之后，一个孩子的灵魂就附在了书本上，陈寅恪见书即读，不分昼夜。

这是这个后来被留学生们公认为中国读书人种子的陈寅恪人生最初的异秉。一粒良种，入土之后，迅即萌芽长叶。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阳光、雨露和养料，小苗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陈寅恪是一粒幸运的良种，他出生在家世显赫的义宁陈氏这个官宦书香世家，恰如良种落入沃土，小苗被阳光雨露照临。

陈寅恪的幸运在于有一个被称为晚清四公子之一的父亲。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上任湖南巡抚时，他的儿子陈三立辞去了吏部主事官职，全力辅佐父亲推行新政，维新变法，改革天下。办报刊，倡新学，选派留学生出国等就是新政的内容之一。时务学堂，诞生在陈氏父子新政的高潮中。这所湖南历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学校，采用的是与传统迥然有别的新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个时候，年仅六岁的陈寅恪入私塾跟随湘潭宿儒周印昆先生读书。

三年之后，变法失败，陈寅恪随父亲迁居南京。虽然遭遇了祖父陈宝箴削职赐死的重大变故，但是陈寅恪的教育并未中断。定居金陵，陈三立办起了延续他的教育理念的新式家塾。陈三立先后聘请了名流王伯沆、柳翼谋、萧厔泉担任教师。教学内容除“四书五经”之外，还大量地引进了历史、地理、数学、外文、音乐、绘画和文体等西学内容。私塾老师不打学生，学生亦不背死书。独具一格的教育方法和学习内容，让陈寅恪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养料。一颗读书的种子，承载着父亲维新变法改革天下的理想，在晚清的时光里破土萌发。

1902年3月，日本轮船大贞丸号离开南京，开往日本。未满十二周岁的陈寅恪跟随兄长陈衡恪登上了这艘异国轮船，自费东渡扶桑求学。东京弘文学院，就成了陈寅恪漫长海外求学生涯中的第一个驿站。

让后代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对于陈三立来说，这是他培养子女的必然选择。1882年乡试之时，年仅二十三岁的陈三立因讨厌八股文，公然冒犯科举，竟然用散文体答题。幸运的是，陈三立遇上了慧眼识珠的主考官陈宝琛。当陈宝琛在落第考生的试卷中看到陈三立的答题时，不禁拍案叫好，并打破常规，破格录取。

破除陈规革除旧习的陈三立将自己的精神性格人生理念移植到了子女身上，于是就有了三子陈寅恪十二岁出国求学的非常规经历。两年之后，陈寅恪同他的二哥陈隆恪一起高分考中，成为官费留日学生。在上海吴淞口码头送行的陈三立，将不舍的亲情和海外留学励志图强的希望和理想送给了远行的儿子。作为晚清时期的诗坛领袖，陈三立用诗歌记录了码头送别的情景：

风虐云昏卷怒潮，东西楼舶竞联镳。

忍看雁底凭栏处，隔近波声万帕招。

游队分明杂两儿，扶桑初日照临之。

送行余亦自厓返，海水浇胸吐与谁。

与散原老人这首《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时派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望有作》诗一同留存在时光深处的还有一幅名为《负笈东瀛图》的珍贵照片。那是到达日本之后，陈寅恪同他的兄长陈衡恪、陈隆恪的合影。三兄弟英俊年少，居中的陈寅恪的眉眼间，还透出一股明显的稚气。这幅照片不仅印在多部书中，而且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一百年前异国的阳光，照亮了一个中国少年冷峻的脸庞，并从此定格了一个学术伟人一生的模样。

维新变法，陈寅恪的祖父为此失去了生命。但是维新变法的火种并没有熄灭，经过父亲散原老人之手，革新图强的理想已经随着陈寅恪兄弟的出洋种植在了心底，这便是陈三立说的“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

自1902年3月南京码头上轮船汽笛响过之时起，陈寅恪辗转日本、德国、瑞士、挪威、法国、美国，在弘文学院、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学校度过了十八年的求学光阴，穿越了梵、巴利、波斯、吐火罗、突厥、西夏、藏、蒙、满、日、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屏障，登上了学术的顶峰。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坛上，我们仰望到了一个大师的身影。

20世纪中叶之前的大师，是一个稀有的名词。大师不是一顶廉价的桂冠，大师的背后，有着支撑起千钧重量的骨头。

陈寅恪的骨头，是他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文字。

1927年6月2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代大儒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昆明湖盈尺的死水，瞬间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这绝对和意外无关。只能说，王国维去意已定，无人能够挽回。

那天上午，王国维写好遗嘱，装入衣袋中。他的目的地离此有一段距离，他向办公室借了车资，雇了人力车，购票进入了颐和园。当他从容地在鱼藻轩抽完最后一支烟，面朝浅水，纵身一跃之时，一代大儒的遗言终于成了文化的绝响：“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在遗书中交代了后事：“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

陈寅恪赶到颐和园，他从王国维安详的遗容中看到了一个时代文化落幕的余晖。三跪九叩大礼之后，陈寅恪吟出了“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的诗句，并挥笔写下了“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的挽联。

两年之后，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陈寅恪应约撰写碑文，用简短的珠玑文字，让一代大儒的殉世之谜水落石出：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勒石成碑，陈寅恪的文字已经半世纪而未朽。八十多年的时光，已将这段碑文凝成了一个瘦弱书生的坚硬骨头，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带着风骨的大字。

独立而自由的义宁学子，他的精神和思想生长在民国的土壤中。透过海宁王静安先生身后那块沉重的石碑，我们看到了义宁陈氏的夫子之道和中华文化的绵延薪火。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赶到现场的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们，面对导师安详如生的遗容，无不哀伤悲凄。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依次用三鞠躬的方式向先生告别。最后同亡灵告别的陈寅恪那天穿着庄严的长袍马褂，他沉默无语，缓缓跪下，沉重地躬下身体，艰难地将头颅叩在冰凉的地上。陈寅恪叩头的声音撞击着在场的每一个清华学生的心灵，不待陈寅恪起身，三四十个学生，一齐在陈寅恪先生身后跪下，他们跟随着老师，用中华民族最虔诚、最庄严、最有难度的跪拜大礼表达对文化的悼念和敬意。

在王国维入殓仪式上目睹以及追随陈寅恪行跪叩拜的清华国学院学生，还在陈寅恪上海的家中见到过导师的另一种姿态。那也是一种骨头的仪式。陈寅恪的学生们，围着父亲散原老人而坐，同晚清中国诗坛的领袖亲切交谈。而他们的导师陈寅恪，则毕恭毕敬地站在父亲身边。在学生们惊异不解的目光中，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在父亲的声音中，就那样恭敬地站着，不知疲倦。在陈寅恪始终站立的身姿中，学生们看到了千年儒家传统的复活。

这是时间独立没有生活关联的两个细节。一跪一立，陈寅恪无意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和个体的人格风范，在这个非戏剧的生活情景中，所有的观众都是陈寅恪的学生。只不过情景的展示地点南北相距千里，一是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边，一是上海他的家中。真实的生活情景，用一种非审美的深刻方式，让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们，在心上烙下了王国维纪念碑上的文字。

就在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中耸立起来的时候，沉重的陈寅恪也用轻松的嘲讽影射了当时的世态。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昔年留德时有过往来的罗家伦，就是陈寅恪不留情面的嘲讽对象：“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石头记》中刘姥姥，《水浒传》里王婆婆。他日为君作佳传，未知真与谁同科。”

这是1929年的陈寅恪，那个时期的书生，眼睛尚未遭到时光的重创，他用如炬的目光，穿透了此后岁月的阴霾。谁敢否认，他的《阅报戏作二绝》，不是八十年后我们当今的人性描画和病态的写照。

在我见过的所有陈寅恪的照片中，大师无一不是瘦骨伶仃的模样，在他七十九年的人生中，他似乎永远都没有强壮过、健康过。没有人想象得到，最坚硬的骨头，竟会以一种病态的表象呈现。即使在他目瞽脚膑的晚年，在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的骨头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钙质流失。相反，他的骨头在政治的敲击下，訇然发出金属的镗鞳之声。

这是1953年的冬天。饱经颠沛流离之苦刚在温暖湿润的广州落脚喘息的陈寅恪拒绝了章士钊、张奚若、周培源等朋友建议他应政府之邀进京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好意。11月21日，他曾经的学生和助手，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携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兴致勃勃地走进了中山大学校园内的陈寅恪住宅。

作为陈寅恪最得意的门生，汪篯没有料到竟遭到了老师的怒斥。愤怒不已的陈寅恪发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指责，又提出了北上京城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见证了这场惊世骇俗的谈话的冼玉清和黄萱两位陈寅恪的助手，都对陈寅恪的态度和决断提出了劝说，陈寅恪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又说，“如果答应了我的条件，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陈寅恪义正词严说这番话的时候，二十多年的光阴倏忽闪回，他一瞬间回到了清华园中。新旧两个时代，对于他来说，都在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和维护中转换。

新中国学术史上最著名的科学院事件的谢幕，最终由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形成了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这篇结构严谨、深思熟虑的口述文章，通篇闪耀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光辉。

十天之后，失望的汪篯带着深深的遗憾踏上了复命的归途。学生的离去，表明了陈寅恪向北京关上了遵命的大门。这一年，陈寅恪的生命已经跨进了六十三岁的门槛，他以一个饱经沧桑的历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展示了他孤瘦的傲骨。

四十年后，季羡林先生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一次演讲。作为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先生用“爱国主义”概括了老师的一生。“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季先生已经追随他的老师走了，但是，他的断言却依然活着。

写到这里，我又一次想起了清代诗人赵翼描述陈寅恪的父亲散原老人的诗：“江西诗派江西人，大都少肉多骨筋。庐山亦复犯此病，青孱片片摩青冥。”

父子两代，一脉相承。

庐山的宿命

庐山，坐落在江西北部，一面临江，一面环湖。这座名山是现实中的客观存在，但是，对于义宁陈氏来说，有可能是一个隐喻和一种宿命。

1934年，在庐山松门别墅度过了六年时光的陈三立见证了庐山植物园的成立。作为文化名人，散原老人应邀参加了庐山植物园成立盛典。

两年后，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植物学家陈封怀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庐山，他踩在祖父散原老人留下了足印的土地上，在庐山植物园开始放飞他作为中国植物园创始人的梦想。中国无植物园历史的终结，就在此时同义宁陈氏密切关联了。

庐山位于义宁之东，距义宁竹塅仅两百公里。到陈封怀上庐山开创中国植物园事业时止，义宁陈氏与庐山的缘分，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

陈小从在《义宁陈氏四代人之庐山情结》一文中写道：“若要追踪义宁陈氏之庐山缘，上推若干年代有位老祖宗陈旺曾隐于庐山，后来迁居浔阳县太平乡，为宋之江州义门陈氏之始祖。这一线‘山缘’不绝如缕，直到我们这房‘义宁陈氏’又接下了老祖宗之衣钵，与山灵之情谊‘水乳交融’，历时四代。”

在陈小从的叙述中，陈宝箴的庐山情缘可通过他的《陟庐山顶，旷然有高世之想，举酒作歌》等诗作体现。在罢黜湖南巡抚之前，陈宝箴还在庐山脚下的陶渊明故里购得一块山地，以备作退隐之所。

出于女儿陈小从养病的需要，陈三立次子陈隆恪离开武汉，一家三口上庐山牯岭租屋居住，其时是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这是义宁陈氏家族最早定居庐山的开始。一年半之后，陈三立被儿子迎养上山，开始了他同名山的六年缘分。散原老人同庐山结缘之后，庐山便成了陈氏家族活动的中心。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陈登恪，寒暑假都在庐山陪同父亲度过，而散原老人的二女陈新午和女婿俞大维，更是庐山的常客。后来，陈三立用江西省政府补偿陈寅恪的留学款项购买了位于牯岭河南路1129号的一幢别墅，供家人居住。1932年秋天，陈三立八十寿诞，散原老人后人数十人云集庐山祝寿。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也专门请假上庐山为父亲贺寿并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兄弟姐妹及亲友团聚。这次陈氏家族的大团聚，见证了这个文化大家族与庐山的缘分。

时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的陈封怀作为陈三立的孙子参加了祖父的盛大祝寿活动。所有人都不会料到，四年之后，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学成归来的植物学家陈封怀，再上庐山，成为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的植物园事业，为庐山奉献了近二十年的青春。而且，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的陈封怀在广州病逝之后，他又回到了庐山，中国科学院、江西省科委和庐山植物园为他在庐山植物园的松柏园内建造了陵墓，让义宁陈氏家族继续庐山的情缘。

陈封怀回归庐山，似乎并不是义宁陈氏家族同庐山的最后缘分。陈封怀的墓地，离牯岭的松门别墅相距不远。抗战结束之后，遭到战火创伤的庐山植物园百废待兴，陈封怀居住松门别墅，每天步行去植物园上班。从牯岭松门别墅至植物园的小路，至今还可寻觅到他的脚印，那一串串不尽的脚印，似乎寄予了一种期待。

陈封怀终于等来了他的三叔陈寅恪。

陈三立八十寿诞大庆的那段日子，陈寅恪在山上住了十多天，同众多亲友一同游览了仙人洞、黄龙寺、含鄱口等多处名胜。在众多的晚辈中，由于年龄和工作经历的关系，陈寅恪同陈封怀关系最为密切。

陈寅恪执教清华为国学院导师之时，陈封怀也来到了清华大学，担任助教。吴宓日记中有“晨七时，至麻豆腐作坊陈宅，偕胡牧、陈封怀同乘电车、人力车归校。宓导陈封怀至南院见寅恪”等多处记载。叔侄俩在庐山相见，在散原老人八十寿庆的宴席上言欢。兼有为静生生物研究所建植物园探勘园址使命的陈封怀，在风景秀丽的含鄱口远眺碧波荡漾白帆点点的浩渺鄱阳湖时，心情大好，他和三叔久久为脚下这片山林陶醉和流连。

这是陈寅恪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庐山相晤，他留恋含鄱口这片日后成了中国第一所植物园的土地。作为一个洞察社会的学人，他看到了遥远历史深处的时光图景，但是，他没能预测到庐山这座名山与他，与陈封怀，与义宁陈氏家族未来的宿命。

因为父亲、母亲和兄长长眠在西子湖畔，杭州这个美丽的城市就成了恪守孝道的陈寅恪虚拟的故乡。如果权力能够批准，他一定会立即启程。但是，历史注定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1969年10月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辞世之后，他的骨灰暂寄在广州银河公墓。三十四年中，先生一直没有闭上他那早已失去了光明的眼睛。历史能够找出许多条拒绝的理由，但却没有任何一条理由具有哪怕一点点人性的温暖。在等待了漫长的三十四个年头，西子湖畔关上了冰冷的大门之后，庐山，这座与陈寅恪的故乡义宁近在身旁的名山，这片安寝着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遗骨的土地，表现出了文化的敬意。

2003年6月16日，在异乡期盼了三十四年的杰出学人陈寅恪先生和夫人唐筼的骨灰在庐山植物园入土安葬。先生之墓与他的侄儿陈封怀墓为邻。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题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一生的理想与追求，深深地雕刻在巨大的冰川石上。冰川石是庐山最高贵最长寿的物质，它先于人类多个世纪到达这个海拔。用它做学术和人格的墓碑，独立和自由就可以永固和不朽。

国学大师魂归故里，使庐山这座与义宁陈氏家族有着悠久缘分的名山增添了万钧的分量，庐山的高度，从此将鹤立群山之巅。陈寅恪和陈封怀，两个杰出的文化名人，在三十四年之后的重逢，此刻已经超越了血缘亲情的意义，它成了上帝的安排，成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中华文化的宿命。

自雍正八年陈公元在护仙源停住迁徙的脚步结庐而居以来，义宁陈氏已经有了十代的繁衍历史。二十多年来，我不止一次进山，在陈寅恪的先人们生活过的土地上寻找。满目青山，已经找不到了一根蓝草。我想，护仙源的蓝草，已经随着陈宝箴入京会试的脚步一起离开了义宁，此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散布在北京、河北、湖南、江苏等曲折幽远的路途中。蓝草的命运，也许是一个家族的命运，也是一种文化的命运。

我居住了十七年的这座南粤城市，最早也因一种草而命名。这种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生长出来的草，有着王公贵族的血统，“上莞下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

这些千年前的文字，真实地记载了莞草的荣耀和繁华。百年前的粤人，行走异地他乡时，包袱中必不可少的就是一袭温暖柔软可以折叠而且出自妻女之手同时还沾着亲情乡土气息的莞席。

如今，莞草成了东莞人一个遥远的梦，而义宁护仙源中的蓝草，也已经成了一代人心中朦胧的记忆。任何高贵坚硬甚至可以生长骨头的东西，都逃不脱式微的命运。它们只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成为一种文化的标杆。从时间的意义来说，蓝草和莞草都具有血缘的联系，它们如今的消失，我把它当成一种自觉的隐匿，它们生长在今人看不见的地方。修水和珠江流经的地理，便是它们的秘密指向，它柔软的姿态，摇曳在《诗经》古老的行距中。

义宁的源头，流经数百年，最终在庐山汇聚，并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骨，矗立起了一面文化的大纛。渐行渐远的义宁陈氏世家，为一个民族奏出了时代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