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长衫

一

任何一所学校的开学，总会选择一个特殊的日子。从北平逃难来到长沙的长沙临时大学，选择了11月1日作为它的开学日。在1937年这个寒冷阴晦的日子里，庄严的开学仪式被恐慌取代了，铺展在学校草坪上的巨幅美国星条旗并未给师生们带来安全感，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毫无隐瞒地彰显着长沙临时大学的临时性质。

三个多月前，“七七事变”中的侵略者就用铁蹄踩痛了中华民国的神经。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立刻登上庐山，在阴凉如春的牯岭召开了一次决定战时中国教育命运的谈话会。蒋介石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明确，主题即是：面对已经无法通过外交方式阻止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应该如何抗战，中国的教育文化如何在蔓延的战火中保存。

参加谈话会的均是社会各界精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文化名人看到了国家领袖一夜之间长出来的白发。

日本军队进入天津的时候，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入城之后，侵略军还遭遇了夜袭，手无寸铁的南开大学学生，不畏强暴，向日本军人表示了不屈和愤怒。遭受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之后的南开校园，被侵略军视为反日基地，最后焚毁在日军用稻草与煤油点燃的烈焰中。

蒋介石在谈话会上见到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战争夺去了一个教育家的平稳和持重，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张伯苓老泪纵横，声音哽咽。这个一手创办私立南开大学，终生以教育为理想追求的大学校长，已经把与他私谊深厚的国家领袖视为中国抗战的全部希望，他痛苦而坚定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蒋介石的心情在张伯苓的眼泪中逐渐沉重起来。沉默许久，蒋介石缓缓地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但是，有中国，即有南开！”

西南联大这张蓝图，就是在庐山谈话会上被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勾画了一个朦胧的轮廓。谁也没有想到，这张蓝图的第一页，竟然只有两个字：长征。

在历史的教科书上，在以后人们的印象中，“长征”这个词只与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万里战略转移相关。那场发源于1934年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指挥的红军用从江西至陕西延安的万里跋涉，逃出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并从此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历史进程。

汉语词汇的意义，和政治决策及人的命运紧密相连。“长征”这个动词意义所指的扩展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明。鉴于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于1938年4月2日通过决议，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从湖南长沙至云南昆明之间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距离，此刻就用“长征”这个动词横亘在长沙临时大学所有师生的面前。一个想象中的词汇，突然间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感受了。

山水阻隔，道路险恶，距离，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距离，在11月1日临时大学开学时还是一个纸上的概念，到了24日，这个数字就变成了生命的紧迫。11月24日，日本飞机在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投下了六枚炸弹，火海中，三百多人死亡。临时大学师生全部幸免，但却饱受了惊吓。鲜血淋漓尸首残缺的场面让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师生们第一次触摸到了死亡的冰凉。

《国立西南联大校史》记录了一所大学在战争逼迫下迁徙的轨迹，它让我想起了战争影片中地图上的线条和箭头符号。第一批六百多人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辗转坐船到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到达蒙自和昆明。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教授则率领第二队人马，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进入河内，再从滇越铁路转乘火车抵达目的地。真正体现了长征艰难、危险、辛苦、漫长内涵的则是第三路人马。这支由二百九十名学生和十一名教授组成的长征队伍，用“湘黔滇旅行团”的休闲幌子作了艰险困苦的掩护。战争造成了乱世，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指派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担任参谋长。在张治中主席的重视和关心下，湖南省政府给湘黔滇旅行团的每一个成员赠送了军装制服、干粮袋、水壶、雨伞和黑色的棉大衣。打着绑腿，排着长队的西南联大师生行进在漫长的乡间小路上，犹如一支出征的军队。

黄师岳中将把湘黔滇旅行团编成了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十八个小队。除了大队长分别由邹镇华、卓超两个教官担任外，中队长和小队长全部由学生出任。

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李继侗，清华教授闻一多、袁复礼，北大教授曾昭抡和许维遹、李嘉言、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王钟山六位教员是这支长征队伍中的成员。艰苦的步行彻底消除了名教授和学生的区别，夜宿晓行、土匪骚扰、饥渴交迫、雨雪阻挡、奇风异俗，漫长的旅途让这些活在文字中的书生感到前程莫测。一千六百多公里的道路一天比一天沉重，疲惫和饥渴让他们体验到“长征”这两个普通汉字超越了书本之后的现实意义，有些学生联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途中的红军，知识丰富的学生知道，他们脚下的小道，和1934年长征的红军所跋涉的路是重叠或者交叉的。果然，湖南桃源通往黄平的土路上，师生们看到了坚固的碉堡和土墙上的反共标语，这些蒋介石的军队堵截和追赶红军的遗迹，恍如昨日，真正让这些读书人看到了路途的漫长。

步行，所有的时光都消耗在崎岖的小路上，上路之后，人就变成了走路的机器，没有谁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吃，晚上将在哪儿住宿。在黄师岳中将的指挥中，学生们终于发现了秘密，黄师岳将军展开那幅宽大的军用地图，从长沙到昆明的所有山峦、河流、村庄、道路，甚至水井、屋场、桥梁，都隐藏在那张坚韧的纸上，是这张标注了无数记号的地图，让湘黔滇旅行团不会迷路。

七十多年后，后人依然可以在历史的故纸中看到长征中的一些片段。

就寝之际，大队长忽召开分中队长会议，言团长转接军校情报，有匪百余人，今晨渡过沅江，正向此间窥进，似有意于吾人（余等及军校）。团长意欲余等轮流警戒，同时指定一集合所，以备必要时集合，然大队长意思，余等空手赤拳，而欲抵抗或警戒，均等于白送死……如匪意在我们，也只有与之婉言相商，要什么拿什么好了……吾人仔细考虑，觉得还是如大队长说的，做一次羔羊，避免无谓牺牲为上策。

民国时期，湘西边界土匪蜂起，地痞流氓臭名昭著，旅行团一路上见过了许多绿林土匪，只是由于旅行团人多势众，又有国军的衣服掩护，才一次次地化险为夷。最为关键的是，战争经验丰富、作风正派、严于律己的黄师岳将军，通过让当地士绅打招呼，贿赂或用布告形式告示沿途豪强等多种手段，让惊险万状的匪路上一路平安畅通。

三月的天气，和平时代当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可是在战乱频仍的民国，却是风雨冰雹。1938年3月6日，也是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后的第二十六个日子，师生们被一场大雪困在了沅陵。

沅陵几家破败不堪的小旅店，成了湘黔滇旅行团的避难所。黑夜漫长，师生们烧炭取暖，用沉默的心思打发漫天的风雪和寂寞的长夜。白天他们见到石牌坊上“皇上万岁”的大字，石头一样地压在他们的心上，想不到，已经死去了二十七年的帝制，依然像烛光一样在偏僻的乡间摇曳。黎明时分，师生们听到了一阵歌声，一个深沉的男低音，用英语把《胡安妮塔》和《桑塔·露西亚》两首美国歌曲，撞击在大家心头。那是诗人闻一多教授，用他的激情，点燃起了大家心中的火苗。

其实，闻一多的歌声里，更多的是喜悦和高兴，有几个学生已经听出了闻一多歌声里包含的内容。在沅陵这个寒冷闭塞土匪出没的地方，诗人闻一多见到了新文学作家沈从文。

那个时候，沈从文住在他兄长刚盖起来的新瓦房里。室外天寒地冻，屋内，却温暖如春。围坐在温暖的火塘边，沈从文用美味的狗肉招待了来自远方的客人。乡间的烈酒，让他们的热血沸腾起来。

见到你，是我这次旅行的收获啊！诗人举起酒杯，相敬小说家。

在烈酒与友情的陶醉中，闻一多想起了出发时学生的疑惑。他们说：“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矩坐车、乘船经广州、香港、越南然后舒舒服服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再者，你这大年纪，吃得消吗？”

闻一多笑了。他知道自己蓬乱的头发、茂密的胡须掩盖了他的真实年龄。四十岁的闻一多，自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祖国的大好河山时，就蓄起了胡须，他发誓，抗战胜利之日，即是剃须之时。“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

沈从文也知道，如果不是异族侵略，他和这个热情奔放的诗人，是无缘在穷乡僻壤的沅陵相见的。

1938年3月，小说家沈从文正在沅陵写他的《湘西》。在湘黔滇旅行团师生们眼中贫困苦难充满了危险的沅陵，在沈从文的笔下却展现了美好温馨的一面。沈从文写道：

这种人并不因为终日劳作就忘记自己是个妇女，女子爱美的天性依然还好好保存。胸口前的扣花装饰，裤脚边的扣花装饰，是劳动得闲在茶油灯光下做成的。（围裙扣花工作之精和设计之巧，外路人一见无有不交口称赞）这种妇女日常工作虽不轻松，衣衫却整齐清洁。有的年纪已过了四十岁，还与同伴竞争兜揽生意。两角钱就为客人把行李背到河边渡船上，跟随过渡，到达彼岸，再为背到落脚处。外来人到河码头渡船边时，不免十分惊讶，好一片水！好一座小小山城！尤其是那一排渡船，船上的水手，一眼看去，几乎又全是女子。过了河，进得城门，向长街走走，就可见到卖菜的，卖米的，开铺子的，做银匠的，无一不是女子。再没有另一个地方女子对于参加各种事业各种生活，做得那么普遍那么自然了。看到这种情形时，真不免令人发生疑问：一切事儿几乎都由女子来办，如《镜花缘》一书上的女儿国现象了。本地的男子，是出去打仗，还是在家纳福看孩子？

闻一多在沈从文兄长那座被称为“芸庐”的新屋里住了五天。担心土匪骚扰，湘西人沈从文一直将队伍送到了湘黔交界的晃县。闻一多紧紧握着沈从文的手说，我在昆明等你。

土匪是黄师岳将军心中的一块石头，随着一千六百多公里的长路在脚下一点一点缩短，黄将军心中的石头，渐渐地轻了起来。队伍进入云南地界的时候，黄将军甚至轻轻地哼起了小调。那天晚上住宿平彝县，县长命令宰了几头猪，用丰盛的晚餐款待这支风尘仆仆的队伍。

晚餐之后，黄将军知道了饭菜的真相，顾县长用摊派的手段，下令当地老百姓每户征收一元钱，用于款待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黄将军愤怒了，这种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让他的头发竖了起来，他想发作，突然间，他想起了脚下这片土地，已经不是湖南张治中主席的地盘，这是云南王龙云主席的天下，他没有资格对龙主席的部下发火。

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黄师岳这个名字陌生得如同银河里的星星。我在团结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中找到了这个军人的蛛丝马迹。这个对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部下忍让熄灭了怒火的军人，抗日战争中任十三游击纵队司令，在敌后对日军作战。1948年辽沈战役中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以一种失败者的形式结束了他的中将生涯。

黄师岳这个在我的印象中无比高大光辉的传统国民党军人，在平彝县长向百姓摊派钱款用以招待湘黔滇旅行团师生的恶劣行径中，勃然大怒。他从自己的行囊中，掏出三百块钱，让顾县长如实退还给老百姓。

黄师岳将军的故事随着湘黔滇旅行团师生安全到达昆明而结束。4月28日上午8时，旅行团集合，黄将军向师生们作了最后一次讲话。黄将军要求所有人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列队进城。一身戎装的将军，走在进城的队伍前头，他老远就看见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率领联大师生，举着欢迎的大旗，热情地迎接这支长征队伍。

在昆明城北的圆通公园那个令所有师生难以忘怀的交接仪式上，黄师岳中将正步向前，向梅贻琦校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个眼晴有些湿润的军人，一字一句地说：“我在长沙时从你手中带走了两百多人，现在一个不少地交还给你！”他拿出名单，面向队伍，大声说：“现在开始点名，请点到名字的学生大声回答！”

梅贻琦校长心中有股暖流在四月的昆明涌动，他没有想好，该用什么得体的语言感谢护送了他的学生一千六百多公里六十八天的军人。只听到旁边的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挥起手臂，喊起了口号：“伟大的中华民国万岁！”

西南联大师生们以湘黔滇旅行团的名义走过的一千六百多公里长征于4月28日上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黄师岳将军与师生们的联系还没有结束。

一个月后，黄师岳将军在长沙接待了一个来自昆明的陌生人，那人呈上了一封西南联合大学的信函，还有一只金表和五百元的川资。信中的文字让铁石心肠的军人的心温热柔软了，原来他一路护送的辛苦仍在西南联大师生们的心里装着，这些礼物，就是西南联大对一个正直军人的感谢。黄将军没有多想，握枪的手拿起了笔，他在信中对蒋梦麟、梅贻琦两位西南联大常委说：“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到滇承招待慰劳，反使内心感与愧，并所赐纪念像，谨什袭珍藏，永远存念以纪此行。至赠送金表一只及川资五百元，在公等为诚意，在师岳实无法受，均原璧交来人带回矣。”（郭建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个历史细节，让作家岳南先生感叹道：“此事仅过七十年，却是今非昔比，遥不可及。观之今日之世风，黄师岳中将当年之人格风范，令人不胜感慨。”

我在书桌前坐下，黄师岳将军说话的声音突然穿透纸背到达了我的身边。我一次一次地恍惚，仅仅七十多年过去，黄将军这样的人物就已经绝种了，他在西行路上所做的一切，不知是否能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容？

六十八天的行军和一路上的观感，让诗人闻一多产生了对穷苦百姓的同情，他的思想如同一粒等待春天的种子，在冬天的土壤中悄无声息地酝酿。四年之后，他带着诗歌的悲悯情怀，转向了政治，他愤怒激烈地控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最终倒在了国民党特务卑鄙的暗杀下。

美国学者易社强将西南联大的长征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进行了关联比较，他做出了如下结论：“毛泽东率领红军从江西开始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与此相类，从长沙出发的长征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这是一次坚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此后是八年患难，因此这次长征就成了中国学术共同群策群力的缩影，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出版）

二

抗战时期，大半个中国紧张、危险、混乱，这种情绪流行病毒一样感染到了后方昆明。

1938年的蒙自，只有一条小街，街上有一家银行、一所邮局和几家小商铺。联大的教室设在海关大楼，老师们的宿舍则租用了哥胪士洋行，那是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有熟铁建造的阳台。为了生活上的方便，吴宓又和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等人在校外租了一幢西式楼房，而潘光旦、冯友兰等人也都租到了更安静的房舍。

和陈寅恪一样，闻一多是坚守在哥胪士里的人。除了吃饭上课，闻一多便不下楼。郑天挺与闻一多相邻，饭后邀请他去散步，说总是用功，何妨一下楼呢？闻一多总不响应。于是教授们便给他取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联大分校附近有一片空地，学生们经常租着当地人的马，在那里驰骋。教授们不知道蒙自是有雨季的，六月初的一场大雨，把那片空地变成了一个湖泊。往日那些不起眼的树木，在水的映衬下婆娑多姿，远处矮山青黛，夕阳落在湖中，金光粼粼。这个时候，教授们才知道，南湖，是蒙自一处固定的风景，堤上石碑所刻“秋至杨生”四个大字，原来是一处奇异风景的写照。

蒙自，多年前被人种下了一粒诗歌的种子，此刻在“秋至杨生”的风光中萌芽了。哲学系学生刘兆吉和中文系学生向长清，联合了一批热爱缪斯的学生，成立了南湖诗社。闻一多、朱自清教授，成了诗社的导师。周定一、赵瑞蕻、林振述、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王般、陈三苏这些名字，从此就经常出现在以壁报形式出版的《南湖诗刊》上。

“南渡”，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悲伤的动词，这个词的疼痛，深入到了中国人的骨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冯友兰说：“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南渡”这两个汉字，高度浓缩了国破家亡的悲痛。

那一天，冯友兰同几位同事来到二贤祠，堂中牌匾上“一会千秋”四个字让他触景伤情，他在泪眼朦胧中看到了朱熹和张栻当年在此聚首的影子。这个日后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撰文的学者当即流泪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南湖诗社的学生们，读到了冯友兰教授的伤心之言。他们虽然写的是新诗，但当朱自清教授在诗歌朗诵会上用深沉的声调表达国破家亡的情感时，大家都流下了热泪。韵文诗和散文诗，第一次在国恨家仇面前同舟共济，彻底消除了形式、平仄、音韵的界线。

闻一多、朱自清都是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理所当然受到了诗社学生们的拥戴，而以维护文言尊严，反对白话诗的《学衡》派主将吴宓，学生们便同他保持了新与旧的距离。当诗社的成员们看到吴宓教授站在壁报前轻松的身影时，他们感到了保守者可爱的一面。十几年后，当刘兆吉同吴宓教授谈及往事，对诗社没有请他作指导老师表示歉意时，吴宓教授竟哈哈地乐了。这个坦率正直的书生说，自己从来不反对白话诗，而是不喜欢迎合那些不像诗的白话诗。用白话写诗，并非从西南联大开始，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都是优秀的白话诗。吴宓的寥寥数语和君子风度立刻让刘兆吉心悦诚服，老师往日的刻板严肃印象荡然无存，他对用韵文写的古体诗和用散文写的新诗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

1938年的西南联大，民国二十七年的现代诗歌，最受南湖诗社学生们喜爱和崇拜的却是一个外国人。那是一个高鼻深目的英籍学者，这个中文名字为燕卜荪的浪漫主义诗人，空闲时经常独自一人在蒙自的野外游荡，与孤独为伴，在联大的课堂上却一丝不苟，霍普金斯、奥登、艾略特、叶芝等等，如数家珍，莎士比亚的作品，一字不漏地化作清泉从他嘴里流出来。在燕卜荪的影响下，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充满了现代意味和英国特色。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以南湖为象，展示个人内心的家国情怀：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让湖风吹散我的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查良铮，这个日后以穆旦的笔名闻名中国诗坛的学生，他的现代诗此刻以一种沉静的姿势在联大课堂和诗歌壁报上萌动。《我看》《园》两首诗独现了他的清新和鲜活，随后，香港的《大公报》副刊和昆明的《文聚》就成了他展示诗歌才华的舞台。一颗明星升起，它的光芒照耀了中国诗坛。穆旦此后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那些刻骨铭心的战地生活成了他诗歌的表现对象，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过人的诗歌天赋，让“穆旦”这个代表了现代诗歌的名字，从西南联大走向了文学史。20世纪80年代之后，穆旦诗坛地位看涨，他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蒙自是一个静谧的地方，没有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教授们的业余生活便多了一份闲适。晚饭后的散步，成了书生们每日的功课，连体弱多病、双目近盲的陈寅恪教授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集体的队伍。

我在一幅黑白照片中见到了1938年夏天的刘文典。那天晚上，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同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和吴宓结伴散步。在郊外的一片朦胧中，刘文典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号啕哭泣声。一贯痛恨男尊女卑思想的刘文典，立刻加快了脚步。他看到了一幅让他愤怒的情形，那个汉子落在女人身上的拳头，仿佛砸在了他的身上，让他感到了疼痛。他冲上前去，吼了一声。那人回过头来，看了刘文典一眼，“我打自己的婆娘，关你的球事？”在那个弱女子的鬼哭狼嚎中，刘文典彻底愤怒了，他冲上前，啪啪扇了男人几个耳光，骂道：“你不看看我是谁，在蒙自这块地盘上，还有我管不到的事！”那汉子被刘文典的话震慑了，对方的长衫和北平官话，让他感到了惧怕，他不再理论，拔脚就跑了。

一个文弱书生的豪气和仗义让陈寅恪和吴宓忍不住笑了，胜利了的刘文典脸上也露出了得意。谁也没有想到，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女人，突然披头散发地冲了过来，对着刘文典又抓又扯。“我男人打我，关你屁事！你凭什么打我男人？”刘文典还在愣怔，脸上脖子上就被女人抓出了道道伤痕，女人的指甲锋锐，瞬间就让猝不及防的刘文典教授成了挂彩的伤员。

陈寅恪、吴宓和几个正在散步的联大学生赶紧上来，架住了那个老虎一般狂躁的女人。在别人的掩护下，民国十七年在安徽大学学潮中敢同蒋介石打架的愤怒书生，灰溜溜地逃跑了。学术上的强悍者，却不是一个乡村女人的对手。

后来，学问渊博的刘文典突然想起了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有夫殴妇者，甲见其已甚，为不平，殴其夫。妇见甲殴其夫，还同夫殴甲。甲言：‘为尔出气，反同殴我。’拉以见易太守评理。太守批其词云：‘福州剪子云南刀，广东茶铫苏州绦。’掷示两造，两造不解。易太守又云：‘打得好，打得好！’”明白过来的刘文典终于笑了，原来还是书生之见啊！

蒙自南湖的这道独特风景，易社强先生有过一段描写：

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手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仁’了吗？”

钱穆的这些话，不知能否为刘文典教授被妇人打骂作为一个注脚？

三

刘文典5月22日才到达蒙自，他到达蒙自的时候，联大已经开课了。

没有人知道，为了及时赶到蒙自，刘文典一路上吃了多少苦楚，遇到了多少波折。

看到刘文典的第一眼，陈寅恪教授以为那是一个乞丐。陈寅恪教授眼中的刘文典，衣衫褴褛，满面黧黑，头发脏污蓬乱，他手中拄了一根棍子，肩上搭着一辨不清了本色的布包袱。饥渴中的刘文典，步履不稳，一阵风都能刮倒。刘文典第一眼看见了校内操场上飘扬的国旗，他扔了手中的木棍，理了一把头发，拍去了长衫上的灰尘，面向国旗，三次鞠躬。刘文典抬起头来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

北平一别，已近一年。见到陈寅恪、吴宓、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钱穆等同事，刘文典百感交集，他对梅贻琦说：“我来晚了，请立刻安排我上课吧。”

这个时候的刘文典，想到的只有上课，虽然他精心收藏的几大箱图书和手稿都在战乱中遗失了，但他对学生说，我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四年后，因为离开联大去普洱磨黑为盐商张孟希作亲人的墓志铭，挣了些润笔和烟土，被一个屋檐下的同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坚决辞退了。

闻一多与刘文典的矛盾冲突，在西南联大的背景下无法调和。刘文典伤心地离开了那些熟悉的同事和朋友。

若干年后，刘文典的同事王力教授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段为刘文典求情的介绍：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作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不当汉奸”，这四个字的分量，对于21世纪和平时代的我们是无法体会的。日本侵华时代的一座大山，在我们这个轻描淡写的时期轻如一羽鸿毛，没有人可以理解刘文典见到国旗时鞠躬流泪的悲欣交集。由于家务事拖累，刘文典没有随同清华大学的同事们集体撤退离开北平。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刘文典一边在北池子骑马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宅院内埋首学问，一边寻找逃脱的时机。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建立之后，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那些失去了骨头的人，拼命网罗人才，为投靠主子积累资本。已经当了汉奸的周作人几次来到刘文典的住宅，游说他出任教育机构的伪职。周作人诱惑说：叔雅兄的《淮南鸿烈集解》誉满学界，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到“维持会”做事，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刘文典严词拒绝说，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安禄山的诗人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周作人悻悻地走了，又有几批人接踵而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游说刘文典加入他们的附逆行列。

这些人在刘文典面前碰壁，几乎不值一提。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字管廷）在冀东日伪政府谋了一个肥缺，当他兴致勃勃地在家中的餐桌上告诉兄长时，刘文典勃然大怒，当即摔掉筷子：“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并愤然站起，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自今日始另择新居！”

在刘文典的骨头面前，日本人的刺刀都失去了硬度。附逆者们退下去了，日本军人杀气腾腾地上门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强行搜查他的寓所，抢走他的书信字画。刘文典却穿上袈裟，昂首抽烟，冷眼相看，不发一言。翻译官呵斥他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让他用日语回话。刘文典冷笑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在白色恐怖下，刘文典托外国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化装打扮，独自一人逃离了北平，从天津乘船至香港越南海防，辗转两个多月才进入云南境内。数千里颠沛流离，千辛万苦，都是为了不当汉奸！

侵略者的刺刀是检验一个人骨头硬度的最有效工具，这一点，刘文典比闻一多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在磨黑事件中为刘文典说情的王力教授用了“爱国”这个词作为辩护，可惜的是极端愤怒之下的闻一多并没有为此打动，最终他让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离开了西南联大。

痛恨被土司的金钱和烟土吸引，擅离教学岗位的刘文典，从而坚决辞退教职而获胜的闻一多教授，也是一根有气节的骨头，后来他倒在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子弹下，就是人格的最好证明。但是他显然没有完全理解王力等人用“爱国”这个词表明刘文典面对日本人刺刀时的勇气的内涵。

我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者，目睹过皮鞭抽打绳索捆绑的严刑，也看见过人的卖身求荣和自首变节。我曾经设身处地地想过，在1937年的北平，面对同事的引诱和日本人的刺刀，我能否不弯下自己的腰身？这是一个我至今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风平浪静的和平环境里，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丧失了自己的尊严。

为了保证人格骨气的刘文典不顾生命危险逃出了北平，但他仍在为那个后来被我们尊称为“知堂老人”的周作人担忧。几个月后，刘文典在昆明见到了晚到的西南联大吴晓玲教授，便问起周作人的景况。当听到周作人仍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留在北平时，气愤地长叹了一声。“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刘文典的吸食鸦片，源于他的长子刘成章参加北平爱国学生为敦促国民政府抗日的卧轨请愿行动，因感染风寒而死。家人用鸦片化解他晚年丧子的悲痛，不料一吸成瘾，不能自拔。

鸦片是人类公认的毒品，鸦片对人的伤害和摧残，深入骨髓。刘文典在鸦片毒害下的形象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已成一个负面的典型，所有文章的描写中，刘文典教授均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鸦片烟鬼。

知堂老人周作人晚年在《北大感旧录》中有过一段对他的旧日同事刘文典的描述和简单评价：

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菽通，尗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能择言，自以籍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之父母，令人不能记述……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1935年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上有一篇《教授印象记·刘文典》的文章则描画得更为可怖：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读惯了中国现代小说中人物外貌描写的脸谱化，在这些纪实性的描写中，刘文典活生生就是一个反面人物。

在来自民国的图像中，我经常见到知堂老人周作人的影子，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文化汉奸，脸颊丰盈，相貌堂堂。即使那幅他被控汉奸卖国罪押入法庭受审的照片上，周作人也长衫齐整，神情自然，步履不乱，完全就是一幅正面人物的形象。

历史终于在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坚硬的骨头，被衣衫掩盖着，还有五官和皮肉，深深地遮盖着骨头的真相。只有在生死攸关的特定情境下，骨头才会冲破皮肉和衣服的阻隔宣示自己的硬度，才会在死亡面前发出铮铮的声响。

战争是打乱生活秩序的罪魁。由于日机轰炸，西南联大的教学便不能正常。刘文典住在昆明市郊的官渡，远离学校，但他却从不缺课。“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这句话，刘文典不知讲了多少遍。

抗战胜利，刘文典也老了。但是他在战争年代说过的话却没有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不安排上课。刘文典满脸不高兴，他表示：“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同样的话，西南联大的另一个教授陈寅恪也说过。在一封写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剖白个人心迹说：“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

磨黑事件影响了刘文典的终生。由于闻一多的坚持，刘文典离开了西南联大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北返，刘文典成了一个为别人送行的伤心者。从此以后的北平和北大，只在他的梦里出现。

四

1938年的西南联大，有四个学院，即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师范学院，则是1938年秋天根据教育部的通知组建的。

战争来临，一个国家手忙脚乱，昆明虽大，一时也无法安放下西南联大所有学生的课桌。理学院，租用了大西门外的昆华农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作校舍，拓东路上的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和江西会馆，则作了工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则设在了三百公里外的蒙自。

校舍紧张带来了不便。但是，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芩三常委胸中，却有一张蓝图。那张蓝图，寄托着一所大学的希望。联大在昆明西站东侧，购买了一百二十四亩土地，一片房屋，正在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图纸上生长出来。

在梁思成的建筑设计生涯中，西南联大是让他感到最困难最伤心的一次经历，那些矮小简陋的小屋，费尽了他的心血，其设计的难度，超过了所有的摩天大楼。

当初接受设计任务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十分兴奋，在梅贻琦常委的眼神中，梁思成这位清华的老学生看到了校长的信任，一种荣幸感从他心中滋生出来。按照以黄钰生为首的十五人组成的联大建筑设计委员会的要求，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花了半个月时间，完成了第一套设计方案，然而这个中国一流大学的现代化的规划图纸，由于设计委员会的疏忽，遗漏了理科学生实验需要的房舍，而被迫修改。梁思成没有想到，这一改，便改出了烦恼甚至愤怒。这些因为战争带来的意外，让简单的设计也遭遇难产。

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破坏，而建设，则隐藏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等待和平的到来。战争让一个建筑师失业了，梁思成在废墟面前痛苦叹息，他不知道距离自己的下一个作品还有多远。在一个没有建设的年代，即使是一幢茅草屋，梁思成也会乐意设计，也会把它当成一个杰作来完成。所以，当梅贻琦在经费一再压缩的困境中，让他反复修改图纸时，梁思成也毫无怨言。只是，三番五次之后，梁思成设计图上的西南联大真的以矮墙茅草屋顶出现的时候，建筑师终于流下了辛酸委屈的泪水。梁思成第一次在梅贻琦面前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把设计图纸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吼道：“改！改！改！从高楼到平房，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好脾气的梅贻琦依然不改他的儒雅本色，面对着从来都是心平气和的老学生，他叹了一口气，劝道：“思成啊，国家有难，每个人都在共度时艰。以你的大度，请再原谅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设计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

梁思成的眼泪，在梅贻琦和风细雨的劝说中悄悄地滚落下来。一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瞬间就理解了梅贻琦的困难和无奈。一年后，梁思成在昆明北郊的龙头村为自己设计了一幢小屋，那幢极为普通的民居，不知是否此时种下的种子。

历史无法通过实物的形态让后人看到1939年的情景，我只能在图片的记载上遥望到让一个建筑设计大师遗憾的作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大门，简陋得如同一个灰头土脸的农夫，站立在荒郊野外。大门之内那些低矮的房屋，虽然呈规则排列，却俨然一副养猪场的格局。三十六栋学生宿舍，五十六栋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两栋食堂，一栋图书馆。图书馆和食堂砖木结构，屋顶盖瓦，校长办公室和部分教室用铁皮作瓦，其余建筑均用茅草作顶。

用茅草作建筑材料，这是梁思成建筑设计生涯中唯一的特例，一所国家最高等的学府，用铁皮作遮风避雨的保护，这是战争带来的疼痛。杨振宁，正是铁皮之下读书的一个学生。这个后来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杰出科学家，在他的回忆中说：“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杨振宁在铁皮之下听到的叮当之声当然不是悦耳的音乐，那只是一种分散注意力影响听课的噪声。然而，雨点和金属组合的噪声也是珍贵的。1944年，联大财政遇到了极大困难，学校不得不将铁皮卖掉，全部用茅草代替。茅草之下的杨振宁，不免怀念起叮当之声，叮当之声在心上激起的涟漪，化成了教室门口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是杨振宁不知道这是哪个同学的杰作。

下课之后，学生们走进了更加简陋的宿舍。三十六栋茅草房，土墙上嵌着几根木棍，就是通风透光的窗子。每间宿舍排着二十张双层木床。二十个学生，把狭小的寝室挤满了。那些饥饿的老鼠，也不知趣地进来与人类分享空间。1941年的时候，西南联大进入了饥饿期。朱自清教授的胃病，就是这个时候种下的种子。陈达教授种菜，梅贻琦家里揭不开锅，夫人韩咏华便做了糕点寄卖，并美其名曰“定胜糕”。潘光旦教授三月不知肉味，便捉老鼠来开斋。老鼠斗不过潘光旦，就把报复的目光投向了学生。有一天晚上，茅屋里的一个学生被极度饥饿的老鼠咬伤了耳朵，他在梦中跳了起来。第二天早上，这个对宿舍条件不满的学生说，如果蒋校长认为学生的住宿条件不错，就会把他的儿子送来。这个学生的不满之言立刻让大家想起了长沙的一幕。

一天上午，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常委视察学生宿舍，那所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破败营房让蒋梦麟大为不满，他认为不应该让学生住在如此老旧的房子里面，而张伯苓则表示了不同意见。张伯苓认为国难当头，政府困难重重，抗战时期的学生，艰难困苦也是一种锻炼，两位常委争执起来，梅贻琦生性沉默，此时也不表态。蒋梦麟突然激动起来，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这样破烂的宿舍！张伯苓并不让步，提高声音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见两人互不相让，对话中渐渐有了怒气，梅贻琦只好站了出来，一字一句，说了那句立刻让两人息怒，并且日后在中国教育史上成为经典的名言：“如果有条件，让学生住大楼当然好；如果没有条件，那就应该适应环境。大学之大，并不是因为有了大楼，而是有了大师！”

梅贻琦的这句话，化作了消防的水龙，瞬间就浇灭了蒋梦麟、张伯苓的怒火。这句来不及修辞的口语，日后成了更为简洁严谨科学的表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从孟子语录中仿制的观点，寥寥数语，文字背后却延伸着大学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等现代教育观念。

蒋、张两位校长之争，转瞬即逝，却让在场的学生记住了蒋梦麟不让自己的孩子住简陋破败宿舍的话。然而生活却充满了戏剧性。不久之后，蒋梦麟的儿子蒋仁渊由内地辗转来到了联大，和其他学生一样，住进了茅草覆盖的学生宿舍。从此，梅贻琦用大学与大师关系的比喻化解蒋梦麟与张伯苓之间的矛盾就成了西南联大历史上的典故。

联大的屋顶是最矮的。作为一个建筑设计专家，梁思成每每听到别人描述西南联大的原始建筑，总有无地自容的感觉。一件不成功的作品，仿佛古代发配囚犯脸上的金印，让他抬不起头，他总想有个机会证实自己。

1939年秋天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迁到了昆明郊外麦地村，住进了香火冷寂的兴国庵里，兴国庵里的尼姑们都被战火赶跑了，中国营造学社便鹊占鸠巢。梁思成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半房子里。看到郊外空旷的野地，梁思成的梦想突然复活了，他决定设计建造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梁思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赞同。林徽因，这个北平城里著名的“太太客厅”的女主人，在战火中逃难，文化沙龙已经成了久远的记忆，她做梦都想让金岳霖、徐志摩、张奚若、陈岱孙、钱端升、周培源、陶孟和、李济、胡适、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北总布胡同3号的常客们再一次聚首。于是，当梁思成、林徽因费尽心力在离昆明八公里远的龙头村建起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新家时，屋子里拥有一间宽敞砌有西式壁炉的客厅，就是必然的了。太太的客厅，就是林徽因人生的一个梦。

房子落成之后，兴奋的林徽因立即给她的朋友美国人费慰梅写了一封信。她不无自豪地说：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八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住进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但看来除非有费慰梅和费正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昆明，这座记载着西南联大光荣和中国教育遗产的城市，我有幸去过两次，但我却无缘见到这幢有了七十多年历史的小屋。幸好，云南作家汤世杰先生用他精彩的散文，让后人看到了尘埃深处的历史。“土坯墙、瓦顶、木地板、花格窗，共八间房。住房坐西朝东，附属房坐东朝西，中间隔着一条便道，正好形成一个小小庭院。整个建筑，既融于当地乡俗，又特立独行，透出一派清雅、明净与大方。”

1940年日军轰炸下的昆明，梁思成的新居几乎可以用五星级的豪华来修辞。这座超出预算三倍从而耗尽了梁思成、林徽因全部积蓄建起来的小院，是梁思成为西南联大校舍设计的一个延伸，是一个建筑设计专家图纸上的梦想。很少有人在西南联大的国立茅草矮屋和龙头村这幢别具一格的私立小院之间寻找到某种关联，那些建筑之间亲缘的蛛丝马迹，只有从民国战火烽烟穿行过来的人才能看到。汤世杰在《梁林夫妇的昆明客厅》中写道：

倒是故居那青瓦的檐口、起翘的屋脊，诠释着梁思成这位虽然受的是西方建筑教育，却又终身守护中国民族建筑风格的大师之建筑理想……我最喜欢怀想的，是老屋那间客厅。置身那间客厅时想起的，不是梁林夫妇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的诸多佳话，也不是他们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的辉煌，投身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的荣耀，甚至也不是林徽因优雅的诗文，而是两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性与坚韧，是那间客厅里曾经的人来人往，聚会与离散，欢乐与悲伤。

西南联大教授们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下居所无定，为了安全和方便，自己出资建造房屋的还有金岳霖。这个苦恋着林徽因的哲学家，傍着梁思成的屋子盖了一间耳房，他又可以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时期一样，同林徽因日日相见，亲如一家。然而。好景不长，梁思成与林徽因只在这幢属于他们的屋子里住了八个月，就在教育部的调令下，随同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迁徙到了四川李庄。他们给昆明，给西南联大留下了一份悲欣交集的见证。

五

与北平、南京、长沙相比，昆明是抗战的后方。但是抗战的后方，却并非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凶残至极的侵略军，隐去了直面相对的接触，用一种高空轰炸的手段，摧毁中国人的肉体和精神。“跑警报”，这是抗战时期昆明市民创造的一个词。这个在以往的辞典里从未现身过的动词，是日军飞机轰炸下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一种描述和生存状态。

一个新词从鲜血和死亡中生长出来，它在西南联大师生的心里刻下了恐惧和仇恨。

在西南联大师生印象中，“跑警报”这个词最早在他们心中种下种子是1938年9月28日，九架日机组成的航空队从珠江口外起飞至昆明上空，飞机投掷的炸弹击中了西南联大的教师宿舍，军事教官毛鸿和他幼小的儿子倒在了血泊中。昆明市民一百九十人丧生。

两个生命的瞬间消失仅仅是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的开始。日后成了著名作家的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在他的散文中回忆说：“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作‘跑警报’。”

昆明城中的每一座建筑，都成了日本飞机频繁轰炸的目标。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日机以西南联大校园为目标，直接将炸弹倾泻在校园里，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都被击中。两次轰炸让联大当局做出了迁徙四川叙永设立分校的决定。

联大学生何兆武多次目睹日本飞机轰炸的惨状，他在《上学记》中描述：“日机来昆明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3架排成一个小‘品’字，9架排一个中‘品’字，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9架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吱吱吱吱’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

根据何兆武先生的记载，1940年夏天至1941年秋天，这段时间日军飞机来得最为频繁，几乎天天都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钟，凄厉的警报成了一座后方城市的主旋律。“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

1940年10月13日是个星期天，前一天，联大招生发榜。日本飞机忽略了这天联大师生放假休息，校园内人稀。吴宓教授邀得多位友人同游西山，上午9时从小西门外篆塘上船，10时40分在滇池中听到警报，然后看见炸弹似雨点一般落在城内。傍晚回来，“始知被炸区为文林街一带，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林巷住宅无一存者。大西门城楼微圯，城门半欹。文林街及南北侧各巷皆落弹甚多。幸联大师生皆逃，仅伤一二学生，死校警工役数人云。”而何兆武眼中的校园到处都是灰尘，平时很少露面的蒋梦麟校长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满脸无奈。

警报声中，梅贻琦校长出现在学生眼中的次数最多。张伯苓和蒋梦麟大多时间在陪都重庆，学校的事务，大都由梅贻琦负责。陈岱孙教授说：“梅校长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尽管名义上是常委。他经常每天办公，警报一来，也跟学生一样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身边，所以当时，学生看起来，梅校长是很亲近的。”

中华文化，是侵华日军重点摧毁的目标。就像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军首先炸毁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1937年日军侵华首先焚烧南开大学一样，侵略者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铲除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切断了一棵文化古树的根须。所以，日本飞机两次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轰炸目标，试图让中华文化除根绝种。面对鲜血，愤怒的张伯苓怒吼：“中国不亡，有我！”

学生何兆武看到蒋梦麟校长惊魂未定地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下，他却没有看到十分钟前，蒋梦麟办公室的一根房梁在炸弹中轰然塌落，把他的办公桌刺穿，大难不死的蒋梦麟侥幸逃出。

侵略军以为惨无人道的轰炸可以使一个民族屈服，可以让中国的读书人投降，他们不知道废墟中的西南联大师生们抗战信心更坚定，骨头更坚硬。“豁出去了，拼了再说！”“中国不亡，有我！”“还我河山！”这是一群手无寸铁者的慷慨悲歌。

对昆明的轰炸，对西南联大的摧毁，只是日本灭亡中国的一个部分。日军对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打击，已经超出了联大师生的想象。日军经常以一百架次以上的飞机狂轰滥炸。1939年6月11日，战时中国领袖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中弹，正在官邸三楼的蒋介石险遭劫难。面对满目疮痍的重庆和死伤惨重的百姓，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其扶老携幼，负重行远之情状，见之心酸，下代国民应知今日其父母挈其避难之苦痛，为空前史所未有，为国为家，更应持尽忠孝之道，庶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子孙也。”他的愤怒和悲壮，让他的文字空前激昂：“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这个时候的国家领袖，同他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忍让退缩相比，判若两人。1941年的蒋介石，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印证了他日记中这些坚硬的文字。写下这些文字之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再度遭到了日机的空袭，炸弹声中，血肉横飞，蒋介石的六个卫士二死四伤。中国的战时领袖此时毫无畏惧，继续召开会议，那些断壁残垣的悲壮和骨气，通过图片和文字传到了昆明，让蒋介石的领袖形象空前高大。

“空袭”，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在血与火的惨痛中，师生们找到了一个与“空袭”对应的词：“疏散”。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社会学教授陈达坐在坟头上为学生授课的情形。

那天上午，陈达教授拿着讲义，走进了昆明北门外联大新校舍一八甲教室。学生们都到齐了，翘首等着陈教授讲人口问题。当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时，空袭警报突然拉响了，陈达教授的精彩演讲被凄厉的警报声打断。有个学生兴趣正浓，正沉浸在陈教授的情节中，便提议说把课堂搬到郊外去。陈达教授欣然响应。在《浪迹十年》这本写于1946年的自传性随笔中，陈达教授记叙了此后的情节：

……晨十时三十五分，忽闻空袭警报！有人提议到郊外躲警报兼上课，余欣然从之。向北行，偏西，过苏家塘及黄土坡，见小山充满树林，前面海源寺在望，此地离北门约六里。学生十一人即在树林中坐下，各人拿出笔记本，余找得一泥坟坐下，讲C.Gini氏及R.Pearl与A.M.Carr-Saunders氏的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阳光颇大，无风。在旷野树林下讲学，大家认为难得的机会。

这是一堂没有黑板没有门窗的教学，疏散的昆明市民经过这里，好奇地停住脚步，连小贩都停止了吆喝，听陈达教授讲授那些让他们一头雾水的人口理论。

冯友兰教授也有过站在炸弹坑里上课的经历，那是一种与在任何一个教室上课都不同的独特感受。没有黑板，没有桌椅板凳。学生们静心听讲。冯友兰感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个民族在战乱时期体现出来的状态，上昭日月。

那个时候，陈寅恪教授住在靛花巷史语所三楼。这个双目几近失明的历史学家，行动不便，大多数时候都是被肥胖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搀扶进防空洞。幽默的陈寅恪，作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靛花巷这幢三层楼房，还住着汤用彤、罗常培等教授，他们见证了陈寅恪在日机轰炸下的旷达和乐观。

行动不便的还有潘光旦教授。这个拄着拐杖的书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踢足球造成了意外，所以那副拐杖从此以后就跟随了他一辈子。警报声中，潘光旦跋山涉水，他轻蔑地看着天上的飞机，幽默地对学生和同事说：“看，我跑警报不比你们慢吧！”潘教授的自嘲化解了学生的恐惧。

躲警报，成了昆明市民和西南联大师生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住行之外，躲警报，他们每日的功课。

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描绘了联大教授金岳霖在炸弹声中的形状：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中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就从这个村子（龙头村）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教授，他把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中，他知道跑警报的时候人人都把值钱一点的东西带在身边，尤其是金子之类的细软，比如，金戒指。于是他运用了哲学中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之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巡视路面。金教授的逻辑推理果然有效，他真的在兵荒马乱的荒野里捡到过金戒指，而且是两次。

金岳霖是幸运之人，但他也是倒霉之人。金岳霖跑警报的时候，每次都带着他刚刚完稿的著作《知识论》。他把这部书稿视为他的生命。那一次跑警报，他把生命般珍贵的书稿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后来警报解除，回到学校才发现书稿丢了，金岳霖绞尽脑汁，把他的一生所学运用于寻找书稿，仍然杳无踪影。哲学家的智慧成了学生们嘲笑的一个标本，金先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数十万字的书重新再写一遍。

闻一多教授把学术视为生命，他嫌躲警报浪费时间，于是就在院子里挖了个简易的防空洞，飞机来时，便到防空洞里躲避。警报解除，就立即写他的《唐诗大系》。有一次，闻一多在昆明的武成路上看到一家牛肉店，门口挂着一块“不怕炸牛肉店”的招牌。闻教授立刻心生敬意，一个民族的气节和骨气，此刻都凝聚在那块招牌上。他当即走进店里，要了一碗牛肉汤。他觉得那是他一生中喝到过的最鲜美的汤。

躲警报，在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那里，却是另外一种情景。蒋梦麟已经厌烦了每日必做的功课，他觉得许多宝贵的时光都在山野里浪费了。但是他又不得不跑警报，那些倒塌的废墟和血泊中的尸体让他心惊胆战。于是，那一天，蒋梦麟带上了纸笔，席地而坐，写起了那本日后给他带来了广泛声誉的自传体著作《西潮》。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蒋梦麟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力图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战争和动乱，找出罪恶的根源，他将这些日本侵华带来的伤痛记录在硬面的练习本上。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沉重的文字，蒋梦麟全部用异国的英文来记录。蒋梦麟解释说，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

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在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天三跳，如脱缰的野马。

一位英国朋友对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说，我们应该在战事初起就好好控制物价。这位教授带点幽默地回答：“是呀！等下一次战争时，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笨了。”

这是蒋梦麟的《西潮》中的文字，这段文字让我这个热爱母语和中文的读者找到了蒋梦麟用英文写作的秘密。

蒋梦麟的《西潮》以英文的优雅在练习本上小溪一般潺潺流过时，他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这种战争带来的苦难让他山穷水尽，他的夫人找不到工作，家里仅靠典卖衣物书籍维持。他在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罗列了昆明火车一般飞驰的物价：

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一百元以上，前年每石七元。人人叫苦……炭每石近十六元。猪肉每斤一元七角。盐每斤六角。鸡蛋每枚一角。同人八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十四元，幸官米每石五十元，犹能吃菜饭充饥。营养大成问题矣。

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943年12月，是《西潮》发展的间隙，蒋梦麟说防空洞里光线不足，用英文写作容易辨识，但真实的原因却是为了此书在美国出版，以便“能赚点稿费养家糊口”。堂堂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谋求生存最低的温饱。而此时，西南联大的另一位常委，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却让他的夫人韩咏华隐藏身份，上街叫卖“定胜糕”。

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请求他为《西潮》在美国寻求出版的窘迫掩盖了一个读书人的真相，我在日本军人的淫威面前，看到了蒋梦麟的骨头和他的“有种”。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感慨地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退回纥的精神。”

曹聚仁则赞叹道：“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

外敌入侵，强盗的刺刀是检验一个人骨头的试金石。相同的场面，刘文典遇到过，陈寅恪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香港也遇到过。他们遇到的是同一个敌人，那是世界上最残忍凶暴的日本占领军。书生的骨头，硬过了军人的刺刀！

写到这里，我要改变“警报”前面的那个动词，用“跑”取代“躲”。一字之差，却有意义的不同。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先生说，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了；“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梅贻琦校长的风度，是汪曾祺这段话的最好诠释。每次警报响起，联大师生眼中的校长总是穿戴整齐，仪容庄严，步履不乱。他拿着一把弯把雨伞站在路边，指挥疏散人群。那种临危不惊、镇定自若的风度，堪比身经百战的将军。

刘文典教授跑警报时，多和陈寅恪教授相伴，他们借着此刻的空闲闭目养神。刘文典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大使，调侃说：“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弟常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并非故作豪语，真是实在情形。”

跑警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厌恶，对于豆蔻年华的青春男女来说，有时还能产生歪打正着的效果。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中就记载过青年男女利用跑警报谈情说爱的浪漫。

有一回，沈从文跑警报回来，远远就看见自己住的房子已经在空袭中炸塌了一半，让他吃惊的是，一个学生端坐在房中看书，他的聚精会神，竟然连墙壁倒塌都没有发觉。这个学生就是卞之琳。

1935年，卞之琳写下了著名的《断章》，在这首只有四行的短诗里，诗人为世界留下了“风景”。而此时，卞之琳在炸弹和废墟中读书的情景，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片永恒的“风景”。无坚不摧的炸弹，无法改变一个书生的意志，死亡，在一个读书人的心中，就是一副人生的“断章”。

卞之琳在死亡面前镇定自若忘我读书的情景，被战争复制到了一个离中国遥远的大陆。我在一幅1940年的照片上看到了英国伦敦的荷兰屋图书馆，德军飞机空袭之下，图书馆残垣断壁，三个头戴礼帽的绅士，站在废墟上，静静地翻书。他们沉静的风度和安闲的神情，仿佛身边不曾发生过激烈的轰炸。七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三个爱书如命的绅士的姓名和身份以及他们日后的命运，我所知道的是，1940年的伦敦，遭到了战争历史上最残酷的轰炸，德国使用了最新研制的先进导弹，狂轰滥炸了七十六个昼夜，十万幢房屋成了废墟，超过四万三千名市民遇难。德军轰炸下的伦敦，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在一座死去的城市里，一座残存的图书馆和三个神情自若的读书人，成了伦敦的活力和尊严。城市可以毁灭，但人民不会被打败！

六

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成。联大拥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抗日战争时期，联大是中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

三校联合是战争的结果，这种特殊的形式在中国教育史上没有先例，学校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更是让后人无法梳理和想象。冯友兰教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冯友兰先生的比喻形象温和，但我却在他的比喻中感觉到了文字背后的矛盾。一个大家庭中必然产生的纠结，西南联大也无法避免。我在历史学家、西南联大校友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里找到了印证。何先生说：“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联大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打头的学号，P代表北大，T代表清华，N代表南开，A代表联大。英文字母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区别，但联大按学号评分，T总是排在前列，N总是垫底。清华学生人多势众，有很强的学术优越感，战时在昆明入学的许多毕业生总认为自己是清华校友，而否认联大身份。而北大学生坚持母校的贵族传统，绝不认为自己比清华同学逊色。对南开学生，清华北大学生总有几分轻视。因此有人说联大学生佩戴着不同的校徽，却无时无刻不在争吵。

三校合并之初，梅贻琦任命了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由于清华出身的人比例较大，矛盾就在北大的师生中慢慢生长起来了。有一天，北大校长蒋梦麟来到了蒙自，文法学院中的北大教授们便把校长围了起来，控诉联大学院院长、系主任任命不公平，说到激愤处，有人提出来解散联大，各自独立。这个时候，北大教授钱穆站了出来。钱穆说，日本侵华，国难当头，我们应该以和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会独立，如今不应当在蒙自争利。见大家平静了下来，钱先生回顾四周，发出了一声感叹：“此乃何时啊！”钱穆声音不大，这五个字却如同惊雷，在每个人的心头久久震响。蒋梦麟在大家的沉默中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不为本校争利益，他用“无为”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矛盾冲突，这似乎不大符合他的个性和工作方法。后人在评价此事时非常准确地解释了原因：“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蒋梦麟的放弃，是因为他顾全大局的胸怀，而不是个人的性格所致。

西北联大，本应是战时西南联大的兄弟，这个西南联大的双胞胎，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组成，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然而不到一年就夭折了。

西南联大时期的蒋梦麟有一句人人皆知的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他对梅贻琦说，我只管联大的对外事务，联大内部的事，还要请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

西南联大的另一位常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样磊落，不遗余力地维护三校的团结。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远在重庆的张伯苓无法出席大会，他委托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用“通家之好”来庆贺清华的生日。黄钰生在校庆大会上解释了“通家”的意义，他说，清华大学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学生。冯友兰教授立即登台，接过了黄钰生“通家”的接力棒，阐述了北大与清华的通家之好。冯友兰说，要说起通家之好，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是清华人，我是出身北大的清华文学院院长，这样的通家关系不胜枚举。冯友兰的话调动了大家通家的联想，与会人员纷纷列举三校之间互相支持的亲戚情谊，西南联大的团结在这个校庆会上得到了最热烈的体现。

由于主持校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成了联大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世俗的逻辑是，清华的教师和学生比另两校总和更多。由于拥有庚子赔款，清华不仅有能力维持本校的运转，而且还能支持联大，联大的图书和试验仪器，大部分也是清华所有。其实，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梅贻琦的人格风范众望所归。在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等褒义词背后，每一条评价都有着情节和细节的有力支撑。

昆明物价飞涨的时候，白饭拌辣椒是梅贻琦一家六口人的主食，偶尔吃到菠菜豆腐汤，四个孩子便高兴得如同过年。当最低水平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的时候，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便悄悄地学做一些糕点，上街摆卖。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梅夫人囊空如洗，只好把孩子们小时候的衣服和自己的毛织品上街摆卖，换来十元钱。客人们吃着韩咏华手做的菜肴，只觉得可口，却不知道主人的辛酸。

生活如此困难，梅贻琦却不让四个正在联大读书的子女领取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的补助金。

1943年3月4日，梅贻琦惊悉老母亲去世的噩耗，悲伤之时，同事们都劝他将联大常委会改期，然而他却坚持照常开会。他用“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句轻描淡写的话掩盖了一个孝顺儿子的丧母之痛。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流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情：“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

梅贻琦的公私观念在联大同事的心目中犹如泾渭两道河流，从来没有混淆的时候。1942年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到昆明，拜访他的朋友。梅贻琦在家设私宴，款待费正清。联大的美籍教授温德悄悄地告诉他的同胞，说梅贻琦月薪不足六百元，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所费不下一千元，梅校长要节衣缩食几个月了。费正清吃了一惊，他第一次知道了联大教授生活的艰难，也知道了梅贻琦的宴客真相。费正清感动了，为了回报，他送给梅贻琦一瓶专治疟疾的米帕林药片。

联大的公款，梅贻琦把它看得比自己的钱更重。他每天步行上班，把他专用的汽车给联大公用。路途远的地方，他就搭乘蒋梦麟的车。有一回到成都出差，他退掉飞机票，搭乘长途邮车，为联大省下了二百美元。

梅贻琦是联大有名的寡言君子，以至陈寅恪教授大发感慨地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理念，由于对基督教的信仰，他坚持宽容，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虽然是国民党员，却不改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看重实干的教育理念，抵制国民党的专制。对于重庆当局要求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教授的政治干涉，梅贻琦从不理睬，无声抵抗。联大“民主堡垒”的赞誉，是梅贻琦开明思想结出的果实。

我在民国的故纸中，打捞起了一个七十五年前的细节。这是一面可以照见人心灵的镜子，它离我们这个时代的距离如同人类遥望火星一样遥远。这个细节的主人公是有“云南王”之称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因为西南联大办的附中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龙云主席让自己的女儿龙国璧报考联大附中，不料分数不够，未被录取。大权在握的龙云在联大建设过程中给予过许多帮助，对于西南联大来说，龙云主席就是它的恩人，对于梅贻琦校长来说，龙云主席就是他的朋友。龙云有些不悦，对他的秘书长说，你去找梅校长疏通一下，让他录取龙国璧吧。见秘书长久久不动，龙主席发怒道：“你还站着干什么？赶快去找梅校长！”秘书长小声地回答说：“我打听过了，梅贻琦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有被录取。”龙云久久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龙云知道，自己的女儿和梅祖芬是同班同学，他没有理由要求梅贻琦违反他的原则。

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驱逐校长的学生运动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唯独梅贻琦从来没有被倒过。拥护梅校长，这句口号贯穿了梅贻琦在清华的所有光阴。梅贻琦曾经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啊！”

1949年之后，梅贻琦定居台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办了研究生院，但他坚持拒绝将研究所改为清华大学，他毫无隐瞒地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梅贻琦去世之后，研究所的人打开了他一直随身携带视若生命的箱子，里面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每一笔账目均分毫不爽。这个让人动容的场面，一直留在后人的心里。

在郑天挺的眼中，梅贻琦治校的方式表面上如同道家，无为而治，但实际上，他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在梅贻琦的主持下，联大的行政机构精干高效，没有冗员。梅贻琦把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嫁接到了联大。教授会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不定期召开会议，处理学校的重大问题。教授会之上是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由教授会每年轮流选出十一名代表，同三位常委、各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一起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审议预算，决定资金的设立和废止等。

七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研究庄子的名教授。他给学生讲《庄子》，开口就说，中国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是自己，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一起只能算半个。

刘文典恃才傲物、狷介不羁的名声，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一个谈资。他在课堂上开讲《庄子》的时候，经常有吴宓等几个名教授前去听课。见到几位同事，刘文典也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说。当讲到紧要处时，他便戛然而止，睁开眼睛看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教授立即学生似的起立，恭恭敬敬地点头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每逢这个时候，教室里便响起活跃的笑声。

名教授吴宓如此谦虚恭敬，所以刘文典瞧不起沈从文，不把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等人放在眼里也就情有可原了。

因为磨黑事件，自负的刘文典被闻一多赶出了西南联大。即使到了云南大学，即使是改朝换代之后，刘文典依然不改骄狂的本性。1955年，云南大学一年级新生李必雨记录了他第一次见到刘文典的场景。

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

那一天，刘文典上《文选》选读课。才讲半个小时，他便打住了。刘文典的一反常态让学生们疑惑，刘文典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继续上课。”学生们不懂刘文典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疑惑就像晚饭后七点的夜色，越来越浓。

刘文典私定的日期和时间如期来到，学生们在校园的草坪上见到了老师，四周一圈座位，刘文典一身长衫端坐中间。刘文典突然像一个行吟诗人，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学生们霎时醍醐灌顶，明白了刘文典的良苦用心。那个时候，月亮升起来了，校园静寂，大自然一片清辉，刘文典就在皎洁的月色下，讲起了谢庄的《月赋》：

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南朝一千四百多年的遥远时光，在刘文典的吟诵中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西南联大的校园。学生们看到了一个绝色美人，对着皎月，思念远方的情人。学生们遥想，六百年之后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唱，一定沾染了南朝的愁绪。

1940年农历五月十五日的那个晚上，刘文典的《月赋》讲析，让西南联合大学听课的学生们，如痴如醉，不知今夕何年。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并不是把教室搬到操场，月下讲课的唯一人物。名气与他比肩的吴宓教授，也有着月下讲课听者云集的成功试验。不过，吴宓不是讲《月赋》，他讲的是古典名著《红楼梦》。吴宓研究《红楼梦》依靠的是群体优势，并非孤军奋斗。陈铨、黄维等欧美系教授是吴宓的同志，他们成立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团体，名曰“石社”，几个教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开讲，听者甚众，充塞门户，竟然形成了一股热潮。而且，这股热潮溢出了联大校园，野火一般蔓延到昆明城中。昆明电台顺应潮流，邀请吴宓进入广播，让他的红学心得插上翅膀，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吴宓和“石社”的成功让刘文典心痒和不服，他准备了一番，穿上粗布长衫，换上圆口平底布鞋，手执长杆竹烟袋，决心与西装革履满口英文的西洋派教授们一试高下。刘文典的演讲被安排在小教室进行，组织者担心听众稀少，或者刘文典不是吴宓们的对手。没想到听众云集，临时改到大教室，后来连大教室都无法容纳听众的热情，最后又迁到了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

刘文典在广场讲《红楼梦》，如同他在月下讲《月赋》一样，受到了听众的欢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后的讲座，组织者便事先在校园里张贴海报，广为宣传，参加讲座的听众更加踊跃。学生们早早来到广场上，席地而坐。有时候停电，讲台上便点燃蜡烛。在学生们的翘首盼望中，刘文典教授长衫飘曳，仙人一般乘着烛光降临。寂静的夜空中，刘文典的声音穿透了听众的心房。“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啊——”

刘文典缓慢的语言节奏如同剧场里精彩的说书，磁铁一般牢牢吸住了听众。“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有学生听出了刘文典话中的挑战意味，那是针对吴宓，针对“石社”的。不过，此刻学生们最关注的还是刘文典说的四个字。在学生们的注视下，刘文典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寥汀花溆”四个大字。

鸦雀无声！刘文典“国宝”和“大师”的美称，在这个夜晚，在学生们的心里悄悄地拔节生长。

在《红楼梦》的讲座热潮中，西洋派的吴宓与东洋派的刘文典都是成功者，他们之间没有失败的人。在汪曾祺的记忆中，讲《红楼梦》的吴宓先生没有任何教授架子，一派绅士风度。讲座进行时，吴宓看到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便停止讲授，马上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坐好后再接上刚才的话题。

吴宓教授上课时翩翩有礼，绅士风度，但他心中的偶像遭到损毁时，便也会斗士一般大怒。联大对面开了一家湖南餐馆，门楣上挂着“潇湘馆”的招牌。吴宓见了，怒发冲冠，闯进餐馆，砸毁碗碟。吴宓说，餐馆必须改名，不准玷辱林黛玉的冰清玉洁！

关于吴宓怒砸餐馆的故事，坊间流传有另外一个版本。刘宜庆先生在《绝代风流》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我认为刘宜庆的记载更真实，更值得相信，因为那些对话更符合人物性格。古怪、迂腐，和一个君子的儒雅有时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

古文字学家唐兰教授讲课却是另外一种风格。

目中无人、一生自负的刘文典在他谦虚的时候，说过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都是自己一生中敬重服膺的人物，尤其在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面前不敢有半点造次。有一次，刘文典路遇清华中文系同事杨树达，主动同这个语言学家打招呼，并真诚地说：“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在刘文典尊敬佩服的教授名单上，唐兰是一个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刘文典多次在联大校园公开自己的观点，他评价说联大文学院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其实，唐兰在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等领域的成就远非刘文典认为的“半个教授”这么简单。联大时期的唐兰，开设过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等等课程。1946年出版的《联大八年》中，有一段对唐兰的评价：“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

听过唐兰教授讲课的汪曾祺回忆说，一度自己填词，而且词风极艳的唐兰教授上词选课，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讲词的唐兰教授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他在课堂上生动精彩的讲述，无意中改变了一个学生的兴趣和学习方向。语言学家朱德熙1939年就读于联大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有一次，朱德熙无意中走进了唐兰的课堂，突然就被唐兰讲述的古文字迷醉了。朱德熙沉醉在几千年前的甲骨文中不能自拔，便申请转到了中文系，成了汪曾祺的同班同学。

朱德熙成了唐兰的得意门生。此后朱德熙与何孔敬相恋，王竹溪、唐兰成了他们甜蜜爱情的大媒。在一对新人修成爱情正果的时候，唐兰手书的墨宝，挂在了弟子新房正中的墙壁上。唐兰选用了《诗经》中的名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为他对学生的祝福。

唐兰讲课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他一反传统，别出心裁。老师讲课，重在一个“讲”字，但唐兰却不讲，他捧着一册词集，朗读，朗读，声情并茂，到了关键处，便停下，大叫一声；“好！”学生们吓了一跳，一齐抬头望着老师，可是却没有意外发生，唐兰继续朗读，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课堂上的唐兰，活像一个入了定的老僧。他讲课的方式，让我经常想起慧能与禅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一晃，西南联大就远去了六十多年，后人再也没有在大学的课堂上见到过刘文典、吴宓和唐兰了。

八

“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本戏剧，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这是1939年西南联大乃至昆明的一句流行语。这句话来源于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陈铨话剧中的台词。

陈铨是文学评论家和尼采、叔本华研究专家，他同时还拥有一顶剧作家的头衔。

西南联大的话剧热潮，与陈铨这个名字有着莫大关系，与《祖国》这台话剧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

联大剧团成立于1938年11月，陈铨被聘为剧团的名誉团长。剧团成立之后，陈铨陆续编导了《黄鹤楼》《无情女》《蓝蝴蝶》《野玫瑰》《金指环》等多部话剧。

《祖国》是陈铨根据德国剧作家弗雷德里希·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话剧。《祖国》描写了一位大学教授在国难背景下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恩怨，同学生和工人一起，同日寇、汉奸进行顽强斗争，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孙毓棠导演，闻一多出任舞台设计和制作。孙毓棠的夫人、著名话剧演员封凤子饰演女主角，其他角色均由联大学生扮演。

《祖国》的爱国主义和抗战主题以及演职人员的精彩表现，让这台话剧的上演获得了很大成功。在1939年1月昆明市的新滇大舞台的演出中，场内观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经久不息的掌声，送给了所有为《祖国》付出了劳动的人。陈铨和闻一多上台与演员合影。《祖国》的影响在昆明持续涨潮，联大剧团的师生通过舞台形象让话剧艺术在20世纪中叶的昆明捷足先登。

话剧创作与演出，不是西南联大师生们的主业。所有与话剧有关的一切，都在课外时间进行。在《祖国》中扮演教授夫人的婢女小云的联大历史系学生张定华，回忆那些闪耀着青春光彩让她终生不忘的时光时说，所有演员，不分角色主次轻重，均早早化好妆，安静地等候上场。一时无事的人就抓紧时间准备功课，复习笔记，解答习题和作业。每一个学生都知道，联大考试严格，毕业门槛不会因为他们排演戏剧而降低。

有一天，历史系教授皮名举来看戏，开演之前，看到他的学生张定华在后台的一个角落里做西洋通史的作业，而这份作业，正是他布置的。皮名举有些感动，他对另外一个老师说，张定华作业字迹潦草，我准备将她的考试成绩扣减十分。原来她的作业是这样完成的，这分不扣了。

《祖国》之后，陈铨教授还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剧本《野玫瑰》。《野玫瑰》依然是孙毓棠导演，演员除一人外，都是联大的学生。这部只有四幕的话剧剧本，1941年在重庆的《文史杂志》发表，随后在昆明大戏院首演。

《野玫瑰》的演出，陈铨当然想到了掌声，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昆明大戏院的喝彩声，会蔓延到战时的首都重庆，会惊动国民党的宣传部长。

《野玫瑰》在昆明的成功，立即被复制到了重庆。演员秦怡成了这台话剧的主演。1942年3月6日至9日的《新华日报》，打出了别出心裁、夺人眼目的广告词：“故事——曲折生动；布景——富丽堂皇。客满，场场客满；订座，迅速订座。”《野玫瑰》的风头，只有郭沫若的《屈原》可以与之相比。

话剧成功之后，它的编剧就成了明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重庆宴请陈铨，联大的两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陪宴。几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争相接见陈铨，那些达官贵人，成了中华民国时期的粉丝，他们是21世纪初叶娱乐至死粉丝们的先祖。甚至，生死攸关的政治，都在艺术面前黯然失色，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来到剧场，观看《野玫瑰》的疯狂。

1942年4月，教育部颁发了年度学术奖。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冯友兰的《新理学》获一等奖；金岳霖的《论道》和刘开渠的雕塑获二等奖；在三等奖的荣誉榜上，《野玫瑰》和曹禺的话剧《北京人》、常书鸿的《油画》并列一起。

二十多年后，陈铨教授彻底消除了艺术的风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一个反派角色的身份交代了《野玫瑰》出笼的过程：

1941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第二本反动戏剧《野玫瑰》，那时我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先后上演《祖国》和《黄鹤楼》两剧，但是《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他们要我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我想人物布景既然简单，内容必然要富于刺激性，才能抓住观众。我早知道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像《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反间谍》《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欢迎。并且我当时戏剧方面，还没有地位。我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为着要把它写好，我从图书馆借了几本英文间谍故事来仔细研究。头一幕写完，北大数学系教授申有谌看，他说“太像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我知道要失败，放弃不写了。正好这个时候，昆明传遍了汉奸王克敏的女儿，逃到香港，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好材料。我立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登在《中央日报》副刊（那时是封凤子主编）。隔些时候，我根据这篇小说写《野玫瑰》（我还记得写《花瓶》时，我还请教过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孟昭英，花瓶里面放收音机是不是可能，他是无线电专家，他说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写入《野玫瑰》）。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清华大学，乃至西南联大，都没有一个智者预见到这段悲剧，会埋伏在一个国家的路上，剪径他们。陈铨在写这个交代材料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悲伤，但那些深入骨髓的痛苦和悲伤，外人没有感受，只有陈铨和上帝知道。陈铨听见了上帝悲悯的声音，你是无罪的羔羊，但前方已经有恶魔举起了屠刀！

由于政治的斗争，《野玫瑰》上演之后的鲜花凋谢了，剧作家收获了“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帮凶”“炮制汉奸理论”等批评和指责。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野玫瑰》更是被部分文人强烈攻击和激烈批判，国民党政府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撤销了对《野玫瑰》的嘉奖。

六十年之后，台湾导演李安导演了一部名为《色戒》的电影。《色戒》的故事内容，总让我联想起陈铨和他西南联大时期的话剧《野玫瑰》。谍战与爱情，抗日战争背景，汉奸与情报，上演之后的巨大争议，是李安和陈铨作品中共同的血缘。只是，陈铨是艺术上的前辈和先驱，李安的电影《色戒》，在历史的观照下具有了一种转世投胎的想象。

在政治、政党的斗争中，由中共地下党发起组织了一个团队，把根据鲁迅小说《阿Q正传》改编的话剧搬上了舞台。田汉编剧的《阿Q正传》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礼堂首演，一连演出十五场。《阿Q正传》被当成联大话剧舞台上最成功的作品，它不仅演出阵营强大，而且所有的演员都全力投入。“废寝忘食”这个成语，非常恰当地概括了当时的演出状态。一位女同学，为了扮演好尼姑这个角色，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一头漂亮的头发剪掉了。扮演主角的黄辉实，在《联大戏剧研究社和〈阿Q正传〉的演出》一书中说：

在演出时，四十多个演员没有一个迟到的……每天下妆都在午夜十二点以后。夜点也都是同学自己掏腰包的……小D在演出的第二天就打摆子，他仍然坚持，后来，竟在演出中把“摆子鬼”赶跑了。我演阿Q在体力上是相当辛苦的，每晚头上要挨赵秀才一竹杠，假洋鬼子一手杖，偷萝卜的一场还要翻过一堵墙，最后在监狱里还要让二虎骑在身上打一顿。尤其是挨赵秀才这一竹杠最难，因为即使打得再重，也不响，台下听不见……翻墙是最吃力的，常常从墙上摔在后台，再加上连续熬夜，有一次竟然吐了一口血。

这些真实的记载，让观众了解到演员风光背后的辛苦和付出，这些没有回报毫无功利的公益活动，折射了西南联大作为一所战时大学的活力，表现了联大学生的一种精神。

精神，这两个朴素的汉字，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体现了一种悲壮和哀痛。联大学生汤一雄在演出话剧《夜光杯》的时候，突然阑尾炎发作，剧烈的疼痛化作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但是演出已经开始，已经不可能找到替换他的演员。汤一雄咬紧牙关，忍受剧痛折磨，连续坚持了几场演出，最后昏倒在后台。同学们把他抬到医院，然而为时已晚，汤一雄将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舞台上。汤用彤教授失去了亲爱的儿子，他的悲伤痛入骨髓。在汤一雄隆重的追悼会上，这个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奠定了自己中国佛教史权威地位的杰出学者，心中默默地为儿子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欣慰。一心钻研学问，自觉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汤用彤，突然对那些进步学生充满了理解与同情。

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欢庆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西南联大的舞台戏剧终止于1945年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但是，话剧的戏剧性仍在延续、发展。我在2013年南京大学的舞台上看到了它的影子。一台名为《蒋公的面子》的话剧，出自该校在读学生温方伊的学年论文。这台让许多知识分子关注，一年之内上演了一百三十场，创造了近千万元票房的普通话剧，这台被网民称为二流编剧、三流表演的话剧，没有名演员，没有名导演，只有区区五万元的投资，却在平淡的中国话剧舞台上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精神炸弹。《人民文学》杂志在刊发剧本《蒋公的面子》时，有一段准确的评价文字：“学问家遇到了窘事，选择上陷入了困局，盖因颜面体统。国学与国事、教授与校长、爱书与自爱，那赴宴之有无、这牌打得成还是打不成……缘于时世都构成了戏剧冲突。喜剧的质素仿佛一面哈哈镜，关于面子的纠结，折射的却是对知羞脸红的素质与人格底线的追究。”

《蒋公的面子》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吕效平先生总结了一条艺术经验，他认为，全世界一流的戏剧没有一个不是在表达道德困境的。“《蒋公的面子》归根到底还是表达‘五四’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但后来被颠倒的价值观，即个人主义。在权力面前个人对自我尊严的维护，把个人的脸面放在跟国家脸面同等的地位上，这也是现代化的核心所在。只有当个人权利是至高无上时，才会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蒋公的面子》其中的一个背景是1943年冬天的重庆，它同西南联大学生话剧团同一个时代。1943年冬天的重庆和蒋公，相隔了七十多年才化身艺术的形象出现在南京和北京、上海的舞台上。我出生也晚，没有亲临过抗战的现场，也没有到过西南联大的校园，但我相信，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2009级学生温方伊，是历史的转世灵童，《蒋公的面子》，让我们看到了民国知识分子带着鲜血的胞衣。

九

汤用彤因病失去了儿子和女儿，萧涤非因家贫而将孩子送人。骨肉离散让战争中的联大知识分子们，遭受到了生命的凌迟之痛。

抗战时期的萧涤非，任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萧涤非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但是依然无法维持一家人的衣食，在一个自然生育的时代，萧涤非的第三个孩子在昆明呱呱坠地。一个生命问世之后，萧涤非脸上看不见半点笑容。妻子产后无乳，萧涤非无法找到维持一个生命成长的代用食品。孩子肌瘦的面容和日渐微弱的哭声和挣扎，终于让父母动了恻隐之心，与其在父母怀中饿死，不如送给别人留一条生命。在断肠的悲愁中，萧涤非用一首五律《早断》为骨肉送行：“好去娇儿女，休牵父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旧山林。”

《早断》中的“修江”这个名词与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修江发源于陈寅恪先生故乡幕阜山，最终注入长江，它是鄱阳湖的五大水系之一。由于乡土的缘故，我每年都要回到义宁亲近这条生命的河流。萧涤非是江西人，但他的家乡却是历史上那个才子辈出的临川，他与修江并无血缘的关联。在诗中，萧涤非用了一个真实而又模糊的地名为孩子的命运指路，不管流落在何方，他的骨肉总会记得血脉的方向。

朱自清教授是最早读到这首断肠诗的人之一，一个抒情散文家被这首只有八行的诗感动了，他把这首让他心酸的诗推荐到重庆的《饮河诗刊》发表。

萧涤非家贫送子的悲剧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并不是个案和偶然。1943年12月28日，昆明《朝报》上刊有一则启事：

欲领子女者鉴：某尹夫妇服务于教育文化机关，因无力俯畜，愿将行分娩之婴孩儿（约明春分娩）无条件赠送予人。凡家身清白，有抚养及教育能力尚无儿女，意欲领为螟蛉者，请投函……面洽。

这对无奈送子的夫妇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们服务于教育文化机关的公务员身份，却是战时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的人伦悲剧的见证。

“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这是蒋梦麟对战时昆明物价上涨速度的形象描述。抗战时期在沦陷区上海行医的名医陈存仁，用最具体的数据，准确地记录了物价涨幅的惊心动魄：

一种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烩（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什么纸币我已记不清楚，我却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钱，拿凤凰牌（最有名的一种）来说，我叫学生细细点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万元计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

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渐渐地成为一日一变，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总是涨，涨！币值总是跌，跌，跌！

在疯狂的物价上涨中，陈寅恪教授写了一首有感而发的诗，赠给吴宓：“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

有一天，化学系二级学生吴大观上化学实验课。火柴，是学生做化学实验必备的物质。三个学生一组，火柴盒里只有三根火柴，每人一根。做完了试验，吴大观随手把空火柴盒一扔，只将借用的试验仪器归还。当保管员问他那个火柴盒时，吴大观不以为然地说扔了。第二天下午，化学系主任杨石先教授把吴大观找去，吴大观进办公室时，第一眼就看到他昨天扔掉的那个空火柴盒，他知道坏事了。果然，杨教授怒骂起来：“这是什么岁月，你竟敢把火柴盒扔掉，你耍大爷脾气，我就停止你的化学实验！”吴大观突然知道自己错了，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不过，从此以后他知道了战时一只空火柴盒的珍贵。

联大的教授们，原先都住在昆明城里，后来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就纷纷迁往郊外。这些敬业的书生们，在住所到课堂的距离中，用脚步丈量出了生存的艰辛。

住在岗头村的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有一天搭乘一辆两个轮子的马车去联大上课。不料路上马受了惊吓，暴跳起来，把吴大猷摔到了路旁。吴大猷后脑受伤昏迷，卧床一个多月。吴大猷伤愈，妻子阮冠世却病倒了。由于缺医少食，阮冠世病情日愈沉重，医生上门看过，也束手无策，以至联大派人上门，准备料理后事。幸好这个命大的女人苦苦挣扎，吴大猷便借了一辆牛车，把妻子送到了远离岗头村的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住了两个月，把她从鬼门关上挽救了回来。

在死神面前，阮冠世是幸运的。然而有的生命却没有这样的运气。研究人类文化学的陶云逵教授带领几个助手去大理作人类学调查期间，孩子突然染上了当地人称为“大热病”的恶疾，一夜之间就离开了人世。陶云逵回到昆明，却再也看不到儿子可爱的笑容。更为悲惨的是，陶云逵在贫困中也被“回归热”病击倒了，挣扎了数月之后，最后以四十一岁的年华离世。

不久之后，一个在滇池捕鱼的渔民救起了一个投湖自杀的女人。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大家发现了女子口袋里的遗书，原来，这个衣衫褴褛、神情憔悴的女人，却是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陶云逵的妻子林亭玉。这个不幸的女人，遭受不起失子丧夫的双重打击，在经济贫困生活无望的压力之下，狠心撇下才出生两个月的孩子，去追随丈夫。这样的人世惨象，令人落泪。陶云逵的生前好友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郑昕等联大教授，发起募捐，凑得了一笔路费和生活费，将林亭玉和襁褓中的孩子送回了广东阳江县的娘家。

外国文学系教授吴达元是个认真而严厉的老师。最让学生们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他的课堂风度，而是他的不幸和坚强。吴达元的妻子去世之后，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看。他便把孩子带到教室门口，让他们玩耍，自己则为学生上课。每次警报响起，吴达元便抱起两个孩子，往郊外跑去。

梅贻琦的五弟梅贻宝，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听人说大哥生活贫困，嫂子隐藏校长夫人身份卖“定胜糕”维持家庭生活，半信半疑。那一次，梅贻宝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从昆明出境，在梅贻琦家下榻了一宿。晚饭十分简单，还见侄子梅祖彦闷闷不乐，似有心事，问起大哥，才知前两天跑警报，梅祖彦把眼镜丢了，家里无钱再配眼镜，没有了眼镜，祖彦便不能正常念书。此时梅贻宝才知嫂子卖“定胜糕”，并非传说。

“疏散”这个动词，是日本飞机轰炸的发明。疏散的一头是昆明城里，另外一头则是郊区。从城里到郊区，那些重复、单调的长路，不知磨破了联大教授们多少双布鞋。

王力教授费了好大劲才在东北郊龙泉镇龙头村租到一间关猪牛的房子。人畜共居的房屋结构是当时昆明农民的习惯，房子的上层住人，下层关着家畜。这种不适合人居的屋子让王力和妻子夏尉霞很不习惯，猪牛粪遍地，臭味熏天，令人作呕。但是比起日机轰炸下的死亡威胁来，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度过了适应期之后，王力教授就乐观了一回，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两边。每次进门，他总要念一遍：“闲招白云鹤千里，静读黄庭香一炉。”再自言自语地说一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王力进城的时候，手里提着个书袋，不紧不慢地用脚步丈量着龙头村至昆明的十多公里寂寞长路。到达联大之后，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再慢悠悠地转回龙头村。

那一天王力教授进城上课去了，妻子突然临产了。情急之下，夏尉霞央人请来了冯友兰教授的夫人任载坤。那天晚上，冯夫人抱着产妇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呱呱落地。

住到郊区，还有一点小小不习惯的是没有电。教授们开始点煤油灯，但是煤油太贵，就改点菜油灯。菜油灯亮度不够，王力在灯下为报刊写稿极为不便，于是，写作之时，便每每怀念昆明的电灯。后来，王力发现，他住的屋子距离电线杆只有五十米，用二百多码的电线，就可以将电源引到屋里。王力心动了，他计算了安装电灯的费用，竟然是他房租的百倍。王力思考了多日，终于下了决心，预支了几个月的薪水，将一片光明引进了牛屋。那天晚上，王力教授在电灯底下又蹦又跳，欢喜得如同小孩。

王力教授租住的牛屋，虽然破旧，气味难闻，但毕竟只用作人居，而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住的牛屋，则是真正的人畜共居。那段时间，正是华罗庚写作《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的关键时候，每天晚上，他窝在牛棚上层，一灯如豆，而下层呢，则是牛在啃草反刍，还不时在柱子上擦痒，每当这时，牛棚便呻吟摇晃，危楼欲倒。

因为没有钱送妻子去医院分娩。华罗庚的一个孩子就在这所蚊虫飞舞、虱蚤猖獗的牛棚里诞生。望着这个苦命的孩子，囊空如洗的华罗庚幽默地说，我的钱都花光了，这孩子就叫华光吧。

蜗居在牛棚里的华罗庚，正在写作中的《堆垒素数论》就是他的生命和骨肉。有一天，妻子吴筱元得到了两个鸡蛋，华罗庚让她把鸡蛋煮熟分成五份，把自己的一份吃了。妻子望着剩下的四瓣鸡蛋，突然泪如雨下。华罗庚安慰她说，别伤心了，等我的《堆垒素数论》出版后，就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有剩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然后再买两包烟吧，真想抽支烟啊……

华罗庚费尽两年心血，终于在1942年底完成了三十万字的《堆垒素数论》。为了尽快兑现割肉买衣抽烟的愿望，他迅速将书稿寄给了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华罗庚在漫漫的时光中没有看到猪肉和孩子的新衣服，也没有换来自己盼望的香烟，半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手稿已经遗失的噩耗，坚强的华罗庚被击倒了！

后来，华罗庚挣扎着爬起来了，他重新站立，开始了《数论导引》的写作。就身体来说，华罗庚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但在精神的领域，他却是一个钢铁战士。1944年，他再一次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并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部著作让一个三十五岁的数学新星冉冉升起。

社会学家费孝通疏散后的住所和王力、华罗庚的住所大同小异。费孝通租住了呈贡古城李保长的一间厢房，厢房下面一半是厨房，一半是猪圈，炊烟和猪粪气味从楼板的缝隙中袅袅升起，却没有诗情画意。费孝通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妻子怀孕了，房东却不许他的孩子在这里出世。房东的决绝让费孝通知道了当地的风俗，如果别人家孩子的血光冲了自己的住宅，则自己的子子孙孙将会遭殃！

抗战时期的科学，是无法同民俗乡风抗衡的。费孝通求助卫生院，不料卫生院设在文庙里，文庙是圣地，更不能容留产妇。最后，费孝通用五元钱一天的代价，在县城租了一间没有窗户的黑屋，终于让孩子出生在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中。

汤用彤失子，萧涤非送子，骨肉分离的疼痛是人间最恐怖的凌迟。我从小受过的教育中，有过送子的悲伤，但悲剧的对象都是乡间的农民或城镇的贫民。大学教授与骨肉分离，于我是第一次听闻。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边的丧子送子悲剧，疼痛了一个时代，它至今还在阴雨天里呻吟作响。

四十年后，华罗庚揭开了那道贫困的伤疤。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后，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听了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四十年后，王力教授重返昆明。在当年的牛棚遗址前，他写下了《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

十

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上，胡适是一个从未踏上过讲台的人，但是，胡适却始终认为自己是西南联大的一个成员。

除了出身北大和知识分子的情感因素之外，胡适自认为联大人是有根据的。西南联大成立之时，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只是由于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做驻美大使，胡适才离开祖国去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他的联大文学院院长职务，由冯友兰取而代之。即使是在驻美大使这个重要的职位上，胡适仍然表达了他对联大的依恋。他认为在驻美大使位置上不叫从政，只能算作暂时征调。国家有外患的时候，作为公民，为国家分担责任应该在所不辞。如此心态的驻外大使胡适毫无掩饰地表达了他的联大情结。

其实，胡适同西南联大的骨肉联系早在“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就开始了。在那个决定西南联大命运的重要会议上，胡适提出了战时教育的四项主张。关于战时教育应是常态教育的建议，直接让政府做出了建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东南联合大学的决定，避免了大学教育的改变和训练班形式。第二条是救济天才，防止造假的尊重同等学历主张。大学独立，是胡适建议的第三条。胡适对大学独立的解释是，政党退出大学，大学里不能有政党活动；政府官员不能做大学校长或者大学的董事，防止官员利用职权干涉校政。第四条内容是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比如在中小学提倡读经之类。

全面抗战之前的1932年，掌管了国民党组织大权的陈果夫以国家需要人力为借口，建议停办大学的所有文学院和法学院，企图把学生引向实用学科。但是，陈果夫扼杀自由主义的计划遭到了大学教授和学生们的激烈反对，他们维护学术独立的坚定信仰让教育部统一课程设置的企图破灭。在强大的学潮面前，教育部甚至丧失了任命大学校长的权力，任凭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们挑选自己认可的人出任校长。

全面抗战开始，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大学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同政府的对立加剧了。陈立夫认为，战况紧张，国家困苦，大学必然更加依赖中央的经济支持，而这正好有利于政府加强对全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有效控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更是认为，战乱时期是国家统一教师资格、统一毕业考试、统一课程设置及统一教材的千载良机。

我在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看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们成为反对派的情景。朱自清、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等教授纷纷表达了他们反对的声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更是大声疾呼，高等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他敬告蒋介石和陈立夫，教育部的做法是引火烧身，树立对立面，强烈要求政府允许大学有“回旋之自由”。

“党化教育”这个名词，就是陈立夫领导下的教育部的发明，更是陈立夫迎合蒋介石的一个举措。由于蒋介石把孙中山的思想规定为教育的最高准则，陈立夫便下令增设了一门三民主义的必修课。为了不让教授和学生反感，这门课开始不计学分，但到了1941年，教育部便面目暴露，规定这门课享有四个学分，且必须修习一年。

联大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洞若观火，一眼就看穿了教育部改变课程为学生洗脑的企图。国民党党员、法商学院教授钱端升首先提出批评，认为特别开设这门课纯属多此一举，违背了大学学术自由的理念。

在反对党化，维护学术自由的原则上，联大学生也表现出了尖锐直率的锋芒。联大经济系学生马灿华在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上发表观点鲜明的文章，认为所有真正的思想都是从怀疑中产生的，即使三民主义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也必须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钱端升随后以主编的身份表态说：“我们对思想问题向来主张自由，向来主张容人怀疑；但对于三民主义，探求应是第一着，怀疑应用第二着。无论如何，怀疑总应在许可之列的。”

三民主义这门课最终在教育部的压力下开设了，但除了三青团成员，几乎没有学生愿意走进三民主义的课堂。有些忠诚的三青团员，也对这门课表现出冷漠和轻视。联大亦我行我素，从未遵守过只有通过这门课才能毕业的教育部规定，而是自行授予学分。有些教授只要求学生定期上交摘抄文字，敷衍了事的所谓读书报告。

在三民主义课之外，联大还在1942年秋天之后开设了一门伦理课，这门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增加的必修课，被批评者讽刺为“阐释先哲嘉言懿行，暨伦理道德多种方面，用以砥砺学生德行，转移风气”。这门由名教授冯友兰讲授，有两个学分的课程，开始还有些听众，但后来上课人数逐渐减少，1945年秋天终于从课程表上消失了。

这些政治性极强的灌输式课程，不仅学生厌烦，联大校方也消极对待。1944年春天，联大被迫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校方把纪念活动安排在学生午餐的十一点钟举行。政治的专制敌不过学生们辘辘的饥肠，会场上人影稀少，屈指可数，而学校领导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谢泳先生在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时，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他认为抗战时期的大学教授，人数有限，无法形成一个阶级或阶层，只能视作一个经济上相对有保障、政治上有追求、专业上有固定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学教授最能独立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谢泳先生列举了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东荪对政治的反感态度。对于每次校务会上恭读总理遗嘱的仪式，张东荪极为反感，终于有一次他无法忍受，摔门而去，公开表示：“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陈立夫这个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注定要以一个耻辱者的形象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1939年后，教育部出台了一个规定，凡是联大担任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员。联大的教授们，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心态，冷淡对待这个规定。七十多年后，我翻开民国发黄的故纸，依然听到了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愤怒的声音。陈序经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为了强化党化教育，教育部长陈立夫1939年12月出现在了昆明。在云南的十二天里，辛劳的陈立夫作了三十五场演讲。在联大的那场演讲中，教育部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陈立夫演讲的时候，学校关闭大门，让听众无处可逃。当陈立夫讲到联大学生要为党为国为将来而学习而奋斗时，台下的学生们突然挥动拳头高呼口号：“坚持抗战到底！”“民族至上，国家至上！”

在以学术为生命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看来，政治，是政党和政府强加给他们的一道枷锁，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强权。张奚若教授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时候，直言不讳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无法忍受，打断了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国家领袖错愕不已，满脸尴尬。不过，下一次国民参政会的时候，张奚若教授依然收到了通知，但教授却不再买账，他回了一个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以后，国民政府的参政会上，再也见不到张奚若教授的身影了。

谢泳先生在分析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总结了三条原因：第一，政治上的严酷并没有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选择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在政治上有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西南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原因，与它们生存的地域环境亦有相当重要的关联。联大的校园，总有一根无形的线与一个强人相连。“云南王”，是一个强势的彝族男人在西南的敬称或畏称，但是，在支持教育、尊重知识分子的尊严上，云南省主席龙云却体现了民主、宽容的一面，他没有让联大的教授们感到“云南王”的专制和杀戮之气。

在龙云的认识中，西南联大的教授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才，他用敬佩的口气对儿子说，西南联大建立，现在全国最出色的人才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因此，当学校和教授们的居住面临困难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栋楼房改造，租给联大的教授们，仅收一点象征性的租金。北大校长蒋梦麟，一家居住在龙云改造过的房屋里，他没有丝毫寄人篱下的感觉。

龙云和蒋梦麟、梅贻琦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展开了同西南联大的合作。他邀请教授们到军营演讲，当他得知联大教授们生活困难时，立即送来大米，捐赠冬衣。他在昆明设立了奖学金，为西南联大和其他高校的五百名学生带来了激励。当联大的自由主义思潮触及执政党的利益，戴笠的秘密警察在昆明抓捕学生时，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和阻止。对于联大教授和学生们批评重庆中央政府的声音，他认为这是言论自由。

一个地方的统治者，一个靠军队和武力维持地方平安和建设的云南土著，龙云却喜欢和联大的教授们交往，他对蒋梦麟、梅贻琦和联大的教授们表现出内心的尊敬，龙云的省市机关和一些机构的墙上，挂满了联大著名学者们的名字。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龙云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手段化解谣言，平息不满。龙云从部下那里听到了西南联大学生对他的毁谤，称他是专制的军阀，是中国的头号鸦片商人，说他勾结汪精卫，称他与日本私订了秘密协议，换来了日军没有侵犯云南的交易。

愤怒的龙云便召开高层委员会，讨论这些指控。大家一致认为要逮捕那些捣乱的学生，不料龙云连连否定，他不赞成武力。

几天之后，西南联大有四十多个学生收到了省主席龙云办公室的邀请函，当他们跟随警察来到龙云官邸的时候，他们首先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龙云、蒋梦麟和梅贻琦。这些对龙云不满的学生首先想到了鸿门宴，他们胆战心惊，他们以为会见之后便是他们的末日了。谁知当他们坐下之后，龙云主席拿出了一叠告状信，分别发还给它们的主人。龙主席说：“你们这些孩子，相信民主，联大被誉为民主堡垒，民主的一部分就是保护他人的权利和名誉。恕我直言，谁愿意读读自己的控告信？”

接下来龙云处理学生控告信的紧张情节，易社强先生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有几个人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就勇敢地遵从了。他们当中最严重的指控是，龙云与蒋梦麟有一笔秘密交易。龙云说：“你们指控我有叛国罪，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学生回答，是听来的。龙云问：“道听途说就是证据？你们太鲁莽了，年轻人应该在批评中锻炼民主，”当然，龙云承认，“我们这里是比较落后，这部分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我们的学校也没有别处发达。我们并不像贵校那样幸运，拥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现在我们应该齐心协力，相互学习。把信拿回去，随你们自己处置，但以后一定要核查信息是否属实。”

会见到此结束，学生们仍然好端端的。他们感到如释重负，大声哭起来，并跑上去握着龙云的手向他道歉。在一片混乱中，有几位也握着蒋梦麟和梅贻琦的手，他们看起来一样吃惊，继而放下心来。

一个大权在握的省主席的宽容大度，不仅让在场的学生们感动，也让七十多年后不在现场的我感动。这样的话和这样的情节不是如今的我们用“伪善”这个词可以轻易注释的。

离开龙云官邸的学生们，突然想起了龙云的一件事。曾经，他们在联大的校园里看到过一辆高级轿车，车里坐着一个女学生，学生们打听到了坐在车里的女学生是龙云的大儿媳。一贫如洗的穷学生们本就痛恨当地富豪，他们立即对这个特殊的联大学生不满起来，几个学生慢慢走在前头，故意不给汽车让路。最后，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去商店里买香烟，学生们趁机把汽车的轮胎划破了。

这个事件的结果同样让学生们感到了意外。龙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不仅没有追查学生的行为，反而立即禁止了儿媳乘车上学的特殊待遇。

这些发生在昆明和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公共事件，让联大的每一个教授和学生成为了旁观者和知情者。这些彰显公义、尊严的情节体现了一所大学的精神，所以，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走进课堂的时候，总会油然产生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信念。学术的圣坛不是体育的竞技场，特殊的身体条件和强壮者拥有突破限制的权利，每一个教授的面前，都横亘着一条导电的红线。即使高贵如校长者，他的前面也有不可触及的雷池。在龙云的官邸里见证了权力软化，自由和人权得到尊重的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在制度面前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事件的起因源于宋子文、翁文灏在1945年5月31日国民党一中全会上当选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在组阁的时候，行政院秘书长这个官位圈定了与宋子文、翁文灏私人关系密切且同为留美派系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曾经担任过孙中山秘书、教育部长的蒋梦麟，经不起老婆的煽动和官场的诱惑，欣然同意入阁。

此时的蒋梦麟，正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考察教育并为即将抗战胜利复员的北大采购教学仪器图书，物色新的教学人才。当入阁的主意打定之后，蒋梦麟便淡化了他的赴美使命。最致命的是，已决定放弃北大转而成为政府官僚的他忘记了《大学组织法》中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的戒律。回国之后，他在重庆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告知了自己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决定，表示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

蒋梦麟的信件点燃了联大教授的不满和愤怒。被蒋梦麟委以联大常委重托的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直言不讳，批评蒋梦麟见利忘义，并用浑账、王八蛋之类的街巷语言怒骂。得到蒋梦麟信任的郑天挺教授持相同观点，他对周炳琳说：“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梦麟）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

郑天挺、周炳琳的话，让我想起了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廉耻》中说的话：“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联大教授们对蒋梦麟此时的评价，延续了顾炎武的廉耻观，成为一个人节操的衡量标尺。

蒋梦麟的选择，让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无法理解。大家决定请与蒋梦麟有着公私交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出面游说，期望蒋梦麟回心转意。

不料，傅斯年在蒋梦麟的石壁面前碰破了鼻子，蒋梦麟在行政院秘书长的职务诱惑下，成了吃了秤砣的王八，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回头。心情不爽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信抱怨说：“我为这事，曾和孟邻（梦麟）先生谈过好多次，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

联大教授们的愤慨，终于演变成了北大教授会上的集体意见，既然蒋校长要到政府做高官，就必须按照《大学组织法》的规定，主动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教授们还建议，请胡适回来，执事北大。

在重重压力之下，蒋梦麟终于做出了主动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选择。1945年8月7日，蒋梦麟从重庆返回昆明，在教师大会上，他坦诚地检讨自己违反了《大学组织法》，并决定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这是蒋梦麟在北京大学的谢幕，他与北大的缘分，终结于行政院秘书长的权力面前。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谢幕，是另一出大戏的启幕。九天之后，教育部长朱家骅传达蒋介石的旨意，拟任命傅斯年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没有任何犹豫，立即上书蒋介石，以病体不支坚辞，并郑重其事地推荐胡适出任这个职务。傅斯年说：“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

傅斯年的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蒋介石。当即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胡适未回国就职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职务。

胡适是一个清醒的人，八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决定中国战时教育命运的庐山谈话会，更没有忘记自己在会上的慷慨陈词。两年之后，胡适也遇到了蒋梦麟同样的难题，他遭遇了权力的严峻考验。

胡适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的1947年1月，蒋介石决定让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他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吃饭，征求傅斯年的看法。傅斯年当即表示，北京大学影响大，不容易找到适合当校长的人选。蒋介石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国家领袖，并不把《大学组织法》放在眼里，以一贯的权威口气表态说：“可以兼着。”

胡适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毫不犹豫地回复傅斯年。“我若做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胡适在写给说客王世杰的信中也说：“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绝不敢就，国府委员也绝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绝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

对于胡适的拒绝，蒋介石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把胡适这样的文人和他麾下以服从为天职的武夫放在同一架天平上，他用一种婉转的语言和书信的形式下达了对胡适的任命：“用敢重违尊意，推定先生为国府委员。倘因时间匆促，不及于发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体念时局之艰难，务请惠予谅察。”

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他屈尊的态度和软性的专断不仅没有让胡适感恩，反而激起了北大教授们的众怒。书生们的骨头，平时包裹在柔软的皮肤和肌肉之下，一旦皮开肉绽，它们的坚硬和不屈就会让权力感受到疼痛。

国家最高领袖的决定，首先让傅斯年“至为惊愕”。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等教授“逖听之余，深感惶惑”，他们立即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窃意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国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更不宜由国立大学校长兼任委员。此事倘经实现，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胡适在原则面前丝毫也不让步，他用电文的形式再次表态：“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几天之后，胡适到南京参加中央博物院理事会，蒋介石设晚宴款待，谈起这个心结，他说，院长可以不做了，但以无党无派代表参加国府委员会，并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两次，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胡适并不让步，他在蒋介石问起胡太太的时候，见机祭起撒手锏：“内人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北大校长胡适拒绝出任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事件最终以蒋介石“接受谢绝”而结束。胡适通过了一介书生气节的检验，他兑现了1937年7月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当着蒋介石、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王世杰等人的面郑重表述过的大学教育原则：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大学组织法》，就是胡适教育思想的一个体现。《大学组织法》，在权力的眼中，是一纸不必遵守的文字游戏，但在胡适心头，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禁令。所以，胡适有充分的理由和资格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员。所以，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就自豪地说了如下一段话：“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十一

当我在民国脆黄的故纸上看到西南联大教授名单的时候，昏花的眼睛突然闪亮，群星璀璨，大师云集，科幻电影中独有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

编辑于1945年的《联大八年》一书，是西南联大终结使命的纪念。这本只有十余万字的小书上的每一个汉字，都坚硬得如同石头上的雕刻。1945年的时光，为后人提供了一组朴素的数据：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二十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二十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通过对这份名单的分析，谢泳先生做出了如下判断：

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情节，可以作为谢泳先生这段评价的一个佐证。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时候，来联大访问的费正清看到了精力充沛身强体壮的萧蘧教授变得难以辨认了。他像个“流浪汉，破衣破帽，浑身上下都是补丁，挂着一条领带，好多地方磨得发光，洗得发白……”钱端升教授有一天上街，他发现自己卖掉的大衣穿在别人身上。费正清知道了冯友兰教授的妻子任载坤做芝麻烧饼，卖给学生，换取生活费。

就在西南联大教授们生活陷入空前困境的时候，教育部发布训令，“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这是一份岗位津贴，并非针对西南联大，而是涉及所有国立大学的行政人员。教育部的雪中送炭是有理由的，因为联大担任了行政职务的教授们，只领取教授的薪水，所有的行政职务，都是教学之外的兼职义务，没有一分钱报酬。

我的人生经验在20世纪40年代的联大教授们那里遭到了重创，我以为这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不料，联大的二十五位院长和系主任们集体上书教育部，坚决谢绝这笔在我看来他们应该得到的补贴。冯友兰教授执笔，为后人留下了一篇高风亮节的传世佳作。

查常务委员会总揽校务，对内对外交际频繁，接受办公费谊属当然，惟同人等则有未便接受者。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五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且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尤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二也。准此二端，敬请常务委员会鉴其困难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

联大常务委员会立即转呈了这封让我们感动的信，同时也让后人看到了联大所有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念。“惟本校训导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各系主任等闻讯后以依照三校以往惯例，并为维持联大甘苦共尝之精神，此项特别办公费未便接受，函请代为辞谢。”

这个神话般的情节，让一个后辈记住了二十五位先生的名字，他们是：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郑天挺、陈福田、李继侗、陈岱孙、吴有训、汤用彤、黄钰生、陈雪屏、孙云铸、陈序经、燕树棠、查良钊、王德荣、陶葆楷、饶毓泰、施嘉炀、李辑祥、章明涛、苏国桢、杨石先、许浈阳。

学术精英，道德楷模。联大教授们在最矮的草房里，支撑起了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大师们的培育下，从草房子里走出的两千五百二十二位联大毕业生，都成了国家的栋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刘东生、叶笃正；“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英雄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他们列队走在一个民族的前头。在这个漫长的队伍中，我还看见了陈省身、许宝騄、华罗庚等教授的身影，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选出的八十一名院士中，西南联大占了二十六名，而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还首批入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联大师生中，有一百七十一人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数字，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最有力证明。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参观联大之后说，中国有一所可以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的大学，那就是西南联大。

有一天上午，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独自一人在教室里看书，突然有一群人推门进来，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赵瑞蕻认识其中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两位学生。他们见到熟人，也不打招呼，径直在离黑板最近的椅子上坐下。有个人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道赵瑞蕻不懂的方程式。徐贤修站起来说，你错了，看我的。他跳上讲台，在黑板上飞快地演算。徐贤修刚刚写完，华罗庚教授又站了起来，连连说错了，错了。当华罗庚拄着拐杖站到黑板前演算时，台下的学生又叫了起来，他们认为教授的答案也有问题。学生、助教和教授争吵成一团，谁也无法说服别人。最后，华罗庚打断学生说，十二点，肚子早饿了，我们先吃饭去，我来请客。

那是赵瑞蕻第一次看见学生同老师因学术问题争论不休，他没有看到学生有丝毫的让步和情面，而老师呢，也没有半点恼怒和被冒犯的感觉。

沈有鼎是联大哲学心理系的教授，但他却是1929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赵瑞蕻经常见到他在茶馆里同学生辩论哲学问题，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一次，金岳霖参加一个逻辑学讨论会，有人在会上提到了哥德尔。金岳霖对此人了解不多，表示要去买本他的著作看看。这时沈有鼎突然打断金岳霖的话，毫不客气地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岳霖听了，丝毫没有被冒犯的感觉，他“哦哦”了两声，坦然地说：“那就算了。”这段经历被金岳霖教授的一个学生写到了书里，他认为老师是真正的名士风流，胸怀坦荡，心无芥蒂。金岳霖的另一个学生殷海光后来在台湾看到了那本书，老师的雅量，让他肃然起敬。在大陆，学生毫不客气地批评，老师虚心地接受意见，金岳霖先生的风度史无前例。

尽管物质贫乏，生活艰难，但西南联大的精神面貌，始终保持一种向上和生长的态势。那些鲜活的人物和事件，构成了一所大学优秀的学术传统。

1946年1月，联大学生王瑶研究生毕业。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就王瑶的研究生毕业考试安排向梅贻琦校长写了一封简短朴实的信函。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闻一多 上

卅五·一·廿九

计开：

王瑶论文题《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

初试范围：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

用现在的眼光看，闻一多教授用信函的形式取代请示显得过于简单，似有不敬，而且，将毕业初试的安排附于信函之后，似不严谨规范。但就是这样一封毫无八股和教条的信函，梅贻琦校长第二天就作了明确的批复：“照办，琦，一·卅。”

在闻一多和梅贻琦简洁得如同电报的公文中，后人看到了联大的办事效率，看到了闻一多工作的严谨，看到了梅贻琦处理公务果断迅速的风格。闻一多的信函，简洁清晰，没有仰视的敬语和谀辞，梅贻琦的批复，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官气。三个月后，梅贻琦在朱自清呈报的关于王瑶毕业论文考试聘请教授的公函上的批示依然是明确得惜墨如金的寥寥数语：“照聘。仍备晚饭。”

抗战时期的书生们，没有官僚习气，西南联大时代的公文，没有旅行的恶习，它坐了火箭，让呈报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明确的答复。

此时，我想起了一个外国学者说过的一句话：“西南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十二

一个民族的苦难八年在1945年8月15日太阳旗的降落中结束，西南联大伟大使命的终结也在这个时刻来临。西南联大历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在1946年的“五四”纪念日那天举行，在联大图书馆前广场上，联大常委梅贻琦作了最后一次演讲。然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上，树起了用世界上最坚硬的材料雕刻成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血与火的八年时光，通过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刻在了不朽的石头上。“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西南联大校歌的旋律并没有因为三校北返而消失，它的精神一直萦绕在师生的心里。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将他人生中最深刻的记忆永远留在了昆明：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如果不是日本侵华，就不会有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实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但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教授是大学的灵魂。鉴于西南联大教授这个群体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道德精神和民族风骨，1920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哲学家张申府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建议政府保护知识分子。张申府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张申府的呼吁，当然是个人的心声，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评价。联大教授贺麟从学术自由的角度，诠释了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传奇的主要原因。在《学术与政治》这篇文章中，贺麟认为：

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

这个七十年前的观点，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我的眼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贺麟文章中的学术负荷者和代表人物，他们的意义和形象，至今仍为人称道。西南联大坚持并发扬了北大、清华、南开的优良传统。

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成员、教授会成员、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长等，无一不由教授担任。此为教授兼职，且兼职是不增加薪水的（兼职者不得减少授课量），纯粹是“义务劳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经说过：“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这句名言出自1917年1月他上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讲，我想，当蔡校长斩钉截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台下一定会响起热烈的掌声，不会有学生怀疑这个要求的正确性。

清华大学曾经有学生挑战过国民党元老张继。这个名声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空取了唐朝诗人张继的诗名，而他的观念，却世俗得可怕。

作为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就职典礼的监誓，张继在会议上发表了一通议论。张继认为清华建校二十个年头，有好的房子，有好的教学设备，每年花不少钱，却没有造就出杰出人才。张继说，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各部部长中，有哪一位是从清华毕业的？自负的他还以挑战的口气激怒学生说，在座各位有勇气的请起来与兄弟讨论一番。

不料真的有学生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接受了他的挑战。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张人杰提出了三点质询：一、此次就职典礼，本校时间定在上午十时，为何张委员你十时四十五分才到？二、张委员所言人才，不知是按什么标准来定的？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就来定，清华毕业生却不能说没有。张人杰接下来列举了一长串科学、技术、工程、建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的清华学生名单之后，反问张继说：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吗？其他如教育界闻人胡适以及南开、燕京两校教授，也多为清华毕业者；（按：胡适此前似与清华无干，当时报刊报道如此）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政客官僚，清华却没有一个。或许是这一点招致张委员的轻视吧。三、张委员也是人，为什么与你谈话，还需要勇气，难道张委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张继毕竟是个有风度的人，他的脸色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变得通红，他当即承认自己的失言，并向学生们道歉。

时光已经流逝了八十多年，但是，张继却像孙悟空一样变化了许多个化身，张继的人才观已经被社会包括许多大学全盘继承。拜金教授，正是大学培养升官发财观念的蝶变者。没有一种腐朽是后继无人的，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

谢泳先生在他的文章《过去的教授》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说：

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所以，原子弹之父钱学森先生临终之时，以微弱的声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醒：“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一所诞生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只存在了七年的大学，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短命的大学。但就是这样一所学生在煤油灯下苦读，教授在茅草棚里上课的大学，却以纪念碑的形式延续着教育和学术的香火。当中国的学术文化落后于西方的时候，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回顾过去的历史。

我的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地跳出英国教育家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的那句名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所以，面对一座1946年的纪念碑，我们没有理由不仰望民国的长衫。后人有充分的理由，向一块坚硬的石头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