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眷顾了我们

成　风

刚入秋，就有消息说，入大学的考试要恢复到和“文革”之前一样了。就是说，推荐的大学入学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要通过统一的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个消息越传越真，没隔多少天，上面真的有表格下来，每个人都可以报名，可以登记了。

这是1977年的秋天，我刚刚过了二十岁的生日。

1977年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但是面对新的开始还没有太多的新思想出现。现在回过头去看应该更加清晰一点了，那个时候对上一个时期的终结，实际是以全面的“恢复”而进行的，以高考为例，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出现就是以“恢复”为名义的。“恢复”就是参照再上一个历史时期，之前有的，现在都搬出来，都可以有。同时，1977年又是一个群情激奋，人们急切地都想要做点什么，急切地巴望着新的东西立即出现的年月，因此，当“恢复高考”被认可以后，就马上付诸行动了。

一年前，我从市里到城郊的庄桥公社插队，光荣地成为生产队里的一名社员。过了一个夏收夏种，我被大队小学看上，抽到学校里当代课老师。说实话，我对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很满意的，我的父母对我从生产队抽到学校也很满意。当年的我，已经开始喜欢写作，经常有文章发表在宁波市文化馆的《作品交流》和《群众演唱》上。而在学校里，因为我喜欢弹风琴和上唱歌课，就有机会参加宁波市里的音乐教研活动。在那几次活动上，我认识了宁波六中的范盈庄老师，后来就跟他学作曲，也有“作词作曲”的作品发表在《群众演唱》上。

当然，能考大学是我的一个福音。按当时的要求来说，我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梦里都在追求上进，能够有机会到专业的大学学音乐或者写作，对于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当时，我的家人、同学和周围的知青都鼓励我去考，并且都觉得我可以考上。于是，我便报了名。

按照规定，自1967年高考被取消之后毕业的历届学生都有资格报名参加当年的高考。这样符合资格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又安排了“初选”。初选考试类似于摸底考试，不仅成绩不公开，而且也不对晋升下一级考试产生影响。很多人经过初选以后就放弃继续再考是因为被“初选”吓倒了，是自己主动放弃的。想想当时，人们甚至连闭卷考试是怎么回事都已经相当陌生，怎么复习、复习些啥内容，都是一头雾水。既然无从入手，就只能听其自然了。许多人几乎都是拿着一支笔、一副三角尺就走进了考场。像我们在农村的，都是昨天才放下锄头，今天就走进教室面对考卷了，所以其中的偶然性可想而知。

庄桥公社初选的考场设在庄桥中学。记得那个仲秋的下午，庄桥中学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前来考试的人。校园里的气氛很平和，一点没有紧张感，熟人们彼此打招呼、谈笑，也没有谁来送谁接谁。

恢复高考当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但我觉得恢复高考还体现了社会公平。这个意义不仅在当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震撼，而且在40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说服力。高考制度不管怎么改，它总在人人瞩目和关注下遵循着这条原则。

初选考试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快接近正式考试之前，我母亲就叫我请假回家，参加宁波二十中学特意为这次高考组织的复习班。请假、回家都很顺利。二十中学是我的高中母校，复习班上的老师我都很熟，在下乡插队之前，我还在二十中学代过课，复习班的老师也可以算是我的同事呢。复习班也不是系统地上课，也没有教材，主要是老师临时编出几份关于时事政治的材料，以及高中时已经反复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的名词解释给我们背。所做的数学题，大致是一些基本的因式分解和三角几何，没有更深的。当时，宁波市内的各个中学都办起复习班，一些资料都是你传我我传你，大同小异。

复习班结束，考试的日子也就到了。考完当日，我就独自回乡下。在宁波家里住了一段日子，还是蛮记挂乡下的。

1978年春，在浙师院宁波分校中文系

接下来的一切都顺利，结果出来了，我上了分数线，可以填志愿。填志愿的难度主要是不会，那是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甚至连填志愿是怎么回事都不了解。记得我填的有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和指挥、余姚师范音乐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好像还有其他学校，但记不得了。交了志愿表就是等了。等，等，让人心里充满一种期盼和遐想，以及莫名的担忧和焦虑。好在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欢乐之节日被推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最前沿。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当时的考试分数没有公开。考完了，你就等通知，有了，就可以填志愿，上大学的路是通的；没有，就不用再指望了，得来年再考。而同时，考试以后有一个关卡还继续存在，那就是“政审”，审查考生家庭成分。

当时对我的“政审”是由我们大队小学的校长和公社负责教学的一个领导来进行的。她们两个到宁波我家的居住地街道，查看了我父亲的档案，并且抄录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政审”以后，校长对我似乎有些暗示，但我当时都未在意。直到二十几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自己的档案中那份“政审”材料。那份材料的确对我非常不利。我父亲“文革”伊始就从上海的剧团告辞回家，40岁的他在鱼市场的码头上给渔船卸货，算是一名外包工，今日有货今日结，明日无货就空手回家的那种。后来到一家水泥预制品厂做临时工，算是有了个固定工作。厂里的两支造反派知道他能写，就都分别找他写文章，我父亲也只得应允，就像左手和右手下棋，我父亲的战斗檄文注定了他终将被一方打倒。于是连同他的被翻出来的老账，就一条“编导黑戏坏戏”已足以置他于死地。在材料里面我还看到了一条“收听敌台”，这就让我很纳闷。家里当时倒是有一台收音机，电子管的，我父亲竟然在用它收听敌台？那时候我们家的住房不到四十平方米，前后两间，住六七个人，而且左右邻居紧贴，谁家的响动都很难不惊动邻家。我想，父亲至少没有“作案”的时间，他不可能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打开收音机，那声音再小也不可能不被别人发现，那时候又没有耳塞。

“政审”的事埋在我心里一直都没有答案。因为没有被录取，所以更把这事当成事，觉得都是“政审”惹的事。但是接下来我又被录取了，则又可表明我的“政审”并没有对我构成危害。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最初没有被录取是因为自己考得不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可是二十几年以后的发现，又让我对之前的以为产生了新的以为。

谁谁谁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不断传来，而我一直没有收到。我们大队一起参加考试的也有人收到了，我还是没有收到。我从最初的自信变为担忧，又从担忧变为沮丧，而从沮丧到了彻底失望。本来心里倒没把录取想得太复杂，但是一旦拿不到录取通知书，心里的烦躁和郁闷就顷刻间蹿了上来，尤其是看到一同下乡的好友开始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就整天闷闷不乐起来。学校同事和平时走动很热络的知青们见面就都劝我。我母亲特意叫我弟弟从宁波来村里看我。我弟弟来的时候背着一个肩包，包里面是母亲为我做的几个装在搪瓷杯里的菜。那是个寒冷的冬日的下午，我弟弟到时已经是下午，我们没有出门，就坐在寝室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静静地坐着。我弟弟也参加了这一次高考，他也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第二天一早，我弟弟就独自回宁波了。没过多少日子，我弟弟有了一个招工的机会，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当工人的时候，却收到了一封录取通知书，然后，他就打好行李上杭州了。

春节以后，我似乎很快从沮丧中挣脱出来了。

不料，春寒料峭的那几日，忽然有消息说，高校要扩招，各个学校都要千方百计地腾出教学资源，更多地、尽可能多地招收学生。于是我又得到了一张表格。这一次填志愿就不用动脑筋了，因为扩招的学生要求走读，必须有每天回家的条件。我家在江北区大庆新村，在适合走读的范围之内，只有唯一的一个选择，于是，我填了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

就这样，像是被紧急招募，三天以后我就去学校报到了。

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先前的陈规不断地被打破，人们的生活随时可能出现预料以外的急转。我们被时代大潮裹挟着行进，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尤其对于一个还懵懵懂懂的小年轻，20岁，我还没有见识过人生必然会出现的生活的海洋，也不知道，更没有畅游过真正的知识的海洋。

离开村子的前一夜，月黑风高，我来到我心仪的也是来插队的一个姑娘的寝室里，我们坐着，缓缓地聊着，一直聊到很晚。现在我已一点都不记得我们聊了什么，但是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一定没有说出内心真正的愿望，一定没有表达我最最想表达的心愿，甚至连转弯抹角都没有。我离开时已是深夜，她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送给我。她用那支笔在笔记本上给我写下了一句话。

成　风　原名王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鄞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鄞州区文联《鄞州文学》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