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忆，最忆是高考

劳剑晨

我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马渚镇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977年下半年，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并顺利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

“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感谢生活，予我以知识和成长的锤炼。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高考，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绚丽的一页。

懵懵懂懂的高中毕业

我的父母亲都是当地的小学教师，母亲教语文，是低段班主任，父亲为体育老师。

七虚岁上学，五年小学、两年初中、两年高中……“懵懵懂懂”的年代，“懵懵懂懂”的我，1977年9月从马渚中学（余姚七中）高中毕业。兄妹三人，我是老大。按规定，一家中必须有一个“下乡”。

其实去“下乡”，也是要有“路子”的。我的一个很要好的高中同学，父亲是附近公社的书记，他一毕业就被安排到所在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插队落户”。这样，两年后，就可以设法“招工”了。托人找关系想办法，早点去“插队落户”，就好像现在一些人想方设法去做“村官”，“曲线救国”一样。

没有门路“下乡”，为了生计，都是做小工。一天，父亲给我找了个“刨树皮”的活。

南方建房、盖瓦片用的椽子是杉木，细细长长的，一米多一根。把手腕粗的树干斜放在长条凳上，上端用肩扛住，双手拿起弯刀，使劲地上下、左右刨动，直到把树干刨成白白净净的一根。

相比挑沙子、搬砖头等体力活，这刨树皮算是轻松了。只是这一上一下，一转一转，也必须用足力气。这个工地上比较“轻松”的活对我来说，也是个艰巨的挑战。

从早上到下午，我一共刨了135根椽子。1分钱一根，赚了1.35元。辛苦了一天，手掌上整块的皮都水肿脱了起来，想要第二天继续干活是不可能了。高中的班主任杨丽英老师知道后，对我母亲说，小孩“文质彬彬”的，还是不要去做小工了。这样，我的打工真的成了一天的“短工”。

我用工钱买了一只铝饭盒，花掉1.20元。这也是我第一份劳动收入和财产。事后才知道，父亲为了给我找活干，托人帮忙，送了一包3元钱的前门香烟。

突如其来的广播

当时学校盛行“戴帽”，也就是小学办初中。9月中旬，我已在马渚区校做了代课教师。教初一语文、政治，还有史地。

第一节课是语文，母亲帮我备课。前一天晚上，按照备课笔记，在寝室里，从头到尾给母亲讲了几遍，算是演习。

第二天走进教室，一声“起立”，我连“老师好”都没听全，脑子便“嗡”的一片空白。母亲站在教室的窗户外面，示意我。看到母亲，心里又一下子踏实了，按照本子上前一天晚上的备课内容，终于开口讲今天上什么课等等……

慢慢地，我开始习惯讲台。语文课照例是按部就班，一板一眼地上到位。政治课很枯燥，讲些空泛的道理，学生们也姑且听之。史地课最放松，我经常超出课文，说些自己了解的、印象深刻的东西。有一节课，竟说了一堂课的格兰特船长，学生们也最爱听。比起做小工，课堂似乎更适合我。

区校操场上有个大喇叭，照例每天放送余姚人民广播站的有线节目。代课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我在操场上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多往心里去。晚上，班主任杨老师赶到我家，让我参加高考。

还没读书时，我问母亲，小学以后读什么？母亲一层一层地讲来，我知道小学以后是初中，初中读了以后是高中，高中毕业后，要读大学。有一次在母亲的同事面前，我完整地复述了这个求学过程，引得一片赞誉，说小小年纪，有志向。等真的读完了高中，连个“插队落户”都没着落，根本不敢想还能被推荐上大学。

代了一个半月课，舍不得。想一边代课，一边复习。杨老师果断地说，不要看这些眼前利益，时间不多，机会难得，必须全力以赴。

遥远而并不遥远的“路”

也许是生长于学校这一环境，母亲虽然没有像现在的父母管小孩学习那样无微不至，但基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已使我受益匪浅。

我上的是最短的九年制，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初中时最混乱，上课大家就是吵闹，根本谈不上学习，过得很郁闷。有位身材魁梧的英语老师，是旧时中央大学毕业生、中校翻译官，用他那一口浓重的北方音对我说：“劳剑long，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那殷切的目光，可能我是几个还能读书的学生之一的缘故吧。

高中开学一个多月后，杨丽英老师换到我们班做班主任，感觉特别能管理并理解我们，心境也由初中的压抑转为舒畅。

杨老师不仅与学生打成一片，学习也抓得很紧。现在想来，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她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也是我最应该感谢的老师。

我回到马渚中学参加复习，时间大概是两周。原来几门功课中，语文最好，数学次之，物理还可以，化学一般，于是，我选择了文科。

高考前，宁波地区先进行了“文化考核”。我们的考场就在马渚区校，教室在我家寝室对面的最右边。印象中比较顺利，好像就半天时间，考数学、语文两门。中间10分钟休息时，父亲还买来了小笼包子。那个香味，至今记忆犹新。

从得到消息，报名参加高考，到地区“文化考核”，再到正式考试，记得都相隔一个月光景。

还是在马渚中学复习。从高中时候起，我一个人住在外婆家，每天拉上黑色的板门上学时，外婆总要在屋里说一声：“剑晨，认真一点。”返校复习后，每天外婆照例还是这句话。例外的是，到了晚上9点左右，外婆会拿一个鸡蛋，打在烧开的水中，搅匀了，加上糖，给我补充能量。

到了12月中旬，学校的课提前一周结束，我就全天在家，主要是背史地。到了高考前一天，晚上看书时，鼻子突然流出血来，滴在书本上，着实吃惊不小。看来是月余复习辛劳的缘故。

考场设在马渚中学。可能是初试成绩的关系，我的准考证号是文科第1号，坐在最前面。

具体考了什么，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作文题目是“路”。我由鲁迅的名言入笔，想象家乡芦苇荡边的一条路，有战争年代的血色回忆，有新中国的建设见闻，铺垫了相应的故事和细节，当然最后是我们对红色之路、传承之路的决心。晚上大致给杨老师说了一下，得到了她的赞许。

监考的其中一位老师，是学校教物理的李老师。因为我坐在第一排，她巡视时，不免多看几眼。事后听说，她当时悄悄地对杨老师说，这个教室里，也就劳剑晨有希望。

阳光打在脸上

填志愿，不像现在是有了成绩后进行的，好像参加第二轮考试时就填了。

我也没有看到“招生简章”之类，只是根据杨老师的意见，全部报了省内，一共三个志愿，依次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最后是“服从分配”。

等待是漫长的……1978年2月25日下午，我一个人在老屋内看书。2点左右，父亲突然兴冲冲地推门进来，一脚踩到长凳上，手中拿着一个棕色的长信封，高高扬起，一下甩在桌子上，“来了！”

定睛一看，是“杭州大学招生办公室”，父亲刚从马渚区教办拿来的。激动地拆开，是一张白色、铅印的“录取通知书”——杭州大学中文系！

杭大中文77级，我的生命从此烙上了这个闪亮的符号。

马渚中学有4位应届生（三男一女）首次高考录取，除我以外，浙江化工学院2名，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1名。其中浙江化工学院的一位女生是我同班同学。

作者杭大入学照

作者与杭大中文系77级同学（左三为作者）

听说在余姚县委外面的城墙上，还张榜公布了全县的高考录取名单，县城的大表哥看到我的名字在文科类第三个。

杭大报到的日期是1978年3月6日至9日。6日第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杭州报到了。

准备行李时，原先是准备把父亲的手表给我，因为旧了，表面发黄，最后还是下决心给我买了一只新的“上海牌”手表。本来整理出一只长方形的肥皂箱，但看看太小了，就把父亲的旧皮箱给了我。杨老师送我一个红色花饰的脸盆，我一直用到后来工作。

3月6日早上8点左右，我身背铺盖，两手分别是皮箱和装脸盆的网兜，里面还有一个热水瓶，来到马渚火车站。父母亲、妹妹、弟弟，还有年迈的外婆前来送行。

两个多小时后，列车抵达杭州站。在杭州大学的横幅下，找到报到处。3月的杭州春光明媚，我们站在军用大卡车上，穿过解放路等杭城主要大街，驰向杭大本部。

下车后，再到中文系报到处。随着同学的导引，走出杭大后门，柏油路只到第二海洋研究所前面，最后记得是穿过一片种菜的田块，来到西溪边的中文系。

报到注册时，学生证上写着年龄“15”（虚岁17）。

许多年以后，有记者采访我当年的高考经历，说到第一天上大学报到，站在大卡车上经过解放路时，我冒出一句“阳光打在脸上”，形容极度兴奋、新鲜的感觉。确实，相信青春的年纪，那一天的“阳光”，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名字的“彩蛋”

“劳”姓较少，《百家姓》中有，但在两百之外。高考准考证上，错成了“苏剑晨”。还好中学老师都知道，倒也没有什么波折。

在杭州火车站报到时，中文系的新生名册中，只有一个“黄剑晨”，估计是打错字了。校本部报到注册时，又因此耽误了许久。据说是打电话到余姚县招生办核实，才在学生证上恢复了“真姓大名”。

第三个“彩蛋”，是30多年后才知道的。宁波市政协寄“高考40年征文”通知时核实身份，在当年《1977年宁波地区高校录取名册》中，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与“杭大中文系”、马渚中学等关键信息对应的，只有“劳剑农”。农的繁体为“農”，估计手抄的是一位老先生，晨、農相混，简写了。

对此，妻子、儿子不约而同地抛过来一句段子：“你是个假人哎。”呵呵！

岁月蹉跎，当年的青葱少年现在已年过半百，是非曲直、世间真假，有时竟也脱兔莫辨。但1977年深秋区校操场的中午广播，来得那么响亮，如此真切。

劳剑晨　1962年7月生，余姚人。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1977级。现在金华日报社工作，先后任《金华晚报》副总编、《金华日报》周末部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金华市拔尖人才。第六届金华市政协特聘委员、第四届婺城区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