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级”

汪维辉

1977年，是改变一大批人命运的年份，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77级”。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之后在鄞县公路段盛垫道班做了几个月小工，养护从宁波到莫枝的15公里柏油马路（我们习惯称作“油路”），这是当时宁波城区以外唯一的一条油路。1976年1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来到鄞县望春公社长乐大队陆家生产队插队落户，成了一名挣工分的农民，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摸六株”（农民对侍弄水稻的戏称）。那个时候知青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最好的出路就是被招工回城，“跳出农门”，但是非常难。上大学根本连想都没想过，因为都是推荐，名额很少，轮不到我。

1977年下半年，转机突然降临——停止十几年的高考恢复了！听到消息，心情很复杂，既有惊喜，又有犹疑——毕竟毕业两年多，学业全都荒废了，更何况从小学到高中正好赶上十年“文革”，本来就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如今要参加高考，心中十分茫然。当年在同一个公社插队落户的知青抱有这样想法的不少，有的怕考不上丢脸，就打了退堂鼓，没有报考。好在我做事向来有点鲁莽，不太瞻前顾后，只要有机会总要试一试，也就很盲目地报了名。

1977年的高考是分两次进行的。据说是因为报考的人太多，所以先按地区进行初选，好像考的是语文和数学两门。从报名到考试的时间很短，因为怕考不上被人笑话，地区考试前我虽一天也没有休息，但还是利用晚上的时间简单地看了些教科书复习一下。有一次回家，路遇高中班主任王宪梁老师，他告诉我母校宁波六中正在办复习班，我可以去参加。但当时的我胆小幼稚，心里有种种顾虑，最终也没有去。考完后我想肯定没戏了，因为自己感觉考得很差，特别是数学，全都忘记了。这倒也好，反而轻松了，就丢下不再管它。

没想到过了不久来了通知，让我参加省里的统考。于是我开始比较认真地复习，但是仍没有离开生产队，还是照旧干活。直到考试前，望春区组织考生在集士港中学集中复习了一周。望春公社通过初试的好像有六七个人，都去参加了。一周时间主要是复习数理化。但是这种临阵恶补收效甚微，那么多公式、定理等根本记不住，更不要说应用了。全省统考已经接近年底，天气比较冷，考场设在望春中学（现已恢复旧名“同济中学”）。她也是我的母校，我曾经在那里读过一年初中。语文的作文题是“路”，写得很顺手，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大而无当地发些议论，不过文章应该还是比较文从字顺的，估计作文得分还不算低。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应克横先生，我的作文颇得他的赏识，常常被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全省统考考完后，我感觉跟初试一样差，甚至做梦梦到数学只考了6分、物理考了十几分（我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因为那时候高考成绩是不通知本人的）。最可笑的是填报志愿。当年徐迟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激励了无数年轻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至今犹记得其中的两句话：“中国是数学的故乡，中国应该出大数学家。”读得热血沸腾，朦胧中仿佛自己就是那未来的“大数学家”似的。所以毫不犹豫地报了理科，而且非数学不读！想想当年的自己，真叫才疏学浅却又心高气傲，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口出狂言：要么不读，要读就读个好大学！填报的志愿是什么呢？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数学系，第二志愿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旁边一位考生善意地提醒我：填报志愿要实事求是，不能太高。我说，还不是组织分配吗？难道真的会按照志愿录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由组织安排，从未听说过还有个人志愿一事，对于高考以及录取程序也毫无了解。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当然也是一无所知。在填报志愿的现场，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同志（并非工作人员）问我报的是理科还是外科，她显然是把“理科”理解成“里科”了。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高考的一套话语系统是多么陌生。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书。直到录取工作结束，仍是杳无音信。

宁波师专77级同学和老师合影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在鄞县县委工作的父亲突然告诉我：县教育局传出消息，宁波师专在扩招，有数学和中文两个专业，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不愿去，因为我从小怕跟人打交道，害怕当教师，同时也觉得宁波师专太差。父亲劝我：如果能录取，毕业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户口就可以农转非，不用父母爬山头找关系去争取招工。就算明年再考，也不知道能否考上。我体谅父母的苦衷，就不太情愿地去改填了志愿。当时可以跨文理科改志愿，我想想数理化实在考得太差，还是语文和政治可能稍好一点，于是就填报了中文志愿。过了不久，通知书来了，我被宁波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录取。公社还在望春桥旁边的供销社墙上张贴大红榜公布了录取名单，挺光荣的。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了大学，跟许多头脑清醒、拼命抓住机遇复习迎考的77级学友比起来，真可谓瞎猫碰着了死老鼠。

我有幸成为“77级”，要感谢当年宁波教育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和教育局领导。他们觉得“文革”后的第一届考生素质很好，而招生计划数实在太少，把这么多殷殷期盼读书的优秀青年拒于大学门外未免太可惜，于是多方奔走，“创造条件”扩招了一些班级。没有校舍，就想方设法借地方；没有师资，就从各个中专和中学抽调，硬是办起了宁波师专东胜路分部。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些热心正直的教育界前辈仍充满感激和敬佩，他们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虽说是“77级”，但是我报到时已经是1978年6月15日了。那一年我正好二十周岁。因为宁波师专三官堂本部已经没有空余的校舍，我们扩招的两个中文班、两个数学班被安排在位于江东宁波卷烟厂旁边的东胜路小学学习。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零两个月的大学时光（我们可能是77级中在读时间最短的，1980年7月就毕业分配工作了）。那所小学倒是出过一位小有名气的科学家——“最佳轨道的探索者”竺苗龙教授（曾任青岛大学校长）。他是浙大的高才生，当年《浙江日报》曾经以整版的篇幅报道过他的事迹，题目就叫“最佳轨道的探索者”。在我们心目中，竺苗龙就是浙江的陈景润。我们东胜路分部的第一把手——王永杰书记（数学专业出身）还趁他回乡探亲之机邀请他来做过报告，我印象颇深。他的打扮跟农民没有什么两样，戴个草帽，穿一件白衬衫，还说：衣服穿得好，跟“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关系？

“十年浩劫”刚结束，人们就像久旱盼甘霖似的渴望读书。我们四个班160位同学就开始在一幢三层楼房的二、三两层读“小学里的大学”。同学中有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女士（数学班的）。

条件之简陋可想而知。29个男生合住一个大教室，连上课的教室后面都住了几位男同学；图书室不足10平方米，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图书；教材根本没有，都是临时油印的讲义……可是大家的学习热情之高，真可以称得上“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班上同学两头相差十几岁，老家伙们喜欢早睡早起，而小伙子们则最爱“开夜车”，深更半夜回寝室，再蹑手蹑脚也难免不把人吵醒，同学之间常常为这种事情闹矛盾。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围城”现象吧：没书读的时候盼读书，读书条件太好了，却反而容易厌倦。

在这样的大学里，我学到了什么呢？

我很幸运，教我们的老师中有好几位是循循善诱的饱学之士，比如桂心仪、吴全韬、钱念文、金纪贤、金湘泽、吕萍、范爱侍……老实说，他们的学术水平并不比如今有些名牌大学里的教授、博导差。他们传授给了我们专业知识，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们的人格。王永杰书记几乎总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从后门悄悄进入教室，坐在最后一排听课，直到下了课大家才发现他。我不知道王书记四个半学期下来一共听了多少堂课！可惜现今的大学里，这样的桃花源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觉得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在这短短的26个月里学到的，它们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而且还将继续影响我的一生。

一是我在那里养成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条件差使得有些同学自惭形秽、怨天尤人。记得有一位负责后勤的分部副主任在同学们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时这样说：“这里就只有这样的条件。你们有本事，为什么不考到好的学校去？”听了此话，我和大家一样感到气愤，我们没考出好成绩是有种种原因的。但我当时想得更多的是，与其去做无谓的争吵或者自暴自弃，还不如脚踏实地奋斗，用事实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抓住每一分钟拼命学习，我就不信自己比别人差。凭着这种精神，我以同等学力考上了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士，做了博士后。

二是形成了大胆怀疑、求得真知的思维方式。有几位老师特别鼓励同学们有自己的见解。桂心仪老先生的讲课极受同学们欢迎，他讲《史记》，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他常常在作业的批语里给我以鼓励，或在课堂上表扬我。有一次作业是要我们谈谈“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我在分析了两者的不同之后说，人们常常管“言语”叫“语言”，这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自西向东转，而人们却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桂老师对这个比喻大加赞赏，给了我92分的高分（他给分一般不会超过90）。还有一次作业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他的批语至今还记得：“具高度概括能力，有独到个人见解。”这样的熏陶使我形成了遇事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习惯。

三是学会了做事认真、严谨细致的作风。老师们似乎并没有经常教导我们该如何如何，但他们在一些小事上都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却比任何说教更有效。桂老师上课板书很少，因为他那时已经患了严重的白内障，板书全凭感觉，眼睛基本看不见，但他写的字个个工整清楚，是一手柳体意味很浓的正楷。我特别留心他写省略号，从来都是标准的六点，不会多也不会少。老师们的一举一动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们。

这就是我的大学。我没能在名牌大学里接受正规的本科教育，这是我终身的遗憾，但我也庆幸我的大学给了我走上治学道路所必备的一些基本素质，让我得以受用终身。

作者在浙大给学生讲演

我的高考经历及大学生活跟许多其他的“77级”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想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共有的。谨以此文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

汪维辉　浙江大学中文系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