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家的高复班

沈小杭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在距余姚县城17公里的青山公社下沙畈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知青宿舍里暗自神伤。那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临时建筑，墙是烂泥糊在篱笆上做的，窗是竹竿撑塑料薄膜做的，一座土灶占去了一半面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刮风里面吃灰。最要命的是，这间房子坐落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条小河边，与生产队的牛棚为邻，所以我经常无人可以诉说，感到寂寞时只好与牛聊天。此时，外面有人喊：“沈小杭，大队有你的信！”信是家里写来的，除了些家长里短，重点就是王老师来过我家，带来了恢复高考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让我赶紧回去复习。王老师大名王传宏，是我们余姚中学1977届高二（3）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

当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有的知青在农村一待就是十来年，而我才当了几个月知青，就迎来了恢复高考这么宝贵的机会，与他们相比真是幸运。我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按当时的政策，如果我不支农，弟弟妹妹就不能招工。所以，我在高中毕业的当月就赶紧插队落户，既是响应党的号召，也是承担一份家庭责任。又想，如果真能考上大学，等待我的又将是怎样的一番人生？于是不禁默默地为自己祈祷。第二天，我跟熟人打了声招呼，请他代我向大队或生产队请个假，便匆忙搭船到马渚，再转火车赶回县城。

王老师家住余姚江南石巍桥附近一个老墙门里，他告诉我，凡是1966年到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其他毕业生，今年都可以报考。由于已经连续11年没有高考，这次肯定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因而十分担心我们这几个学生能否从中胜出。他说你们要抓紧复习，一天也耽搁不得。

他的担心确实并非多余。我们上中学时正处于“文革”后期，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文化课的学习很不重视。以我们这届为例，8个班级全部被办成不伦不类的专业班，其中我们高二（3）班是所谓的数学班，同学们一天到晚扛着测绘仪，测量这块地有几亩几分，那个水塘有多少容积，可以浇多少地，却连最基础的几何、代数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至于物理、化学课，就根本没上过。这也是我后来选择文科的原因之一。

校领导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在距县城10公里左右的历山公社黄沙湖开办了一所分校。当时那一带人烟稀少，严重缺乏基础设施。于是领导一声令下，把学校现有的部分好端端的校舍拆了，从中获取一批砖头、木料，运去建造新校舍，害得有的班级还没有毕业先失去了教室。

因为黄沙湖那偏僻地方实在没几个老师愿意去，校领导不得不到社会上招聘了一批代课教师，让这些懵里懵懂的年轻人去赶这趟浑水，至于他们仅有当时的高中甚至初中文凭，能不能上得了余姚中学的讲台，就根本不去管它了。分配到我们高二（3）班的代课教师毕业于一所公社学校，1977年5月起由他取代王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退而担任副班主任。黄沙湖的故事后来在“拨乱反正”中戛然而止，那些令人心情沉重的砖头和木料，大多不幸以建筑垃圾的身份埋入了那段历史。

我们深知自己脑子里空空如也，所以当王老师提出先让部分同学到他家来复习时，无不感到喜出望外。记得我们一起复习的共有8位同学，王老师的儿子王家泳是我们同一届（6）班的，有时也与我们一起听课，他于1979年考上了浙江丝绸工学院。当时说是复习，其实是恶补新课，比如正常情况下需要学习不少课时的极坐标，我们差不多一天时间就解决了。王老师还给我们讲解了三角函数、多元多次方程、对数，甚至还讲了当时属于大学课程的微积分。他说：“微积分很可能出现在高考的加分题里，加分题是拉开分数的机会，不能错过。”

王老师的烟瘾很大，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不停地咳嗽。有几次到了夜深时分，师母过来了，给我们每人盛上一碗咸菜年糕，有时则是一碗面条。我记得张帆同学家住严子陵故居客星山附近，离余姚县城有好几里路，有时夜深了便留宿在王老师家。1977年他顺利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目前在澳洲发展良好。王老师辛辛苦苦给我们补课，给我们吃的住的，不收我们一分钱，纯粹出于对我们学生的一片爱心，出于一名教师高尚的事业心、责任感，每念及此，我总不免感慨万分。

不久，余姚中学抽调骨干师资开办高复班，王老师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之一。高复班大多一两百人一起上大课。有好几次，我在人群中看到那位当过我们几个月班主任的代课老师，他也与我们一样准备考大学。我暗想，副班主任为班主任授课，学生即将与老师同场竞技，后人一定会说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几十年后，这位老师向我们透露，由于底子薄，1977年没考上，1978年还是差了一点点，1979年终于考上了宁波师范专科学校，此后学业精进，终身从教。

王传宏老师给学生上课

王传宏老师的备课笔记

时间飞快地到了这年12月，我在余姚中学考场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由于当年规定不公布分数，所以我至今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只隐约听说在余姚本地算是分数比较高的。获悉我分数上线后，父亲居然在床上翻了一个难度很大的后滚翻，高兴得不得了。接着，我体检也合格了。再后来，到了政审关。

没过几天，父亲的脸色阴沉下来。我问什么情况，他告诉我说由于他在“文革”“文攻武卫”时期因故得罪了单位一个同事，此人在这次高考政审中给高招办写了检举信，用株连子女的办法来实施报复。当时距粉碎“四人帮”才一年，极左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在高考政审中不但没有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真正松绑，而且增加了与“四人帮”站队划线等审查内容。结果可想而知，政审调查组对我作出了“不宜录取”的结论。虽然后来组织上认定我父亲没有问题，办理了离休手续，但对我而言已于事无补。

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农村，继续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好几个同学考上了大学，我没有勇气向他们表示祝贺。有些熟人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尽量不予正面回答，实在回避不了就说体检时肝脾有些肿大。当时我确实有这个情况，倒也算不上说谎。我对自己的大学梦再也不抱什么希望。正在我消沉之时，王老师派我的两个要好同学来探望我，帮我维修了宿舍的几处破损，一起吃了农家饭。他们告诉我，王老师很记挂我，让我有空去他家。

于是，我抽空去了王老师家。他劝慰我说，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要经得起各种考验。他儿子王家泳这次也因故没能如愿以偿，但他让我们千万不要气馁，要互相鼓励，重新振作起来。他说邓小平已经发话了，强调高考政审主要应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要坚决摈弃出身、血统、户口这些不公平因素。听了王老师的话，我心头不禁再次升起了希望。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尚未吹响，但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已第三次复出，成为事实上的中央领导核心，他的话可谓一言九鼎。

我鼓起勇气，再次找大队领导要求回家专心复习。队长说：“干活有我们呢，好好复习，一人考上全队光荣。”他的这个态度，使我真切感受到社会大气候确已发生了喜人变化。这次因为教育部已编印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各类高复班也多了，所以王老师没有再让我们到他家集中复习，而是尽可能地把他在余姚中学搞到的各类复习资料带回来，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有的还复制多套，以便我们随时随地使用。王老师还尽可能地为我们解答各类问题，数理化之类对他这个大同大学毕业生而言，完全不在话下，至于那些文科习题，凭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往往能给我们富有启发的提示。所以，我们总是隔三岔五地上王老师家去，有时同学多了还一起讨论，场面非常有意思。在这段时间，王老师的家有点像函授站，又有点像走读班。

我家当时住在余姚洪家道地的一处西厢房里，过了中午，阳光毫无遮拦地自西射来，遇到东面的高墙再反射回去，热得像烤炉一样。不去王老师家时，我就在自家屋后的一条小弄堂铺一领草席，借助一丝弄堂风，或立或坐或躺，翻着花样看书，累了迷迷糊糊地睡一会，醒过来继续学习。

作者1978年高考准考证

1978年7月20日、21日和22日三天，我以历届生身份，在马渚中学31试场参加高考。这次考试共考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外语六门，其中外语不计分，考试成绩予以公布。我考了343分，算是上了线。接着，战战兢兢地过了体检关和政审关，最终十分荣幸地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记得我当年的学号为780123。同年9月的一天，我办好所有手续，打好所有该打的证明，告别了青山公社下沙畈大队第五生产队。记得那天天气酷热，我重度中暑，两条腿实在有些迈不动，但心情却格外轻松。

杭大中文系78级1班1组合影（第二排左一为作者）

一晃40年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已两鬓染霜，王老师也已不在人世，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仍经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假如没有王老师当年对我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很难说我一定有把握圆得了大学梦，我的人生道路或许会与现在不一样。所以说，王老师是一个曾经改变我命运的人。

最近我遇到王老师的儿子王家泳，问起王老师早年就读于大同大学的一些情况，才获知大同大学原来是一所结局与我们杭州大学类似的学校。这所大学于1912年3月由胡敦复等社会贤达在上海创立，曾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一。王老师于1944年夏季毕业于该校土木工程系，此后国难家患，历尽磨难。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这所名校不知何故被取消建制，土木工程系被并入同济大学，其他如理学院被并入复旦大学，文学院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奇怪的是，我们从未听王老师称自己为同济大学学生，这与我们不少人自称是杭州大学学生，而不称浙江大学学生相似，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舍不去的情结。于是，王老师与我之间不禁又平添了一份别样的亲近。

沈小杭　浙江余姚人，1982年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余姚市陆埠中学、大岚派出所、政法委机关、人大办机关、泗门镇委和法院纪检组工作。曾任余姚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现任该院正科局级干部。目前主要从事法院文化研究及实务，在《人大研究》《浙江审判》等刊物发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落实“职业四要”推动法院科学发展之我见》等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