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四十年前高考的那些事

陈光明

时间过得飞快，一瞬间，离1977年恢复高考已整整40年了。我经历了这一场难忘的高考，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一名出身资本家、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下乡已婚女知青转变为高校教师、教育管理者。回望这场高考，感慨万千……

有争议的高考作文

1977年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后的首次高考，“老老少少”争相报名，结婚生子的人和在校高中生同场竞技，他们为了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的背水之战。

由于考生太多，当时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次进行。初试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语文作文题是“十月”“怀念”二选一，我选的是“怀念”。因前一年祖国和人民痛失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当时多数考生的作文都围绕对领袖的怀念之情展开。为使作文不落俗套，我写了怀念身边的人，一个关心、影响我成长的邻居张雁，一位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张雁伯伯十几岁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的一场战斗中，头部、双眼及身上多处被弹片击中，日后伤病缠身，双目失明。转业后，张伯伯住在我们大院。他不甘心双目失明的生活，经常坐在写字台前，用双手触摸着凹凸不平的盲文，读完了堆成小山似的四卷盲文版毛主席著作。他还把我们院子里的学生组织起来，讲革命故事，讲战争经历，讲做人道理，安排我们为居委会的公共食堂义务劳动。当我家遭受“文革”冲击时，他鼓励我“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他的言语、行为温暖激励着我，于是我在班上第一个报名，主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下乡十年中，我白天与贫下中农一起到田地里劳动，晚上与他们一起参加夜校学习。我为大队书写标语、撰写通讯稿，为农民写书信，得到大家的好评。两年后，经大队党支部的推荐，我当了民办教师。下乡十年，我难得与他见面，自然更加怀念他。作文题“怀念”激起了我对张伯伯的无限思念，他老人家的形象一幕幕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我情深意切地记下了对他发自内心的怀念。事后听说，我的作文引起阅卷老师颇为激烈的争议。当时“文革”思维甚深，部分老师认为“怀念”只能写伟人和故人，而我写的是健在人，作文离题；而大部分老师认为我的文章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身边的人也可怀念。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素材来源生活，写得真实生动，不落俗套，居然给了满分。

1982年1月浙师院宁波分校物理系第一班毕业留念

特殊的政治鉴定

那年高考还有政审一关，基层党支部对每一位考生的各方面表现都要写出鉴定。我是66届高中毕业下乡知青，文化基础扎实，只是“文革”及下乡期间，扔掉了课本，荒废了学业。经过一个多月的复习，知识点逐渐在脑海里苏醒。那年复试考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四门。复试后，再根据“老三届”、历届生、应届生划出不同的分数线，而“老三届”考生人数最多，分数线也最高。我考试成绩较好，列入分数线之内。公社把我们进入分数线的考生名单用大红榜张贴在街上，引起大家高度关注。事后每位考生都要填高考政审表（内有家庭出身、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个人表现等），还有整整一页是让党支部写鉴定。我怕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影响我的录取，胆战心惊地恳请大队书记给我写上客观的鉴定。他想了想说：“光明，你在生产队的表现很好。这份鉴定很重要，我文化水平低，写得不妥会影响你的录取。你可以请人代我写，写好后明天交给我在支委会上通过一下。”老支书朴实信任的话让我感激万分！我想：“这样重要的鉴定叫人代写，传出去可要前功尽弃，干脆回宁波想办法吧。”那时已临近傍晚，去宁波的班车早已没有了。恰巧邻队有拖拉机半夜1点要运瓦楞纸去宁波，我托人说情，让我搭拖拉机同行。那是12月底的冬夜，平时连走夜路都不敢的城市弱女子，晚上11点不到，在没有路灯的漆黑夜晚，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摸黑沿乡村小道走到邻队。我穿上厚棉衣，用自己织的长围巾把头、脖子紧紧包上，戴上大口罩，生满冻疮的两手缩在棉衣袖子里，坐在高高的瓦楞纸上面，头顶星星，迎着刺骨的北风，一路颠簸朝宁波开去。拖拉机速度很慢，到宁波江北白沙时天已蒙蒙发亮。甬城隆冬的凌晨，街上行人稀少，我顾不了害怕，急匆匆从江北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了城区的家中。一到家，立马把丈夫从睡梦中拖起，商量如何填写鉴定，找谁填写。最后我俩找到熟悉我的老师，参照我俩的想法把鉴定填妥。这份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鉴定就这样仓促完成。至今每逢高考，我都会回忆起这份特殊的政治鉴定，对这位开明的老支书心怀感激！

关键的招生录取

当时我已在农村做了七年民办教师，酷爱教师工作，又是宁波人，所以我第一志愿填了浙师院宁波分校。那年的高考录取办法是在确保政治素质和健康的前提下，按照学生的报考志愿根据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文革”的影响尚甚，所谓的“出身问题”，仍束缚着招生人员的思维，对考生“政治素质”把握含糊不清，难免会把“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有“问题”的考生拒之门外。

“家庭出身”成了高考后横在我录取前的最后一道坎。录取的这段时间，我心存余悸，彷徨不安。所幸的是，我遇到了好的老师，荣幸地迈进了高校的大门。在毕业工作多年后，我偶遇大学时的忻老师（后任宁波大学副校长），才知晓当时录取我的情景。那年忻老师作为招生工作人员参加录取工作，他们以1:1.5的比例向招生办拿取考生档案。他看到我的高考成绩很好，本人表现也不错，立刻把我的档案取来，但档案袋很厚，记录着“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举棋不定，又不忍心把档案退回去，就向当时的招生组长、宁波师院李副院长请示，李老师说：“你看着办吧！”这样默认的一句话使我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现在看，高考录取要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挂钩，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在1977年，敢于录取像我这样“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考生，还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需要一些政治勇气的。

难忘的大学生涯

1978年3月8日，浙师院宁波分校高考恢复后首届新生报到，大家从全省各地满怀喜悦来到学校。当时我们物理系分两个小班，各40位同学，后又扩招了8位，共88人，年龄跨度从16岁到32岁。我们一班有男同学36位、女同学8位。因我们读的是师范，大多数同学最初每月能享受国家发的助学金12至14元。

学校旧大礼堂

入学时住的寝室

当时的校园，遭受动乱之灾，条件简陋，百废待兴。记得我们女生的寝室还是农场宿舍临时改建的。我班有两位年龄最小、来自杭州市区的漂亮妹妹，看到位于农村的一排平房，只有一幢两层楼大礼堂的校园，二十二人合住一间铺着青石板、搭着十一张白鸽笼的大平房集体寝室，大大出乎她们对大学的美好预想，直哭鼻子，吵着要回去。送她们来报到的家长既知道高考录取不易，又怕女儿受不了苦，左右为难。各位老师一再解释这是暂时困难，很快会改善的。我们几个“老三届”大同学热情地帮这两个小妹妹安顿寝室、整理用具，才使小妹妹们情绪平稳下来。

我班年龄最大的男同学来自余姚农村，早已成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读小学一年级，我们戏称他父子同级。他在农村的妻子，要支持丈夫上大学，又要照顾两个儿子，除白天干农活外，为养家糊口，晚上在家编三分钱一只的草包，常编织到深夜。他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每天吃很少的菜，省下助学金补贴家用，节假日回家也日夜编织草包。因营养不良又太劳累，他得了急性黄疸肝炎。班里同学马上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当时大学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又召开班委会发动全班同学捐款。大家你一元我两元，自觉捐助一百四十多元，寄到他家中。他病愈后，学校又特许他在学习之余为附近初中代课挣工资，用勤工俭学维持学业。

测电磁波实验

摩擦静电起电实验

我已婚三年，入学不久发现自己意外有孕（当年我丈夫与我同时考取大学，他在杭读书）。这使我坐立不安，惊慌失措。为什么？这意味着经历苦苦奋斗才进入大学的我有可能被学校劝退，重回农村。虽然这是婚后三年的第一胎，但为自己的学业和前途，我也做好了流产的打算。当我将自己怀孕的事向系里做了汇报后，想不到慈祥的系主任洪老师听后略作思索说：“你结婚三年才有孕，说明你怀上孩子不易。如果现在流产，到毕业你已36岁，有可能一辈子怀不上。这样，你先打报告请示上级吧。”还叮嘱我，暂时保密，不要和任何人讲。为此，系里特意为我向省教育厅打了报告。隔了近一月，省厅批复：因是已婚的女生，怀孕期间允许在校读书，直至生产。产后，允许休学一年继续学习。系主任把我怀孕的事和省里的批复告诉班主任及任课老师，于是我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全校都知道了。女老师鼓励我坚持学习，处处安慰关照我，以她们的经验告诫我该注意的地方。女同学怕我挺着大肚子滑倒，争着帮我到开水房冲热水，帮我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抢大教室听课的座位。在这温暖的环境里，在学弟学妹们关心和好奇的目光下，我度过了怀孕的不适期，和大家一起上课，坚持完成“高等数学”“普通物理”两门课程的期中考试。直至离预产期只半个月，我的双脚肿到小腿，当时学校只有一个医务室、几位校医，老师恐怕我半夜生产出危险，便派一位女同学陪我，用学校领导坐的唯一一辆吉普车送我回宁波母亲家。隔了一周，我的女儿顺利出生，她成了校园之花。

产后31天，我把女儿托养给原支农的一位奶妈，马上回学校读书迎接期末考试。系里还特许我先考“普通物理”“热力学”等三门课程，缓考“政治经济学”。经过老师同学们的无私帮助，和自己近于自虐的发愤学习，我终于通过了这次请假近50天后的考试，跟上了班级，没有落伍，没有休学。

1977年恢复高考和招生已经成为历史，但那场高考和招生所折射出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决心，透射出的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的民众愿望是时代潮流，锐不可当。思今追昔，我始终心存感激。我感恩在我人生道路上帮助我、提携我，给我公正、给我尊严的领导、师长、朋友和同学，我更感恩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党开辟的伟大新时代。

陈光明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原正处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