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人生路

陈甬军

40年前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数以万计的青年人的人生轨迹。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上篇：宁波读书

我于1954年出生在宁波江东区东胜路卫生所，家就在附近大河路的一个墙门里。由于父母当时都在驻宁波的20军工作，故取名“甬军”。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宁波永丰路小学上学。当时这个学校在孝闻街靠近姚江的路口，场地很大，还是寄宿制的。我每个星期乘3路公交车回家一趟。在学校时我就隐约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可直接保送到宁波五中，中学毕业再直接保送到清华和哈军工。学校生活十分丰富，市里配备了高水平的师资，教学水平很高。除了学习文化课，对思想品德课的要求也很高。还有各种课外文体活动。记得我还被宁波少年宫选中，每周末去学吹号。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当年6月，在教育部暂停全国高考的同时，宁波市教育局也关闭了永丰路小学这个所谓“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学校。全体学生被分配至家庭所在地的小学就学。当时，我距小学毕业尚有一年，就被分配到与家一河之隔的江东区中心小学就读。到1967年算是小学毕业。1968年，全国的学校在停课一年后要“复课闹革命”了，于是市教育局就在江东区中心小学设立了初中部，抽调了水平较高的小学师资任教。我们当时两个毕业班就在原来的小学里上了两年所谓的初中。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学工、学农，记得全班曾在和丰纱厂学工。

由于“文革”开始时中央宣布暂停高考，所以后来随着“九大”召开，要恢复高考的风声就开始在民间流传。浙江省不愧是文化大省，闻风而动，于1970年先于其他各省市恢复了高中招生，准备迎接想象中要到来的高考。宁波市当时选择了包括一中、七中在内的七八所基础好、布局较合理的中学，各办了一个高中班，并在当年夏天招生。在当时大规模上山下乡去兵团的高潮中，市里悄悄分配名额，要求各个初中学校选拔学习成绩好的毕业生进入这几个高中班学习。这样我所在的两个毕业班就有5个同学被分配到宁波七中高中班学习。这就是浙江“文革”中首次举办高中班的由来，比北京等地1971年才办高中要早了一年。

1972年宁波七中高中毕业时团员合影（后排左三为作者）

进入7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已有许多变化。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尼克松访华时还专门来了杭州。浙江也成了所谓的教育革命典型。记得当时的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建人（鲁迅之弟），还专门到我就读的宁波七中来调研教育革命的经验。可是想象中的高考并没有如期而至。当时的高中虽然还是强调学工、学农、学军，但我在其中也学了不少文化知识，到现在还记得测量地形的数学方法。学校的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我们高中一个班的五六人组建了篮球队，还获得了宁波市区高中学生篮球比赛冠军。可惜在宁波当时最好的灯光球场决赛时，打不过身强力壮的宁波慈城中学队，屈居亚军。

转眼间1972年夏天到了，宁波第一批高中生毕业的日子也到了。宁波这些准备参加高考的“尖子”学生何去何从呢？宁波教育局请示当时的市革委会。也许是因为恻隐之心，市革委会批准在全市自己消化。除了极少数学生还去上山下乡外，一部分学生补充中小学师资，大部分学生被分配至市属大集体企业工作，算是留下了这批当年准备高考的“种子”选手，为宁波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批人才。

中篇：福建高考

当年我并没有与班上的同学一起留在宁波工作。因为我父亲当时通过熟人，从市教育局打听到我要被分配到江东的一个小学当老师。我知道后很不情愿。父亲任职的宁波电业局内部正在招收全国流动发电的列车发电站工人，我就报了名。记得到东胜路派出所去迁宁波户口时，家里人还要我自己去办理，为的是以后如果后悔责任自负。这样，在1972年底，我告别了从小生长的宁波家乡和亲人、同学，到福建的一个流动发电站工作。

我在福建工作期间，“文革”已进入后半期。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搞整顿又被打倒。高考不但没有在传言中的1972年如期恢复，反而被“白卷英雄”张铁生一闹，又改成了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当时工作的列车发电站是一个在全国流动发电的单位，不可能分配到驻地的推荐上学名额，系统内有限的几个指标也分给了几个大的维修基地工厂，所以这个推荐制并没改变我的生活。而我也在福州、漳州度过了六年作为运行和检修汽轮发电机工人的工厂岁月。在这六年中，我去厦门参观了美丽的鼓浪屿和著名的厦门大学。粉碎“四人帮”后，高考并没有马上恢复。记得当时还有一批西安交大的工农兵学员在教授带领下来我所在的电站搞技术改造项目。看到他们的真实水平并不比自己高多少，心中自然也没了上大学的念头。

1973年在福建工作时与工友一起参观厦门南普陀寺的留影（戴帽者为作者）

平地起波澜是在1977年10月21日这天，广播和报纸同时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消息说，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对我这个身处一个流动发电站，以四海为家的工人来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内心勾起的是童年在宁波就读小学时听到前辈毕业生上大学的美好回忆。曾经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上大学机会的我，立即下决心在当地报名参加高考。

然而，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1977年底，我参加高考且分数上了本省的录取线，等来的却是落榜的消息。原来事隔十多年，我缺乏有关填报志愿的任何知识，既不知道专科、本科，也不了解分数线的产生机制，高校志愿没有填对。当时没有去填全省要招500多人的厦门大学，却为了回家乡填了只招几十人的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我的父亲是江苏人）。当年的录取率极低，且为了照顾那些老知青，就把我们这些有工作的考生在第一轮未录取后放在了一边，以致当年落选。

1978年，我再次在漳州参加高考，文科全国卷五门课考了380分，达到了全国重点高校的录取线，但是最后仍是阴差阳错，没有被所报的几所重点高校的中文系或历史系录取，而是被录取到了外省入闽招生的安徽财贸学院，就读于会计系78级，从此走上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1977年恢复高考时由于是在将近年底才考试，全国高校都准备不及，77级的考生到1978年春天才入学。我们78级的入学时间只比他们77级晚了半年且同一年毕业，所以史上统称为77、78级。这两年高考共有近1200万人参加，最后一共录取了60多万人，真可谓百里挑一。

作者在安徽财贸学院读书时借书证上的照片

下篇：北京工作

是意外，也是历史必然的恢复高考，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十年前的那次参观，令我很是心仪厦大。1983年，我考取了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临近毕业时，看到包玉刚先生向邓小平建议开发宁波，国务院专门成立宁波开发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消息，我又专门与办公室所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联系，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到国家计委的这个办公室工作，参与了80年代宁波开发开放的许多具体工作，其间亲自起草了给国务院领导反映宁波计划单列情况的信，最后促成了宁波计划单列。在宁波办工作期间，适逢实行身份证制度，我的身份证号码就是北京1字头的。三年后的1989年，我又回到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毕业留在厦门大学任教。由于专业研究成果突出，2005年又调至中国人民大学。由于是江浙人，2009年又被学校调去苏州筹建人大苏州校区，其间创办了现在国内外知名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2013年，在年满60岁之前回到学校本部工作。

2016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作“一带一路”主题演讲时留影

在过去二十多年研究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基础上，我近年来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由于有比较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经历，我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部门高度评价，我也成为从宁波走出的不多的比较知名的社会科学教授和经济学家之一。

恢复高考改变命运。从我的人生道路来看，宏观上须有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托举，微观上也离不开宁波中小学的培养质量。因为它给了我在一考定终身时的底气。

陈甬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兼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9年）、二级岗教授（2010年）。长期研究市场经济理论与改革、产业与区域发展理论和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等。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和企业委托项目十余项，并获得多项重大奖励。主要有：《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2012年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统一市场新论》 （合著），2009年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参编教材《政治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005年获第五届国家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问题研究》 （专著），1994年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目前专攻“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研究和宣传，两年多来已在国内外演讲一百余场，其重要创新观点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重视和社会各界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