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
我从小未曾有过大学梦。每次听爸讲起工厂里的大学生技术员，就一脸的尊崇。我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家方圆百米内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也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那年代连吃口好饭都难，更何况上大学。
从幼儿园到初中，我一直品学兼优。小学四年级学焦裕禄，老师要我写一首诗，说是“五一”节表演用。可怜我这小学生，东拼西凑了八行字。没想到班主任周亚琴老师真的找了曲子，在当时的开明街民光电影院，班里同学上台演唱我作词的歌。小学五年级后，再没见过周老师，祝愿她健康幸福。
我们那一带缺少大户人家和白领人士，我成绩出众，无非是矮中拔长，工作后才知道天外有天。我一位同事清华附中毕业，智商情商都高，口才好得要命，70岁了还从图书馆借一大堆哲学书研读。我一位老领导井下矿工出身，是高考后浙大第一届经济学研究生。我这点成绩，真的是不知往哪儿搁。
读大学从来不是我的菜。我爸是受人尊敬的钳工班长，我六七岁时经常在车间里玩，是在钳工桌和机床陪伴下渐渐懂事的。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像老爸那样的钳工师傅。老爸五级钳工，我的梦是八级钳工。
哪敢有高考的奢望。1972年初中毕业时，风向有点变了，不一定非去下乡。班里有十来位同学上高中，但并没有我，说是超龄了。我进了宁波最大的国营建筑公司，师父和领导都很照顾我。这是一段比较愉快的岁月，至今非常怀念。也多亏现代通信技术，现在陆续与他们恢复了联系。
我的大学梦在考试后才淡然而现，也不过是影影绰绰的幻影而已。以我已中断学业4年的两年初中学历，大学与我何干？以我成天在工地上忙碌的情形，复习更是奢望。然而就这么一个情况，考后忽然乐观，再三计算，觉得有一丝希望。录取率固然低，但绝大多数人毫无竞争力，不足惧矣。待去高考体检，也并没特别高兴，只是觉得挣回了点面子。
作者1977年高考准考证
1977年宁波地区高考报名费发票
我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填了南开大学哲学系。从考试开始，都没让爸妈、邻居等知道，志愿是率性而填的。政治是不想学的，太可怕了；对中文是很鄙视的，有什么好学的呢；经济学是闻所未闻，历史地理也不想学。“文革”时流行学哲学用哲学，有点喜欢，尽管不甚了了，还是选它了。
学哲学的愿望影响了我大学时期乃至今日。早先读了两部黑格尔，又读萨特、弗洛伊德，后来读尼采和“半拉子”海德格尔。退休后用一年零十天时间，通读如天书般的《纯粹理性批判》。承蒙朋友厚爱，在学术期刊发表了第一篇哲学随笔。人只要有梦想，真的是能实现的，而且一定超越梦境。
我是在工地一场小火灾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按中国人解梦理论，似乎喻示着吉利。1978年清明去祭扫曾祖父和祖父墓时，工地一个汽油桶爆炸。领导赶来，顺便给我带来了杭大中文系中文专修科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我并不开心。不想去杭大，不想读中文，更不想读什么专修科。我当时过得蛮好，负责施工现场后勤，管理两三百号人的吃喝拉撒睡，工友去甲方医务室看病需我签字。当时副食品紧俏，香烟老酒之类堆在我房间里，“权力”大得很。
我向领导表示，不去读这书了。少年气盛，我哪知这录取书是百里挑一才到了我手上。1978年4月17日是我们班的报到日，我在工地遥想报到情景，禁不住一丝伤感。没曾想班里打电话到单位，单位传话给我，老师要找我谈谈。
施工现场距宁波城10余公里，我晚上专程去单位接电话。八点多，电话铃响了，陆训老师打的，我在单位传达室接。陆老师问，为什么不来报到？说这个班是学新闻的，定向给浙报培养记者，才40人，别人都轮不上，你怎么能随便放弃？传达室有通知大家接电话的扩音机，当时正开着，幸亏晚上没什么人，团支书连忙通过同线电话轻声要我关掉。
我对陆老师说，我现在挺好，两级工，40元一个月，家里条件不好，来杭州读书没工资了，会有困难的。陆老师说，你还是来吧，费用的事，设法帮你解决。通话约10分钟，陆老师说动了我，我答应去报到。
吸引我的是“新闻”。无冕之王，发表文章。我真的是撞大运了，天上掉下林妹妹，哪做过这样的梦啊！
我一个童年玩伴，曾被浙报借调半年多。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说跟老记者采访，太带劲了。那老记者后来当过我领导。玩伴给我看稿子，浙报头版头条的大块版面，屁股上有他大名，羡慕嫉妒不恨。没想到毕业后，我发在浙报的第一个稿子，也是头版头条，是浙江省第一篇小城镇调研报告。
移交工作比较复杂，单位派老张会计帮我。单位领导特地要团支书传话，希望我留在单位，不会亏待我。单位领导后来升任公司一把手，有两位同事后来任公司领导，我那公司现在仍是宁波最大的建筑企业，团支书后来升任宁波团市委副书记。当时不来杭州，前程应该也不至于太差。但我总是觉得，是大学生涯给了我全新人生，铺就了我现在的人生之路，感恩不尽。写到这里禁不住泪流满面。
老会计有经验，移交的事一天办妥。迁户口时，派出所女警一看录取书，立马微笑致贺，迅即办妥。1978年4月24日下午两点多的快车，行程3个多小时，票价3.6元。座位边上是一位海军军官，聊得很愉快，还记得他略有赞许的眼神和微笑。中午家里来了一大批人替我饯行。我只是机械地做着应做的事，几陷于无知觉状态。我这人非常不擅交际，我爸特地关照我那些小伙伴，你们要记得去看看“阿大”。我是家里老大，大家都这样称呼我。
行前那个晩上骑自行车绕城一圈，深情辞别这座让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并开始青年时代的小城市。
春天夜色，十分宜人；微风飘香，沁人心脾。我心情惆怅，似觉梦中，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学梦吗？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离开建筑工地，有成为大学生的这一天；根本没有想到，我将离开宁波，有去杭州求学的这一天；根本没有想到，我的人生道路将完全有可能不在宁波展开。生活是一本很好玩的书，你读了上页，根本不知道下页会是什么故事。
我4岁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宁波。现在仔细算，实际是两周岁多一点到宁波，至今脑海中仍有住在宁波江东演武巷的印象，这事我写入了《失忆的城市》，发表于《浙江日报》和《宁波日报》。到杭州后，老师信守承诺，尽管我们家条件不算最差，仍给我每月最高的14元助学金。多年后弟弟告诉我，当时我妈一发到工资，就立马要他给我汇10元钱。
我外孙女现也到了我当年到宁波的年龄。以我童年经验，觉得她应该有认知记忆了，初夏将带她乘邮轮旅游。这小小人儿，早已有了护照，2016年已去过印度洋，2017年要去太平洋了。祖孙二人，际遇差距之大，直令人唏嘘不已。
卓勇良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理事、特约研究员，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198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1996～1997年赴日本静冈进修，2010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0年进入浙江省政府调研室工作，历任省发展研究中心副处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改委主任助理等职，浙江多所高校兼职教授，著述颇丰，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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