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高考记忆

赵夏娟

今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回想40年前的那次考试，有些事已经模糊，有些事却依然清晰。

我的中小学学习生涯与“文革”十年几乎同步。1967年，我入小学，那是一所办在家门口寺庙里的村完小。当时教育资源非常匮乏，六个年级只配备了三名教师，实行的是复式教学。就是一个教室内坐着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师分段上课，上半节给这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自学；下半节给那一个年级上课，这个年级自学。因为只有三位教师，所以每一位教师要担任两个年级的所有课程。这样，除语、数主课教学基本能得到保证外，音乐、美术、体育等课是“放羊式”教学。

我读了五年半小学，1973年春季进入姜山中学。可不到一学期，被转到附设在学校里的鄞县少体班。当时鄞县教育局把各乡镇初中有体育特长的新生集中到少体班里，进行专门的体育强化训练。于是，我们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分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训练。早晨体育锻炼，晚上自修文化课，教体结合，动静搭配，科学安排。

初中读了两年半，1975年秋季进入高中。那时，读高中不需要经过中考，也没有中考的概念，由村干部综合学生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状况、个人表现等情况，直接推荐入学。当时的教育充分体现了“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时代特色。在课程设计上，物理课学“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水泵”，简称“三机一泵”，生物课称为“农业课”，英语几乎不学。大量的教学时间安排学工学农学军。最令我难忘的是我们到姜山棉纺厂当纺织工，与工人师傅一样实行“三班倒”。记得最难熬的是做深夜班，从深夜12点做到早晨8点。当一阵阵刺耳的铃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那种欲睡却不能的感觉真叫难受。我们很不情愿地起床，揉着惺忪的眼睛，带着睡意跌跌撞撞走进车间，然后开始干活。一个月的学工生活就这样在白班、晚班、深夜班中轮流。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冬天学校组织我们到附近村庄挖河泥。因为冬季是农闲辰光，每年的冬天，农村都要组织农民挖河泥，以疏通河道。隆冬的早晨，我们冒着严寒从学校出发，看到地上覆盖着一层白霜，被抽干了的河床上结着一层薄冰。到目的地后，我们挽起裤腿，赤着脚走进刺骨的冰河里，男女学生从河岸往河底排成一排排，然后从河底一层层往上传递挖出来的河泥。寒冷使我们不敢挪动两脚，因为一挪动又冷得一阵哆嗦。现在想想，艰苦的劳动确实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对人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这宝贵的十年，我们就这样度过。1977年夏季，我高中毕业。农民的孩子自然回农村务农，别无选择。

那时，整个社会消息都不太灵通，农村有收音机的家庭也十分稀少，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公社有线广播，早中晚播放三次。大约是当年的11月，县里组织了一次高考初试，我应邀到学校参加考试，这才知道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事后，听说参加初试学生的成绩都不太理想，数学考一二十分的学生占大多数，其中有一位早我们几年毕业的高中生，由于懂得用微积分解题，消息迅速在社会上传播，成了当时的“英雄”，被传得神乎其神。

12月，停止11年之久的高考在各地轰轰烈烈举行。我也稀里糊涂地去参加了，因基础薄弱，名落孙山。那年，我们77届参加高考的应届生，除一人考入大学、一人被师范学校录取又放弃以外，其余都与大学无缘。高考落榜，心中难免有失落感，觉得遗憾，但对少不更事的我来说，也未曾想过什么理想啊前途啊，不久就恢复了心情，继续回家务农，在家帮父母干些家庭副业，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简单而平静。

1978年4月下旬，我正在家里干活，高中班主任吴老师从学校走了五六里的路来到我家，特地邀请我到学校复读迎考。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我根本没有想到，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农村女孩，居然被学校选中“回炉锻造”，得到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仍十分感谢我的母校，感谢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他们的关怀和信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杭州大学教育系77～81级同学合影

5月初，我到学校参加补习。当时学校有两个重点班，一个是理科班，一个是文科班，集中了全校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由于文科补习比较容易，我被安排在文科班，与78届的应届生一起复习。插在文科班的往届生只有三四个。学校派出最优秀的教师团队在两个重点班担任教学任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把高中阶段的所有知识过滤一遍，教师们只能抓住重难点进行讲解，选一些基本常识和概念让我们“死记硬背”。历史课背一些中外重要历史事件，地理课背一些江河湖泊、名山大川以及气候常识等重点内容，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真正的“应试教育”。

杭州大学教育系78级学校教育专业毕业25周年同学会师生合影

高考决定农村孩子的命运，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在此一搏。学生像打了鸡血似的处于亢奋状态，背书本知识、做大量习题，同学之间相互请教探讨，除读书以外的一切自由活动全免了。师生配合之默契、学习效率之高，前所未有。短短两个月，我恶补了过去没有学过的历史、地理知识，强化巩固了语文、数学、政治基础知识。这两个月，感觉之前似懂非懂的东西突然了然于胸，脑子里原本装的零星的、碎片化的知识似乎被连贯了。

7月参加高考。真上了考场，也没有什么压力，不知道紧张，处于无知无畏的状态。记得，那年的数学是文理科考生考同一张试卷，最后一道20分的综合题，考理科的必做，考文科的不作要求。我考得比较顺利，感觉都做出了。最后一门考的是外语，不计入高考总分，做填空题基本靠猜，后面的题目根本看不懂，考了没多少时间就交了试卷。高考结束后，自己也不清楚能否考上，就回家参加“双抢”劳动了。过了两个多月吧，村干部来我家报喜，给我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时邮递员只负责把信件送到村里，再由村干部转送）。那一年，我们村里有三人考入大学，这是前所未有的。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我激动得跳了起来。命运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我被杭州大学教育系录取。

1978年11月，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怀揣着希望与梦想，背负着全家人的重托，到杭州大学报到，开启了我四年的大学生涯。

赵夏娟　宁波市政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