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圆一梦

桂维诚

1949年10月3日，我出生在上海，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儿时曾听母亲说，当年上海全城连日欢庆，窗外不时传来扭秧歌的鼓乐声。上学后，我跟随支援大西北的父母亲，从上海来到西安；“文革”时又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从西安回到宁波老家务农；在高中整整毕业10年之后的1977年，我终于成为500多万考生中的幸运儿。如今我年近古稀，依然难忘40年前的“圆梦”之旅。

两度难圆大学梦

1966年的夏季，“文革”动乱最早波及教育系统，从大学到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上街“扫四旧”，校园里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不久又传来中央取消高考的消息。正在紧张备考的高三同学一时难料未来的命运，而正读高二的我们还糊涂地以为，今后大学总是有得读的。谁知后来“文革”局势越来越乱，大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领导被打倒，教师受批判，学生忙着打派仗，大学从此也不再招生。3年过去了，从1966年到1968年，连续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还混在城里“吃闲饭”。

从上学读书开始，哪个学生没有一个藏在心底的“大学梦”？可是我的这个“梦”在即将成真时，却被突如其来的“文革”狂飙打得粉碎。67届的我没能如期读到高中毕业，1969年初在上山下乡的号召下，无可奈何地离开父母，回到了祖籍——镇海县鹭林大队“修地球”。这一修就是4年。如果没有“文革”动乱，读大学本科也该毕业了。“陷地三尺”的我，后来眼巴巴地看着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所谓“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其实还是要靠来头和关系“走后门”才行，我们这些毫无门路的“自插一族”只好自叹命苦，心中的“大学梦”便在徒唤奈何中渐行渐远了。

1973年，邓小平重返中央后开始全面大整顿。当时由于工农兵大学生水平过低，于是决定招生增加文化考试。我当时已在一所农村中学做代课老师，一个月拿着28元的薪水。那年我有幸得到学校系统的一个知青名额，被推荐参加县里考试。虽说是选拔考试，其实也就是由县中的老师象征性地出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4份考卷，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题目，并不是很难。我们大队跟我一起去参加考试的还有一位复员军人，只读过一年初中，他一看那题目大眼瞪小眼，数理化交了白卷。

1979年上大学时摄于西湖龙井

成绩公布，我考了4个甲等，正踌躇满志，沉浸在即将“圆梦”的喜悦中，有一天突然听到广播里说，辽宁张铁生交白卷成了“反潮流英雄”，仿佛六月天掉到冰窟里——凉透了心！不久，跟我一起考试的那位老弟，倒凭几张白卷被录取了，而我满怀着跳出“农门”上大学的希望，再次成了“南柯一梦”。当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限定在25周岁以下，那年我已快到这道年龄坎儿了，过了这个村，恐怕就再难有那个店了……

至此，我心中的“大学梦”彻底破灭，想到再也难以改变的农民身份，不禁心灰意冷。

儿子助我背地理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本已破碎的“大学梦”在我的眼前又仿佛重新拼接成美丽的光环。当时，年近三十的我已结婚生子，在庄市公社机关里“以农代干”，管着工农业余教育和宣传报道工作，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来不及复习。我凭着当年打下的高中底子，匆匆忙忙地参加了初试，竟然轻松过了关。离12月的高考越来越近了，我还在下面大队里跟着公社书记搞“学大寨”土地平整的大会战。考前三四天，我向领导请了假，打算重点攻数学，还有历史、地理也得突击背一背，因为工作关系，语文和政治一直没丢，自我感觉还不错，也就顺其自然吧。

那几天，我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高中课本，关起门来“恶补”。妻上夜班去了，我哄3岁的儿子入睡后，又捧起书本背了起来。快奔30岁的人了，记性大不如前，默记不行，干脆念念有词地背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把儿子吵醒了，他没哭闹，竟突然冒出一句：“爸爸介笨——阿巴拉契亚！”我不禁一乐——这小子竟悄悄在听我背着美国东部的这条山脉哩，我于是说：“好，爸爸跟你比一比，一定记住它！”

不料考地理时，我翻开试卷一看，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那道填图题上竟然有阿巴拉契亚山脉！那时既没有复习提纲，又无人辅导，能让我碰上，真多亏儿子的提醒，硬给我增加了好几分呢。儿子帮老子高考，这大概也算是这些年来绝无仅有的趣事了。

高考语文得满分

1977年12月15日，是高考第一天。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悄悄从家里出发，骑了个把钟头，赶到10里开外的骆驼中学考场。首日考语文、史地，次日考数学、政治，就这样早出晚归，接连考了两天。

那年的试题是各省自己命题的，当时的语文还没有标准化试题，基本上是主观题。题目做得很顺，就数解释加点词最难，《劝学》里的那个“跂而望矣”的“跂”以前学过，但早已模糊了，我用拆字法分析：支足，不就是踮脚吗？自信应该没错！还有一个“高屋建瓴”的“建”，差点卡壳。我想，在屋脊上倒水才势不可挡，“瓴”是装水的瓦瓶，那么“建”就是“倾倒”了，那就蒙一个吧。作文题是“路”，我由鲁迅的名言入笔，旁征博引，从青年马克思的职业选择说到周恩来东渡求索，最后抒发青年一代迈步新长征的豪情壮志。没想到最后语文竟得了100分的满分。后来，一家师范学院办的杂志还约我写了《试从高考谈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文章。

1997年于伦敦

政治试卷有个论述题是阐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关于这个内容，我不久前刚好给“政治夜校”的辅导员作过相关讲座。其他题目我也挺有把握，政治得了98分。但也许因为这个高分，后来我竟被录取到杭州大学政治系，而没能如愿进中文系，为此一直感到遗憾。后来政治系一分为三，我选择了哲学系。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镇海县（包括如今的镇海区和北仑区）升入高校的人数仅145名，录取率连3%都不到。那一年，经历了难忘的“十月”（预考作文题之一），走上了新的希望之“路”（浙江高考作文题），我这个67届高中毕业生终于成了77级大学生。回首来路，春秋已十度。当年，有多少知青从“老三届”（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到“新三级”（77、78、79级大学生），真是十年圆一梦！

两次命中作文题

1987年，我从镇海区环保部门又重返教育战线，在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等校友捐建的中兴中学重执教鞭。后来一直任教高中语文，转眼间8年就过去了。

1995年7月6日上午，高考前一天，我们高三老师带着考生到镇海城关龚家弄的区委党校宿舍住下，准备第二天在镇海中学考点参加高考。安顿好学生后，我们老师在食堂里吃午饭，有人要了几瓶啤酒。我酒量不大，几杯落肚，有些面红耳热，思维似乎格外活跃了，忽然想到，应该给学生们再强调一下寓言材料作文。于是就让带队的朱老师把学生召集到饭厅里，来听我辅导作文。我信手举了个“牛与青蛙”的寓言做例子：牛大哥说青蛙老弟坐井观天，青蛙嘲笑老牛傻大个怎么不下来——这说的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不应该互相揭短。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时近中午，学生一走出考场，就高兴地对我说：桂老师，你猜中作文题了！那年的作文材料是寓言诗《鸟的评说》：“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算那鹦鹉/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根据《鸟的评说》，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生活实际，展开议论，写一篇议论文。呵呵，寓言立意跟我讲的真是八九不离十，这还得感谢那几瓶啤酒的功劳呢。

30年后回母校（2007年）

1995年高考结束后，我加盟到宁波万里国际学校任教。弹指一挥间，在万里已是第17个年头了，也是我退休后返聘的第三年。

2012年6月7日，我带着万里的高三考生走进了宁波三中的高考考场。学生们考完语文后兴奋地告诉我：“桂老师，你的作文题目押得真准，果然是那篇《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我是临考前10天，也就是5月27日向学生推荐了登在《东南商报》上的这篇博文，并挂在了校园网上。记得当时我看到这篇文章，脑子中一闪，觉得应该让高三学生认真读一读，正确定位和认识自己。于是考前为针对性地加强审题训练，我让同学们读了文章后思考：如何在作文中选准角度用好这则材料？

当今网络时代没有不透风的墙，记者很快打探到我押中高考作文题的信息，第二天这成了各大媒体的热点新闻，我还被媒体称为“牛教师”。那位当年与我同事过的朱老师，已在某中学当了校长，他看到报道后就打电话给我：“桂老师，你这是第二次押中题目啦！”我说：“呵呵，大概算是运气吧。”

没料到这个报道一时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引起了省考试院的关注，竟层层调查下来，最后证实我确是无意间押中的……

如今每年高考前，都会有考生和家长向我咨询高考作文的命题趋向，好像我有什么特异功能似的，当地媒体也连年约请我点评高考作文题。我认为，猜中高考作文题是巧合，但仔细分析其命题导向，倒是可见其端倪的。考生要写好高考作文，应着力于积累素材，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更贵在有独到的见解。

恢复高考至今，整整40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在1977年写的那篇高考作文——“路”，依然记忆犹新。当年我们这些知青面对突然出现的人生之路的转折，充满了峰回路转的欣喜和期盼未来的激情。知识改变命运，我们由时代的弃儿变成了时代的幸运儿。回望来路，往昔的那一幕幕恍若昨日。当年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的重要决策，终结了“文革”浩劫中因“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取消高考、停办大学以及工农兵上大学的荒唐之举，从此才有了一批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才，源源不断地从大学被培养出来，成为改革开放、建设祖国的中坚力量。

桂维诚　宁波诺丁汉大学附中语文高级教师，作家，民盟宁波市委老龄委员会副主任，镇海区中兴校友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