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

顾　玮

一、1977年高中毕业了

1977年夏天，我从宁波第十六中学高中毕业了。当时宁波市的政策是兄弟姐妹中有一人下乡，则另一人就可以留城工作。我姐为了让我能够留城，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去了宁波郊区的农村插队落户。于是，我就获得了留城工作的机会。我姐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并被宁波师院数学科录取，那是后话。

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我先去了一所校办工厂打工，按天计酬，每天的报酬是五毛钱。我的工作就是做“泥芯撑”，那是一种在浇铸金属制品过程中用于支撑模具的铁支架。就这样，一边打工一边等待着分配，心里既忐忑，又有些无奈。记得一起打工的有一位叫李小林的同伴，后来也考上了宁波师院物理系。

二、进了母校的复习班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宁波第十六中学的老师们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开办了复习班，我也被召回参加了复习。

我们这些人是在动荡年代接受的基础教育，文化课底子薄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中学四年（初、高中均为两年学制）基本上是在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中度过的，一度物理课程也被“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所取代。为了帮助我们做好应考准备，母校为复习班配备了最强的师资：语文老师周达章（还兼了复习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李杨钦、化学老师金伟德（也是高中时的班主任）、物理老师包复兴、英语老师屠元奎，用现在的话说都是超级棒的。当时参加复习班，完全是免费的。参与复习班工作的老师们好像比我们这些备考的学生还要激动和紧张，全身心投入复习指导中。

因为学校白天腾不出教室，除周日外，所有辅导都安排在了晚上。学校的书记方中原老师每晚总要陪着大家上完夜课才肯返家，而不少老师还要个别辅导直至半夜一点多。每晚复习课结束后，周达章老师还会叫上几个同学，现场命题，让大家用15分钟时间构思，由老师和同学进行评议，如此强化作文训练。我们还不能忘了常常义务为我们解题辅导的孙常良、华海潮等老师。

那时，要取得系统的复习资料是很困难的。复习班的老师们千方百计为我们创造各种条件，组织起有效的复习。除了油印的讲义，还把作文的范文、数理化难题解析等张贴在教室、走廊里，凡是校园里能贴上的地方都贴上了，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大学毕业照

记得预考的数学卷里有附加题，都是大学的内容。我还真找到了一本为工农兵大学生编写的高等数学教材，试着自学了一些微积分的内容。在复习班的一次模拟考试中，居然蒙对了两道计算微分和积分附加题。为此，数学老师还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

随着高考时间的临近，我被一家生产船用雷达和家用台式收音机的宁波地区无线电厂（在宁波江东大河路张斌桥）正式录用了，在那里做起了学徒工。之后便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母校复习。

三、参加了两次考试

1977年高考的录取率是极低的。高考中断已11年，其间的11届考生，加上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全国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了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左右。浙江省也分预考和正式高考，预考分地区进行。

很快，我们就迎来了宁波地区的预考。预考的结果还真使我受到了鼓舞，语文、数学两科成绩超过了120分。老师告诉我们市里有说法，预考成绩120分以上的要重点培养。之后，在1977年的冬天参加了正式高考，我们的考场安排在宁波五中（现在的效实中学）。说起那个时候参加高考，真是简单。早上步行到考场，中午到街上小吃店吃碗面条，下午继续考试，第二天也是如此。绝看不到什么禁噪令、大批家长云集考场门口、众多交警维持秩序的场面。

我从小酷爱动手制作，中小学闲暇时间都花在了制作航模和无线电作品上。做了一大堆船模、车模和飞机模型，收音机组装从简单的矿石机到来复式、超外差式，后来还试着组装混合式电视机，家里的阁楼俨然成了我的实验工场。我感觉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将来可以在工程技术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都选择了工程类的专业。

四、录取中的波折

1978年的开春，张榜的时刻到了，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结果录取的名单中却没有我的名字，那一刻失落的情绪可谓“月落乌啼霜满天”。原来，我填报的浙江大学电机系属于机密专业。受“文革”影响，当时对考生的政审还是比较严格，由于我父亲的政治面貌有“海外关系”（父亲的两位哥哥都在台湾），我只能报考一般非涉密专业。

落榜了，我无奈地回到工厂继续做学徒。做学徒，就要从基础干起，先后去过金工车间、总装车间、电工室、检验室等。在短短的工作时间里，厂里非常看好我有无线电技术的基础，就调我去了技术科。那时，中午工余时间还会与同事在张斌桥上晒晒太阳，聊聊大天。由于得到厂里的重用，同事之间相处融洽，落榜带来的不爽渐渐消失，也就随遇而安了。

在杭大南门留影

不久，传来了扩招的消息，让我们重新填报志愿，我就老老实实地填写了非涉密的杭州大学物理、数学专业。之后被杭州大学物理系录取。后来得知，当时国家计委、教育部研究决定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杭州大学的档案卷宗里还记录了恢复高考当年的第一次扩招，1977年扩招普通班11个专业共161人，外加一个中文专修科40人。扩招的新生在1978年4月10日入学，比同级新生晚入学一个多月。

要上学了，我所在工厂的同事们说了很多祝贺、鼓励的话。龚姓人事科长通知我，到厂部财务科领取5元交通费。龚科长笑呵呵地对我说：“这5元钱是你去杭州的火车票钱，剩下的叫个三轮车去学校吧，你写一张收条，也不用拿车票回来报销了。”遗憾的是我当年工作过的宁波地区无线电厂，在以后的调整中被撤并了。

就这样，我于1978年4月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杭州大学，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省级机关工作。之后，就一直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五、一些感悟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社会结束“文革”、拨乱反正的重要事件，其意义不仅仅是高校招生形式的变化，而且对国家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首先，它彻底否定了十年动乱时期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等等错误认识，重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其次，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是对教育秩序、社会公平公正秩序的重建。再次，全国统一高考以一种严谨规范的制度形式和手段，确保了人才选拔的可信度。这些都为日后我国国民素质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从机制上提供了坚强保证。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事业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高等教育从过去的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化。浙江省已建有普通高等学校108所（含独立学院及筹建院校），全省研究生及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有106.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2016年高考总录取率达到89.7%。现在，上大学对许许多多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这些年来，对现行高考制度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对高考和高校招生录取办法的改革探索也从未停止过。相信高考制度的改革会与时俱进，以更好地顺应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顾　玮　1982年1月毕业于杭州大学物理系。同年进入浙江省教育厅（省教委）工作。2013年5月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2015年9月起任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