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回馈

蔡培润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本科生——77级中的一员，应该要说点什么吧？

因工作性质关系，有一次我去参加普通话等级测试，其中有一题“即兴说话”，我抽到的话题是“最难忘的一件事”，要求用普通话流利地讲述三分钟。当时，我竟然丝毫没有思考，冲口而出：“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在激烈的竞争中，我一举考入本科院校，成为光荣的77级中的一员……”

1966年我14岁，在上海市静安区重点中学——第六十一中学（现在改为上海市民立中学）读初一。当时在校的高三、高二、高一和初三、初二、初一学生就是后来所谓的“老三届”。高三和初三的学生基本上读完了高中或初中的全部课程，按惯例分别准备高考和中考，正在做最后的复习，准备冲刺，或者打算就业。高三准备高考的学生已经开始填写高考志愿了，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后考试。他们后来被称为66届高中生。我是68届初中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刚读完一年的初中课程，物理、化学、几何等课程还没有接触过。所以，以后在下乡的日子里被戴上“知识青年”的桂冠，实在惶恐得很：哪里有什么知识，其实就是半文盲。

1977年，记得大约是那年的八九月份，忽然传来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不再是推荐，而是要进行入学考试了，几天后就要到公社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报名了。我们潘火公社不大，一万多点人口，报名的有160多人。我当然也义无反顾地报了名。但报名后考什么、什么时候考、有没有考纲，全部一无所知，整个公社没有人知晓。贫管会虽是当时的公社教育领导机构，但因为是贫下中农，所以也理所当然地不知道，当时也没有想到可以去招生机构问问。

那么先拿起书来看了再说吧。我的底子前面交代过了，68届初中毕业，实际读了七年书，六年小学一年初中。在这七年读书生涯中，我的成绩是一流的，特别是语言文学，因为从小就喜欢阅读，看过不少书。下乡期间也经常为大队领导捉刀写批判稿、汇报、总结等。记得下乡期间曾奉命仿照《虹南作战史》（“文化大革命”时编写的上海虹桥地区的一本村史，由出版社正式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写过厚厚的一本村史，可惜没有留下，早已散失。

知青生涯的后期，会发给知青人手一套普及基础知识的知青读物，内容涵盖数理化生文史地等，一套有十多本，现在看来质量低下，是匆忙拼凑而成的。绝大部分知青拿到书后就将之束之高阁，我为排解无聊，有时也看这套书打发时光，或多或少也看进去一些。至少知道了力的三要素是大小、方向、作用点；知道了手工开平方的方法，直到现在还经常能向大、中学生炫耀，因为现在他们开平方时只会按计算器。

从1966年到1977年，“文革”期间又缩短了学制。初中、高中都成了两年制，所以理论上至少有12届以上的毕业生，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报名，估计全国报名人数应该是以千万计的。当时正处在百废待兴时期，政府恐怕难以组织这么浩大的考试，其实也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么多报名的人中，很多人说他是文盲、半文盲也并不为过。所以全国各地都在10月份或11月份自行组织了筛选考试，宁波地区也不例外。筛选考试被称为预考，只考数学、语文两科。现在想来，筛选考试的合理性自不待言，但合法性值得商榷，因为随意就剥夺了考生的考试资格。考试后我自我感觉能轻松过关，具体考多少分也没有公布，语文成绩肯定在公社名列前茅，数学虽失分很多，当时连轨迹方程的求法也不知道，但两门课的总成绩不会低。几天后，筛选后的名单公布了。潘火公社160多名报名者只剩下六十几名，我也忝列其中。当时剩下的六十几名考生虽忐忑不安，却也不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自信心大大提升了。

想想数理化我还有那么多的内容没有学过，而离正式考试的12月中旬还有一些时间。我当即决定，回上海，脱产复习。到了上海，哥哥拿出厚厚一摞数理化教科书，那是“文革”前他自己读过的书。物理、化学得从初中看起，这一摞书不下十多本吧？必须三四天看完一本书，而且要看懂、理解、会解题。这是什么概念？一本书可是一学期或者一学年一门课的教程啊。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早晨5点不到起来，晚上要到11点左右才睡觉，整天埋在书堆里，一个劲地看书解题。晚上哥哥下班了，向他请教未弄懂的问题。母亲看到我胡子拉碴、一副憔悴的样子，心中十分不忍，但也知道这时不拼更待何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段时间我并不觉得有多苦，反而内心十分快乐，从没有在短时间内获得过如此多的知识信息，天天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那时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超强，记忆力也非常好，学习十分高效，所以沉浸在获得知识的喜悦中。但周围没有同学、伙伴交流，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了。反正那拼命的一段时间，别人看我一定很苦，而我自己并没有苦的感觉，反而是十分快乐的。

正式考试在1977年的12月中旬。考试前很多高中内容根本还没来得及看：数学中整本立体几何没有看过，而根本不用考的参数方程和极坐标却花时间看了，平面几何中“圆”和“相似形”也很薄弱，一知半解；物理整章电学没有看过；化学的有机部分没有看过，所以直到如今，仍然不知道有机化学中的六边形“乌龟壳”是何物。

考试分两天，上下午共考四场。我报的是理科，四场分别考数学、语文、政治、理化（物理、化学一张卷），考点在当时的邱隘区中心学校。考试以后感觉语文和政治很满意，特别是语文，两篇古文翻译现在看来很浅显，但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但凭我的阅读功底，准确无误、流利地翻成了白话文。作文“路”也写得很流畅，一气呵成。政治基本上是夸夸其谈，“文革”的大话、套话充斥其中，现在拿来看看一定很可笑，但那时是可以谋得好的分数的。而数理化可以说是学习到的内容都答对了，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基本上都空着。特别是立体几何居然考圆柱、圆锥的体积，这我在小学就已经掌握了；几何的“相似性”考了一题特难的题目，即使功底不错的考生也大多不会。这些因素缩小了我和其他考生在知识掌握上的差距。

同场考试的基本上都是高中毕业生。有“老三届”高中生，但他们所学的知识也已经荒废十多年了；更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在新学制下大多读了两年初中两年高中。像我这样初中都没读完也报考的考生真是凤毛麟角，即使有，在预考中也惨遭淘汰了。而在“工农兵大学生”推荐中争得头破血流的几个主儿，连名也不敢报，想想也是一种讽刺。

同场考试的考生中，有一位是后来任中共宁波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的郑杰民，公安局局长卸任后任市人大党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是“文革”前邱隘中学（现鄞州中学的前身）的66届高中生，据说读书时就是高才生，“文革”中种过田，在队办工厂里打过工，跑过供销，后来在村小学里当“孩子王”，即民办教师。与我同在潘火公社，他在向阳大队，我在三联大队。数学、理化考完后，他都与我对答案，当然，以他讲解为主。听他口气，当时就觉得他信心满满，中气十足。后来他进了杭州大学的生物系。

我考完后却根本没有那么自信，事实上差错很多，原本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所以考完后即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了。大约一个月后公布了体检名单，潘火公社上线的有11人，6人为高校，5人为中专（高校、中专同一批考试，同一张试卷，那时叫高中中专），我的大名赫然在高校之列。公布的方式是大红纸张榜，几张拼接的大红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全邱隘区11个公社上百名上线考生名单。后几天生产队出差的社员回来告诉我，在梅墟也看到了我的名字，在福明也看到了我的名字……每个公社都用同样的方式公布。

在焦急的等待中，眼见上榜的考生一个一个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笑逐颜开地办各种手续。我直到春节后才接到电话，让我去县招生办拿录取通知书。后来得知77级全国招生24万，后来又扩招3万，我大约是被扩招进去的，所以录取滞后了。招生办老师告诉我：“你被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数学系录取，是本科。”其实当时我并不懂什么本科、专科，哪怕录取到中专也喜出望外了。毕业进入教育系统以后又碰到了这位招生办的老师，才知道当年这位告诉我“本科”的老师就是招生办主任詹华成，他后来去了市招生办。

以初中一年级的学历，和12年的历年高中毕业生一起，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本科院校，这是此生最扬眉吐气的一件事。向家里报个喜吧，他们一定望眼欲穿了。没几天，回信来了，他们竟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前就已知道喜讯。原来那时大学录取还有政审这一环节，这里早已派人去父亲、母亲的单位调查过，所以他们先于我知道这一喜讯也就不奇怪了。值得一提的是，那年67届高中毕业、在工厂里已经工作9年多的哥哥也参加了考试，并被上海交大录取。那时家里出一个大学生就已经很轰动了，而我们家兄弟两人双双在恢复高考后第一年一起考进大学，我们家所在的整条马路都轰动了，大家纷纷传说这家人家怎么怎么厉害，孩子怎么怎么争气。那一段时间父母是最扬眉吐气的，无论亲戚、同事、邻居还是熟人，见到他们都伸出两根手指赞叹：两个！父母感觉是无比的荣光，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多年后我自己成了父亲，儿子也出了些成绩，才深刻地感觉到，其实这是给父母最好的回馈。

作者的各类证书

蔡培润　鄞州教师进修学校原教导处主任、原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