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宁波市志》记载，宁波最早的书院应该是公元850年（唐大中四年），由象山县令杨弘于县城西北蓬莱山麓栖霞观内设的蓬莱书院。书院主讲儒学经典，有学田作为经费来源。[51]如果从书院的讲学功能来说，宁波最早的书院则可以追溯到公元200年左右，据史料记载，在三国时期宁波就出现了书院。光绪《慈溪县志》中引《句余土音》记：“虞都尉讲舍，县西北六十里鸣鹤场。虞翻为吴骑都尉，讲学不倦，门徒尝数百人。”[52]通过这段叙述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当时慈溪鸣鹤的书院教化已经有了一个雏形，但如果把书院视作兼具藏书、教学、祭祀等功能的教育机构，那么宁波古代书院应肇始于宋代。
传统中华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是以河川、平原为主体的大地、高山、高原，大海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太感兴趣的地方。在西方大哲人黑格尔看来，中国人的观念是“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53]。中国文化的中心一直在内陆中心地带。站在古都西安、洛阳、开封看江南的宁波，它始终是一块边陲之地。内陆中心区是儒家文化的天下，而在边缘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则明显减弱，从而显得落后。在整个秦汉、六朝与隋唐时期，宁波作为大会稽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边缘部分，显得格外落后。汉唐时期，整个浙东地区出现了几个文化家族：虞氏、贺氏、王氏、谢氏。其中，虞氏家族在余姚，其文化程度不可小瞧。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大家族都是北方移民后裔。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移民文化程度较高，而土著文化层次较低，浙东文化是一种“移植型”文化。总体上说，到唐朝时，宁波地区的文化水准仍不高，作为社会教化的书院难有大力发展的基础。
北宋初期的宁波，行政格局与唐大体相似，由于处于帝国的边缘位置，故而宁波文化进展不大。北宋中叶以后，浙东文化发展局面才有了改变，明州地位开始上升。全祖望称“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54]。这得益于宋朝的文教普及运动。北宋强调文教治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教育。宋朝是中国第一个最重文教的时代。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为了培养文官人才，诏令全国有条件的州、县设置官学。于是，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公立学校。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一时间，“山林特起之士，卓然为乡师表，或授业乡校，或讲道闾塾”，各地一批批青年学子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系统教育。这种规模性办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宁波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达起来的。在这场儒家文化普及教育运动中，明州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老师、学者，即“庆历五先生”。“庆历五先生”是指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五位学人。因讲学于宋仁宗庆历年间，人称“庆历五先生”，又称“明州杨杜五子”。“庆历五先生”先后投入到了书院教育中。其后，除楼郁中进士出外做官，其余几位都不曾停止过教学工作。五先生以经史为主要讲授内容，书院的创立吸引了一大批士子前来求学。王致讲学的地方后来被称为“王鄞江先生隐居”；杨适隐居大隐山40年，史称“大隐先生”，乡里弟子纷纷投其门下；王说在自家酌古堂进行讲学，创办了桃源书院；楼郁讲学的地方在宁波月湖竹洲，位于今天的宁波市第二中学，被称为“正议楼公讲舍”。除此之外，王致的弟子汪洙也曾在宁波讲学，书院设立在西山，取名为“汪隐居讲舍”。五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为四明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四明地区的儒家文化水准。北宋是宁波本土儒家文化真正崛起的时期，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事实。
南宋时期，“淳熙四先生”在研究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将其传承下来，将陆九渊心学作为讲学的重要内容，兼程朱理学及金华、永康、永嘉诸学派学说而形成“四明学派”。他们聚集在明州，兴建书院，学术与教育相结合，积极宣讲“六经”经义，又注重讲授“治民安生”等实用知识。杨简创办了“杨文元公书院”，沈焕创办了“沈端宪讲舍”，袁燮创办了“城南书院”。另有绍熙四年（1193）进士楼昉，在江东张斌桥左创办了“迂斋”，有数百人到这里求学，跟随楼昉学习知识。其弟子郑清之后来又在宁波创办了“甬东书院”，并且“甬东书院”成为宁波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古代书院之一。枢密陈卓在梅墟创办了“菊坡书院”，吏部侍郎陈埙曾在宝幢讲学，将其讲学的地方称为“陈侍郎讲舍”，山东人焦瑗在南渡的时候曾在甬上避居，在避居期间仍然不忘传播知识，在大涵山麓创办了“焦征君讲舍”，并在此讲学。同一时期，宁波境内还创办了南山书院、海隅书屋、石坡书院、慈湖书院、广平书院、龙津书院、丹山书院、登瀛书院、怡思书院和高节书院等十所书院。
自进入明代后，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百姓的思想进行控制，比如兴办官学，教化士人，明代的许多书院都是官学性质，讲授更多的是儒家伦理道德，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明代的一大特色，并且对清朝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教育的主体不再是单纯的儒学教育，而是通过儒学教育为社会培养政治人才，政治色彩十分强烈。明政府为了选拔更多的政治人才，还拓宽了科举考试的渠道，这也意味着士人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明代大兴科举考试之风，由于科举考试是为了选拔官员，听从政府安排管理地方政事，因此，选拔的都是文官。对当时的士人来说，文官可以说是最大的出路，做了文官不愁吃不愁穿。因此，明代宁波书院具有极强的官学色彩。官学的兴起必然导致私学的衰落，民办书院的命运掌握在国家手中。由于在当时的浙江，教育已经得到重视，学派众多，所以浙江已经成为教育大省，及第人数时常位居各省之首。在浙江各下属地区中，宁波是考取进士最多的地方，从区域角度来说，也是我国考取进士最多的区域之一。其中，及第率高的有余姚、鄞县和慈溪，三地大办官学为明政府培养了无数政治人才，他们任职于全国各地政府机构。明代强调“以理治国”，“理”实际上指的就是理学。在明代，理学成为主流思想。方孝孺是明朝著名的文官，他强调政治道德不是空谈，而是要切实履行。靖难之际，方孝孺不畏权势，积极向皇帝建言，但是最终却落得悲惨的结局，成就了忠义形象，方孝孺的勇敢、大义凛然对后儒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朝宁波的书院从明中叶开始涌现，其间，除了政治、科举等因素影响之外，王阳明的影响非常大，他在家乡的讲学，以及致力于书院建设的拳拳之心和后学的影响推动了宁波书院的深入发展。明代宁波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新建书院近20所。其中，鄞县新建镜川书院、南山书院；慈溪新建屿湖书院、东泉书院、宝阴书院和西溪书院；余姚新建南渠书院和姚江书院；奉化新建竹庄书屋；象山创办聚奎书院；宁海创办石镜精舍、竟成书院、缑城书院以及正学书堂，其中，正学书堂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方孝孺。在上述书院中，尤以姚江书院和石镜精舍最为著名。姚江书院以健全的“讲会制度”和传承王阳明心学让人肃然起敬；而石镜精舍以喜结四方志士而闻名，吸引了许多鸿儒硕学聚集讲学，最为著名的就是方孝孺曾为精舍主持，讲学做学问于此，对当地的文化教育影响深远。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防止人们通过书院讲学，聚众成势，于是积极鼓励创办官学，严禁创办书院，导致宁波书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停滞状态。康熙年间采用怀柔措施，积极拉拢汉族的知识分子，对书院的态度也由反对转变为大力支持，并且还通过赐匾额等方式对书院进行褒扬，宁波书院也因此得以重振辉煌。在清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宁波缙绅之士便积极投身到修复和创立书院的大潮中，宁波书院由沉寂逐渐走向了复苏。雍正年间，鼓励创办书院，并且政府专门提供经费用以支持书院建设和修复，宁波书院达到49所[57]，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书院的控制也逐渐加强。
从数量上来看，浙江书院位居全国第二。宋代全国书院总数为203所，其中浙江省34所，宁波市24所，宁波书院占全省总数的70.6%；元代全国书院总数为143所，其中浙江省19所，宁波市13所，宁波书院占全省总数的68.4%；明代全国书院总数为745所，其中浙江省75所，宁波市16所，宁波书院占全省总数的21.3%。[58]由此可见，在浙江省书院发展史上，宁波的书院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书院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等方面，宁波书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比如书院主持人（山长）除了承担日常的讲学任务之外，还需要总领书院的一切大小事务。在教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教学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学生自学、集中讲解、互相答辩等等，尤其是讲会制度在宁波许多书院均有体现，姚江书院是宁波众多书院中讲会制度最健全的。
这些书院，现在大多已沉寂消失，但它们传承下来的文化余韵为宁波文化史贡献了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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