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术创新

书院在发展早期，主要是个人读书、治学和藏书之所；后来书院的教学职能逐渐增强，发展为聚徒讲学之地。虽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书院功能各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是书院的一个重要功能。自宋代后，非官方的儒学流派呈地域性分散崛起之势，儒学的地域性发展成为当时儒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与先前儒学所呈现的凝聚性、单一性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87]此后数百年间，濂学、洛学、关学、闽学、湖湘学、姚江学等建立在地域分化基础之上的儒学学派，纷纷登上中国思想史的舞台，在多元共存、一本万殊的文化氛围中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获得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由于地域性儒学的民间性特点，大儒硕学往往选择当地书院或自己创立书院这种体制外的文化教育机构作为集聚讲学、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中心。^[88]就宁波而言，无论是阳明心学还是浙东经史学的学术研究与创新，都与宁波本地书院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术研究活动大大地提高了宁波本地的学术理论水平，阳明心学、浙东经史学派已经融入并塑造着宁波本土文化，甚至可以说，宁波古代书院学术创新与宁波地域文化形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89]以阳明心学和浙东经史学派为代表的宁波书院学术创新往往能够立足理论前沿，回应社会与时代需要，对儒学经典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创发，从而构建出独具特色的本地学术理论，为宁波本地文化的发展确立价值内核和发展方向，在学术理论层面促进本地文化的发展，塑造着宁波“经世”“务实”的精神内核。

（一）甬上证人书院的学术创新——宁波古代书院学术创新的典范

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术创新，尤以甬上证人书院最为有名。以甬上证人书院为发源地的浙东经史学派倡导学术研究要切入“人事”，主张“经世致用”，在史学、经学、文学、历算学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尤以史学成绩最为突出，其学术创新水平不论对当时的学术文化发展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果把浙东经史学派看成一个跨越百年的创新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学术带头人毫无疑问是黄宗羲。黄宗羲的创新思想可以用“明经通用、经世致用”这八个字高度概括，当时士子专读时文，“时文充塞宇宙，经史之学折而尽入于俗学”，科举之学崇尚片言只语，不讲“大经大法”，针对这些弊病，黄宗羲强调“以六经为根底”，“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90]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了明朝二百余年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开创了我国学术史的先河；《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授书随笔》《春秋日食历》等经学著作，体现了黄宗羲以经世为治学目标，经史互为表里，相须以行，相辅以用，为现实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具有重大的学术创新意蕴。

书院在宋以后能够成为各种新兴学术思潮的基地，那些名儒硕学乐意创建书院讲学，是与书院的自由创新的学术氛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甬上证人书院更是凸显了书院的自由创新的价值理念，在黄宗羲的主持下，甬上证人书院的学术极富创新性，黄宗羲及其弟子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熟谙传统文化，而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开创新说。黄宗羲自称：“予注律吕、象数、周髀、历算、勾股、开方、地理之书，颇得前人所未发。”章学诚则说：“学诚从事于文字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甬上证人书院学术创新能力得到极大的激发还与师生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直接相关，师生亦师亦友的和谐关系，一方面有利于共同进行学术探讨，使学术大师能够在一个好的学术环境中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建立自己的学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钻研能力，学生不再死守教条、默诵章句，而是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在学术研究上不断自由创新。

在黄宗羲这个学术带头人的带领下，浙东经史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涌现了一批创新人才，其影响力以宁波、绍兴为中心扩展至浙西，乃至全国。其中代表人物有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黄宗炎、万斯大，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经史兼治而偏重文学的李邺嗣、郑梁、郑性，偏重自然科学的黄百家，偏重于考据的邵晋涵、王梓材等等。创新的学术著作丰厚，重要的经学著作有《庙制图考》《尔雅正义》；重要的史学著作有《宋元学案补遗序录》《宋元儒博考》；重要的自然科学著作有《明史历志》《勾股矩测解原》《勾股述》《勾股引蒙》《测地志要》《五纬捷算》。

（二）宁波古代书院学术创新的路径

总体而言，在古代书院和学派发展过程中，宁波是一个学术创新能力涌现的地方，虽然学术创新各有妙招，但概览全局，还是能发现他们存在一些独具特色而又有普遍价值的进路。具体归结如下。

其一是在落实中提升，在提升中落实。南宋的阳明心学重在下学上达，由器而道，由事及理，由一隅之见上升为道之全量。明清浙东经史学派则由上达而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黄宗羲从“盈天地皆心”的王学宗旨出发，“以书明心”，综合诸家，落实于“经术经世”；章学诚宗陆王而不悖程朱，寓一贯于多学而识，切于人伦日用和典章制度，提倡“史学经世”和“学术经世”。有下学而上达，有上达而下学，经过多次反复，浙东之学才成为“宏阔不为迂，切近而不为陋”的经世致用之学。

其二是在批判中构建，在构建中批判。宁波古代的学术创新既与时俱进又逆于时趣，贵以实学避风气，不务虚名寻风气。特别是对盲目趋附、同乎流俗的学风文风，批判不遗余力。他们严于去伪，慎于纠偏，在批判中构建自己的学说；在构建中又能正视自己的不足，不断纠偏补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其三是在离异中回归，在回归中离异。离异是对传统禁锢的解脱，回归是对传统精神的认同。阳明心学是对当时朱学因独尊地位而日益僵化等种种弊端的离异，目的在于将儒学的纲常伦理根植于士人百姓心中，体现于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成为整合社会与控制社会的有效力量，以挽救社会危机。同理，浙东经史学术也是对明中后期空谈性理的离异，希冀以学术研究来实现经世的目的。但最终又归于道德性理，为实现心性事功合一之学。另外，从阳明心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四明学派、姚江书院都有出入释道的踪迹，但最终还得历经复儒归本的学术历程。^[91]

【注释】

[1]（元）王应麟：《广平书院记》，《四明文献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6册，第1013页。

[2]（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宋元方志丛刊本》卷九，中华书局1990年版。

[3]（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本》卷十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

[4]转引自张如安：《北宋宁波文化史》，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5]转引自王炳照、郭齐家：《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6]（清）全祖望著，黄云眉选注：《鲒埼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43页。

[7]董绍德主编：《鄞县教育志》，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8]（清）全祖望：《过柳亭访袁正献公絜斋书院》，《句余土音》卷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2355页。

[9]（清）臧麟炳、杜璋吉著，龚烈沸点校：《桃源乡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0]转引自张如安：《北宋宁波文化史》，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11]转引自张如安：《北宋宁波文化史》，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12][日]佐藤仁著，冉毅译：《全祖望撰〈庆历五先生书院记〉考》，方祖猷、藤复主编《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3]转引自张如安：《略论北宋“庆历五先生”对宁波的文化贡献》，《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二期。

[14]转引自张如安：《略论北宋“庆历五先生”对宁波的文化贡献》，《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二期。

[15]（宋）王安石：《答王致先生》，《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5页。

[16]转引自俞信芳：《鄞县楼氏研究中若干难点试释——读〈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鄞塘楼氏宗谱〉札记》，《鄞州文史》2007年第3辑。

[18]（明）李堂：《书庆历五先生传后》，《堇山集》卷十三。

[19]（清）徐兆昺：《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下册，第1022页。

[20]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81页。

[21]转引自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1页。

[22]转引自陈薛俊怡编著：《中国古代书院》，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23]参见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72页.

[24]（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25]（明）薛瑄：《读书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1册，第549页。

[26]（清）黄宗羲：《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1页。

[27]（明）王守仁：《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3页。

[28]（明）王守仁：《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5页。

[29]（明）王守仁：《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8页。

[30]（清）黄宗羲：《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1页。

[31]（明）王守仁：《语录二·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0页。

[32]（明）王守仁：《语录二·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2页。

[33]（明）王守仁：《年谱二》，《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9页。

[34]（明） 王守仁：《语录三·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35]（明）王守仁：《外集三·答储柴墟》之二，《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4页。

[36]（明）王守仁：《外集四·送别省吾林都宪序》，《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84页。

[37]（明）王守仁：《语录三·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38]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4页。

[39]（清）张廷玉等：《顾宪成传》，《明史》卷二百三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53页。

[4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8页。

[41]（明）王守仁：《外集一》，《王阳明全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699页。

[42]转引自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1页。

[43]（明）王守仁：《年谱》附录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3页。

[44]（明）王守仁：《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4页。

[45]转引自周銮书等编：《千年学府：白鹿洞书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46]（明）王守仁：《文录二·与邹谦之》，《王阳明全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47]（明）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序说·序跋》，《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5页。

[48]（清）黄宗羲：《浙中王门学案》二，《明儒学案》卷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8页。

[49]（清）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一，《明儒学案》卷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3页。

[50]（明）王守仁：《年谱》二，《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页。

[51]（明）王守仁：《年谱》二，《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2页。

[52]（明）王守仁：《年谱》三，《王阳明文集》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0页。

[53]（明）王守仁：《文录三·寄邹谦之》，《王阳明全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54]（明）王守仁：《语录三·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55]孙中曾：《明末禅宗在浙东兴盛之缘由探讨》，《国际佛学研究》第二期，（台北）灵鹫山出版社1992年版。

[56]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57]转引自钱茂伟：《浙东学术史话》，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58]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59]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3页。

[60]参见肖永明，张天杰：《从越中到甬上——证人书院讲会与明清学术转型》，《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80页。

[61]（清）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62]参见钱茂伟：《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第87—93页；袁元龙：《四明学派·浙东学派·浙东史学派》，《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5期，第92—96页。

[63]（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转引自《浙东学术》，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64]王钟翰点校：《黄宗羲传》，《清史列传》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5页。

[6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66]（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册，第509页。

[67]（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册，第453页。

[68]参见管敏义：《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69]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页。

[70]（清）钱大昕：《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88页。

[7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72]参见（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6页。

[73]转引自顾玮：《宁波：记忆与想象》，宁波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74]参见《朱舜水：大哉先生，吾乡巨哲》，《宁波日报》2008年11月18日。

[75]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76]岳声和等：《会规》，《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册，第175页。

[77]（清）施璜：《还古书院会纪》，《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册，第619页。

[78]参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79]（清）焦循：《良知论》，《雕菰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9册，第187页。

[8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7页。

[81]（明）王守仁：《语录三·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82]（明）丘濬：《余姚县学进士题名记》，《琼台会稿》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274—275页。

[83]（清）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重修舜江楼记》卷四，第236—237页。

[84]（清）黄政懋等：《余姚竹桥黄氏宗谱》卷十一，木活字本，第24页。

[85]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府·余姚县》，《浙江通志·风俗上》卷九十九，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99页。

[86]转引自王翔：《中日丝绸业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87]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7—64页。

[88]参见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14页。

[89]参见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21—422页。

[90]（清）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059页。

[91]参见杨太辛：《浙东学术精神的传递途径和传承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