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创办者和主持者对书院藏书十分重视，将书院藏书作为书院的主要功能之一。在戴钧衡看来，如果书院仅教书而不藏书，那么就不能称之为书院。一些学者认为，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书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知道，书籍是文化的载体，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都不可能离开书籍而进行。如果离开了书籍，学术研究就没有了依据。同时，书院更加重视学生自学，在教师指导下研究儒家经典史籍，独立开展学术研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出书院藏书的重要性。可以说，书院如果没有藏书或者对藏书不重视，书院也就无法正常运行。
书院藏书对地方文化积累有着重大意义。书院藏书可以说是古代藏书的一大支柱，也是古代藏书的重要类型。书院藏书本来就能体现出地区文化发达程度。宁波书院拥有大量藏书，增加了宁波文化知识资源，是宁波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宁波文化也成为我国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寺院藏书、官府藏书相比，书院藏书的实用性更强，内容的时代性突出，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在时代思潮变化、社会转型等方面，这一点表现得都十分明显。书院藏书之所以如此注重实用性，是为了满足师生阅读需要，因此，无论是哪所书院，书院藏书都是向本院师生开放的，本院师生均有资格借阅。正是书院藏书的这一特点使得一些贫苦出身的士子可博览群书，因此，与其他藏书形式相比，书院藏书拥有更多的读者。由于宁波书院的学生大都来自本地，因此书院藏书在促进读书风气的形成、提高本地人口素质上也起着重大作用。实际上，书院日常教学活动、开展学术研究等都离不开藏书，从这些方面来讲，宁波书院藏书在提高当地学术理论水平、人才培养的方面作用甚大。
据史料记载，唐代宁波著名藏书书院主要有两所。一个是德润书院，由李楚臣创办，该书院的前身是普济寺。德润书院从建立直到清朝迁址可谓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兴盛之时曾与慈湖书院齐名，求学于德润书院考中进士的人达百人之多，翻看德润书院藏书典籍，最自豪的就是的“茶圣”陆羽的《茶经》[2]。这部著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梅尧臣就曾感叹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另一个是缨溪书院，由杨宏正创办，在宋代嘉定年间赵善晋对该书院进行了大修。清乾隆年间，尤锡章对缨溪书院进行了重建，并且新增了5间学宫，由于书院前就是濯缨溪，因此将其改名为“缨水书院”。后来，邓怀圣再次重建了该书院，并恢复原名“缨溪书院”，前来求学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宋朝宁波书院可谓是进入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北宋统一后，由于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创办官学，于是民办书院逐渐兴起，宁波市内各县都创办了不少民办书院。随着宋朝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南宋时期，书院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书院藏书制度逐渐完善，无论是从规模、组织还是从制度上来说，民办书院都丝毫不逊色于官办书院，并且在当时已经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另一方面，由于南宋时期科举腐败，官办性质的书院逐渐衰落，一些学者也纷纷从官办书院走向民办书院。
说起南宋宁波藏书，楼钥可谓是藏书大家，南宋时期，楼钥建立了“东楼”。史守之的“碧沚”为史氏家族的藏书楼，可以说是史氏家族的骄傲，同时，也为浙东私人藏书起到了引导作用。袁桷的“清容居”在浙东地区可谓是一枝独秀。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范大澈的“卧云山房”、孙定观的“蜗寄庐”、朱鼎煦的“别宥斋”、冯贞群的“伏跗室”、张季言的“樵斋”等十多家，其藏书量均在五万卷至十万卷左右。
虽然宋代宁波藏书书院数量众多，但是每座书院都各有风格，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甬东书院、杜洲书院、高节书院、桃源书院。甬东书院由郑清之创办，目的是为了纪念他的业师，元代吴宗彦对其进行了搬迁，后暨里士又重建，重建之后的甬东书院规模更大，功能更全。书院搜集了大量藏书，其中包括《春秋本义》《程氏读书日程》，等等，几乎能够满足学者的参读需要，讲学之风盛行，甬东书院于明代被废止。清康熙年间，异地重建书院，并改名为“甬东静清书院”。全祖望在《杜洲六先生书院记》中说道：“其时甬上书院多设长者（山长），而以杜洲为最盛。有先圣碑亭，有礼殿，有讲堂，有六斋：曰志道，曰尚德，曰复礼，曰守约，曰慎独，曰养浩。其中为慈湖祠，旁为六先生祠，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湢，纤悉皆备，有田租以资学者，盖仿佛四大书院规制而为之耳，意良厚矣。”[3]从全祖望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宋代明州杜洲书院的规模很大，设施齐全，藏书丰富。除此之外，高节书院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大，能够同时容纳200多人参读，书院内藏诸多名儒大师的著作。元代高节书院又陆续经历了几次重建，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前来参观和求学，甚至舍宿都住不过来。明代高节书院的藏书被收缴入官，后来朝廷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高节书院的管理和控制，将学员全部遣散出去。至此，虽然高节书院仍然存在，但也只是一座空壳，并在洪武后期被拆毁，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为朝廷的赏赐，一般是赐院额的同时赐书。南山书院、甬东书院曾得到宋理宗的赐院额，“赐书是情理中事”[4]。杜洲书院建有“书库”，杨简的慈湖书院在慈湖筑有“谈妙书屋”[5]，说明当时的宁波书院藏书颇丰。
明代书院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明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重科举、轻书院。在短短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一大批书院被停办。直到成化后，书院才得以重现辉煌，嘉靖年间，书院的发展进入到鼎盛时期。在明朝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王阳明等人对书院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为了将理学宣扬出去，每到一处就大力创办书院。明代宁波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明代宁波最著名的藏书书院非姚江书院莫属，书院创办之初就是为了宣扬阳明学，我们将宣扬阳明学的学术团体称为“姚江书院派”或“姚江学派”，并且成为当时主要的王学流派之一。自该书院创办以来，就有许多士人前来求学，废寝忘食地学习。姚江书院的创始人沈国模一生致力于讲学，八十岁高龄时，仍然奔走于四明山和书院之间，为学员讲学。黄宗羲晚年也曾在此讲学。
明代藏书之最非范钦莫属。嘉靖十一年（1532）范钦中进，曾在多地担任要职。范钦热爱阅读，对藏书更是十分热衷。范钦曾在王世贞家中转抄了不少罕见书籍，也与王世贞多次互换书籍，这样一来，范钦又增加了不少藏书。其他藏书家更侧重于收藏不同版本的书籍，而范钦不同，更重视对当代人著作的搜集。因此，范钦的藏书以明刻本为主，特别是实录、政书、诗文集、地方志等方面的书籍特别多。随着藏书数量的不断增加，原来的书库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范钦的藏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范钦决定重建一座藏书楼，这就是后来的天一阁。天一阁的具体建造时间已经无从考证，根据文献推定，大约建设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天一阁阁前有一片池塘，除了用作美化环境外，还可作为防火设施。后来，范钦搜集碑刻，得一吴道士龙虎山石刻，为元代人揭傒斯所记并书，并有“天一池”三字，范钦大喜，以为适与自己建阁凿池之意相合，遂以“天一阁”名其楼。
通过建立天一阁一事，就不难看出范钦对书籍的热爱，为了对自己搜藏的书籍予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范钦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并且这些措施都是世代子孙必须要遵守的。比如，子孙后代不允许分书，只能在阁内翻看书籍，不可带出。天一阁由范氏家族子孙进行管理。天一阁共有两把钥匙，阁门一把，书橱一把，两把钥匙分房掌管，只有两把钥匙集齐时方可开启。范钦为了避免藏书发生霉变、虫蛀等情况，在每本书中均夹有芸草，又将萤石放在书橱下面防止书籍潮湿发霉。烟、酒、火烛均不允许带上楼。范钦活到八十岁，临终前，将家产分为白银万两和天一阁两份。长子范大冲选择继承天一阁。
虽然范钦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族规，但是天一阁也向一些著名学者开放，供学者钻研学术使用。黄宗羲和李邺嗣都曾登上过天一阁，黄宗羲被天一阁如此庞大的藏书规模深深震撼，并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名作《天一阁藏书记》，李邺嗣也感叹“其有功吾乡文献为甚大矣”。全祖望前后几次登上天一阁并写下了《久不登天一阁，偶过有感》，写道“历年二百书无恙，天下储藏独此家”。全祖望对天一阁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并不过分，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天一阁藏有274种明代初期刻印的地方志，411册明代乡试录以及会试录、登科录。除此之外还收藏了许多手抄本，比如《三才广志》[6]手抄本，该书仅存一本，可以说得上是稀世珍宝。
由于当时的天一阁并不是书院，而是范钦建立的一个私家藏书楼，所以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天一阁经受住了多次考验，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才逐渐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康熙年间，先后有诸多学者来到天一阁，无不被天一阁宏伟的藏书规模所震撼。乾隆年间，为了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要求藏书家积极献书。范懋柱立即向朝廷呈上天一阁600余种珍贵书籍。除了大师、普通士人对天一阁关注外，乾隆皇帝对天一阁也十分重视，曾经多次派人进行考察并绘制了构造图。乾隆皇帝被天一阁深深震撼，对天一阁更是大力推广，天一阁这才被世人所熟知，直到今天，天一阁仍然健在，可以说是宁波藏书史上的一大奇迹。天一阁是我国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最古老三大藏书楼”之一。
清初，政府担心士人通过书院讲学动摇民心，聚众成势，对清政府不利，便对书院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直到雍正年间，书院才得以重新创办。虽然如此，大多数书院仍然是官办性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藏书书院就是甬上证人书院。甬上证人书院并非一处，而且地点也不固定。在甬上证人书院教学期间，黄宗羲着手整理编写了一批阐述发明蕺山学术精华的著作，如《子刘子学言》《子刘子行状》《证人会语》《圣学宗要》《答董吴仲论学书》，等等。甬上证人书院藏有黄宗羲亲自摘编的诸多著作，成为学员平时学习的重要资源。
崇实书院也是清代宁波著名的藏书书院，由薛福成在后乐园创建，厅堂、二十间厢房还有“喻楼”“薛楼”等均用来藏书，藏书涉及算学、天文、史、经等方方面面，印《崇实书院课艺》和《浙东课士录》两册。崇实书院不仅有藏书功能，而且具有教育功能。由于当时已经处于清朝末期，西方教育思想传到我国，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也早早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理念，所以，与其他地区书院相比，宁波以崇实书院为代表的藏书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创新也不足为奇。
因为宁波书院藏书而最终受益的是当地民众，宁波士人可以共享书院资源。另一方面，书院藏书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书院的价值得以进一步拓展，为促进宁波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书院作为宁波文化的中心，这一角色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更好地实现了与宁波的互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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